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直试图通过新的产品类别来充实iPhone；但苹果公司进军全新领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发布日期：2024-11-25 05:01
李睿珺 采访：李芳
■电影《隐入尘烟》7月8日全国上映。这是导演李睿珺的第六部长片，也是他首部登陆院线的作品，并且入围了今年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无论题材还是风格，《隐入尘烟》都是一部在当下国内市场上极为罕见的电影。影片讲述，生活西北农村的两个边缘人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情节既不复杂也不曲折，而是像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西北乡村风情画，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底色。
国内的观众并不熟悉李睿珺，他的作品常见于各大电影节。在此之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年入围第69届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年提名第27届东京最佳影片，《路过未来》2017年入围第70届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再加上《隐入尘烟》，李睿珺已经解锁欧洲“三大”。
电影节的青睐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脱离现实。恰恰相反，他将镜头对准了大量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勤恳生活的普通农民，讲述他们如何与土地相依为命。《隐入尘烟》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是用一种无限接近纪实的视角探索人与土地的关系。
导演更多将镜头聚焦在马有铁（马老四，武有林饰）和贵英（海青饰）这对夫妇细碎且悠然的生活日常，耐心地展现他们在广阔的原野上如何一砖一瓦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家园，如何从种子到果实一粒一粒累积起丰饶的收获。生活的重担和荒谬在他们的心无旁骛之中化于无形，结尾欲言又止的驴子也为故事增加了一丝奇幻色彩。
影片并未止步于对一个现代伊甸园的描摹。有铁和贵英是两个渴望平凡幸福的孤独灵魂，由于种种原因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平淡生活之于他们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同时还要承受旁人的冷眼、嘲讽和利用。两人对此并不介怀，几乎是以百折不挠的柔韧在坚持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如何。他们就像是被遗忘在时代之外的人，而他们所生活的村子就是被现代都市生活所遗忘广大乡土社会的缩影。
当有铁亲手将黄土与河水搅拌在一起，一块一块筑成方砖，又一圈一圈摆成圆寰状，将其在烈日之下暴晒时，整个画面仿佛创世。他如此这般埋头苦干，是要亲手造一座房子。此时，镜头拉至高空，人间一切苦难在上苍的俯视下好似尘埃。
可贵的是，全片的基调完全没有陷于灰暗，而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流露出油画般的浓郁色泽。春是幼苗嫩枝，夏是骤雨骄阳，秋是金黄饱满，冬是寒鸦栖枝；晴空有阴凉，星夜有微光，醒时共负一轭，眠后执子之手。生活艰辛，但电影并未渲染苦难，观众看到更多的还是从中透出的光。
柏林电影节开幕前，李睿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故事主题。他将土地看成是孕育一切的生命之源，而电影故事又全都关乎人的生命，因此他的电影自然而然就是在拍“人与土地”的关系。对土地的深刻感知影响着他对自然、生命和爱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成为《隐入尘烟》中两位主角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最佳注脚。
“土地静静地接纳一切。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它都接纳。老四和贵英也接纳一切，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土地的馈赠。所以说，人的一切都是由他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的环境来决定的，包括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生命哲学的这一套体系都根植于这片土地。”
相比城市，李睿珺更享受回到家乡农村的生活，“一回去就不愿意回来”，尤其拍戏的时候，基本都会在那里，像拍《隐入尘烟》，加上前期筹备，一共呆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他说自己可能在城市已经进化成了另外一个样本，但底色没有变，“或者说有些东西不愿意被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选择了农村题材。
李睿珺告诉记者，“好多年前我就想拍一个这样的电影，拍人跟自然、跟土地之间的关系，跟生命、跟时间、跟爱或者跟周边世界的关系。”他说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写剧本，一年时间拍摄，一年时间做后期等各种收尾工作，从2019年到2021年，三年都在这个片子上。但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扎根已经至少是五六年前的事了，从故事到人物，所有灵感都来源于生活本身。
“拍摄地就是我出生长大的村子，甘肃河西走廊，距张掖市80多公里的地方。每个村里都有那么一两个像老四或者像桂英这样的人。”李睿珺说，“但其实不光乡村，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会有。他们通常很沉默，甚至被嫌弃，我们不了解他们，却会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他们，形成偏见。等你真的去了解，会发现事情的本质并不是那样。”
在《隐入尘烟》里，李睿珺想批判的就是这种“偏见”。
对话导演李睿珺
国内的观众并不熟悉李睿珺，他的作品常见于各大电影节。在此之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年入围第69届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年提名第27届东京最佳影片，《路过未来》2017年入围第70届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再加上《隐入尘烟》，李睿珺已经解锁欧洲“三大”。
电影节的青睐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脱离现实。恰恰相反，他将镜头对准了大量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勤恳生活的普通农民，讲述他们如何与土地相依为命。《隐入尘烟》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是用一种无限接近纪实的视角探索人与土地的关系。
导演更多将镜头聚焦在马有铁（马老四，武有林饰）和贵英（海青饰）这对夫妇细碎且悠然的生活日常，耐心地展现他们在广阔的原野上如何一砖一瓦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家园，如何从种子到果实一粒一粒累积起丰饶的收获。生活的重担和荒谬在他们的心无旁骛之中化于无形，结尾欲言又止的驴子也为故事增加了一丝奇幻色彩。
影片并未止步于对一个现代伊甸园的描摹。有铁和贵英是两个渴望平凡幸福的孤独灵魂，由于种种原因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平淡生活之于他们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同时还要承受旁人的冷眼、嘲讽和利用。两人对此并不介怀，几乎是以百折不挠的柔韧在坚持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如何。他们就像是被遗忘在时代之外的人，而他们所生活的村子就是被现代都市生活所遗忘广大乡土社会的缩影。
当有铁亲手将黄土与河水搅拌在一起，一块一块筑成方砖，又一圈一圈摆成圆寰状，将其在烈日之下暴晒时，整个画面仿佛创世。他如此这般埋头苦干，是要亲手造一座房子。此时，镜头拉至高空，人间一切苦难在上苍的俯视下好似尘埃。
可贵的是，全片的基调完全没有陷于灰暗，而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流露出油画般的浓郁色泽。春是幼苗嫩枝，夏是骤雨骄阳，秋是金黄饱满，冬是寒鸦栖枝；晴空有阴凉，星夜有微光，醒时共负一轭，眠后执子之手。生活艰辛，但电影并未渲染苦难，观众看到更多的还是从中透出的光。
柏林电影节开幕前，李睿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故事主题。他将土地看成是孕育一切的生命之源，而电影故事又全都关乎人的生命，因此他的电影自然而然就是在拍“人与土地”的关系。对土地的深刻感知影响着他对自然、生命和爱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成为《隐入尘烟》中两位主角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最佳注脚。
“土地静静地接纳一切。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它都接纳。老四和贵英也接纳一切，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土地的馈赠。所以说，人的一切都是由他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的环境来决定的，包括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生命哲学的这一套体系都根植于这片土地。”
