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成年，天才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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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本身就是一场修行。

潘潇雨

■“在小米、华为、微软等公司中，选择一家你更喜欢的公司。”

你可能会因为选错答案被扣掉100分而错失一份工作机会。据大疆内部员工透露，这是入职大疆时100多道死亡性格测试题中的一道。

这套测试题还包括哲学中的电车难题：“一个疯子绑了五个无辜的人在轨道上，而另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他们驶来，片刻后就要碾过。你可以选择拉动拉杆改变失控车轨迹，但那里同样绑了一个人。你怎么选？”留在大疆的，大多选了不拉动拉杆，他们的解释是要遵循事物本身运转的规律。

信仰与价值观的趋同，让大疆的员工对于其他公司入职的第一课——团建，有些不屑一顾：“不需要团建或者培训，之前HR尝试过一次，想让我们哭出来，最后他们自己都觉得没必要。”

正如乔布斯撰写的广告词一般：“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但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认定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被外界评为最像乔布斯的中国创始人汪滔本身就是如此，哪怕在一次桌游游戏中，中途离场的汪滔也要打电话给接替他的玩家，指导他赢下这一局。“即便是玩，也要play to win。”一位大疆员工说道。

按照他的坚持与信念，汪滔为大疆筛选出了这样一群偏激、完美、动手力极强的“技术疯子”。一些被外界视为疯狂的动作，却让他们沉浸其中并引以为傲，比如为了让无人机能在空中多停留30秒，他们可以花一个半月的时间all in其中；也可以为了拍摄一场发布会，持续一周每天只睡3个小时。

疯狂背后，他们也正在改变世界。2012年，大疆推出“精灵”Phantom（全球首款航拍一体机），在海外迅速掀起了一股“精灵旋风”。此后，大疆的每次推新，都足以让市场为之哗然，DJI的名声也日益响亮。

而创造出这些颠覆性产品的工程师们，对外界的喧嚣与臆测却极少感知，他们正在创始人汪滔为之构建的理想国中，将全部的智慧与力量集中在打造一个完美的产品上。

在这个理想国中，工程师们会互称为“天才”、也会称产品经理为“神”，对产品的使命感，让他们忽视了公司这样的组织形式。“就像实验室一样的氛围。”多数从大疆出来的工程师，回忆起当时的工作氛围会对36氪如此类比道。

然而天才汇集的另一面，却往往是无序与脱轨。

理想国崩塌于2018年底，那起让大疆损失超10亿元的反腐事件。在此之后，规则与制度的束缚让天才们开始纷纷转身，试图寻找或构筑下一个理想国。

天才涌入大疆

回忆起进入大疆的选择，没有人会后悔这样的决定。

这家2006年起家于深圳的公司，直到2012年，才发布了真正能破圈的“精灵”Phantom。不同于以往面向专业玩家的无人机，大疆精灵在技术层面突破的减震增稳、高速转向、绕点飞行等飞控问题以及远距离图像传输等，最终汇聚成了在消费者面前的“到手即飞”。

2013年，凭借其低门槛的使用属性，大疆精灵撬开了海外市场。也是这一年，大疆的销售额比前一年翻了3倍，达至8亿元。如果翻看大疆的时间轴，会发现正是在2013年后，产品推新的频次开始大幅提升，大疆开始声名大噪。

曾在大疆负责动力模块的刘翊涵就是这时候加入的，当初他在法国留学，每次回国经过法兰克福机场时，都会路过DJI的展示台。柜台里摆放的无人机产品以及宣传视频，都让他对这家公司产生了兴趣，“不像当时的出海公司，调性很高。”他回忆道。

毕竟在2015年左右，能走出国门的仅有华为、小米等寥寥无几的国产品牌，人们对于出海的概念仍停留在外贸或跨境大卖层面。

而大疆走向市场的方式，也与众不同——破圈是他们瞄准的目标。硅谷高管、好莱坞明星、极限运动爱好者，“个别人物法则”显然是最易引爆市场的打法。为此，大疆甚至直接将办公室设在了好莱坞腹地——洛杉矶Santa Monica大道上。

