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聃丘泰、温建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产品服务市场化的成绩。但是，中国软实力明显与经济实力不符，在很多核心技术领域并没有技术优势。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要求，着力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全面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意见，会议要求“提高院士遴选质量”。这是深化2020年以来要素市场改革的继续。笔者认为只有将要素推向市场化，强化竞争，减少内部人控制，中国才能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才能在国家软实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中国高层次人才竞争机制问题很多。曾经烟草院士谢剑平顺利当选，白酒院士4次入选院士候选人。与之鲜明对比的是，2015年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首位中国大陆科学家屠呦呦教授、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中国科学院芯片科学家李爱珍研究员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却落选中国院士。本该客观的科学界评选却常常引起举国哗然。
40多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素市场改革文件出台两年多了，中国专家市场和真正掏钱买票体现偏好的公众市场为何天上人间？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界诺贝尔奖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一、资源配置的几种方式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不是也不应该通过弱肉强食和血缘关系配置资源。但如何配置资源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最主要是通过无形之手的市场交换，用手用脚投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公允定价。其次，政府通过有形之手的强制手段实现资源再分配。再次，由于厂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公司内部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非独立的二级政府内部、行业公会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投票实现资源和利益分配。这些符合道德的资源配置手段都需要公开、公正、透明等信息完全以及一定的规则和竞争完全。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到底选择以上何种方式配置资源，核心是交易成本最小。我们认为其实也存在各种力量博弈的成分。最后，通过腐败、战争、偷窃等非道德非理性手段也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论是产品服务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只有通过市场化发现确定的价格才具有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
二、30年来商品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均衡发展之路
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逐步取消计划和双轨制，通过市场交换发现价格体现价值，由于定价合理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由五个方面指数组成，分别反映市场化的某个特定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市场的法制环境。市场的核心是竞争和公开透明、规则和竞争，最终能公允体现价值。
虽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中国各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由于各种原因还很不均衡。一方面，商品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提高很大。国家发改委测算，2012—2016年各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为94.33%、94.68%、95.16%、96.45%和97.01%。2021年底已达97.5%。
另外一方面，要素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要素价格严重脱离市场，阻碍要素市场正常运行发展。中国城乡户口限制、体制内外有别、事业单位缺乏竞争能上不能下，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技术技能评价制度、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呈现碎片化，缺乏竞争，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难以发挥各类要素活力，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社会出现“躺平”和“平躺”以及“996”等极端现象。
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出台，要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形成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但是，这3年漫长的疫情特殊时期，要素市场化推进很慢，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不到基础作用，各层次利益团体打着政府名义的干扰市场竞争行为层出不穷。
三、科学家要素市场的全球标准高于国内专家市场
院士是中国科学家最高荣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皇冠。大部分人认为诺贝尔奖含金量高于院士的含金量，国内很多单位招聘都规定诺贝尔奖得主待遇高于院士标准。但是，从个人收入来说，在中国，院士终身的年薪待遇远远高于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次性奖金。
不可否认中国是儒家文化下严重的人情社会，但是科学评选不同于竞选和人际往来，不能取决于主观程度很高的选票多少，应该有公开透明、严格客观、可计量的标准，不能用评选教授的标准评选院士。据说屠呦呦落选理由有三条：一是无留洋背景，二是无博士学位，三是没有足够数量的论文。这些条件其实是每个中国普通教授都能达到的标准。
第二，鉴于中国不断开放的事实，中国应该承认国际顶级标准的权威性，对不含意识形态的全球最高权威评选优于国内，即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不是院士如果本人不反对自动升格为院士。第三，中国应该鼓励院士不是科研终点，更不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起点，应该鼓励中国院士队伍普遍成为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和风向标。
