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张乐愚
■我有一位前同事，此前在一家C轮的创业公司负责产品研发，几个月前那家公司因为被收购，他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一名大厂中层员工。
最近，在我们的一次两个小时的电话交流中，他始终是一副随时准备着“逃离”但又放不下的状态，连连大呼“真的是太卷了”。
相比团队被收购前的工作状态，现在他每天在大厂的工作时长被迫拉长，这并不由他自己掌控，有很多人和事情在推着他走。哪怕是中午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也总是有组织会议的人把会议安排到中午12点半；亦或是好不容易晚上回到家，手机上的工作通讯app还在不断弹出消息提醒框：距离晚上10点的产品电话会还有15分钟，请做好准备。
我的这位前同事，要说当年也是当之无愧的高考赢家，几十万人当中的佼佼者，从河北这样一个高考大省愣生生地挤入了清华，战胜了无数人，成为当年那批考生中的极少数赢家。
现如今，在这家以“聚集强内驱力员工”而著称的大厂里，他也觉得自叹弗如。会议的密集和工作产出的双重重压，使得他每周有三四天在半夜才能回到家。这种工作强度让他觉得，这不是在工作，是在豁命。
问及原因，他说并不是自己想拼，为了让新产品尽快上线，他的领导把产品上线的时间压缩了一半。他和团队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搞。至于效果如何，谁能为此负责，则变得没有人关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不得不陷入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工作所带来的幽暗了呢？ 似乎不以这样的姿态工作，就好像马上要失去一切一样。
要说工作强度大、持续加班这件事，在“996成为福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也并非大厂独创的新鲜事。
作家冯唐在自己的书中描绘过他曾经在麦肯锡的工作强度：每周平均工作80到100个小时。算一算这工作时长要比现在的996大更多；他也曾经创下过68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工作纪录，眼看马上要跟客户开会，实在困得不行不得不去游半个小时的泳再回来。而那时他却反问自己在麦肯锡的导师一个凡尔赛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苦、这么久我却不觉得苦？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深有体会。十年前，我在一家4A广告公司工作，因为以加班而著称，彼时这家公司所在的整条街，都被出租车司机师傅们视为拉夜活蹲点的“圣地”。每天周旋在客户、开会、写方案之中，忙是真的忙，累也是真的累，但是很奇怪，每每回忆起那段4A黄金年代的工作过往，我都没有太多的抱怨，反而有一种喜悦的收获感，总觉得那时的办公室里洋溢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某日，我看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早年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觉得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诺斯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概念。
“生产性努力”具有原创属性，不断做大蛋糕，增加公司或者社会可分配的财富。“分配性努力”则是指一部分人并不增加社会劳动成果和财富，而是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财富分配当中取得先发优势，分配到更多的份额。
对比来看，有些恍悟，原来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曾经把大部分精力聚焦在“生产性努力上”。团队之间彼此互相协同，只是为了赢下更大的客户，为公司创造更多的营收。
在一个生产性努力的场域中，每个人会觉得每天的成长大于消耗，也很少会有人觉得自己是个拧螺丝的。
不得不说，那样的氛围使得一个组织更容易聚集起一批优秀的、专注于创造的人才。在那样一种忙碌且讲究高效的状态之下，整个氛围其实会趋向于一种“松弛”，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我的另一位朋友，早年间在一家大型的培训机构做培训讲师，工作生涯的前五年都过着一天一个城市开启一场讲座，然后再换个城市继续重启新一轮的节奏。他经常会在某天早晨醒来忘记了自己到底躺在哪里，然后睁开眼睛又开始奔赴新一天的培训。就是这样的状态，他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苦和累的部分提及的很少，谈的更多的是后来创业后的基本功都是在那个时期打下的，后面的所有成绩都跟早年吃的这些苦所学到的东西分不开。
那时的我们对于个体的努力总是保有一份敬重，因为每一份生产性努力都对应着一份价值，一种踏实的稳定感。
从什么时候开始拿着高薪的大厂人们，到处嚷嚷着不是“要躺平”就是“太卷”呢？
当近两年伴随着互联网的增长红利见顶，工作同样的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变得难度加大的时候，“证明价值”就变成了一门不得不掌握的职场生存技能。
一个从中型互联网公司刚跳到一家大厂的朋友说，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汇，叫汇报彩排。