相比城市，李睿珺更享受回到家乡农村的生活，“一回去就不愿意回来”，尤其拍戏的时候，基本都会在那里，像拍《隐入尘烟》，加上前期筹备，一共呆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他说自己可能在城市已经进化成了另外一个样本，但底色没有变，“或者说有些东西不愿意被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选择了农村题材。
李睿珺告诉记者，“好多年前我就想拍一个这样的电影，拍人跟自然、跟土地之间的关系，跟生命、跟时间、跟爱或者跟周边世界的关系。”他说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写剧本，一年时间拍摄，一年时间做后期等各种收尾工作，从2019年到2021年，三年都在这个片子上。但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扎根已经至少是五六年前的事了，从故事到人物，所有灵感都来源于生活本身。
“拍摄地就是我出生长大的村子，甘肃河西走廊，距张掖市80多公里的地方。每个村里都有那么一两个像老四或者像桂英这样的人。”李睿珺说，“但其实不光乡村，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会有。他们通常很沉默，甚至被嫌弃，我们不了解他们，却会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他们，形成偏见。等你真的去了解，会发现事情的本质并不是那样。”
在《隐入尘烟》里，李睿珺想批判的就是这种“偏见”。
对话导演李睿珺
记者：每次回家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睿珺：当然有，一就是回去节奏更慢一些，二就是说其实回去有点不太想回来。
记者：很多常年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一旦回到老家就会觉得反差极大，甚至不太适应。但这种反差对于像您这样的创作者来说，是不是反而是一种更接地气、更滋养的状态？
李睿珺：我经常会有这种想法——能不能在村子里面修盖一院房子，我弄两亩地，种点菜，种点粮食，然后去村子里面的小学教教美术课，教教艺术课，平时没事的时候写写剧本，做做我自己的事什么的。特别想这样。
我原来还想过在沙漠边修一座房子，大一点的。比如我可以做一个图书馆，村里人想看书可以来，进来就有空调，夏天不是那么热，冬天也不是那么冷，再铺上地板，大家可以放松地坐在那儿，有太阳、有光线、比较通透。然后孩子放学了也可以来这儿写作业，大家都有一个去处。再比如说，做一个空间可以放电影，大家随便想来就看一看。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可能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这个空间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您有没有觉得，电影中的人物跟当下城市里的年轻人分别属于两个平行宇宙？或者说，在主流社会中被边缘化、被漠视的这些人的故事，有可能会引起这些年轻人的兴趣或关注吗？电影有没有可能去弥合他们之间的鸿沟？
李睿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但我经常会下意识地关注身边的人，可能是本能的好奇。比如，我经常从家里面背着书包去咖啡厅，有时候会看到环卫工人，老人家坐在路边就一杯白水两个馒头，这是他的午餐；有时候看到将近70岁的老人还在打扫卫生间，他为什么一把年纪了还做这个工作？
当看到不同的阶层、不同年纪、不同形态装扮的人，我会特别好奇他背后的那些原因是什么，觉得它应该是有故事的，以及造成这些故事或者结果的动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留意自己身边的这些跟自己看似没有关系的人，但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连接的，它像一张网一样。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在关心自己。
记者：除了好奇心之外，这更像您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的自觉。与此同时，这是不是还代表着您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关注？
李睿珺：是的是的，比如说最近流调。
记者：对，陌生人好像忽然间跟我们有了关系。
李睿珺：疫情期间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人关注流调？有一些人关注我是不是跟他有“时空交集”，给自己感染上了。疫情之下生活就产生了戏剧性，如果没有疫情，这种戏剧性就没有了，而且它也容易被忽略掉——有谁会关心一个人一天他都会做什么工作？可能只有电影里才会这么讲，观众甚至都会觉得有点假。但有的时候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比电影还电影，看起来像虚构的一样。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他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也没有机会跟他有交集。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下次当你再遇到类似的人，你看他的眼光就可能会发生变化。
其实这个城市里面有无数个这样的人，他们都很容易被忽略。老四和贵英这两个人物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生活。无论在哪都都有像他们这样容易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也不代表你就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背后的真相。
记者：电影好像是一个时空的连接机器。
李睿珺：对。为什么大家看完电影会因没去过的地方和不认识的人而感动、愤怒？都是因为它连接了你们两个，它发射了好多信号，而你接收了其中一个信号，你们信号对接上了之后就找到了情感的共鸣点。
看过电影之后，有的人可能说我们单位有一个人跟老四挺像的，有的人可能说我在城市从来没有去过(农村)，我想知道麦子粒怎么产出来的，有的人说我想去那旅行……他都会找到各自的一个点，这就是你说的时空连接的作用。
记者：您的电影里会讨论很多与农村有关的社会问题。例如，《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讲一个老人想要自己土法安乐死，《老驴头》讲一个老人如何保护自己的祖坟不被沙漠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有点像公路片了，两个孩子一路去追寻自己的家乡。但现实中，这些话题不怎么经常被人讨论，人们也不太关注这样的事。您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乡土社会是不是被遗忘了？
李睿珺：是。
记者：所以这是您要拍这些电影的原因之一吗？
李睿珺：就是因为我们有方案可以用。乡土社会这么大的群体，居然很难进入到这个领域，而我恰巧有机会做影像的工作。人人都在关注的事情，我就没有必要再浪费公共资源去做，反而那些人们容易淡漠或者淡忘的事情，更值得做些什么让大家关注到。对于我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大。
记者：您觉得一部取材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之间真正的关联是什么？
李睿珺：不是说所有的电影后续都能（在现实社会中）发酵出一个大事件，这个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它的存在，哪怕作为一个备忘录，也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10年后，我们想要看一下某个区域的人的生活状态，看一看他们的表情，每个时代人的表情都有记录时代的意义。再比如说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也会有一些价值，可以看看那个时候的人都遭遇了什么。哪怕去看看那个时代的电影导演都在拍什么，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
记者：在《隐入尘烟》这个片子里，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作者表达？
李睿珺：这东西应该是由观众自己去看。如果说非要给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土地对于人的无差别的爱。土地容纳一切，它没有任何偏见地接纳一切，就像老四和贵英，不被周边的人理解和接纳的两个人，最后是土地接纳了他们。他们跟庄稼一样，都是土地的孩子。
记者：那您有没有一种批判的思想？
李睿珺：肯定是会有的，批判的目的是希望它变得更好。我觉得有的时候批判的声音要比赞美来得更有勇气，那些赞美你的人不见得是真的爱你、真的为你好。
记者：所以您在《隐入尘烟》里想要批判的是什么？
李睿珺：偏见。我们在一个信息时代，似乎大家的沟通变得更便捷了，但是人与人的距离其实变得越来越远了，有效的交流变得更难了。原本我们是期待信息时代可以消除偏见、更容易达成共识的，结果发现适得其反，偏见反而越来越重，共识度越来越低。
记者：我在《隐入尘烟》里看到一点“矛盾”的地方。您把老四和贵英的世界拍得非常美好，像一个童话。他们一起用双手建造自己的家园，像在建造一个短暂存在的乌托邦，但结局其实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村民对他俩的态度也不友好，甚至有时候很残忍。这种一边让人觉得特别美好、一边又特别冷酷的气质您是怎么炼成的？
李睿珺：因为真实世界就是这样的。它既温暖又冷酷，既真实又虚假，虚假里面饱含了很多真实，真实里面包含饱含了虚假。这就是现实生活的意义，我们要客观地去对待所有的这一切。片子里有一幕是老四和贵英在邻居家看电视，结果贵英因为身体原因就尿失禁了。邻居大声埋怨说，“哎呀你怎么能尿在凳子上？”老四就用纸擦，邻居又说“纸能擦干净吗”。但是当老四带着贵英一走，邻居又在背后喊：“哎，你回来呀，你借的鸡蛋不要了吗？”老四转身回来把鸡蛋拿走了。
正常生活中的人都是这样的，多面、立体。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是在好与坏之间，人们会根据某种特定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老四和贵英周边这些村民，他们一边很瞧不起两人，一边又很羡慕。女人闲话说“你看她还被老四宠成这样，恨不得拿一个绳子拴着带着”，男人就反问“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嫁给老四”。老四也有对贵英发脾气的时候。人无完人，大家都一样。
