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面临转折，是否要制定超前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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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通过生育率改善来调解未来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既然看到了50年以后、100年以后低生育率的人口前景，在生育率是个慢变量的基础上，我们就应该从现在着手，为提升生育率来做更大的努力。

原新

■记者：8月初，国家卫健委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原新：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国际移民非常少，相对于14亿人口总数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把中国看成一个封闭人口，封闭人口的增长完全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所决定。

按照现在已经实现负增长的情况来看，往往在常态化的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对波动，我们称之为零人口增长。

从中国2020年和2021年的普查统计资料来看，2020年一共净增加了204万人，2021年净增加了48万人。这些数据相对于14亿人口来说，可以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零人口增长的阶段，零人口增长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到某年某个时期仍会有一些波动。

从今年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出现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情况，但明年情况也很难说，因为三孩政策也许在明年会产生一些效果，我觉得卫健委这个答案是很正确的，不要去判断某一年的情况，而是“十四五”期间会进入一个常态化的负增长，也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总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总人口数也就达到了峰值了，也是说中国总人口数最多就在14.1亿到14.2亿之间了。

根据联合国的测算，从2023年开始，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人口，变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比之前预测的时间要早，包括卫健委的判断也比以前预测提早了，主要是发现近几年生育率下降得特别快。

记者：之前预测我国在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从数据看，中国人口负增长快于预期，可能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原新：人口的负增长提早或者推迟，主要还是受到生育率的影响，我们国家的生育率从1991年就降到了更替水平2.09。从1992年开始，我们的生育率水平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下面徘徊，不断下降。

2013年调整生育政策之后，生育率水平有所上升，但也没有超过2，在更替水平以下就标志着我国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已经低于零了，称之为低生育水平时代，我们已经在这一状态下走了30年了。

人口的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后，由于惯性，人口不会马上负增长，人口增长高于2的惯性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掉。人口增长惯性所消耗的时间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低生育水平持续的时间，二是低生育率的程度。

如果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8-2，人口负增长的时间就有可能会拉长和推后。不同机构对中国人口负增长的预测不同，比如华盛顿大学曾经预测中国人口2025年进入负增长，而你说的预测是2027年-2032年，原因在于大家对未来生育率高低的预测有差别。

2020年人口普查，人口生育率已经到1.3了，如果按照1.3-1.5这个幅度走下去的话，在2023年到2025年之间肯定会负增长。

对未来预估的生育率越高，实现负增长的时间就越滞后。反之，实现负增长的时间就越提前。事实上，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给出了1.3，一个令人非常惊讶的生育率，2021年比1.3还低，按照这样，负增长肯定会提前出现了。

记者：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分别为1.54个和1.48个，育龄女性数量也在同步减少，对此有人提出“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的建议，这种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生育意愿和解决生育负担？各地出台的生育政策是否会奏效？

原新：针对“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我觉得不太可能成功。中国人口形势并没有到那么严峻的状况，而且也并不是给了100万一定会生孩子。

第一，说说生育意愿高低的问题。实际上随着年代越早，生育意愿越高，80后、70后、60后的生育意愿均高于90后和00后。这个情况也直观地反映在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生育行为是由生育意愿所决定的，我们调查生育意愿，一般来说有三个概念，理想的孩子数、计划生育的孩子数、实际生育的孩子数，这三个因素实际调查出来基本上是递减的。

第二，生育人数在下降，15-49岁的育龄妇女，现在人数大概是3.2亿，按照目前生育率水平发展的话，到2050年前后，育龄女性大概是2-2.2亿。中国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在20岁到34岁当妈妈，这个年龄段称之为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现在大概是1.5亿左右，到2050年可能不到1亿。生育者规模下降，还想保持每年都有一定规模的生育量，那么只能让每一个人去加大她的生育强度，也就是提升生育率，这是个基本逻辑。

第三，生育者规模缩小，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这是未来的大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给钱能不能生？我的态度很简单，生育率下降不仅仅是钱的事，大家把生育率低、不愿意生孩子归结为养育成本太高，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对孩子的看法和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现在的老年人，他们和传统观念保持得更加一致，中国是一个普婚普育制的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要结婚，绝大多数人结婚都要生小孩，传统观念认为不生孩子，家庭是不完整的。

现在一部分年轻人没有了这种观念，佐证的材料很简单，单身人口越来越多，年轻人不结婚，结了婚以后“丁克”越来越多，“被丁克”也很多。“丁克”（DINK的译音，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的意思就是双收入、无子女家庭。“被丁克”是因为现代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以及快节奏的生活，很多人得了不孕不育症，想生生不了。

