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国民经济数据出炉：面对严峻的需求不足，下半年中国如何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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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需求下行，既有长期的房地产基建周期下行因素，也有制造业厂房设备投资周期“高峰已过”的原因，同时还有金融扩张力度不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消费倾向递减和整个社会平均利润率下滑、疫情防控等等影响因素。

滕泰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公告称，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但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下阶段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作为下半年的开篇，7月的经济数据引人关注，“扩内需、稳就业”传递了哪些信号？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并应对今后的挑战？日前，知名经济学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滕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7月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速只有2.7%，国家统计局今天提到“扩大国内需求”，我们此前也聊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指数和国内整体供需关系等问题。整体而言，现在国内总需求相对不足，这从经济学上应该如何解读？

滕泰：需求起不来有多种原因。它是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叠加的结果。

短期影响需求的毫无疑问是疫情防控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居民消费倾向递减、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企业投资信心减弱等等。

7月刚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6.4%，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数据能好转吗？从比较长的周期来看的话，目前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已经处于一个下行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提出全球大的房地产基建周期一般是15~25年——也可以把它叫做“库兹涅茨周期”或基建投资周期。我们取中值的话，那就是20年。2000-2020年是中国房地产和基建的上行周期，那么2020-2040年就是一个下行周期。目前来看，相对而言中国房地产和基建总体过剩，短期内大规模修建新项目的需求很少。可能再过20年，很多房子、道路老化或者废弃，需要大规模更新和修建，那时房地产和基建才会再次进入下一个上行周期。

基建周期进入下行周期，它带来的需求收缩是巨大的。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万亿，新增资本形成在114万亿的GDP中占比超过40%，欧美发达国家是20%多，印度是27%。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的角度来看，未来10年如果中国房地产基建在GDP的比重从40%以上降低到25%以下的话，那么投资增速的放缓就是可想而知的。

可能个别年份固定资产投资是负增长。这种情况下，它带来的需求减少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这也就是说，跟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相关的产业链上的建筑、建材、钢铁、水泥……这些需求增速长期趋于放缓，这是长周期带来的需求收缩。

从中周期来看，现在也是制造业投资的收缩周期。制造业的厂房设备投资周期，也可以把它命名为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朱格拉（法国医生、经济学家）观察到了经济有9-11年周期波动。实际上，这就是厂房设备更新换代的周期。

在中国高度的、快速的工业化以后，它要走过一个阶段，在下一个阶段才会迎来大规模的更新换代。目前来看，中国很多厂房、设备现在无须立马推翻重来。从制造业厂房设备投资周期来看的话，未来一段时间内，恐怕也是个收缩周期。

从3-5年的库存调整周期来看，现在是去库存周期，它也是下行的。相对而言，我们总体是生产过剩的，而不是供给不足。

金融周期是信贷收缩与扩张所带来的周期。现在来看，全球金融处于收缩周期。美国和欧洲都在回笼货币，资本市场在下跌，它的金融周期是收缩的——现在中国谈不上是收缩，但是它也不处于扩张周期。目前我们金融周期对需求的支撑作用，可能也是不够的。

此外，今年二季度人民银行的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3%，这比上季度上升了3.6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7.9%，比上季度下降了3.7个百分点。居民储蓄存款意愿边际上升，投资意愿边际下降。

这就是说，在我们经济和收入增速出现下滑的时候，大家的储蓄增速居然是提高的。这也会带来总需求的收缩。

因此综合来看，当前中国的需求下行，既有长期的房地产基建周期下行因素，也有制造业厂房设备投资周期“高峰已过”的原因，同时还有金融扩张力度不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消费倾向递减和整个社会平均利润率下滑、疫情防控等等影响因素。

记者：在海外需求方面，我们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滕泰：现在还没出现。从2020年6月份以来，海外需求一直是支撑中国需求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出口一直在高速增长。

欧洲、美国，这些国家稳增长的路径跟中国不一样，中国重生产、重投资、轻消费；欧美是重消费，轻投资，生产是由企业决定的。他们2020年以来稳增长的方式是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财政政策大规模发钱。

欧美从2020年6月份开始，消费变成正增长，可生产又跟不上，他们就只能大规模进口中国商品。

欧美重消费、轻生产，它的副作用是拉升通胀。为了控制已经创40年新高的通胀，从今年3月份开始，欧美都在回收流动性，大幅度加息，经济衰退风险已经越来越近了。一旦下半年或者明年欧美陷入经济衰退，中国出口表现难免要下降。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记者：通过一些报道也能看到，现在欧美的库存积压问题开始隐约显现了。

滕泰：这个值得高度重视，因为一旦欧美需求回落，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出口。

很多人把中国的出口增速跟人民币汇率挂钩，认为汇率一升值，出口增速就掉下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过去20年中国出口增速的波动，和汇率做一个相关性分析的话，两者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人民币汇率从8.3升到6.3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其实一直都是高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出口表现，跟汇率的相关性不大，反倒是跟欧美需求的正相关性极其明显。