《隐入尘烟》剧照
记者：但是我觉得您在这个故事里调高了美好的浓度，为什么会这样做？
李睿珺：因此我是觉得老四和贵英身上有一些人类天然拥有的美好品质，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长久累积下来的。但好像这些东西在社会不断的改变和进化过程中被迷失掉了。那些坐在桥头议论的人，原来也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也许当他们看到老四和贵英，这些品质就会渐渐被唤醒。
老四和贵英看似好像是没有搭上高铁的那两个人，他们骑自行车。但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低碳环保，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更先进的理念。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提倡大家骑自行车、提倡环保什么的了。你看是要从哪个角度切入。
但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老四和贵英代表着1.0时代农耕文明的最后一点遗留，他们的结束可能就宣告着1.0时代的结束，然后彻底进入2.0时代。
记者：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老四在开始盖房子之前要做土砖，做完要晒，他把一块一块的砖坯摆成了一圈一圈的圆。那个场景很震撼，镜头拉上去俯瞰大地的时候，有一点宗教感。您当时怎么设计那场戏的？
李睿珺：生命就是个圆，从泥土变成房子，无论是什么形态，它的本质还是土，最后也都还是会变成土。生命在不同的形态下，在不同的时空里，会有不一样的外貌示人，但是它终究要归于尘土。
一颗麦粒种下去，发芽了，长出来，形态已经不一样，成熟收割之后它又回到了最初的样貌。那么，它是变化了还是没变化？它是死亡还是希望？麦粒到底是麦子的尸体还是麦子的种子，对吧？
记者：我在那个场景里忽然感受到了一个词叫做“大地”，就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人类这种生物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虽然是老四这个人在建房子，但其实他在整个场景里面作为人存在的时候其实是渺小的，更宏大的是那些把他围起来的土和砖。
李睿珺：是因为土地接纳了一切。不管是你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你想在这歇息还是耕种，都可以。土地里面不但长庄稼长粮食，也长房屋，也长爱，也长艺术，也长文学，也长电影。老四他们在土地里面收割粮食，而我们从土地里面收割电影。■
李睿珺：因此我是觉得老四和贵英身上有一些人类天然拥有的美好品质，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长久累积下来的。但好像这些东西在社会不断的改变和进化过程中被迷失掉了。那些坐在桥头议论的人，原来也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也许当他们看到老四和贵英，这些品质就会渐渐被唤醒。
老四和贵英看似好像是没有搭上高铁的那两个人，他们骑自行车。但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低碳环保，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更先进的理念。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提倡大家骑自行车、提倡环保什么的了。你看是要从哪个角度切入。
但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老四和贵英代表着1.0时代农耕文明的最后一点遗留，他们的结束可能就宣告着1.0时代的结束，然后彻底进入2.0时代。
记者：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老四在开始盖房子之前要做土砖，做完要晒，他把一块一块的砖坯摆成了一圈一圈的圆。那个场景很震撼，镜头拉上去俯瞰大地的时候，有一点宗教感。您当时怎么设计那场戏的？
李睿珺：生命就是个圆，从泥土变成房子，无论是什么形态，它的本质还是土，最后也都还是会变成土。生命在不同的形态下，在不同的时空里，会有不一样的外貌示人，但是它终究要归于尘土。
一颗麦粒种下去，发芽了，长出来，形态已经不一样，成熟收割之后它又回到了最初的样貌。那么，它是变化了还是没变化？它是死亡还是希望？麦粒到底是麦子的尸体还是麦子的种子，对吧？
记者：我在那个场景里忽然感受到了一个词叫做“大地”，就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人类这种生物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虽然是老四这个人在建房子，但其实他在整个场景里面作为人存在的时候其实是渺小的，更宏大的是那些把他围起来的土和砖。
李睿珺：是因为土地接纳了一切。不管是你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你想在这歇息还是耕种，都可以。土地里面不但长庄稼长粮食，也长房屋，也长爱，也长艺术，也长文学，也长电影。老四他们在土地里面收割粮食，而我们从土地里面收割电影。■
又讯：《隐入尘烟》票房突破9600万，甘肃农村导演李睿珺终于完美逆袭
电影《隐入尘烟》上映61天 ，总票房破9600万，猫眼专业版预测内地总票房为1.22亿，成绩耀眼。
豆瓣评分也由最初的7.8分涨到了8.5分，已成为今年截止目前国产片最高分。
令人称奇的是，上线视频网播后，它的单日票房不降反升，最高达到1268万，终于一路逆袭为票房黑马。
它还入围了第七十二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有评论说，这是今年表现最好的国产电影。
人民网更是评论，因为真实，所以精彩，也注定不会“隐入烟尘”。
这部电影，票房和口碑齐飞！
但影片中的演员，除女主为海清出演，其余均为导演的亲戚朋友或本村村民。
麦地、土坯、沙漠、湿地……那片黄土地和它所承载的故事，看过，便难以忘怀。
人性、尊重、活过、爱过……关于生命的思索，住在了心里，久久散不去。
影片的导演李睿珺说，“我们从土地里面收割电影。”
实际上，这不是他第一次拍摄这块黄土地。
家乡，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对家乡刻骨的感情和对人性的思索，是他创作的原动力。
他曾在电影门外徘徊三年，曾为拍电影四处借钱，也曾窘迫得兜里只剩下2000块钱。
但他没有放弃，而是追随内心，一步步构建起心中电影的蓝图。
离开家乡，追梦北京
1983年，李睿珺出生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花墙子村。
在他的记忆里，六七岁了，家里还在点煤油灯。
村子里90年代初才通电。
当时，堂叔家里有个黑白电视，电视只能播两个频道，中央一和中央二，偶然会有个电影。
但这不耽误李睿珺和村里其他孩子，将大把的时光消磨在了这台电视前。
电影多是打打杀杀的港台片，或是配音的国外的译制片。
李睿珺对这些不感冒，连带地他开始对电影排斥。
1997年，他14岁，跟随做老师的父亲的工作调动，他转学到县城读初二。
但他时常在节日或放假时回农村，亲戚们在村里，他的伙伴们在村里，对农村，他有一种天然的感情。
同排斥电影一样，他还开始排斥英语学习。
村子里的中学，初一才开始学习英语ABC字母。
转学到县城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英语薄弱，也觉得英语老师不待见自己，甚至觉得老师还针对自己。
初二、初三年级，倔强的李睿珺一直对抗英语学习，比如作业时常不交，单词、句型不背……
结果，他硬生生放弃掉了英语。
这让他后来也吃到了苦头。
当然，他也有自己感兴趣的科目，高中时，他学习了美术和音乐，学习中，他感到了的乐趣。
原本应该继续美术和音乐深造的李睿珺，阴错阳差地，大学时读了电影广告专业。
他就读的学校是山西传媒学院，这是中国第三大传媒本科院校，实力不俗。
但较之前两名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差距还是不小，这让李睿珺总有一种“小门小户”出身的感觉。
大学时光，他不只获取了文凭，最大的收获，是颠覆了曾经对电影的认知，从排斥转而变为痴迷。
虽然电影广告专业重点是学习拍广告，但基础课和电影导演专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同将电影分析等课程作为必修课。
有一天，他观看了影片《偷自行车的人》。
这是一部新写实主义影片，演员选自非职业演员。
但出乎他预料的是，影片呈现出的效果却奇好，片中的场景，还有父子俩的命运，让他牵肠挂肚、不能忘怀。
“几个月过去，它还在你心里。”
他像被击打了一下，一下来了个180度转身。
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有魅力！
从此，他一头扎进学校资料室，开始系统地观摩电影、重新认识电影。
这也点燃了他要拍自己的电影的激情。
2003年，他毕业了，怀揣着一个电影梦，他闯荡到了北京，成了“北漂”一员。
他期盼在北京能结识到电影人，或许，这能帮助他曲线实现“触电”梦想。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却三年时间，都没能触碰到电影的门槛。
首次“触电”，欠下外债
他的职业规划，可以说是个理想方案。
他想先找家影视广告公司应聘，一边赚钱，一边写写自己想拍的剧本，等有机会接触到做电影的人后，再伺机进入电影行业。
但在人才济济的北京，职场小白想靠海发简历应聘职位，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找了两个月工作，仍然一无所获。
眼看身上的钱花完了，最紧要的，是能生存，梦想得靠边站。
还是靠着电视台校友的引荐，李睿珺得到了一份电视台的工作，他负责编导、摄像、剪辑。
他边工作，边等待一个机会的出现。
这一等，就是3年。
不过，不是等来了机会，是他想通了，他不再等了。
“那么多电影学院，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广播学院，这些专业院校每年毕业那么多导演专业的学生，什么时候这个机会能落到我的头上，凭什么落到我的头上？”
他决定主动出击、自己创造机会。
他敏锐地嗅着可能有的机会，他曾和电视台的主编聊电影聊得投机，主编还替他询问了国外的朋友，而且，还真问出了一点可能意向。