社会主流也是少生、只生一个，过去为什么要多生？过去中国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跟现在截然不同，生孩子是为了老年有所保障，为了家庭的经济利益，但现在社会保障越来越健全了，家庭的经济利益和保障功能已经部分被社会化的服务功能所替代了。整个家庭发展和社会发展对孩子的价值观和认知发生变化，而这样一种变化不是用钱能够扭转的。

提议里面说100万也好，200万也罢，那是一个直接的经济投入，其实养孩子一个很重要的成本是机会成本，如果不养这个孩子，节省出来的时间和投入可以去干别的事情，这恰恰是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

有人说养个孩子可能是一辈子的付出，有人说可能是两三辈子的付出，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不仅需要抚养孩子，退休后还需要帮儿女带孙子，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现在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个社会对不生、单身、性少数人群越来越包容，对年轻人选择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包容。

此外，数字化社会也影响了年轻人的婚恋，数字化一方面加速了年轻人与外界虚拟世界交往交流的频率和频度，同时弱化了年轻人线下面对面交流的能力，最常见的情况是大家一起去吃饭，结果所有人都在看手机。生育养育成本高是一个事实，但是生不生孩子、愿不愿意生孩子不完全是钱的事情，也不是一件能够用钱赎买的事情。

由此到后面的问题，我的态度很简单，现在各个省市自治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指导之下，结合省情出台了地方性法规——省级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出台了许许多多积极的生育政策措施。

这些积极生育措施实际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经济鼓励，包括生育津贴、普惠制托儿所、幼儿园、义务教育、税收优惠、住房补贴等。

第二个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延长、丈夫陪护假、育儿假、父母亲照顾假延长政策，孕产妇灵活就业方式和灵活就业时间。

第三是技术支持，比如说生殖健康技术知识和服务的提供、婚前检查、优生优育知识的普及、孕前知识普及，从怀孕过程中的孕检，医院住院分娩生育，到之后的婴幼儿和母亲照护，这一整套服务在卫健系统中是非常健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对那些想生生不出来的家庭提供帮助，帮助这些家庭树立生育信心，让他们愿意生、能够生。

第四是服务支持，从托儿、幼儿教育、就业和生育，到最后养老，国家一系列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好的服务，尽量去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社会尽量给予多的支撑，同时还包括生育友好环境的构建，从国家制度上面，社会对生育者的尊重，对生育者的关怀，对生育者的赞赏，包括家庭对生育者的关怀和支持。

这些方面构成了整个生育支持政策配套的一揽子内容。现在大家都在怀疑这些措施能不能马上刺激起来生育率，我的观点是不要指望着这些政策落地以后，两三年之内生育率马上就会有大起色。

这些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慢变量，它对生育率提升的刺激作用不可能太大，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我们要给其一段时间去考察，也许需要5年，也许需要10年，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现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指向低生育率，人口生育率的变化取决于内生性变量，而内生性变量由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来决定。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全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没有改变。

内生性因素继续指向低生育率，甚至更低的生育率，外生性因素是生育政策和支持政策，外生性因素只是一个辅助力量，若想产生好的效果，一定要等政策的时间、力度、强度能够跟得上才行。更何况中国现在还处在发展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文件里面用的是这八个字“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记者：近期首例国内的“单身冻卵案”败诉，我国目前大部分的辅助生殖技术都仅向已婚的夫妇开放，随着医疗资源的丰富和医疗条件的提升，未来辅助生殖方面的政策是否会放开？

原新：到今天为止，我国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方面，应用于什么人群，应用到什么程度，我们的立法是不健全的，当务之急是抓紧立法，用法说话。

这类活动包括单身女性冻卵、单身男性冻精、代孕等一系列问题，国内首例“单身冻卵案”败诉，原因在于没有法律依据，《人口计生法》、人口计划生育地方条例都是针对家庭，单身的情况不是人口学家能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让法律来解决，单身是不是一个家庭，如果单身是一个家庭，那么法律就适用于单身，否则就不适用。

家庭最简单的解释是有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构建的社会最小单位，如果是一个人，他没有任何关系，是否能算作家庭。从发展来看，我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立法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求了。

记者：之前采访您，您说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有900万人以上，人工流产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育龄女性的生殖健康；有报道称农村高危产妇、产检意识淡薄，因此流产也相对较多；政府应当如何推动一些政策普及性教育知识和避孕方式来减少人工流产？

原新：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我国人流数量在900万以上，这是政府公开的数据，这里面大部分应该是婚外的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更多是婚前这种情况。人工流产有低龄化、非婚的特点，当然也包括非意愿性的怀孕去做人工流产的情况。问题中的农村高危产妇情况不算人工流产，它是属于医学原因，比如说怀孕威胁到母亲的生命、胎儿先天畸形等情况。