四、艺术鉴别的艺术家市场和群众市场要设定合理比例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等中国文化艺术取得飞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依然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作品，原因是不透明不公开行业内部人控制的市场化。放眼观察艺术文化行业，在央视主持人大赛、歌手大赛等评选活动中，都能看到评委投票和公众投票的巨大分歧。一个典型例子是，截至2022年8月28日，中国演员票房排行榜出炉，沈腾204.2亿人民币，中国票房第一（主演13部影片）。不久前7月30日，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评选环节，“沈腾0票”。面对大众哗然，百花奖评委郑重回应，“沈腾得了0票”。换言之，有争议很正常，但绝对没黑幕。
百花奖原本代表观众意见，区别于代表专家意见的“金鸡奖”。沈腾落选表明，专家市场和公众市场标准差之千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巨大泾渭分明。文艺在坚持正确的“三观”和导向基础上，应该倡导服务人民的定位。电影百花奖源自大众电影百花奖，1961年设立的时候是《大众电影》读者和电影观众投票，不同于学院派的电影节大奖由“艺术家”投票。1980年恢复后，百花奖投票形式沿用邮寄选票。2004年新增了短信投票方式，2014年添加了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投票方式。2018年，第34届百花奖设置了现场投票的方式。最大变化是2018年，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终评评选委员会在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投票，评选出百花奖各个最佳奖项的获奖者。
作为大众评选的定位，百花奖应该是群众性、市场性和专家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即使后来增加了评委评选，也应该有明确客观的标准，如票房占多大比例，大众投票站多大比例，评委如何选举，评委投票占多大比例。这样才能在人情泛滥的中国社会科学合理促进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繁荣文艺，防止资本操纵市场、防止打着政治口号干预投票，防止艺术家搞内部交易寡头交换和暗箱操作。否则的话，很有可能百花奖大众评选参与度越来越低，最后搭上了百花奖的信誉和命运。更有甚者，中国软实力发展成为空谈，优秀作品被不合理竞争扼杀，最终夜郎自大，无法赢得世界声誉。
五、高质量发展呼唤要素市场化作为新经济增长点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各个经济主体负债率比较高，过度刺激显然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因此，促进各种要素流动，加强竞争，实现要素合理配置则是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经济增长点。
未来，随着抗疫告一段落，20大之后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分重要，而要素市场化改革被赋予重任。因此，一是所有要素都要市场化，建立健全各种要素市场；二是要打破各种要素不能流动的制度障碍，减少市场准入标准，确保要素市场弹性，建立能上能下的退出机制；三是建立健全透明、客观、公正的要素市场竞争机制，减少人为主观因素阻碍要素定价，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最大发挥价值；四、针对高级人才市场建立类似中国古代“文庙”“武庙”，西方“先贤祠”一样的顶级国宝人才“中华魂”，体现文件要求的“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中国高层次人才竞争机制问题很多。曾经烟草院士谢剑平顺利当选，白酒院士4次入选院士候选人。与之鲜明对比的是，2015年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首位中国大陆科学家屠呦呦教授、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中国科学院芯片科学家李爱珍研究员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却落选中国院士。本该客观的科学界评选却常常引起举国哗然。
40多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素市场改革文件出台两年多了，中国专家市场和真正掏钱买票体现偏好的公众市场为何天上人间？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界诺贝尔奖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一、资源配置的几种方式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不是也不应该通过弱肉强食和血缘关系配置资源。但如何配置资源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最主要是通过无形之手的市场交换，用手用脚投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公允定价。其次，政府通过有形之手的强制手段实现资源再分配。再次，由于厂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公司内部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非独立的二级政府内部、行业公会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投票实现资源和利益分配。这些符合道德的资源配置手段都需要公开、公正、透明等信息完全以及一定的规则和竞争完全。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到底选择以上何种方式配置资源，核心是交易成本最小。我们认为其实也存在各种力量博弈的成分。最后，通过腐败、战争、偷窃等非道德非理性手段也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论是产品服务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只有通过市场化发现确定的价格才具有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
二、30年来商品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均衡发展之路
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逐步取消计划和双轨制，通过市场交换发现价格体现价值，由于定价合理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由五个方面指数组成，分别反映市场化的某个特定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市场的法制环境。市场的核心是竞争和公开透明、规则和竞争，最终能公允体现价值。
虽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中国各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由于各种原因还很不均衡。一方面，商品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提高很大。国家发改委测算，2012—2016年各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为94.33%、94.68%、95.16%、96.45%和97.01%。2021年底已达97.5%。