另一个大厂朋友说，他的领导让他在准备汇报的过程当中，把当天汇报的内容逐字写下来，直至打磨到汇报前的最后一分钟。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拼尽全力地去完成生产性努力，同时还要想尽办法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与合理性的时候，真正宝贵的创造力就会开始变得干瘪，而他/她就会倾向于用仅剩不多的精力按部就班地去搞定流水线般的操作和套路。在这里你的绩效多占了一个A，我只能拿B，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光明的未来。那么汇报PPT、工作邮件总结，皆转变成为了生存的学问。
当然，大厂在成为“大厂”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值得怀念的生产性努力占据大多数工作的日子。十年前，当移动互联网的春风吹向所有创业者的时候，效果与工作价值在每天的增长中都可以被肉眼可见，那会还没有“内卷”这个词。
而当隐藏在评价体系里的“分配性努力”越多，就越会使得人们日常工作中的消耗逐渐大于价值，最终挤不上车的人就只能下车。大厂里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趟又一趟，一波又一波。
有人创造，就有人分配，这是市场和经济规律使然。而对于职场中人，需要保持清醒地意识到，那些给人以建设性的工作，往往都是在生产性努力的基础上诞生的。■
最近，在我们的一次两个小时的电话交流中，他始终是一副随时准备着“逃离”但又放不下的状态，连连大呼“真的是太卷了”。
相比团队被收购前的工作状态，现在他每天在大厂的工作时长被迫拉长，这并不由他自己掌控，有很多人和事情在推着他走。哪怕是中午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也总是有组织会议的人把会议安排到中午12点半；亦或是好不容易晚上回到家，手机上的工作通讯app还在不断弹出消息提醒框：距离晚上10点的产品电话会还有15分钟，请做好准备。
我的这位前同事，要说当年也是当之无愧的高考赢家，几十万人当中的佼佼者，从河北这样一个高考大省愣生生地挤入了清华，战胜了无数人，成为当年那批考生中的极少数赢家。
现如今，在这家以“聚集强内驱力员工”而著称的大厂里，他也觉得自叹弗如。会议的密集和工作产出的双重重压，使得他每周有三四天在半夜才能回到家。这种工作强度让他觉得，这不是在工作，是在豁命。
问及原因，他说并不是自己想拼，为了让新产品尽快上线，他的领导把产品上线的时间压缩了一半。他和团队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搞。至于效果如何，谁能为此负责，则变得没有人关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不得不陷入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工作所带来的幽暗了呢？ 似乎不以这样的姿态工作，就好像马上要失去一切一样。
要说工作强度大、持续加班这件事，在“996成为福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也并非大厂独创的新鲜事。
作家冯唐在自己的书中描绘过他曾经在麦肯锡的工作强度：每周平均工作80到100个小时。算一算这工作时长要比现在的996大更多；他也曾经创下过68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工作纪录，眼看马上要跟客户开会，实在困得不行不得不去游半个小时的泳再回来。而那时他却反问自己在麦肯锡的导师一个凡尔赛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苦、这么久我却不觉得苦？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深有体会。十年前，我在一家4A广告公司工作，因为以加班而著称，彼时这家公司所在的整条街，都被出租车司机师傅们视为拉夜活蹲点的“圣地”。每天周旋在客户、开会、写方案之中，忙是真的忙，累也是真的累，但是很奇怪，每每回忆起那段4A黄金年代的工作过往，我都没有太多的抱怨，反而有一种喜悦的收获感，总觉得那时的办公室里洋溢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某日，我看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早年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觉得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诺斯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概念。
“生产性努力”具有原创属性，不断做大蛋糕，增加公司或者社会可分配的财富。“分配性努力”则是指一部分人并不增加社会劳动成果和财富，而是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财富分配当中取得先发优势，分配到更多的份额。
对比来看，有些恍悟，原来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曾经把大部分精力聚焦在“生产性努力上”。团队之间彼此互相协同，只是为了赢下更大的客户，为公司创造更多的营收。
在一个生产性努力的场域中，每个人会觉得每天的成长大于消耗，也很少会有人觉得自己是个拧螺丝的。
