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养，少不多生
+ 查看更多

古尧：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差导致低生育，政策方认为 “老龄化”下要加快养老建设，社会学家则认为是因为“内卷化”；低生育率真那么糟糕么？

古尧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好会导致人们不愿生育，政策制定者认为 “老龄化”下要加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社会学家则认为低生育倾向是因为“内卷化”。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正是反应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步。

1.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变化

显然，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看，发达国家生育率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高。就单一国家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国家变富，各国生育率便一路走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路下降。从世界各国人口变动历史看，大底如此。

这给人们一个印象：越穷越生。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相反结论——“越生越穷”！就当前处于绝对贫困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穷国来说，那里的人们吃不饱肚子也并非人口太多了，以致当地土地资源出产不了足够的粮食，而当地又没有其它资源可以进口粮食，活着经济不够发达以致买不起国际市场上的粮食。实际上，即使生产技术落后，非洲和一些饿肚子国家社会的土地粮食生产潜力是足够的，显然“马尔萨斯”陷阱并不存在。对这些穷国，国际社会有公认的不发达理由，尽管这些认识理由并不一致，很多情况下还完全相反，因而常常不能达成国际社会的援助共识。

从中国的人口变化看，越穷越生在很大程度上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人口增长变化概况。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曾有过短暂的吃不饱饭时期，某些地区甚至饿死了人，1961年竟然出现了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现象，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2%。随着1962年后国民经济走出极端情况恢复发展，人口增长率也迅速恢复到2.5%上方的水平；1972年后，由于计生工作在全社会展开，以及经济社会运行持续处于非正常状态，中国人口增长率又经历了一波快速的下降过程，由1971年的2.75%持续下降到了1977年的1.36%。1979年中国正式施行独生子女政策，但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居民抚养能力提升，全社会生育率反而提升，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反而缓慢提升，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重新进入下降通道。从计生政策在中国的发展看，上世纪80-90年代是施行最为严格和持续的时期，80年代的人口增长率提升显然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而90年代的持续下降则是持续超2个时代计生政策积累效应的逐渐呈现。

2.低生育率的一些似是而非理由

有观点认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持续下降，是计生政策持续20余年后社会生育观念和习惯改变的结果。中国的计生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出齐，90年代是执行期，并无政策变更调整，而经济更是处于快速增长期，因而生育率变化自然是人们自觉调整的结果(尽管是社会政策约束下的非自愿行为)。199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2.1%，1999年则降为1.5%。然而，新世纪后中国开始调整计生政策后，中国生育率曾出现过短暂反弹，并持续数年维持相对高位，表明中国社会实际上在约束解除后仍然是一度愿意生育的，一代人都不到的政策影响，并不足以消除上千年形成的生育观念。

2002年，中国计生“独子”政策调整为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胎政策，即“双独两孩”；2013进一步放宽为“单独两孩”，2015年再变更为“全面两孩”，标志着实施35年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全面终结。全面两孩政策仅对次年（2016年）生育有激励效果，随后中国人口生育持续下降，2020年中国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分别下降到7.52‰和0.34‰，全社会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已从老龄化扩展到增长不足。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由2000年的14.03‰，下降到了2020年的8.82‰，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58‰下降到了1.45‰。新世纪的第2个时代，中国社会实际上已形成了鼓励生育的氛围，政策也及时做出了调整，然而全社会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整体上保持了持续下降的态势。对中国人口增长的变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态势，盛行的观点认为：抚养人口成本上升，以及父母辈自身经济压力增大，特别是经济运行阶段变化导致“内卷化”，“养不起”导致了“生不起”，从而在宏观上表现为全社会生育率的下降。

3.老有所养，放心不养

中国生育率的变化，表面上看符合本文开头所提的“越富越少生育”惯例。然而这种现象和“养不起”的解释又是矛盾的。既然变富了，就不存在养不起的问题。养育成本提高是对下一代生活、教养标准提高的结果；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水平提高，对后代的抚养支出自然增加，对后代化费更多是人之天性，任何场景下对当时人来说，抚养下一代都存在着“养不起”的问题。不论何种经济和社会运行制度，人们对下一代不仅期望能超越自己，而且还能在其同时代人中实现阶层提升。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对人口低生育率问题的解析，或不准确。旧社会生几个、择优重点培养一个，才是真正的“养不起”，因为那时各家才真正面临资源不足。

人类为什么要养育后代？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显然这是天性和社会制度综合演化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后代，符合人的天性；尽管抚养后代过程充满辛苦和劳累，但也给我们带来快乐，看着子女成长常带给人内心最深处的欣慰；更为重要的是，子女反哺带来“养儿防老”实际功效，因此多子孙还具备有实际经济功能。随着人越来越活得久，子女对老年生活的保障功效就越来越大；因此，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寿命延长，通常会带来生育的增多，除非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年老后可以不用依靠子女生活，即社会保障体系就足以使人年老生活无忧，否则青壮年时期无论多么辛苦，人们都愿意多生育子女。显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带来了社会生育的下降倾向。西方发达社会普遍偏低的生育率，正是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体系普遍成形之时。

在中国，由于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更早、更健全，因而城市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农村；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养老保障体系覆盖面扩展到农村，农村的生育意愿便也很快下降。我们曾经以为中国农村有着更为强烈生育习惯，但在政府快速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很快下降到了城市居民水平。

经济学家希望以合适的人口增长来维持合意的经济增长，同时认为眼前经济不好会导致人们推迟生育，因此需要努力维持经济和人口间的某种比例增长关系；政策制定者认为，面对“老龄化”，加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是正确应对之道；社会学家则认为，低生育倾向是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政策欠缺带来的“内卷化”。这些影响都在不同程度存在，但最为核心和基础的，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正是反应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