于是，李睿珺兴奋地投入剧本写作中。
但当他完成剧本后，再问，人家朋友就没兴趣了。
李睿珺继续广撒网，终于找到一个有兴趣投40万的人。
李睿珺马不停蹄地组建团队、做拍摄前准备……
可没成想，又出问题了。
原来，这人将钱投在了酒店装修，装修正在火热进行中，说等酒店开业资金回流后，再帮他。
可团队都等着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
李睿珺东拼西凑，可资金还有约三十万的缺口。
看着李睿珺为钱犯愁，他父母坐不住了。
他们拿出原本用来在县城买房的十几万积蓄，还找村里人借了些，凑上了这笔钱。
“你们要做这个事，别人不支持，我们也没法不支持。”
而李睿珺的算盘也打得挺好，如果今年电影拍完，明年发行，钱回来了就能还给父母和乡里乡亲。
2006年8月，《夏至》终于开机了。
）
开始拍摄后，李睿珺就发现自己仓促上马，远远没有准备好。
剧本写得有问题，边拍边改；
钱没给到位，本来想再多拍几条，但话到到嘴边，又生生给咽了回去；
钱不够，还要接着借；
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有发生，比如剧组人员闹矛盾，吵架、打架，这些人际上的事情弄得他焦头烂额。
他差点儿就要放弃了。
后来，觉得应该给自己和哥们一个交代，他才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
2006年11月，影片杀青了。
李睿珺将《夏至》送到了一些国际电影节，期盼能获得在海外发行机会。
但他不懂英语，和现场发行人员无法交流，结果，影片获奖了，但一个版权都没有卖出去。
不知道这时的李睿珺对当年放弃英语的倔强，是否感到了后悔。
结算下来，这部电影让他欠下了30万元的外债。
他说过的一年还款的话，终没能兑现。
李睿珺焦虑得夜里三四点睡不着觉，一个人沿着马路溜达到天亮。
有时候，他给父母打电话，一听到语气不对，就联想到是不是家里亲戚又催还钱了。
所以，只要手头凑成了个整数，比如1万，2万元，就赶紧打过去。
在村子里，李睿珺成了一个“笑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拍这个电影，也开启了他人生的幸福之门，他遇见了张敏，志同道合的两人，从此双宿双飞。
李睿珺将自己定义为手艺人，最不喜欢办公室政治。
为此，一看到露出这样的苗头，他就会辞职。
因此，他赋闲在家的时候也不少。
不能及时找到工作时，他就干些拍会议、婚礼、车展这些活，虽然干得意兴阑珊，但这能让他养活了自己。
况且，他还要靠着这些零工来还债。
除了挣钱，他还要省着花，那段时间，他节俭到一两个月都不换样，只吃回锅肉盖饭，因为这个只有七八块钱一份，最便宜。
饭馆老板都不需要他说话，他一个眼神，人家直接端给他。
第一次“触电”，着实给了李睿珺一个下马威。
但他追求电影梦的脚步并没有慢下来。
转战家乡，拍乡土情怀
李睿珺一边打工，一边写剧本，此外，他还扎扎实实对上一部电影进行了总结。
2009年，他筹拍自己的第二部电影《老驴头》。
一名73岁农村老汉“老驴头”独自治理祖坟旁边沙漠。老汉有三儿两女，靠耕种两亩地维持生计。
有了上次的教训，李睿珺在节省成本上下功夫，不再追求表面，将重点放在讲好一个故事上。
另外，前期案头工作会反复完善，对拍摄中可能出现的状况也提前做了预案。
幸运的是，很多朋友帮忙，他们一起到了李睿珺的甘肃老家，将他的亲戚朋友都训练成了演员，让这些人从不敢站在镜头前，到走位、表情等都能过关，一遍遍地训练。
李睿珺担任编剧、导演，还负责电影的美术、音乐、剪辑；
三位主演，一个是他的亲舅爷，一个是他的亲姨夫，一个是他妻子张敏；
男演员们除了演戏以外，还要当司机、厨师等。
设备、道具等，也一律追求低成本。
用了一台索尼HDV-Z1C、一个森海塞尔416话筒和一个调音台，然后再加两盏红头灯；买了一箱200瓦的灯泡；交通工具是一头驴车、几辆摩托车，再加一个拖拉机。这让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
2010年9月，影片杀青，盘点下，总共花去30万元。
在几名电影学院教授的建议下，《老驴头》剧本被翻译成英文，参与了鹿特丹电影节剧本创投比赛，共获得了3万元的奖金。
在几名电影学院教授的建议下，《老驴头》剧本被翻译成英文，参与了鹿特丹电影节剧本创投比赛，共获得了3万元的奖金。
《老驴头》还收到了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的入围通知。
这让李睿珺信心大增，自己拍电影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他更加坚定了要真诚地观察生活、对待电影。
他的父母得知电影获得了国际奖项和奖金，也长舒了一口气。
中央六台播放了这部电影，这让村里的人对他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
电影里，村子里的房屋、土地、沙漠，比自己眼里的还美。
原来，自己的家可以这样美！家乡也能被许多人看到了！
这让村民们某种程度上有了自信。
自此，村民们很高兴地接受李睿珺的拍摄邀请，甚至还会预定角色。
从《老驴头》完成后，李睿珺就将目光聚焦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他讲村子里的留守老人和他们对土地的感情；
他拍村子里放弃土地走出去的人；
他拍走不出村子里的人和土地如何全然接纳他们。
村子里人的物质生活是什么样，他们的精神生活又是什么样，他们面临了怎样的困境……
他真诚地去观察，充满悲悯地去思索，然后，用心讲出他们和这片土地的故事。
他说自己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规划，一切自然发生、水到渠成。
《老驴头》拍完后，他想到了关于农村老人的精神困境，所以，2012年，他拍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4年，他讲述了另外一个民族生存的现状《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2017年，他拍了早就在酝酿中的《路过未来》，展示进城打工农民返乡却又失去土地的尴尬。
虽然影片中是城市的镜头，但故事的根依然长在这片土地。
场景是家乡的土地，演员采用职业加非职业的，李睿珺的亲戚朋友总能撑起影片的半边天。
因为没钱，他坚持低成本拍摄，前四部电影制作成本加起来没有超过400万元。
他始终没有跳出和钱的缠斗。
但他一路坚持了下来，用镜头一次次对准家乡的土地。
他说自己是用生命在拍电影，他的电影是从家乡的土里长出来的。
厚积薄发，成就近亿电影票房
时常听到、看到走不出村子的人的生存状态，李睿珺觉得这种真实应该被记录下来。
他开始酝酿故事。
2019年，他完成了《隐入尘烟》剧本。
讲述两个被家庭抛弃的中年底层农民，从一开始结婚时的陌生，到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中的熟悉，相知相守，展现了一对悲苦的农村夫妻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向往。
2019年底，李睿珺回到了张掖花墙子村，做开机筹备工作。
因为电影要按顺序拍完一年四季，所以准备分成5次拍摄，主演海清每次都要提前7-10天进组。
2020年1月，海清到了村子里体验生活。
2020年3月，《隐入尘烟》开机。
拍摄本就不连续，再加上疫情原因，差不多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影片才杀青。
这次，李睿珺的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了。
亲姨夫首次担任主角；
母亲演女主的嫂子；
父亲演村长；
妻子演衣服摊摊主；
表弟饰男主的侄子；
小姨演男主的嫂子；
表妹负责剧组服化。
因为培训充分，亲戚们表演也自然、到位。
男主表面稳重隐忍，但内心热烈，亲姨夫表演可圈可点，超出预期，稳稳地撑起了全剧。
实力派海清，实地体验农村生活，与角色融为一体，怎么看都是一个西部农村妇女。
电影故事并不复杂，但寓意深厚、引人思考，有着浓浓的人文关怀，是一部让人看了就忘不掉的文艺片。
李睿珺分享了自己对这部电影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部影片讲述了土地对于人的无差别的爱。
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连接的，它像一张网一样。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在关心自己。
这部电影，李睿珺仍在为资金犯愁。
文艺片叫好不叫座的现状，投资并不好找。
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也让投资人出现了反反复复。
最难的时候，李睿珺和制片人张敏，身上加起来没有2000元，他们买不起机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找投资。
所幸，曾经的窘迫熬过去了，李睿珺迎来了自己导演生涯的大爆发。
2022年7月8日，《隐入尘烟》登录国内院线，8月9日，《隐入尘烟》上线视频网站。
但令人称奇的是，8月单日票房不降反增，电影后劲十足，票房一路逆袭为第一。
截至2022年9月6日17时28分，《隐入尘烟》票房达到9604.5万。
猫眼专业版预测内地总票房为1.22亿。
而且，《隐入尘烟》还入围第47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当代世界单元、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4届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坚守本心，忠于真实
曾经有人投资200万元，想找李睿珺拍文艺片。
但李睿珺看过剧本后，不能接受，就果断拒绝了。
在他看来，做事应遵从内心，不能拧巴着。
他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
如李睿珺所说，他的电影长在了土里，他始终在拍家乡的土地和家乡的人。
他的电影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有人质疑，他过多描写了苦难。
在他的电影里，有温情，但不乏冷漠；有美好，也有丑陋；有幸福，更有苦难。
有的苦难，苦出了天际。
但它是真实的。
在他的电影里，都能找到你我，或是我们父辈的影子。
因为真实，会有触动，更会被触痛。
也正因为真实，才有力量，也最有生命力。
不得不说，李睿珺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感谢这样的电影人，他记录下了这样的真实。