不得不说，那样的氛围使得一个组织更容易聚集起一批优秀的、专注于创造的人才。在那样一种忙碌且讲究高效的状态之下，整个氛围其实会趋向于一种“松弛”，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我的另一位朋友，早年间在一家大型的培训机构做培训讲师，工作生涯的前五年都过着一天一个城市开启一场讲座，然后再换个城市继续重启新一轮的节奏。他经常会在某天早晨醒来忘记了自己到底躺在哪里，然后睁开眼睛又开始奔赴新一天的培训。就是这样的状态，他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苦和累的部分提及的很少，谈的更多的是后来创业后的基本功都是在那个时期打下的，后面的所有成绩都跟早年吃的这些苦所学到的东西分不开。
那时的我们对于个体的努力总是保有一份敬重，因为每一份生产性努力都对应着一份价值，一种踏实的稳定感。
从什么时候开始拿着高薪的大厂人们，到处嚷嚷着不是“要躺平”就是“太卷”呢？
当近两年伴随着互联网的增长红利见顶，工作同样的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变得难度加大的时候，“证明价值”就变成了一门不得不掌握的职场生存技能。
一个从中型互联网公司刚跳到一家大厂的朋友说，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汇，叫汇报彩排。
另一个大厂朋友说，他的领导让他在准备汇报的过程当中，把当天汇报的内容逐字写下来，直至打磨到汇报前的最后一分钟。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拼尽全力地去完成生产性努力，同时还要想尽办法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与合理性的时候，真正宝贵的创造力就会开始变得干瘪，而他/她就会倾向于用仅剩不多的精力按部就班地去搞定流水线般的操作和套路。在这里你的绩效多占了一个A，我只能拿B，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光明的未来。那么汇报PPT、工作邮件总结，皆转变成为了生存的学问。
当然，大厂在成为“大厂”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值得怀念的生产性努力占据大多数工作的日子。十年前，当移动互联网的春风吹向所有创业者的时候，效果与工作价值在每天的增长中都可以被肉眼可见，那会还没有“内卷”这个词。
而当隐藏在评价体系里的“分配性努力”越多，就越会使得人们日常工作中的消耗逐渐大于价值，最终挤不上车的人就只能下车。大厂里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趟又一趟，一波又一波。
有人创造，就有人分配，这是市场和经济规律使然。而对于职场中人，需要保持清醒地意识到，那些给人以建设性的工作，往往都是在生产性努力的基础上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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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与生活
大厂工作为何会迷失在内卷与躺平之间？
大厂工作为何会迷失在内卷与躺平之间？
张乐愚：同样是辛苦和奔忙，为何在曾经的工作中还能体会到成长大于消耗，而今天的工作却让人觉得自己像个拧螺丝的？
张乐愚
■我有一位前同事，此前在一家C轮的创业公司负责产品研发，几个月前那家公司因为被收购，他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一名大厂中层员工。
最近，在我们的一次两个小时的电话交流中，他始终是一副随时准备着“逃离”但又放不下的状态，连连大呼“真的是太卷了”。
相比团队被收购前的工作状态，现在他每天在大厂的工作时长被迫拉长，这并不由他自己掌控，有很多人和事情在推着他走。哪怕是中午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也总是有组织会议的人把会议安排到中午12点半；亦或是好不容易晚上回到家，手机上的工作通讯app还在不断弹出消息提醒框：距离晚上10点的产品电话会还有15分钟，请做好准备。
我的这位前同事，要说当年也是当之无愧的高考赢家，几十万人当中的佼佼者，从河北这样一个高考大省愣生生地挤入了清华，战胜了无数人，成为当年那批考生中的极少数赢家。
现如今，在这家以“聚集强内驱力员工”而著称的大厂里，他也觉得自叹弗如。会议的密集和工作产出的双重重压，使得他每周有三四天在半夜才能回到家。这种工作强度让他觉得，这不是在工作，是在豁命。
问及原因，他说并不是自己想拼，为了让新产品尽快上线，他的领导把产品上线的时间压缩了一半。他和团队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搞。至于效果如何，谁能为此负责，则变得没有人关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不得不陷入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工作所带来的幽暗了呢？ 似乎不以这样的姿态工作，就好像马上要失去一切一样。
要说工作强度大、持续加班这件事，在“996成为福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也并非大厂独创的新鲜事。
