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冯郁青
■世界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平，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宣称。
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尽管席卷全球的疫情、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使全球化退潮，供应链中断。但这结果是所有人都在承受的。
中美正在紧锣密鼓地脱钩，乌克兰的战争使俄罗斯和西方决裂。直接的后果是欧美的通货膨胀加剧，食品供应出现危机，非洲的饥饿重新陷入危险边缘。今年夏天，整个北半球的严重干旱扰乱了供应链，然而全球气候合作也在很多方面不了了之。
7年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包括消除极端贫困、遏制气候变化等17项具体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前进程过半，但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无法如期完成。
对于这样的现实，比尔•盖茨并没有全然悲观。
他的心态还是全球化的，他在盖茨基金会《目标守望者》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说：“我的确担心国与国之间无法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论中美之间还是其他国家，其实这些领域的合作对各方都是有明确益处的。例如，当研发出一款新药或者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科技时，我们不应该关心它是在哪个国家发明的，而是应该将它推广到全世界。”
他的逻辑也是全球化的，他解释道：“在气候和健康这两个领域，任何进步都是双赢的。我们开展工作的动机无关国家胜负，只是为了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平。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良种子，研发新型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疫苗。我相信，只要投入恰当的资源，我们就能实现目标。”
不过，世界在变，全球化已经不再被奉为圭臬。 在2020年疫情之后，这不再是一个双赢的世界。对全球化的反思无处不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大行其道。最近一期《大西洋周刊》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错误是美国的收获》，而最有可能出现的其实是双输的结果。
全球合作放缓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Mark Suzman）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去的两年是基金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比如疟疾的发病率已经减半， 但又突然增加了。艾滋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而且突然之间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和饥饿。
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无疑阻碍了气候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全球合作。这带给盖茨基金会更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现有进行投资的是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苏斯曼对我说，“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抗旱和抗洪作物，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也就是说，在变幻的世界风云中，盖茨基金会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双赢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心。 他们甚至推出了一份名为“乐观主义”的每周时事通讯，将重心放在正在发生的合作上。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国际合作就还在继续，到目前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盖茨基金会是其中的主要投资者，对CCIAR的承诺总计超过10亿美元。7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呼吁各方支持CCIAR及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在刚刚过去的联合国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增加29亿美元的援助配套，协助全球应对气候和战争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CGIAR 是中国可以参与的，美国可以参与，英国也可以参与，”苏斯曼说，“CFIAR致力于纯粹的全球公共农产品的研究，更适应极端气候的作物。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多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水稻研究。我们正在进行中国水稻品种的调整，以适应其在西非的生长，希望能够拥有当地自给自足的水稻。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一些中国的水稻品种落户西非国家后，每公顷产量提升超过30%。”
苏斯曼表示：“我们现在就专注于这些具体的事情。世界局势动荡、大国关系紧张可能是抽象的，我们想要做的是找到一些所有人都会感兴趣的事，比如抗旱水稻的种植，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些具体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6月，作为试图纠正新冠大流行所暴露的巨大不平等的首批具体措施之一，世界银行正式设立了一个14亿美元的金融中介基金 （FIF），投资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对流行病的防御。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参与其中。
“尽管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地区冲突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和挑战，但我依然乐观，”盖茨对我表示，“我们的确有很多需要担忧的事情，也必须参与和关心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还会继续改善。”
这种乐观也可能得益于盖茨作为高科技行业巨擘，对于科技和革新力量的信心。
对于解决粮食危机，盖茨强调应以创新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农业市场的部分领域也涌现了大量创新，例如中国的水稻、巴西的大豆和抗旱的玉米。育种学快速发展的部分原因是人类的DNA碰巧与植物的DNA结构一样。因此，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的发展，以及很多改善人类健康的创新工具，使得原本没有资金开发这些工具的农业部门也得到了意外收获。而提高生产力比提供粮食援助要好得多。相较于超过65亿美元的粮食援助支出，农业研发的投资实际上仅为8.9亿美元，仅占粮食援助水平的约14%。
他说：“我相信，只要有创新，即使是再困难的事情——比如根除疟疾，都非常有希望实现。我认为未来20年就会有相应工具，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在气候创新方面，我也看到很多很棒的创意，我们接下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