一路走来的李睿珺也告诉我们，遵从内心，不断努力，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而且，还可能和命运的馈赠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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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7 08:33
社会与生活
「专访」《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我从土地里收割电影
「专访」《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我从土地里收割电影
土地里面不但长庄稼长粮食，也长房屋，也长爱，也长艺术，也长文学，也长电影。
李睿珺 采访：李芳
■电影《隐入尘烟》7月8日全国上映。这是导演李睿珺的第六部长片，也是他首部登陆院线的作品，并且入围了今年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无论题材还是风格，《隐入尘烟》都是一部在当下国内市场上极为罕见的电影。影片讲述，生活西北农村的两个边缘人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情节既不复杂也不曲折，而是像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西北乡村风情画，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底色。
国内的观众并不熟悉李睿珺，他的作品常见于各大电影节。在此之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年入围第69届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年提名第27届东京最佳影片，《路过未来》2017年入围第70届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再加上《隐入尘烟》，李睿珺已经解锁欧洲“三大”。
电影节的青睐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脱离现实。恰恰相反，他将镜头对准了大量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勤恳生活的普通农民，讲述他们如何与土地相依为命。《隐入尘烟》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是用一种无限接近纪实的视角探索人与土地的关系。
导演更多将镜头聚焦在马有铁（马老四，武有林饰）和贵英（海青饰）这对夫妇细碎且悠然的生活日常，耐心地展现他们在广阔的原野上如何一砖一瓦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家园，如何从种子到果实一粒一粒累积起丰饶的收获。生活的重担和荒谬在他们的心无旁骛之中化于无形，结尾欲言又止的驴子也为故事增加了一丝奇幻色彩。
影片并未止步于对一个现代伊甸园的描摹。有铁和贵英是两个渴望平凡幸福的孤独灵魂，由于种种原因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平淡生活之于他们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同时还要承受旁人的冷眼、嘲讽和利用。两人对此并不介怀，几乎是以百折不挠的柔韧在坚持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如何。他们就像是被遗忘在时代之外的人，而他们所生活的村子就是被现代都市生活所遗忘广大乡土社会的缩影。
当有铁亲手将黄土与河水搅拌在一起，一块一块筑成方砖，又一圈一圈摆成圆寰状，将其在烈日之下暴晒时，整个画面仿佛创世。他如此这般埋头苦干，是要亲手造一座房子。此时，镜头拉至高空，人间一切苦难在上苍的俯视下好似尘埃。
可贵的是，全片的基调完全没有陷于灰暗，而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流露出油画般的浓郁色泽。春是幼苗嫩枝，夏是骤雨骄阳，秋是金黄饱满，冬是寒鸦栖枝；晴空有阴凉，星夜有微光，醒时共负一轭，眠后执子之手。生活艰辛，但电影并未渲染苦难，观众看到更多的还是从中透出的光。
柏林电影节开幕前，李睿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故事主题。他将土地看成是孕育一切的生命之源，而电影故事又全都关乎人的生命，因此他的电影自然而然就是在拍“人与土地”的关系。对土地的深刻感知影响着他对自然、生命和爱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成为《隐入尘烟》中两位主角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最佳注脚。
“土地静静地接纳一切。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它都接纳。老四和贵英也接纳一切，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土地的馈赠。所以说，人的一切都是由他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的环境来决定的，包括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生命哲学的这一套体系都根植于这片土地。”
相比城市，李睿珺更享受回到家乡农村的生活，“一回去就不愿意回来”，尤其拍戏的时候，基本都会在那里，像拍《隐入尘烟》，加上前期筹备，一共呆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他说自己可能在城市已经进化成了另外一个样本，但底色没有变，“或者说有些东西不愿意被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选择了农村题材。
李睿珺告诉记者，“好多年前我就想拍一个这样的电影，拍人跟自然、跟土地之间的关系，跟生命、跟时间、跟爱或者跟周边世界的关系。”他说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写剧本，一年时间拍摄，一年时间做后期等各种收尾工作，从2019年到2021年，三年都在这个片子上。但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扎根已经至少是五六年前的事了，从故事到人物，所有灵感都来源于生活本身。
“拍摄地就是我出生长大的村子，甘肃河西走廊，距张掖市80多公里的地方。每个村里都有那么一两个像老四或者像桂英这样的人。”李睿珺说，“但其实不光乡村，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会有。他们通常很沉默，甚至被嫌弃，我们不了解他们，却会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他们，形成偏见。等你真的去了解，会发现事情的本质并不是那样。”
在《隐入尘烟》里，李睿珺想批判的就是这种“偏见”。
对话导演李睿珺
国内的观众并不熟悉李睿珺，他的作品常见于各大电影节。在此之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年入围第69届威尼斯地平线单元，《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年提名第27届东京最佳影片，《路过未来》2017年入围第70届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再加上《隐入尘烟》，李睿珺已经解锁欧洲“三大”。
电影节的青睐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脱离现实。恰恰相反，他将镜头对准了大量在土地上辛苦劳作、勤恳生活的普通农民，讲述他们如何与土地相依为命。《隐入尘烟》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是用一种无限接近纪实的视角探索人与土地的关系。
导演更多将镜头聚焦在马有铁（马老四，武有林饰）和贵英（海青饰）这对夫妇细碎且悠然的生活日常，耐心地展现他们在广阔的原野上如何一砖一瓦从无到有建立自己的家园，如何从种子到果实一粒一粒累积起丰饶的收获。生活的重担和荒谬在他们的心无旁骛之中化于无形，结尾欲言又止的驴子也为故事增加了一丝奇幻色彩。
影片并未止步于对一个现代伊甸园的描摹。有铁和贵英是两个渴望平凡幸福的孤独灵魂，由于种种原因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普通人唾手可得的平淡生活之于他们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同时还要承受旁人的冷眼、嘲讽和利用。两人对此并不介怀，几乎是以百折不挠的柔韧在坚持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完全不在乎外面的世界如何。他们就像是被遗忘在时代之外的人，而他们所生活的村子就是被现代都市生活所遗忘广大乡土社会的缩影。
当有铁亲手将黄土与河水搅拌在一起，一块一块筑成方砖，又一圈一圈摆成圆寰状，将其在烈日之下暴晒时，整个画面仿佛创世。他如此这般埋头苦干，是要亲手造一座房子。此时，镜头拉至高空，人间一切苦难在上苍的俯视下好似尘埃。
可贵的是，全片的基调完全没有陷于灰暗，而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流露出油画般的浓郁色泽。春是幼苗嫩枝，夏是骤雨骄阳，秋是金黄饱满，冬是寒鸦栖枝；晴空有阴凉，星夜有微光，醒时共负一轭，眠后执子之手。生活艰辛，但电影并未渲染苦难，观众看到更多的还是从中透出的光。
柏林电影节开幕前，李睿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到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故事主题。他将土地看成是孕育一切的生命之源，而电影故事又全都关乎人的生命，因此他的电影自然而然就是在拍“人与土地”的关系。对土地的深刻感知影响着他对自然、生命和爱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成为《隐入尘烟》中两位主角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最佳注脚。
“土地静静地接纳一切。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它都接纳。老四和贵英也接纳一切，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于土地的馈赠。所以说，人的一切都是由他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的环境来决定的，包括为人处事的方式，他生命哲学的这一套体系都根植于这片土地。”