作家冯唐在自己的书中描绘过他曾经在麦肯锡的工作强度：每周平均工作80到100个小时。算一算这工作时长要比现在的996大更多；他也曾经创下过68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工作纪录，眼看马上要跟客户开会，实在困得不行不得不去游半个小时的泳再回来。而那时他却反问自己在麦肯锡的导师一个凡尔赛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苦、这么久我却不觉得苦？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深有体会。十年前，我在一家4A广告公司工作，因为以加班而著称，彼时这家公司所在的整条街，都被出租车司机师傅们视为拉夜活蹲点的“圣地”。每天周旋在客户、开会、写方案之中，忙是真的忙，累也是真的累，但是很奇怪，每每回忆起那段4A黄金年代的工作过往，我都没有太多的抱怨，反而有一种喜悦的收获感，总觉得那时的办公室里洋溢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某日，我看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早年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觉得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诺斯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概念。
“生产性努力”具有原创属性，不断做大蛋糕，增加公司或者社会可分配的财富。“分配性努力”则是指一部分人并不增加社会劳动成果和财富，而是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财富分配当中取得先发优势，分配到更多的份额。
对比来看，有些恍悟，原来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曾经把大部分精力聚焦在“生产性努力上”。团队之间彼此互相协同，只是为了赢下更大的客户，为公司创造更多的营收。
在一个生产性努力的场域中，每个人会觉得每天的成长大于消耗，也很少会有人觉得自己是个拧螺丝的。
不得不说，那样的氛围使得一个组织更容易聚集起一批优秀的、专注于创造的人才。在那样一种忙碌且讲究高效的状态之下，整个氛围其实会趋向于一种“松弛”，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我的另一位朋友，早年间在一家大型的培训机构做培训讲师，工作生涯的前五年都过着一天一个城市开启一场讲座，然后再换个城市继续重启新一轮的节奏。他经常会在某天早晨醒来忘记了自己到底躺在哪里，然后睁开眼睛又开始奔赴新一天的培训。就是这样的状态，他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苦和累的部分提及的很少，谈的更多的是后来创业后的基本功都是在那个时期打下的，后面的所有成绩都跟早年吃的这些苦所学到的东西分不开。
那时的我们对于个体的努力总是保有一份敬重，因为每一份生产性努力都对应着一份价值，一种踏实的稳定感。
从什么时候开始拿着高薪的大厂人们，到处嚷嚷着不是“要躺平”就是“太卷”呢？
当近两年伴随着互联网的增长红利见顶，工作同样的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变得难度加大的时候，“证明价值”就变成了一门不得不掌握的职场生存技能。
一个从中型互联网公司刚跳到一家大厂的朋友说，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汇，叫汇报彩排。
另一个大厂朋友说，他的领导让他在准备汇报的过程当中，把当天汇报的内容逐字写下来，直至打磨到汇报前的最后一分钟。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拼尽全力地去完成生产性努力，同时还要想尽办法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与合理性的时候，真正宝贵的创造力就会开始变得干瘪，而他/她就会倾向于用仅剩不多的精力按部就班地去搞定流水线般的操作和套路。在这里你的绩效多占了一个A，我只能拿B，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光明的未来。那么汇报PPT、工作邮件总结，皆转变成为了生存的学问。
当然，大厂在成为“大厂”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值得怀念的生产性努力占据大多数工作的日子。十年前，当移动互联网的春风吹向所有创业者的时候，效果与工作价值在每天的增长中都可以被肉眼可见，那会还没有“内卷”这个词。
而当隐藏在评价体系里的“分配性努力”越多，就越会使得人们日常工作中的消耗逐渐大于价值，最终挤不上车的人就只能下车。大厂里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趟又一趟，一波又一波。
有人创造，就有人分配，这是市场和经济规律使然。而对于职场中人，需要保持清醒地意识到，那些给人以建设性的工作，往往都是在生产性努力的基础上诞生的。■
最近，在我们的一次两个小时的电话交流中，他始终是一副随时准备着“逃离”但又放不下的状态，连连大呼“真的是太卷了”。
相比团队被收购前的工作状态，现在他每天在大厂的工作时长被迫拉长，这并不由他自己掌控，有很多人和事情在推着他走。哪怕是中午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也总是有组织会议的人把会议安排到中午12点半；亦或是好不容易晚上回到家，手机上的工作通讯app还在不断弹出消息提醒框：距离晚上10点的产品电话会还有15分钟，请做好准备。
我的这位前同事，要说当年也是当之无愧的高考赢家，几十万人当中的佼佼者，从河北这样一个高考大省愣生生地挤入了清华，战胜了无数人，成为当年那批考生中的极少数赢家。