当诸如《生活大爆炸》《神盾局》等热门美剧中，都有这架小小飞行器的身影时，大疆在海外破圈了。2014年左右，曾在大疆负责视觉AI部门的共达地创始人赵丛还记得，那时大疆在海外就积累了一定口碑，“像比尔盖茨这些科技圈的名人，当时就很赞大疆的产品。”

在国内，大疆也以同样的姿态破圈。2015年，汪峰通过无人机向章子怡求婚的新闻终于登上头条，在这场盛大的求婚之后，一个热度不减的话题就是大疆无人机。不止于此，在摄影圈中，大疆的航拍视频同样流传广泛，也让人们对其背后的拍摄器材产生了浓烈兴趣。

曾在大疆主导RobomasterS1产品设计的CubyFun蚯比创始人KW就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他在与一位纪录片导演的交流中，看到了一段大疆航拍的素材。“酷！”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如果说无人机的航拍素材让他对大疆产生了浓烈好奇，那么促使他南下加入大疆的最终原因，则是大疆的另一种性格特质——务实。

TMT浪潮带来的造富神话下，一级市场充斥着浮躁气息，在当时PPT融资已然屡见不鲜。不过，在供应链扎堆的深圳，却是另一番景象。热火朝天的实干氛围笼罩着这座南方城市，务实可以被看作是当时深圳的代名词。

工程师的伊甸园

在大疆内部，一则故事流传甚广：一位还没毕业的实习生，提出了对“精灵”系列空中悬停和无遮挡拍摄的解决方案，汪滔听后立即给了他上百人的技术团队和数千万元的研发基金。

“在当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产品经理，只要你有想法能落地。”同样的事情KW也亲历过。刚进大疆不久，他就在一场关于产品的PK赛上，抛出了自己新奇又大胆的想法，“他（汪滔）在旁边听到了，说OK。”KW说。于是KW拿到了招人的HC，并很快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团队，开始投入demo设计。

如今我们看到很多巧妙的产品构思，灵感往往就来自于不经意间。比如大疆Mavic Pro的雏形，就是LEAPX的创始人邓雨眠与汪滔在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徒步时，迸发出的灵感。在他看到手中的水瓶时，产生了“无人机能否做成水瓶大小，方便随身携带”的思考。这样的灵感促使邓雨眠从微软离职回到国内，主导了Mavic Pro的定义和设计，并在此后主导了Mavic Air的开发。

而在当时，工程师们对于产品创意的思如泉涌，也与那时大疆的工程师文化密不可分。回忆起那时的氛围，曾在大疆负责固定翼模块、禾启智能的创始人王坤殿用“工程师的伊甸园”来形容。工程师们在内部会用一款自己开发的genius talk聊天，弹性工作制让他们可以下午再来上班，工作间也有一应俱全的零食与饮料。

工程师们也不必担心外貌着装与人际关系。纹着花臂或带着大金链子的工程师，会同时出现在研发部门里，即便他们在看到对方第一眼时，都产生了“研发还有这样一号人”的疑问。不过很快，他们就在一场livehouse中志趣相投。而即便是被称为“神”的产品经理，在讨论时产生不靠谱的想法，也会被直接指出。“没有太多上下级的概念，只是想把产品做好。”参与RobomasterS1项目、墨现科技的创始人Steven回忆说。

自由与宽松，无疑是创造力迸发的宝地，而工程师们的另一动力，则在于对产品的暗自较真。

“没有人想做出一款很‘颓’的产品。”颓在他们内部，被视作产品不够出彩、没有做好。

对于完美产品的追求，也让工程师们格外疯狂。凌晨两三点才离开公司，在内部是一种常态。“我们经常晚上很亢奋，一起讨论做很多东西出来。”KW说。他们也会在晚上去楼下空地，在无人机上挂上彩灯进行艺术创作、延时摄影等。

令人诧异的是，不同于如今一触即发的内卷与躺平的论战，很多大疆工程师在做产品时，并没有觉得在工作或加班。“我不觉得加班是一件痛苦的事，也没有加班的概念。你不愿意被认为自己的东西没做好，我们就是争那口气。”王坤殿说。