相比城市，李睿珺更享受回到家乡农村的生活，“一回去就不愿意回来”，尤其拍戏的时候，基本都会在那里，像拍《隐入尘烟》，加上前期筹备，一共呆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他说自己可能在城市已经进化成了另外一个样本，但底色没有变，“或者说有些东西不愿意被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选择了农村题材。
李睿珺告诉记者，“好多年前我就想拍一个这样的电影，拍人跟自然、跟土地之间的关系，跟生命、跟时间、跟爱或者跟周边世界的关系。”他说自己花了一年时间写剧本，一年时间拍摄，一年时间做后期等各种收尾工作，从2019年到2021年，三年都在这个片子上。但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扎根已经至少是五六年前的事了，从故事到人物，所有灵感都来源于生活本身。
“拍摄地就是我出生长大的村子，甘肃河西走廊，距张掖市80多公里的地方。每个村里都有那么一两个像老四或者像桂英这样的人。”李睿珺说，“但其实不光乡村，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会有。他们通常很沉默，甚至被嫌弃，我们不了解他们，却会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他们，形成偏见。等你真的去了解，会发现事情的本质并不是那样。”
在《隐入尘烟》里，李睿珺想批判的就是这种“偏见”。
对话导演李睿珺
记者：每次回家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睿珺：当然有，一就是回去节奏更慢一些，二就是说其实回去有点不太想回来。
记者：很多常年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一旦回到老家就会觉得反差极大，甚至不太适应。但这种反差对于像您这样的创作者来说，是不是反而是一种更接地气、更滋养的状态？
李睿珺：我经常会有这种想法——能不能在村子里面修盖一院房子，我弄两亩地，种点菜，种点粮食，然后去村子里面的小学教教美术课，教教艺术课，平时没事的时候写写剧本，做做我自己的事什么的。特别想这样。
我原来还想过在沙漠边修一座房子，大一点的。比如我可以做一个图书馆，村里人想看书可以来，进来就有空调，夏天不是那么热，冬天也不是那么冷，再铺上地板，大家可以放松地坐在那儿，有太阳、有光线、比较通透。然后孩子放学了也可以来这儿写作业，大家都有一个去处。再比如说，做一个空间可以放电影，大家随便想来就看一看。其实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可能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记者：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的，这个空间代表着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您有没有觉得，电影中的人物跟当下城市里的年轻人分别属于两个平行宇宙？或者说，在主流社会中被边缘化、被漠视的这些人的故事，有可能会引起这些年轻人的兴趣或关注吗？电影有没有可能去弥合他们之间的鸿沟？
李睿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但我经常会下意识地关注身边的人，可能是本能的好奇。比如，我经常从家里面背着书包去咖啡厅，有时候会看到环卫工人，老人家坐在路边就一杯白水两个馒头，这是他的午餐；有时候看到将近70岁的老人还在打扫卫生间，他为什么一把年纪了还做这个工作？
当看到不同的阶层、不同年纪、不同形态装扮的人，我会特别好奇他背后的那些原因是什么，觉得它应该是有故事的，以及造成这些故事或者结果的动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留意自己身边的这些跟自己看似没有关系的人，但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连接的，它像一张网一样。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在关心自己。
记者：除了好奇心之外，这更像您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的自觉。与此同时，这是不是还代表着您对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关注？
李睿珺：是的是的，比如说最近流调。
记者：对，陌生人好像忽然间跟我们有了关系。
李睿珺：疫情期间为什么突然间有那么多人关注流调？有一些人关注我是不是跟他有“时空交集”，给自己感染上了。疫情之下生活就产生了戏剧性，如果没有疫情，这种戏剧性就没有了，而且它也容易被忽略掉——有谁会关心一个人一天他都会做什么工作？可能只有电影里才会这么讲，观众甚至都会觉得有点假。但有的时候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比电影还电影，看起来像虚构的一样。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他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也没有机会跟他有交集。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下次当你再遇到类似的人，你看他的眼光就可能会发生变化。
其实这个城市里面有无数个这样的人，他们都很容易被忽略。老四和贵英这两个人物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生活。无论在哪都都有像他们这样容易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也不代表你就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背后的真相。
记者：电影好像是一个时空的连接机器。
李睿珺：对。为什么大家看完电影会因没去过的地方和不认识的人而感动、愤怒？都是因为它连接了你们两个，它发射了好多信号，而你接收了其中一个信号，你们信号对接上了之后就找到了情感的共鸣点。
看过电影之后，有的人可能说我们单位有一个人跟老四挺像的，有的人可能说我在城市从来没有去过(农村)，我想知道麦子粒怎么产出来的，有的人说我想去那旅行……他都会找到各自的一个点，这就是你说的时空连接的作用。
记者：您的电影里会讨论很多与农村有关的社会问题。例如，《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讲一个老人想要自己土法安乐死，《老驴头》讲一个老人如何保护自己的祖坟不被沙漠化，《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有点像公路片了，两个孩子一路去追寻自己的家乡。但现实中，这些话题不怎么经常被人讨论，人们也不太关注这样的事。您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乡土社会是不是被遗忘了？
李睿珺：是。
记者：所以这是您要拍这些电影的原因之一吗？
李睿珺：就是因为我们有方案可以用。乡土社会这么大的群体，居然很难进入到这个领域，而我恰巧有机会做影像的工作。人人都在关注的事情，我就没有必要再浪费公共资源去做，反而那些人们容易淡漠或者淡忘的事情，更值得做些什么让大家关注到。对于我来说，后者的意义更大。
记者：您觉得一部取材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和现实之间真正的关联是什么？
李睿珺：不是说所有的电影后续都能（在现实社会中）发酵出一个大事件，这个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它的存在，哪怕作为一个备忘录，也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10年后，我们想要看一下某个区域的人的生活状态，看一看他们的表情，每个时代人的表情都有记录时代的意义。再比如说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也会有一些价值，可以看看那个时候的人都遭遇了什么。哪怕去看看那个时代的电影导演都在拍什么，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
记者：在《隐入尘烟》这个片子里，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作者表达？
李睿珺：这东西应该是由观众自己去看。如果说非要给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土地对于人的无差别的爱。土地容纳一切，它没有任何偏见地接纳一切，就像老四和贵英，不被周边的人理解和接纳的两个人，最后是土地接纳了他们。他们跟庄稼一样，都是土地的孩子。
记者：那您有没有一种批判的思想？
李睿珺：肯定是会有的，批判的目的是希望它变得更好。我觉得有的时候批判的声音要比赞美来得更有勇气，那些赞美你的人不见得是真的爱你、真的为你好。
记者：所以您在《隐入尘烟》里想要批判的是什么？
李睿珺：偏见。我们在一个信息时代，似乎大家的沟通变得更便捷了，但是人与人的距离其实变得越来越远了，有效的交流变得更难了。原本我们是期待信息时代可以消除偏见、更容易达成共识的，结果发现适得其反，偏见反而越来越重，共识度越来越低。
记者：我在《隐入尘烟》里看到一点“矛盾”的地方。您把老四和贵英的世界拍得非常美好，像一个童话。他们一起用双手建造自己的家园，像在建造一个短暂存在的乌托邦，但结局其实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村民对他俩的态度也不友好，甚至有时候很残忍。这种一边让人觉得特别美好、一边又特别冷酷的气质您是怎么炼成的？
李睿珺：因为真实世界就是这样的。它既温暖又冷酷，既真实又虚假，虚假里面饱含了很多真实，真实里面包含饱含了虚假。这就是现实生活的意义，我们要客观地去对待所有的这一切。片子里有一幕是老四和贵英在邻居家看电视，结果贵英因为身体原因就尿失禁了。邻居大声埋怨说，“哎呀你怎么能尿在凳子上？”老四就用纸擦，邻居又说“纸能擦干净吗”。但是当老四带着贵英一走，邻居又在背后喊：“哎，你回来呀，你借的鸡蛋不要了吗？”老四转身回来把鸡蛋拿走了。