另外一方面，要素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要素价格严重脱离市场，阻碍要素市场正常运行发展。中国城乡户口限制、体制内外有别、事业单位缺乏竞争能上不能下，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技术技能评价制度、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呈现碎片化，缺乏竞争，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难以发挥各类要素活力，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社会出现“躺平”和“平躺”以及“996”等极端现象。
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出台，要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形成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但是，这3年漫长的疫情特殊时期，要素市场化推进很慢，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不到基础作用，各层次利益团体打着政府名义的干扰市场竞争行为层出不穷。
三、科学家要素市场的全球标准高于国内专家市场
院士是中国科学家最高荣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皇冠。大部分人认为诺贝尔奖含金量高于院士的含金量，国内很多单位招聘都规定诺贝尔奖得主待遇高于院士标准。但是，从个人收入来说，在中国，院士终身的年薪待遇远远高于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次性奖金。
不可否认中国是儒家文化下严重的人情社会，但是科学评选不同于竞选和人际往来，不能取决于主观程度很高的选票多少，应该有公开透明、严格客观、可计量的标准，不能用评选教授的标准评选院士。据说屠呦呦落选理由有三条：一是无留洋背景，二是无博士学位，三是没有足够数量的论文。这些条件其实是每个中国普通教授都能达到的标准。
第二，鉴于中国不断开放的事实，中国应该承认国际顶级标准的权威性，对不含意识形态的全球最高权威评选优于国内，即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不是院士如果本人不反对自动升格为院士。第三，中国应该鼓励院士不是科研终点，更不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起点，应该鼓励中国院士队伍普遍成为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和风向标。
四、艺术鉴别的艺术家市场和群众市场要设定合理比例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等中国文化艺术取得飞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依然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作品，原因是不透明不公开行业内部人控制的市场化。放眼观察艺术文化行业，在央视主持人大赛、歌手大赛等评选活动中，都能看到评委投票和公众投票的巨大分歧。一个典型例子是，截至2022年8月28日，中国演员票房排行榜出炉，沈腾204.2亿人民币，中国票房第一（主演13部影片）。不久前7月30日，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评选环节，“沈腾0票”。面对大众哗然，百花奖评委郑重回应，“沈腾得了0票”。换言之，有争议很正常，但绝对没黑幕。
百花奖原本代表观众意见，区别于代表专家意见的“金鸡奖”。沈腾落选表明，专家市场和公众市场标准差之千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巨大泾渭分明。文艺在坚持正确的“三观”和导向基础上，应该倡导服务人民的定位。电影百花奖源自大众电影百花奖，1961年设立的时候是《大众电影》读者和电影观众投票，不同于学院派的电影节大奖由“艺术家”投票。1980年恢复后，百花奖投票形式沿用邮寄选票。2004年新增了短信投票方式，2014年添加了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投票方式。2018年，第34届百花奖设置了现场投票的方式。最大变化是2018年，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终评评选委员会在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投票，评选出百花奖各个最佳奖项的获奖者。
作为大众评选的定位，百花奖应该是群众性、市场性和专家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即使后来增加了评委评选，也应该有明确客观的标准，如票房占多大比例，大众投票站多大比例，评委如何选举，评委投票占多大比例。这样才能在人情泛滥的中国社会科学合理促进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繁荣文艺，防止资本操纵市场、防止打着政治口号干预投票，防止艺术家搞内部交易寡头交换和暗箱操作。否则的话，很有可能百花奖大众评选参与度越来越低，最后搭上了百花奖的信誉和命运。更有甚者，中国软实力发展成为空谈，优秀作品被不合理竞争扼杀，最终夜郎自大，无法赢得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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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抗疫告一段落，20大之后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分重要，而要素市场化改革被赋予重任。因此，一是所有要素都要市场化，建立健全各种要素市场；二是要打破各种要素不能流动的制度障碍，减少市场准入标准，确保要素市场弹性，建立能上能下的退出机制；三是建立健全透明、客观、公正的要素市场竞争机制，减少人为主观因素阻碍要素定价，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最大发挥价值；四、针对高级人才市场建立类似中国古代“文庙”“武庙”，西方“先贤祠”一样的顶级国宝人才“中华魂”，体现文件要求的“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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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素市场改革文件出台两年多了，中国专家市场和真正掏钱买票体现偏好的公众市场为何天上人间？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界诺贝尔奖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一、资源配置的几种方式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不是也不应该通过弱肉强食和血缘关系配置资源。但如何配置资源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最主要是通过无形之手的市场交换，用手用脚投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公允定价。其次，政府通过有形之手的强制手段实现资源再分配。再次，由于厂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公司内部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非独立的二级政府内部、行业公会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投票实现资源和利益分配。这些符合道德的资源配置手段都需要公开、公正、透明等信息完全以及一定的规则和竞争完全。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到底选择以上何种方式配置资源，核心是交易成本最小。我们认为其实也存在各种力量博弈的成分。最后，通过腐败、战争、偷窃等非道德非理性手段也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论是产品服务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只有通过市场化发现确定的价格才具有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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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逐步取消计划和双轨制，通过市场交换发现价格体现价值，由于定价合理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由五个方面指数组成，分别反映市场化的某个特定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市场的法制环境。市场的核心是竞争和公开透明、规则和竞争，最终能公允体现价值。