我自己的看法，第一要普及正规化的性教育。现在网上乱七八糟的消息太多，很多东西存在错误的引导，所以净化网络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第二，我们要正视现实中正规避孕节育措施、服务热线的提供，我国原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和计划生育协会，都有一个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热线，也就是说青少年有渠道去获取避孕措施和避孕药等信息帮助。青少年生殖健康的服务热线能够提供正规化的服务，但随着计划生育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不断淡化，这些服务也没有了，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们要把关口前移，让他们能够正常得到正规化的服务，包括知识服务、技术服务，尽量减少性活动中疾病传染的风险，保护措施做好了，意外怀孕也会减少。假如说不幸意外怀孕了，实际上现在很多人流是在黑诊所、私人诊所做的，如何提供一个正规的医疗渠道，使其得到正规服务也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在国家正规的教育体系中，应该纳入正规的性教育和生殖健康的教育，生殖健康包括和生殖相关的一系列的健康知识和技术，需要社会公共服务和教育发力。

记者：您在采访中说道，“人口事件是长周期事件，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真正严峻的情况在30年之后、50年之后。”为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们需要做哪些积极准备？是否要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

原新：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这些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十四五”规划当中关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卫健系统出台的一系列托幼、生殖健康的文件和规划，国家人口发展规划等等，实际上都是在对未来即将出现的人口问题进行应对和防范。

这些战略部署已经看到了前方的问题，关键在于怎样把战略部署实实在在落到地上。例如，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政策，现在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在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定配套政策，这些政策不能够仅仅停留在文件和法律条文当中，一定要让它落地，让生育者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服务关怀、环境中去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尊重，这样才有可能去生育。

生育为什么很重要？无论是将来的人口负增长，还是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我们无法改变现在，50年、100年以后的改变，真的要从现在开始设法努力提升生育率，让它达到适度的生育率水平。

另一个方面，未来比较长的时间阶段，我们在地理空间上调控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但还应该接着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劳动力需求少、人口增长快一些的地方，人口向经济发展好、就业机会多的地方转移。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在双循环的过程中，也可以加强人口内部大循环，实现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的再布局，让人口跟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

当然，这个举措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还是有效的，如果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生育率差距越来越小，那么这个调节措施可能就真没有空间了。未来三五十年内，我们要很好运用这个机会，随着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越来越丰富，也要充分发掘这一方面的潜力。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是动力更加持久的增长引擎。我国的人力资本指的是什么？第一，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77.9岁了。第二，有一个好的体魄能够承载好的教育、好的技能培训。我们20-2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已经有三分之二都达到了大专以上的普通高等教育水平。

全中国已经有2.2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占总人口的15.5%，每年毕业大学生有1,000万以上，大学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54.4%，进入了一个大学普及的教育阶段。这样的劳动力优势、劳动力素质和总人口素质提升的优势，人力资本积累丰厚，我们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定要把它发挥挖掘出来。同时，在未来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通过更加健康的人口国情教育、老龄化国情教育，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能够释放他们的生育潜力。

我们只能通过生育率改善来调节未来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既然看到了50年以后、100年以后低生育率的人口前景，在生育率是个慢变量的基础上，我们就应该从现在着手，为提升生育率来做更大的努力。

记者：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预估明年初，印度人口将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外媒认为这将对中国劳动力和内需市场带来冲击，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原新：第一，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印度人口在短期内，老龄化程度会低于中国，劳动力数量会多于中国。可以说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过程当中，印度未来的人口机会要比中国好。印度现在到未来这段时期，有点像过去我们改革开放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年轻人比例很高，老龄化程度不高，负担在减少，但是人口机会能不能转变成红利，不取决于人口数量的变化，而取决于有没有适合一个与人口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发展体系。

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间充分利用外资，充分利用世界转移的比较先进的生产力，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让我们数以10亿计的劳动年龄人口能够就业，在就业的过程中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现在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它的经济体量并没有到中国那个阶段，如果这些年轻的劳动人口不能变成劳动力，不能跟生产工具结合，是无法变成红利的。

印度这样一个人口优势的确存在，但能不能转化成现实的人口红利，要看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结构能否匹配，必须通过印度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融入情况才能够判断。劳动力多，劳动年龄人口多是优势，如果劳动力不能就业，变成了失业人口，没有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人口机会就会白白丧失。

中国过去40年，GDP以9%以上的年均速度在增长，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人口要素对经济社会奇迹的贡献率大概在20%左右。人口因素用活了就会变成经济结果，用不活就全浪费了，变成了无法就业的人。

在讨论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区别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人口机会是一个人口学概念，由人口发展的规律所决定，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的条件，而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是与人口机会相配套、匹配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