正常生活中的人都是这样的，多面、立体。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只是在好与坏之间，人们会根据某种特定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应。老四和贵英周边这些村民，他们一边很瞧不起两人，一边又很羡慕。女人闲话说“你看她还被老四宠成这样，恨不得拿一个绳子拴着带着”，男人就反问“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嫁给老四”。老四也有对贵英发脾气的时候。人无完人，大家都一样。
《隐入尘烟》剧照
记者：但是我觉得您在这个故事里调高了美好的浓度，为什么会这样做？
李睿珺：因此我是觉得老四和贵英身上有一些人类天然拥有的美好品质，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长久累积下来的。但好像这些东西在社会不断的改变和进化过程中被迷失掉了。那些坐在桥头议论的人，原来也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也许当他们看到老四和贵英，这些品质就会渐渐被唤醒。
老四和贵英看似好像是没有搭上高铁的那两个人，他们骑自行车。但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低碳环保，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更先进的理念。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提倡大家骑自行车、提倡环保什么的了。你看是要从哪个角度切入。
但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老四和贵英代表着1.0时代农耕文明的最后一点遗留，他们的结束可能就宣告着1.0时代的结束，然后彻底进入2.0时代。
记者：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老四在开始盖房子之前要做土砖，做完要晒，他把一块一块的砖坯摆成了一圈一圈的圆。那个场景很震撼，镜头拉上去俯瞰大地的时候，有一点宗教感。您当时怎么设计那场戏的？
李睿珺：生命就是个圆，从泥土变成房子，无论是什么形态，它的本质还是土，最后也都还是会变成土。生命在不同的形态下，在不同的时空里，会有不一样的外貌示人，但是它终究要归于尘土。
一颗麦粒种下去，发芽了，长出来，形态已经不一样，成熟收割之后它又回到了最初的样貌。那么，它是变化了还是没变化？它是死亡还是希望？麦粒到底是麦子的尸体还是麦子的种子，对吧？
记者：我在那个场景里忽然感受到了一个词叫做“大地”，就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人类这种生物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虽然是老四这个人在建房子，但其实他在整个场景里面作为人存在的时候其实是渺小的，更宏大的是那些把他围起来的土和砖。
李睿珺：是因为土地接纳了一切。不管是你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你想在这歇息还是耕种，都可以。土地里面不但长庄稼长粮食，也长房屋，也长爱，也长艺术，也长文学，也长电影。老四他们在土地里面收割粮食，而我们从土地里面收割电影。■
李睿珺：因此我是觉得老四和贵英身上有一些人类天然拥有的美好品质，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长久累积下来的。但好像这些东西在社会不断的改变和进化过程中被迷失掉了。那些坐在桥头议论的人，原来也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也许当他们看到老四和贵英，这些品质就会渐渐被唤醒。
老四和贵英看似好像是没有搭上高铁的那两个人，他们骑自行车。但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低碳环保，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更先进的理念。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提倡大家骑自行车、提倡环保什么的了。你看是要从哪个角度切入。
但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老四和贵英代表着1.0时代农耕文明的最后一点遗留，他们的结束可能就宣告着1.0时代的结束，然后彻底进入2.0时代。
记者：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老四在开始盖房子之前要做土砖，做完要晒，他把一块一块的砖坯摆成了一圈一圈的圆。那个场景很震撼，镜头拉上去俯瞰大地的时候，有一点宗教感。您当时怎么设计那场戏的？
李睿珺：生命就是个圆，从泥土变成房子，无论是什么形态，它的本质还是土，最后也都还是会变成土。生命在不同的形态下，在不同的时空里，会有不一样的外貌示人，但是它终究要归于尘土。
一颗麦粒种下去，发芽了，长出来，形态已经不一样，成熟收割之后它又回到了最初的样貌。那么，它是变化了还是没变化？它是死亡还是希望？麦粒到底是麦子的尸体还是麦子的种子，对吧？
记者：我在那个场景里忽然感受到了一个词叫做“大地”，就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人类这种生物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虽然是老四这个人在建房子，但其实他在整个场景里面作为人存在的时候其实是渺小的，更宏大的是那些把他围起来的土和砖。
李睿珺：是因为土地接纳了一切。不管是你好人还是坏人，不管你想在这歇息还是耕种，都可以。土地里面不但长庄稼长粮食，也长房屋，也长爱，也长艺术，也长文学，也长电影。老四他们在土地里面收割粮食，而我们从土地里面收割电影。■
又讯：《隐入尘烟》票房突破9600万，甘肃农村导演李睿珺终于完美逆袭
电影《隐入尘烟》上映61天 ，总票房破9600万，猫眼专业版预测内地总票房为1.22亿，成绩耀眼。
豆瓣评分也由最初的7.8分涨到了8.5分，已成为今年截止目前国产片最高分。
令人称奇的是，上线视频网播后，它的单日票房不降反升，最高达到1268万，终于一路逆袭为票房黑马。
它还入围了第七十二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有评论说，这是今年表现最好的国产电影。
人民网更是评论，因为真实，所以精彩，也注定不会“隐入烟尘”。
这部电影，票房和口碑齐飞！
但影片中的演员，除女主为海清出演，其余均为导演的亲戚朋友或本村村民。
麦地、土坯、沙漠、湿地……那片黄土地和它所承载的故事，看过，便难以忘怀。
人性、尊重、活过、爱过……关于生命的思索，住在了心里，久久散不去。
影片的导演李睿珺说，“我们从土地里面收割电影。”
实际上，这不是他第一次拍摄这块黄土地。
家乡，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对家乡刻骨的感情和对人性的思索，是他创作的原动力。
他曾在电影门外徘徊三年，曾为拍电影四处借钱，也曾窘迫得兜里只剩下2000块钱。
但他没有放弃，而是追随内心，一步步构建起心中电影的蓝图。
离开家乡，追梦北京
1983年，李睿珺出生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花墙子村。
在他的记忆里，六七岁了，家里还在点煤油灯。
村子里90年代初才通电。
当时，堂叔家里有个黑白电视，电视只能播两个频道，中央一和中央二，偶然会有个电影。
但这不耽误李睿珺和村里其他孩子，将大把的时光消磨在了这台电视前。
电影多是打打杀杀的港台片，或是配音的国外的译制片。
李睿珺对这些不感冒，连带地他开始对电影排斥。
1997年，他14岁，跟随做老师的父亲的工作调动，他转学到县城读初二。
但他时常在节日或放假时回农村，亲戚们在村里，他的伙伴们在村里，对农村，他有一种天然的感情。
同排斥电影一样，他还开始排斥英语学习。
村子里的中学，初一才开始学习英语ABC字母。
转学到县城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英语薄弱，也觉得英语老师不待见自己，甚至觉得老师还针对自己。
初二、初三年级，倔强的李睿珺一直对抗英语学习，比如作业时常不交，单词、句型不背……
结果，他硬生生放弃掉了英语。
这让他后来也吃到了苦头。
当然，他也有自己感兴趣的科目，高中时，他学习了美术和音乐，学习中，他感到了的乐趣。
原本应该继续美术和音乐深造的李睿珺，阴错阳差地，大学时读了电影广告专业。
他就读的学校是山西传媒学院，这是中国第三大传媒本科院校，实力不俗。
但较之前两名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差距还是不小，这让李睿珺总有一种“小门小户”出身的感觉。
大学时光，他不只获取了文凭，最大的收获，是颠覆了曾经对电影的认知，从排斥转而变为痴迷。
虽然电影广告专业重点是学习拍广告，但基础课和电影导演专业并没有什么不同，同将电影分析等课程作为必修课。
有一天，他观看了影片《偷自行车的人》。
这是一部新写实主义影片，演员选自非职业演员。
但出乎他预料的是，影片呈现出的效果却奇好，片中的场景，还有父子俩的命运，让他牵肠挂肚、不能忘怀。
“几个月过去，它还在你心里。”
他像被击打了一下，一下来了个180度转身。
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有魅力！
从此，他一头扎进学校资料室，开始系统地观摩电影、重新认识电影。
这也点燃了他要拍自己的电影的激情。
2003年，他毕业了，怀揣着一个电影梦，他闯荡到了北京，成了“北漂”一员。
他期盼在北京能结识到电影人，或许，这能帮助他曲线实现“触电”梦想。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却三年时间，都没能触碰到电影的门槛。
首次“触电”，欠下外债
他的职业规划，可以说是个理想方案。
他想先找家影视广告公司应聘，一边赚钱，一边写写自己想拍的剧本，等有机会接触到做电影的人后，再伺机进入电影行业。
但在人才济济的北京，职场小白想靠海发简历应聘职位，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找了两个月工作，仍然一无所获。
眼看身上的钱花完了，最紧要的，是能生存，梦想得靠边站。
还是靠着电视台校友的引荐，李睿珺得到了一份电视台的工作，他负责编导、摄像、剪辑。
他边工作，边等待一个机会的出现。
这一等，就是3年。
不过，不是等来了机会，是他想通了，他不再等了。
“那么多电影学院，比如像北京电影学院、广播学院，这些专业院校每年毕业那么多导演专业的学生，什么时候这个机会能落到我的头上，凭什么落到我的头上？”
他决定主动出击、自己创造机会。
他敏锐地嗅着可能有的机会，他曾和电视台的主编聊电影聊得投机，主编还替他询问了国外的朋友，而且，还真问出了一点可能意向。
于是，李睿珺兴奋地投入剧本写作中。