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尽管席卷全球的疫情、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使全球化退潮，供应链中断。但这结果是所有人都在承受的。
中美正在紧锣密鼓地脱钩，乌克兰的战争使俄罗斯和西方决裂。直接的后果是欧美的通货膨胀加剧，食品供应出现危机，非洲的饥饿重新陷入危险边缘。今年夏天，整个北半球的严重干旱扰乱了供应链，然而全球气候合作也在很多方面不了了之。
7年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包括消除极端贫困、遏制气候变化等17项具体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前进程过半，但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无法如期完成。
对于这样的现实，比尔•盖茨并没有全然悲观。
他的心态还是全球化的，他在盖茨基金会《目标守望者》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说：“我的确担心国与国之间无法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论中美之间还是其他国家，其实这些领域的合作对各方都是有明确益处的。例如，当研发出一款新药或者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科技时，我们不应该关心它是在哪个国家发明的，而是应该将它推广到全世界。”
他的逻辑也是全球化的，他解释道：“在气候和健康这两个领域，任何进步都是双赢的。我们开展工作的动机无关国家胜负，只是为了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平。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良种子，研发新型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疫苗。我相信，只要投入恰当的资源，我们就能实现目标。”
不过，世界在变，全球化已经不再被奉为圭臬。 在2020年疫情之后，这不再是一个双赢的世界。对全球化的反思无处不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大行其道。最近一期《大西洋周刊》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错误是美国的收获》，而最有可能出现的其实是双输的结果。
全球合作放缓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Mark Suzman）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去的两年是基金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比如疟疾的发病率已经减半， 但又突然增加了。艾滋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而且突然之间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和饥饿。
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无疑阻碍了气候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全球合作。这带给盖茨基金会更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现有进行投资的是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苏斯曼对我说，“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抗旱和抗洪作物，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也就是说，在变幻的世界风云中，盖茨基金会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双赢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心。 他们甚至推出了一份名为“乐观主义”的每周时事通讯，将重心放在正在发生的合作上。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国际合作就还在继续，到目前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盖茨基金会是其中的主要投资者，对CCIAR的承诺总计超过10亿美元。7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呼吁各方支持CCIAR及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在刚刚过去的联合国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增加29亿美元的援助配套，协助全球应对气候和战争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CGIAR 是中国可以参与的，美国可以参与，英国也可以参与，”苏斯曼说，“CFIAR致力于纯粹的全球公共农产品的研究，更适应极端气候的作物。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多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水稻研究。我们正在进行中国水稻品种的调整，以适应其在西非的生长，希望能够拥有当地自给自足的水稻。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一些中国的水稻品种落户西非国家后，每公顷产量提升超过30%。”
苏斯曼表示：“我们现在就专注于这些具体的事情。世界局势动荡、大国关系紧张可能是抽象的，我们想要做的是找到一些所有人都会感兴趣的事，比如抗旱水稻的种植，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些具体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6月，作为试图纠正新冠大流行所暴露的巨大不平等的首批具体措施之一，世界银行正式设立了一个14亿美元的金融中介基金 （FIF），投资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对流行病的防御。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参与其中。
“尽管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地区冲突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和挑战，但我依然乐观，”盖茨对我表示，“我们的确有很多需要担忧的事情，也必须参与和关心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还会继续改善。”
这种乐观也可能得益于盖茨作为高科技行业巨擘，对于科技和革新力量的信心。
对于解决粮食危机，盖茨强调应以创新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农业市场的部分领域也涌现了大量创新，例如中国的水稻、巴西的大豆和抗旱的玉米。育种学快速发展的部分原因是人类的DNA碰巧与植物的DNA结构一样。因此，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的发展，以及很多改善人类健康的创新工具，使得原本没有资金开发这些工具的农业部门也得到了意外收获。而提高生产力比提供粮食援助要好得多。相较于超过65亿美元的粮食援助支出，农业研发的投资实际上仅为8.9亿美元，仅占粮食援助水平的约14%。
他说：“我相信，只要有创新，即使是再困难的事情——比如根除疟疾，都非常有希望实现。我认为未来20年就会有相应工具，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在气候创新方面，我也看到很多很棒的创意，我们接下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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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8 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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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我对未来依然乐观