现如今，在这家以“聚集强内驱力员工”而著称的大厂里，他也觉得自叹弗如。会议的密集和工作产出的双重重压，使得他每周有三四天在半夜才能回到家。这种工作强度让他觉得，这不是在工作，是在豁命。
问及原因，他说并不是自己想拼，为了让新产品尽快上线，他的领导把产品上线的时间压缩了一半。他和团队为了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搞。至于效果如何，谁能为此负责，则变得没有人关心。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不得不陷入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工作所带来的幽暗了呢？ 似乎不以这样的姿态工作，就好像马上要失去一切一样。
要说工作强度大、持续加班这件事，在“996成为福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也并非大厂独创的新鲜事。
作家冯唐在自己的书中描绘过他曾经在麦肯锡的工作强度：每周平均工作80到100个小时。算一算这工作时长要比现在的996大更多；他也曾经创下过68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工作纪录，眼看马上要跟客户开会，实在困得不行不得不去游半个小时的泳再回来。而那时他却反问自己在麦肯锡的导师一个凡尔赛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苦、这么久我却不觉得苦？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也深有体会。十年前，我在一家4A广告公司工作，因为以加班而著称，彼时这家公司所在的整条街，都被出租车司机师傅们视为拉夜活蹲点的“圣地”。每天周旋在客户、开会、写方案之中，忙是真的忙，累也是真的累，但是很奇怪，每每回忆起那段4A黄金年代的工作过往，我都没有太多的抱怨，反而有一种喜悦的收获感，总觉得那时的办公室里洋溢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某日，我看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早年曾经提出一个理论，觉得似乎一切都有了答案。
诺斯曾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在此他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概念。
“生产性努力”具有原创属性，不断做大蛋糕，增加公司或者社会可分配的财富。“分配性努力”则是指一部分人并不增加社会劳动成果和财富，而是把精力放在企图从社会已有的财富分配当中取得先发优势，分配到更多的份额。
对比来看，有些恍悟，原来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曾经把大部分精力聚焦在“生产性努力上”。团队之间彼此互相协同，只是为了赢下更大的客户，为公司创造更多的营收。
在一个生产性努力的场域中，每个人会觉得每天的成长大于消耗，也很少会有人觉得自己是个拧螺丝的。
不得不说，那样的氛围使得一个组织更容易聚集起一批优秀的、专注于创造的人才。在那样一种忙碌且讲究高效的状态之下，整个氛围其实会趋向于一种“松弛”，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会有更光明的未来。
我的另一位朋友，早年间在一家大型的培训机构做培训讲师，工作生涯的前五年都过着一天一个城市开启一场讲座，然后再换个城市继续重启新一轮的节奏。他经常会在某天早晨醒来忘记了自己到底躺在哪里，然后睁开眼睛又开始奔赴新一天的培训。就是这样的状态，他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苦和累的部分提及的很少，谈的更多的是后来创业后的基本功都是在那个时期打下的，后面的所有成绩都跟早年吃的这些苦所学到的东西分不开。
那时的我们对于个体的努力总是保有一份敬重，因为每一份生产性努力都对应着一份价值，一种踏实的稳定感。
从什么时候开始拿着高薪的大厂人们，到处嚷嚷着不是“要躺平”就是“太卷”呢？
当近两年伴随着互联网的增长红利见顶，工作同样的时间所创造的价值变得难度加大的时候，“证明价值”就变成了一门不得不掌握的职场生存技能。
一个从中型互联网公司刚跳到一家大厂的朋友说，最近学了一个新的词汇，叫汇报彩排。
另一个大厂朋友说，他的领导让他在准备汇报的过程当中，把当天汇报的内容逐字写下来，直至打磨到汇报前的最后一分钟。
试想一下，当一个人拼尽全力地去完成生产性努力，同时还要想尽办法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与合理性的时候，真正宝贵的创造力就会开始变得干瘪，而他/她就会倾向于用仅剩不多的精力按部就班地去搞定流水线般的操作和套路。在这里你的绩效多占了一个A，我只能拿B，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光明的未来。那么汇报PPT、工作邮件总结，皆转变成为了生存的学问。
当然，大厂在成为“大厂”之前，也曾有过一段值得怀念的生产性努力占据大多数工作的日子。十年前，当移动互联网的春风吹向所有创业者的时候，效果与工作价值在每天的增长中都可以被肉眼可见，那会还没有“内卷”这个词。
而当隐藏在评价体系里的“分配性努力”越多，就越会使得人们日常工作中的消耗逐渐大于价值，最终挤不上车的人就只能下车。大厂里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趟又一趟，一波又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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