但当他完成剧本后，再问，人家朋友就没兴趣了。
李睿珺继续广撒网，终于找到一个有兴趣投40万的人。
李睿珺马不停蹄地组建团队、做拍摄前准备……
可没成想，又出问题了。
原来，这人将钱投在了酒店装修，装修正在火热进行中，说等酒店开业资金回流后，再帮他。
可团队都等着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他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
李睿珺东拼西凑，可资金还有约三十万的缺口。
看着李睿珺为钱犯愁，他父母坐不住了。
他们拿出原本用来在县城买房的十几万积蓄，还找村里人借了些，凑上了这笔钱。
“你们要做这个事，别人不支持，我们也没法不支持。”
而李睿珺的算盘也打得挺好，如果今年电影拍完，明年发行，钱回来了就能还给父母和乡里乡亲。
2006年8月，《夏至》终于开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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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拍摄后，李睿珺就发现自己仓促上马，远远没有准备好。
剧本写得有问题，边拍边改；
钱没给到位，本来想再多拍几条，但话到到嘴边，又生生给咽了回去；
钱不够，还要接着借；
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有发生，比如剧组人员闹矛盾，吵架、打架，这些人际上的事情弄得他焦头烂额。
他差点儿就要放弃了。
后来，觉得应该给自己和哥们一个交代，他才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
2006年11月，影片杀青了。
李睿珺将《夏至》送到了一些国际电影节，期盼能获得在海外发行机会。
但他不懂英语，和现场发行人员无法交流，结果，影片获奖了，但一个版权都没有卖出去。
不知道这时的李睿珺对当年放弃英语的倔强，是否感到了后悔。
结算下来，这部电影让他欠下了30万元的外债。
他说过的一年还款的话，终没能兑现。
李睿珺焦虑得夜里三四点睡不着觉，一个人沿着马路溜达到天亮。
有时候，他给父母打电话，一听到语气不对，就联想到是不是家里亲戚又催还钱了。
所以，只要手头凑成了个整数，比如1万，2万元，就赶紧打过去。
在村子里，李睿珺成了一个“笑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拍这个电影，也开启了他人生的幸福之门，他遇见了张敏，志同道合的两人，从此双宿双飞。
李睿珺将自己定义为手艺人，最不喜欢办公室政治。
为此，一看到露出这样的苗头，他就会辞职。
因此，他赋闲在家的时候也不少。
不能及时找到工作时，他就干些拍会议、婚礼、车展这些活，虽然干得意兴阑珊，但这能让他养活了自己。
况且，他还要靠着这些零工来还债。
除了挣钱，他还要省着花，那段时间，他节俭到一两个月都不换样，只吃回锅肉盖饭，因为这个只有七八块钱一份，最便宜。
饭馆老板都不需要他说话，他一个眼神，人家直接端给他。
第一次“触电”，着实给了李睿珺一个下马威。
但他追求电影梦的脚步并没有慢下来。
转战家乡，拍乡土情怀
李睿珺一边打工，一边写剧本，此外，他还扎扎实实对上一部电影进行了总结。
2009年，他筹拍自己的第二部电影《老驴头》。
一名73岁农村老汉“老驴头”独自治理祖坟旁边沙漠。老汉有三儿两女，靠耕种两亩地维持生计。
有了上次的教训，李睿珺在节省成本上下功夫，不再追求表面，将重点放在讲好一个故事上。
另外，前期案头工作会反复完善，对拍摄中可能出现的状况也提前做了预案。
幸运的是，很多朋友帮忙，他们一起到了李睿珺的甘肃老家，将他的亲戚朋友都训练成了演员，让这些人从不敢站在镜头前，到走位、表情等都能过关，一遍遍地训练。
李睿珺担任编剧、导演，还负责电影的美术、音乐、剪辑；
三位主演，一个是他的亲舅爷，一个是他的亲姨夫，一个是他妻子张敏；
男演员们除了演戏以外，还要当司机、厨师等。
设备、道具等，也一律追求低成本。
用了一台索尼HDV-Z1C、一个森海塞尔416话筒和一个调音台，然后再加两盏红头灯；买了一箱200瓦的灯泡；交通工具是一头驴车、几辆摩托车，再加一个拖拉机。这让成本一下子降了下来。
2010年9月，影片杀青，盘点下，总共花去30万元。
在几名电影学院教授的建议下，《老驴头》剧本被翻译成英文，参与了鹿特丹电影节剧本创投比赛，共获得了3万元的奖金。
在几名电影学院教授的建议下，《老驴头》剧本被翻译成英文，参与了鹿特丹电影节剧本创投比赛，共获得了3万元的奖金。
《老驴头》还收到了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的入围通知。
这让李睿珺信心大增，自己拍电影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他更加坚定了要真诚地观察生活、对待电影。
他的父母得知电影获得了国际奖项和奖金，也长舒了一口气。
中央六台播放了这部电影，这让村里的人对他的态度有了根本改变。
电影里，村子里的房屋、土地、沙漠，比自己眼里的还美。
原来，自己的家可以这样美！家乡也能被许多人看到了！
这让村民们某种程度上有了自信。
自此，村民们很高兴地接受李睿珺的拍摄邀请，甚至还会预定角色。
从《老驴头》完成后，李睿珺就将目光聚焦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他讲村子里的留守老人和他们对土地的感情；
他拍村子里放弃土地走出去的人；
他拍走不出村子里的人和土地如何全然接纳他们。
村子里人的物质生活是什么样，他们的精神生活又是什么样，他们面临了怎样的困境……
他真诚地去观察，充满悲悯地去思索，然后，用心讲出他们和这片土地的故事。
他说自己并没有特别清楚的规划，一切自然发生、水到渠成。
《老驴头》拍完后，他想到了关于农村老人的精神困境，所以，2012年，他拍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4年，他讲述了另外一个民族生存的现状《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2017年，他拍了早就在酝酿中的《路过未来》，展示进城打工农民返乡却又失去土地的尴尬。
虽然影片中是城市的镜头，但故事的根依然长在这片土地。
场景是家乡的土地，演员采用职业加非职业的，李睿珺的亲戚朋友总能撑起影片的半边天。
因为没钱，他坚持低成本拍摄，前四部电影制作成本加起来没有超过400万元。
他始终没有跳出和钱的缠斗。
但他一路坚持了下来，用镜头一次次对准家乡的土地。
他说自己是用生命在拍电影，他的电影是从家乡的土里长出来的。
厚积薄发，成就近亿电影票房
时常听到、看到走不出村子的人的生存状态，李睿珺觉得这种真实应该被记录下来。
他开始酝酿故事。
2019年，他完成了《隐入尘烟》剧本。
讲述两个被家庭抛弃的中年底层农民，从一开始结婚时的陌生，到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中的熟悉，相知相守，展现了一对悲苦的农村夫妻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向往。
2019年底，李睿珺回到了张掖花墙子村，做开机筹备工作。
因为电影要按顺序拍完一年四季，所以准备分成5次拍摄，主演海清每次都要提前7-10天进组。
2020年1月，海清到了村子里体验生活。
2020年3月，《隐入尘烟》开机。
拍摄本就不连续，再加上疫情原因，差不多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影片才杀青。
这次，李睿珺的七大姑八大姨齐上阵了。
亲姨夫首次担任主角；
母亲演女主的嫂子；
父亲演村长；
妻子演衣服摊摊主；
表弟饰男主的侄子；
小姨演男主的嫂子；
表妹负责剧组服化。
因为培训充分，亲戚们表演也自然、到位。
男主表面稳重隐忍，但内心热烈，亲姨夫表演可圈可点，超出预期，稳稳地撑起了全剧。
实力派海清，实地体验农村生活，与角色融为一体，怎么看都是一个西部农村妇女。
电影故事并不复杂，但寓意深厚、引人思考，有着浓浓的人文关怀，是一部让人看了就忘不掉的文艺片。
李睿珺分享了自己对这部电影更深层次的理解：
这部影片讲述了土地对于人的无差别的爱。
我总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连接的，它像一张网一样。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在关心自己。
这部电影，李睿珺仍在为资金犯愁。
文艺片叫好不叫座的现状，投资并不好找。
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也让投资人出现了反反复复。
最难的时候，李睿珺和制片人张敏，身上加起来没有2000元，他们买不起机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找投资。
所幸，曾经的窘迫熬过去了，李睿珺迎来了自己导演生涯的大爆发。
2022年7月8日，《隐入尘烟》登录国内院线，8月9日，《隐入尘烟》上线视频网站。
但令人称奇的是，8月单日票房不降反增，电影后劲十足，票房一路逆袭为第一。
截至2022年9月6日17时28分，《隐入尘烟》票房达到9604.5万。
猫眼专业版预测内地总票房为1.22亿。
而且，《隐入尘烟》还入围第47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当代世界单元、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4届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坚守本心，忠于真实
曾经有人投资200万元，想找李睿珺拍文艺片。
但李睿珺看过剧本后，不能接受，就果断拒绝了。
在他看来，做事应遵从内心，不能拧巴着。
他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
如李睿珺所说，他的电影长在了土里，他始终在拍家乡的土地和家乡的人。
他的电影在国际上多次获奖。
有人质疑，他过多描写了苦难。
在他的电影里，有温情，但不乏冷漠；有美好，也有丑陋；有幸福，更有苦难。
有的苦难，苦出了天际。
但它是真实的。
在他的电影里，都能找到你我，或是我们父辈的影子。
因为真实，会有触动，更会被触痛。
也正因为真实，才有力量，也最有生命力。
不得不说，李睿珺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感谢这样的电影人，他记录下了这样的真实。
一路走来的李睿珺也告诉我们，遵从内心，不断努力，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而且，还可能和命运的馈赠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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