比尔•盖茨：我对未来依然乐观
冯郁青：盖茨表示，在气候和健康这两个领域，任何进步都是双赢的，开展工作的动机无关国家胜负，只是为了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平。
冯郁青
■世界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平，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宣称。
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尽管席卷全球的疫情、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使全球化退潮，供应链中断。但这结果是所有人都在承受的。
中美正在紧锣密鼓地脱钩，乌克兰的战争使俄罗斯和西方决裂。直接的后果是欧美的通货膨胀加剧，食品供应出现危机，非洲的饥饿重新陷入危险边缘。今年夏天，整个北半球的严重干旱扰乱了供应链，然而全球气候合作也在很多方面不了了之。
7年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包括消除极端贫困、遏制气候变化等17项具体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前进程过半，但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无法如期完成。
对于这样的现实，比尔•盖茨并没有全然悲观。
他的心态还是全球化的，他在盖茨基金会《目标守望者》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说：“我的确担心国与国之间无法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论中美之间还是其他国家，其实这些领域的合作对各方都是有明确益处的。例如，当研发出一款新药或者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科技时，我们不应该关心它是在哪个国家发明的，而是应该将它推广到全世界。”
他的逻辑也是全球化的，他解释道：“在气候和健康这两个领域，任何进步都是双赢的。我们开展工作的动机无关国家胜负，只是为了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平。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良种子，研发新型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疫苗。我相信，只要投入恰当的资源，我们就能实现目标。”
不过，世界在变，全球化已经不再被奉为圭臬。 在2020年疫情之后，这不再是一个双赢的世界。对全球化的反思无处不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大行其道。最近一期《大西洋周刊》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错误是美国的收获》，而最有可能出现的其实是双输的结果。
全球合作放缓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Mark Suzman）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去的两年是基金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比如疟疾的发病率已经减半， 但又突然增加了。艾滋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而且突然之间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和饥饿。
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无疑阻碍了气候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全球合作。这带给盖茨基金会更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现有进行投资的是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苏斯曼对我说，“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抗旱和抗洪作物，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也就是说，在变幻的世界风云中，盖茨基金会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双赢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心。 他们甚至推出了一份名为“乐观主义”的每周时事通讯，将重心放在正在发生的合作上。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国际合作就还在继续，到目前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盖茨基金会是其中的主要投资者，对CCIAR的承诺总计超过10亿美元。7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呼吁各方支持CCIAR及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在刚刚过去的联合国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增加29亿美元的援助配套，协助全球应对气候和战争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CGIAR 是中国可以参与的，美国可以参与，英国也可以参与，”苏斯曼说，“CFIAR致力于纯粹的全球公共农产品的研究，更适应极端气候的作物。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多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水稻研究。我们正在进行中国水稻品种的调整，以适应其在西非的生长，希望能够拥有当地自给自足的水稻。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一些中国的水稻品种落户西非国家后，每公顷产量提升超过30%。”
苏斯曼表示：“我们现在就专注于这些具体的事情。世界局势动荡、大国关系紧张可能是抽象的，我们想要做的是找到一些所有人都会感兴趣的事，比如抗旱水稻的种植，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些具体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6月，作为试图纠正新冠大流行所暴露的巨大不平等的首批具体措施之一，世界银行正式设立了一个14亿美元的金融中介基金 （FIF），投资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对流行病的防御。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参与其中。
“尽管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地区冲突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和挑战，但我依然乐观，”盖茨对我表示，“我们的确有很多需要担忧的事情，也必须参与和关心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还会继续改善。”
这种乐观也可能得益于盖茨作为高科技行业巨擘，对于科技和革新力量的信心。
对于解决粮食危机，盖茨强调应以创新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农业市场的部分领域也涌现了大量创新，例如中国的水稻、巴西的大豆和抗旱的玉米。育种学快速发展的部分原因是人类的DNA碰巧与植物的DNA结构一样。因此，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的发展，以及很多改善人类健康的创新工具，使得原本没有资金开发这些工具的农业部门也得到了意外收获。而提高生产力比提供粮食援助要好得多。相较于超过65亿美元的粮食援助支出，农业研发的投资实际上仅为8.9亿美元，仅占粮食援助水平的约14%。