虽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中国各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由于各种原因还很不均衡。一方面，商品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提高很大。国家发改委测算，2012—2016年各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为94.33%、94.68%、95.16%、96.45%和97.01%。2021年底已达97.5%。
另外一方面，要素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很多要素价格严重脱离市场，阻碍要素市场正常运行发展。中国城乡户口限制、体制内外有别、事业单位缺乏竞争能上不能下，劳动力和人才流动、技术技能评价制度、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呈现碎片化，缺乏竞争，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难以发挥各类要素活力，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社会出现“躺平”和“平躺”以及“996”等极端现象。
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出台，要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形成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但是，这3年漫长的疫情特殊时期，要素市场化推进很慢，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不到基础作用，各层次利益团体打着政府名义的干扰市场竞争行为层出不穷。
三、科学家要素市场的全球标准高于国内专家市场
院士是中国科学家最高荣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皇冠。大部分人认为诺贝尔奖含金量高于院士的含金量，国内很多单位招聘都规定诺贝尔奖得主待遇高于院士标准。但是，从个人收入来说，在中国，院士终身的年薪待遇远远高于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次性奖金。
不可否认中国是儒家文化下严重的人情社会，但是科学评选不同于竞选和人际往来，不能取决于主观程度很高的选票多少，应该有公开透明、严格客观、可计量的标准，不能用评选教授的标准评选院士。据说屠呦呦落选理由有三条：一是无留洋背景，二是无博士学位，三是没有足够数量的论文。这些条件其实是每个中国普通教授都能达到的标准。
第二，鉴于中国不断开放的事实，中国应该承认国际顶级标准的权威性，对不含意识形态的全球最高权威评选优于国内，即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不是院士如果本人不反对自动升格为院士。第三，中国应该鼓励院士不是科研终点，更不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起点，应该鼓励中国院士队伍普遍成为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和风向标。
四、艺术鉴别的艺术家市场和群众市场要设定合理比例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等中国文化艺术取得飞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依然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作品，原因是不透明不公开行业内部人控制的市场化。放眼观察艺术文化行业，在央视主持人大赛、歌手大赛等评选活动中，都能看到评委投票和公众投票的巨大分歧。一个典型例子是，截至2022年8月28日，中国演员票房排行榜出炉，沈腾204.2亿人民币，中国票房第一（主演13部影片）。不久前7月30日，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评选环节，“沈腾0票”。面对大众哗然，百花奖评委郑重回应，“沈腾得了0票”。换言之，有争议很正常，但绝对没黑幕。
百花奖原本代表观众意见，区别于代表专家意见的“金鸡奖”。沈腾落选表明，专家市场和公众市场标准差之千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巨大泾渭分明。文艺在坚持正确的“三观”和导向基础上，应该倡导服务人民的定位。电影百花奖源自大众电影百花奖，1961年设立的时候是《大众电影》读者和电影观众投票，不同于学院派的电影节大奖由“艺术家”投票。1980年恢复后，百花奖投票形式沿用邮寄选票。2004年新增了短信投票方式，2014年添加了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投票方式。2018年，第34届百花奖设置了现场投票的方式。最大变化是2018年，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终评评选委员会在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投票，评选出百花奖各个最佳奖项的获奖者。
作为大众评选的定位，百花奖应该是群众性、市场性和专家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即使后来增加了评委评选，也应该有明确客观的标准，如票房占多大比例，大众投票站多大比例，评委如何选举，评委投票占多大比例。这样才能在人情泛滥的中国社会科学合理促进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繁荣文艺，防止资本操纵市场、防止打着政治口号干预投票，防止艺术家搞内部交易寡头交换和暗箱操作。否则的话，很有可能百花奖大众评选参与度越来越低，最后搭上了百花奖的信誉和命运。更有甚者，中国软实力发展成为空谈，优秀作品被不合理竞争扼杀，最终夜郎自大，无法赢得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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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不是也不应该通过弱肉强食和血缘关系配置资源。但如何配置资源是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最主要是通过无形之手的市场交换，用手用脚投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公允定价。其次，政府通过有形之手的强制手段实现资源再分配。再次，由于厂商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公司内部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非独立的二级政府内部、行业公会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投票实现资源和利益分配。这些符合道德的资源配置手段都需要公开、公正、透明等信息完全以及一定的规则和竞争完全。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类到底选择以上何种方式配置资源，核心是交易成本最小。我们认为其实也存在各种力量博弈的成分。最后，通过腐败、战争、偷窃等非道德非理性手段也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论是产品服务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只有通过市场化发现确定的价格才具有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