Steven还记得自己曾拿到一份滴滴打车的年终报告，上面显示他凌晨2点半之后离开公司，在这一年中有68天。“加班是要死要活的，但做产品是真的爽。”他总结道。“公司的大门好像有魔力，进门之前还在想怎么这么累，进门后马上就满血复活。”

这样的状态，被他们归结为一种超越金钱的驱动力，是一种对产品纯粹的追求。回忆起当时的状态，刘翊涵认为那段时光是人生中很美好的日子。“就像是在做科研，即使失败了，也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没有人催着你要赶紧交付。”

而当自己亲手缔造的产品，被送入世界各地，被不同人群围观、赞叹、并对行业产生影响时，工程师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我做的东西在天上飞，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产品，我走出门时都会更自信一些。”王坤殿说。

“当你知道几个月后会有一个东西，因为你的参与而变得很不一样，就很容易获得多巴胺。”KW说。2016年时，赵丛在YouTube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大V开始分享大疆无人机的功能，并炫出自己的产品，他有一种完成了使命的感觉。

理想国，崩塌

然而好景不长，理想国的崩塌有些突然。

自我价值达到顶峰后，工程师们却陷入了寻找自我价值的困境，突破不了的工程师们只能陆续离场。这其中有想将自己想法落地的坚持，也有厌倦了流程化的研发生涯。不过，伊甸园的氛围不再，却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2019年年初，大疆在内部发布反腐败公告，称因内部供应链贪腐造成平均采购价格超过合理水平20%以上，保守估计造成损失超过10亿元。

关于这场反腐风波，有人说是因为大疆需要为业绩下滑作出解释，有人说是因为要对投资人负责，也有人说因为内部的管理层变动。不论如何站在今天，这场沸沸扬扬的反腐风波，都已难用只言片语拼凑还原。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这场反腐之后，这家对产品有着极致追求的创新公司，开始转身。不论是DJI本身，还是身处其中的人们，都经历着一场沉重又疼痛的重塑。天才们需要从理想国的美好遐想中迅速抽身，转身融入骨感的现实社会，而大疆则需要斩断以往创新的诞生地——混乱，转而拥抱规则与制度。

“他（汪滔）从外部找了顾问，说是高人，教他做企业管理。”从大疆出来的人告诉36氪，“公司也开始给员工发一些华为的管理学内容。”

新的变化在内部不断蔓延：对工程师们的称呼从“天才”换成了“同学”；内部员工人手一本瑞·达利欧的《原则》；职级划分仿照当时腾讯阿里，设置了D系列；汇报变成了工时制，需要列出每小时做的工作；今年6月发布公告称，不得在公司内穿拖鞋......

当自由开始被条条框框的制度约束，工程师在其中感受的落差就如同断崖。人人都可以成为产品经理的故事，开始离他们愈发遥远。“向上推项目变得十分困难，信息根本推不到汪总面前，在中间就会被拦下来，总有一些理由能卡掉它。”从大疆离职的员工告诉36氪。

更让工程师们不解的是，研发开始需要对采购成本负责。“他们说研发部门最了解物料情况，所以要我们想办法降成本，就连和供应商把成本砍掉3毛钱的事都交给我们。”这位离职的员工有些激动，“研发本来不是做这个事的，我们是天才啊。”

这些琐事就像一层又一层的网络，将以天才而论的研发工程师们捆绑其中，难以挣脱。

“有制度就会有反制度。”新的制度与旧的文化开始碰撞、磨合，那些追求自由与完美主义的工程师们，开始纷纷离场。不过大多数从中离开的员工，仍能理解大疆的选择，“只要有一小部分人钻制度的空子，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所以它本身也需要蜕变。”一位从大疆离职的员工说。