他说：“我相信，只要有创新，即使是再困难的事情——比如根除疟疾，都非常有希望实现。我认为未来20年就会有相应工具，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在气候创新方面，我也看到很多很棒的创意，我们接下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
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尽管席卷全球的疫情、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冲突使全球化退潮，供应链中断。但这结果是所有人都在承受的。
中美正在紧锣密鼓地脱钩，乌克兰的战争使俄罗斯和西方决裂。直接的后果是欧美的通货膨胀加剧，食品供应出现危机，非洲的饥饿重新陷入危险边缘。今年夏天，整个北半球的严重干旱扰乱了供应链，然而全球气候合作也在很多方面不了了之。
7年前，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包括消除极端贫困、遏制气候变化等17项具体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前进程过半，但几乎所有关键指标都无法如期完成。
对于这样的现实，比尔•盖茨并没有全然悲观。
他的心态还是全球化的，他在盖茨基金会《目标守望者》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我说：“我的确担心国与国之间无法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论中美之间还是其他国家，其实这些领域的合作对各方都是有明确益处的。例如，当研发出一款新药或者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科技时，我们不应该关心它是在哪个国家发明的，而是应该将它推广到全世界。”
他的逻辑也是全球化的，他解释道：“在气候和健康这两个领域，任何进步都是双赢的。我们开展工作的动机无关国家胜负，只是为了提升全人类的健康水平。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良种子，研发新型结核病、疟疾和艾滋病疫苗。我相信，只要投入恰当的资源，我们就能实现目标。”
不过，世界在变，全球化已经不再被奉为圭臬。 在2020年疫情之后，这不再是一个双赢的世界。对全球化的反思无处不在，零和博弈的思维大行其道。最近一期《大西洋周刊》的文章标题就是《中国的错误是美国的收获》，而最有可能出现的其实是双输的结果。
全球合作放缓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盖茨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Mark Suzman）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过去的两年是基金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比如疟疾的发病率已经减半， 但又突然增加了。艾滋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而且突然之间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和饥饿。
大国竞争和地缘冲突无疑阻碍了气候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方面的全球合作。这带给盖茨基金会更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现有进行投资的是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苏斯曼对我说，“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抗旱和抗洪作物，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也就是说，在变幻的世界风云中，盖茨基金会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寻找双赢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他们并没有失去信心。 他们甚至推出了一份名为“乐观主义”的每周时事通讯，将重心放在正在发生的合作上。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国际合作就还在继续，到目前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盖茨基金会是其中的主要投资者，对CCIAR的承诺总计超过10亿美元。7月，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呼吁各方支持CCIAR及各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在刚刚过去的联合国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也表示增加29亿美元的援助配套，协助全球应对气候和战争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CGIAR 是中国可以参与的，美国可以参与，英国也可以参与，”苏斯曼说，“CFIAR致力于纯粹的全球公共农产品的研究，更适应极端气候的作物。在这方面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多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水稻研究。我们正在进行中国水稻品种的调整，以适应其在西非的生长，希望能够拥有当地自给自足的水稻。在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一些中国的水稻品种落户西非国家后，每公顷产量提升超过30%。”
苏斯曼表示：“我们现在就专注于这些具体的事情。世界局势动荡、大国关系紧张可能是抽象的，我们想要做的是找到一些所有人都会感兴趣的事，比如抗旱水稻的种植，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些具体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6月，作为试图纠正新冠大流行所暴露的巨大不平等的首批具体措施之一，世界银行正式设立了一个14亿美元的金融中介基金 （FIF），投资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对流行病的防御。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参与其中。
“尽管从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地区冲突带来了很大的阻力和挑战，但我依然乐观，”盖茨对我表示，“我们的确有很多需要担忧的事情，也必须参与和关心这些问题。但我认为，今天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而且还会继续改善。”
这种乐观也可能得益于盖茨作为高科技行业巨擘，对于科技和革新力量的信心。
对于解决粮食危机，盖茨强调应以创新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农业市场的部分领域也涌现了大量创新，例如中国的水稻、巴西的大豆和抗旱的玉米。育种学快速发展的部分原因是人类的DNA碰巧与植物的DNA结构一样。因此，基因测序和基因编辑的发展，以及很多改善人类健康的创新工具，使得原本没有资金开发这些工具的农业部门也得到了意外收获。而提高生产力比提供粮食援助要好得多。相较于超过65亿美元的粮食援助支出，农业研发的投资实际上仅为8.9亿美元，仅占粮食援助水平的约14%。
他说：“我相信，只要有创新，即使是再困难的事情——比如根除疟疾，都非常有希望实现。我认为未来20年就会有相应工具，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在气候创新方面，我也看到很多很棒的创意，我们接下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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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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