二、30年来商品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均衡发展之路
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逐步取消计划和双轨制，通过市场交换发现价格体现价值，由于定价合理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由五个方面指数组成，分别反映市场化的某个特定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市场的法制环境。市场的核心是竞争和公开透明、规则和竞争，最终能公允体现价值。
虽然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中国各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由于各种原因还很不均衡。一方面，商品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提高很大。国家发改委测算，2012—2016年各年，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为94.33%、94.68%、95.16%、96.45%和97.01%。2021年底已达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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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出台，要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形成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但是，这3年漫长的疫情特殊时期，要素市场化推进很慢，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发挥不到基础作用，各层次利益团体打着政府名义的干扰市场竞争行为层出不穷。
三、科学家要素市场的全球标准高于国内专家市场
院士是中国科学家最高荣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皇冠。大部分人认为诺贝尔奖含金量高于院士的含金量，国内很多单位招聘都规定诺贝尔奖得主待遇高于院士标准。但是，从个人收入来说，在中国，院士终身的年薪待遇远远高于诺贝尔奖得主的一次性奖金。
不可否认中国是儒家文化下严重的人情社会，但是科学评选不同于竞选和人际往来，不能取决于主观程度很高的选票多少，应该有公开透明、严格客观、可计量的标准，不能用评选教授的标准评选院士。据说屠呦呦落选理由有三条：一是无留洋背景，二是无博士学位，三是没有足够数量的论文。这些条件其实是每个中国普通教授都能达到的标准。
第二，鉴于中国不断开放的事实，中国应该承认国际顶级标准的权威性，对不含意识形态的全球最高权威评选优于国内，即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不是院士如果本人不反对自动升格为院士。第三，中国应该鼓励院士不是科研终点，更不是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起点，应该鼓励中国院士队伍普遍成为诺贝尔奖的潜在候选人和风向标。
四、艺术鉴别的艺术家市场和群众市场要设定合理比例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等中国文化艺术取得飞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依然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作品，原因是不透明不公开行业内部人控制的市场化。放眼观察艺术文化行业，在央视主持人大赛、歌手大赛等评选活动中，都能看到评委投票和公众投票的巨大分歧。一个典型例子是，截至2022年8月28日，中国演员票房排行榜出炉，沈腾204.2亿人民币，中国票房第一（主演13部影片）。不久前7月30日，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评选环节，“沈腾0票”。面对大众哗然，百花奖评委郑重回应，“沈腾得了0票”。换言之，有争议很正常，但绝对没黑幕。
百花奖原本代表观众意见，区别于代表专家意见的“金鸡奖”。沈腾落选表明，专家市场和公众市场标准差之千里，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巨大泾渭分明。文艺在坚持正确的“三观”和导向基础上，应该倡导服务人民的定位。电影百花奖源自大众电影百花奖，1961年设立的时候是《大众电影》读者和电影观众投票，不同于学院派的电影节大奖由“艺术家”投票。1980年恢复后，百花奖投票形式沿用邮寄选票。2004年新增了短信投票方式，2014年添加了网络、视频、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投票方式。2018年，第34届百花奖设置了现场投票的方式。最大变化是2018年，由101名观众评委组成终评评选委员会在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投票，评选出百花奖各个最佳奖项的获奖者。
作为大众评选的定位，百花奖应该是群众性、市场性和专家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即使后来增加了评委评选，也应该有明确客观的标准，如票房占多大比例，大众投票站多大比例，评委如何选举，评委投票占多大比例。这样才能在人情泛滥的中国社会科学合理促进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繁荣文艺，防止资本操纵市场、防止打着政治口号干预投票，防止艺术家搞内部交易寡头交换和暗箱操作。否则的话，很有可能百花奖大众评选参与度越来越低，最后搭上了百花奖的信誉和命运。更有甚者，中国软实力发展成为空谈，优秀作品被不合理竞争扼杀，最终夜郎自大，无法赢得世界声誉。
五、高质量发展呼唤要素市场化作为新经济增长点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由于各个经济主体负债率比较高，过度刺激显然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因此，促进各种要素流动，加强竞争，实现要素合理配置则是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经济增长点。
未来，随着抗疫告一段落，20大之后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分重要，而要素市场化改革被赋予重任。因此，一是所有要素都要市场化，建立健全各种要素市场；二是要打破各种要素不能流动的制度障碍，减少市场准入标准，确保要素市场弹性，建立能上能下的退出机制；三是建立健全透明、客观、公正的要素市场竞争机制，减少人为主观因素阻碍要素定价，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最大发挥价值；四、针对高级人才市场建立类似中国古代“文庙”“武庙”，西方“先贤祠”一样的顶级国宝人才“中华魂”，体现文件要求的“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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