而对于天才们来说，天才感的来源，也在于接踵而至的难题被自己亲手解决。“该做的都做完了，已经接近这个行业的天花板了。”不少从大疆离开的工程师会如此说道。

毕竟，在当时有戏言称，即使让大疆这群工程师造火箭，他们都能造出来。“在大疆会时常感觉，工程在引领学术，我们把AI算法放在终端芯片上时，学术界还在比赛如何把服务器上的AI算法做得精度更高。” 赵丛说。

因此，当技术的突破到了上限，工程师能发挥的创造力也就见顶了。除了没有用武之地的天才感，当研发与创造开始变得固定式、流程化时，天才们也会害怕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每天干的活就是一个list，非常固定，我如果继续干几年，我可能只会做这个。人生还那么长，我觉得没必要。”Steven说。

天才走下云端

大疆的流动率一直是一个迷，不过或许有一点可以衡量——迄今为止，他们已经至少组建了6个满员的“疆湖再会”离职群。

这其中有不少人选择了寻找下一家继续打工，靠着DJI的履历，他们足以收获一份在深圳能够吃穿不愁的高薪工作。也有一部分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创业这条路。

大疆的模块化组织架构，让每一名工程师都能在其中积淀一定的技术成就，也得以在之后寻找到新的方向。从大疆离开后，出于不想被限制在一个垂直行业里，邓雨眠成立了一家工业设计工作室，以触碰更多的行业；KW选择沿着自己三大阶段的规划，将软硬件深度整合的产品实现在桌游上；王坤殿则出于对打造一款垂起固定翼消费级无人机的执念，选择自己创立一种无人机的新玩法；还有人选择了如今爆火的割草机器人、户外储能赛道，也有人将产品落地在了3D打印机、吹风机上。

但创业从来都是九死一生。

即便是被称为“天才”或“神”的人也要走下云端，补齐关于市场、销售、供应、渠道的一切短板。抛开那些被人们追捧的造富故事，大部分创业者的路上都没有精彩绝伦的冲锋陷阵，更多的只有孤独与隐忍。

“每一天都很难”“要强迫自己做不想做的事”“每天都要和鸡毛蒜皮打交道”“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大疆系的创业者们如此向36氪形容此时的状态。压力、迷茫、怀疑，接踵而至。甚至他们引以为傲的对产品极致完美的追求，在一个初创公司中都开始变得难以顺理成章。毕竟在创新的想法落地之前，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钱从哪来？

资本认可大疆的背景，但很多时候，却难看懂天才们的产品以及理念。

“在2020年讲AI的平台化，还是一个比较早的时间，大家都有点不理解AI的市场为什么会碎片化。”提前看到即将爆发的AI碎片化需求时，赵丛决心通过AutoML来弥补AI工程师的缺口，满足未来市场对于超大规模精细化的AI需求，并给公司取名共达地；同样，在拆解了多个电动牙刷后，刘翊涵将伺服电机装在电动牙刷上，为公司命名为一晤未来，但在面对投资人时，他也曾多次被质疑：“消费者真的有这个需求吗？”

创业者的经历大多类似，在喧杂的质疑声下，他们需要坚守自己的方向并“一意孤行”。在头两年的研发时间里，一晤未来就将公司租在深圳的城中村里，创始团队的成员们每天只吃一顿炒面，并且两年没领过工资。

褪去了刚毕业时做产品的勇气与冲劲，在量产、投入成本、回报率面前，刘翊涵面临的最大课题甚至成了缺少创新力。“反而是刚从大学里走出的工程师，还没有被这些束缚。他们很敢想，就有把研发变成现实的可能。”不过在他们更迭了20多代电机后，还是打磨出了一款满意的产品。

而墨现科技则将公司设在了东莞松山湖旁边，相比于深圳，这里的物价和房租都更便宜。尽管如此，他们也曾在第一轮融资时，面临严重的资金压力。

在当时，Steven困于Robomaster S1的设计没有找到适合的传感器，阴差阳错下，他决定自己出来做一款柔性传感器，可以像皮肤一样包裹在机械外壳上。不过对于柔性传感器这件事，投资人的疑问往往来自于下游市场，他们同大多技术型创业者一样，面临着拿着锤子找钉子的困境——应用场景的想象空间有多大？

“第一次见投资人时，他问我市场空间有多大？我直接被问懵了。”Steven回忆道。对于资本偏爱的fancy故事，显然是专注于技术的工程师们，需要恶补的内容。“我说了很多应用场景，直到我说可以做人形机器人的皮肤时，对面的投资人才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离开大疆后加入墨现科技的联创补充道。

面向B端的市场，也注定不同于大疆的甲方地位，即便如大疆也会在对小鹏汽车的客户时，因为没有招待他们喝酒而被诟病。更何况这些出身大疆的初创公司，不论是面对供应商还是面对甲方，都很难拥有话语权。

“把产品设计给供应商，结果被他们抄袭了一款一样的产品。”“最开始给客户做demo时，没人知道是要要收费的。”“我甚至要给B端客户画好产品简图，帮他们调电路，不然项目就停了。”被坑、吃亏已是常态，所以有时为了获得一些公允的价格，他们也会穿上大疆的文化衫，把供应商约在大疆楼下谈生意。

招人的困境，也同样出现在初创公司中，一方面他们面临着资金与名气不够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很难要求员工甫一入职，就遵循一套固定的价值观，毕竟这里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DJI烙印

不过创业本身，就是在寻找同行者的路上。

就像天才涌向大疆一样，人们总能在这条隐忍的道路上，找到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他能被你的愿景感染、认同你的理念、陪你走一小段路就够了。”赵丛如此说。

创业本身就是一场修行，大疆如此，大疆系的创业者亦然。

在经历了反腐事件之后，KW对于管理与创新的关系格外看重。“如果一个团队中，每个项目都要依赖其他部门，项目就会有优先级，你很难一开始就证明这是一个赚钱的产品。”所以在互动智能硬件的产品开发上，KW更倾向于将不同团队独立。

不同于在大疆时可以“有些偏执”地追求产品，如今，创业者们同样需要思考市场、销售、成本等各个环节。“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做不可，所以要求我们学会从用户需求、可实现性方面思考问题。”刘翊涵说。

与鸡毛蒜皮的琐事不断拉扯，也意味着创始人们很难再在实验室中享受一段纯粹的时光。在赵丛看来，最大的考验就来自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解决产品、技术等问题，就像是一次次成功的短跑，而你知道标准答案。但创业是一次长跑，它没有任何标准答案，尽管你相信你的愿景，但总有人会提出质疑。”

“在大疆时，我只用管行业应用无人机这一亩三分地的事，但是创业就需要上升到商业的全链条来看事情。”从大疆离开后，宋宇航创立了奇航疆域，落地智慧城市运维。不过曲折的融资历程，也让他对于市场对估值的追求产生了怀疑。“融资的目的不是做大估值，而是传导至客户时，能为他解决双倍的问题。”

不论创业者们如何修行，有一点能够肯定的是，天才们依然需要理想国。

从大疆离职后，一位员工去了某家互联网大厂，在一次产品部门开会前，一位同事提醒他：“我知道你看出我们的产品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要说得太直白。”大厂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快让他感到困扰。两个月后，他提出了离职，加入了大疆同事的创业团队中。

“既然很难在其他公司找到这种自由的氛围，不如自己出来做一个。”刘翊涵表示。自己创业，也意味着可以由自己掌控节奏，很多时候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

对于邓雨眠来说，自由、自主的工作氛围，是他工作室一直保持的转态。进门换上拖鞋，办公室内有摆放讲究的沙发和玄关，墙上挂着艺术杂志，他们还在办公室养了一只名叫葡萄的狗。

KW的公司氛围同样放松，尽管房间不大，但是散落各处的游戏硬件，让办公室内多了许多乐趣。他们也会每隔一周，组织一场羽毛球活动。

Steven在开例会时，习惯保留着在大疆时站立开会的方式。在公司内部，他们继续延续着弹性工作制的方式。

很多时候，离开的员工提起DJI时，已不再是一家公司的代名词，它更像是某种象征符号，在这些大疆系的创业者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人一眼看去，或多或少可以读出曾经的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