欧美经济复苏，中国出口就大涨；欧美陷入衰退，中国出口就要遭遇下行压力。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都影响了中国出口表现。如果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欧美陷入经济衰退，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可能超乎想象。

记者：说到出口贸易，中美关系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佩洛西近期又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窜访台湾地区。多年来美国的一意孤行让中美关系走向紧张，在经济方面，这提醒我们今后更应该要警惕哪些问题？

滕泰：美国最近要推进通过芯片法案，一定会对中国的相关供应链造成冲击。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也会造成负面反应，并对企业家的信心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产生负面影响——这对双方都不利，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会更大一些。

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表现拉动了国内生产。中美紧张关系影响的不仅仅是出口预期，还有企业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如果大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在增加，那么企业就会趋于保守，信心收缩。目前来看，除了台海局势，我们还要关注拜登政府所谓的联盟策略带来的挑战。

现在北约在美国授意下邀请日、韩参加，让北约向亚太地区延伸，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军事组织；美、日、澳在打造所谓“军事同盟”；佩洛西跑到亚洲来，要和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构建所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同时，美国也在加强跟东盟和印度的经济联系……美国在试图打造的这种同盟策略，会给我们的外交、经贸带来巨大挑战。中国面对的外部挑战不是在一个棋眼，而是整个亚太板块，以及全局性的外部环境变化。

记者：需求不足和预期转弱，它既有经济因素的直接作用，也受国家外交、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环境影响。面对内外挑战，您觉得今后要关注哪些方面？

滕泰：以前我们讲预期转弱，它是内部的，是社会平均利润率下滑造成的。现在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了：台海危机、美国联盟策略、欧美从高通胀转向经济衰退带来的不确定性……经济的、非经济的条件综合到了一起。

经济政策需要深度转型，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是提振消费。

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为3.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9.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到2/3了。如果后面的稳增长工作全是从投资的角度下手，这很可能是不合适的。“该修的路、该修的桥”都修完了，有效投资的空间就慢慢变少了。要想把经济搞好，今后一定要重视消费，下定决心：不要总盯着投资和生产，而是要重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利率，以提振消费。

第二个就是重视服务业。从二季度数据来看，GDP比上年同期增长了0.4%，其中第一产业（4.4%）、第二产业（0.9%）都是正增长，但服务业是负贡献（-0.4%）。可以说，现在受打击最严重的就是服务业。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国家统计局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4.2%，二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8.8%。服务业差不多是制造业的两倍。服务业不复苏，从供给面上来看，经济就好不了。

服务业是大头，所以一定要稳服务业。一方面我们要明白，服务业的发展不是压制制造业，它是支持制造业的。服务业的发展是推动制造业发展最大的动力：教育培训为制造业提供人才，科技研发为制造业提供新产品，商业物流促进制造业分工越来越专业，广告传媒为制造业打开市场……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帮助，如同制造业对农业的帮助一样。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农业占比已经降低到了7%，但是我们农产品产量提高了，占比下降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过来看：2001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22%，2021年为53.31%。中国服务业占比提高的20年，就是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龙头的20年。

只要制造业的科技生产力发展了、产量和技术提高了，内部占比降低了无需过于担心。站在全球竞争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中国服务业占比的提高，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多年来，服务业占比一路涨到54%，帮助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以后还会提高到60%、70%，这才是正常的经济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服务业对解决中国的就业压力也非常重要，中国后面会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年轻人的失业率来到了历史新高，这个要引起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不可能单靠制造业来解决。伴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发展，不用几年，中国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会从现在的2.3亿降低到2亿以下，释放大量的剩余工业生产力——农业也一样。伴随着科技进步，可能十几年后，一亿农业劳动人口就完全可以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的提高，工业产量不但不减少的情况下，它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游离出来那一部分就是“工业剩余劳动力”，其边际产出是0，农业同理。这些农业和工业剩余劳动力，只能靠服务业的发展来吸纳。

长期以来，我们有几个错误观念：第一个是重生产、轻消费，认为生产是创造财富，消费是浪费财富。忽视消费、消费疲软，最后就导致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经济下行；第二个就是重物质财富，轻非物质财富。认为制造业是创造财富，服务业是财富再分配，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

服务业本身就是创造财富——哪怕它跟制造业没有关系，小到理头发这样的服务业，它本身也有价值。往大里说，美国的文化娱乐产业，如百老汇、好莱坞、迪士尼，它们都直接创造了大量非物质财富；再看电子信息产业，不但占美国GDP的比重高，而且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记者：刺激消费也好，大力发展服务业也好，背后有一个核心问题是居民收入。比如居民收入过低，自然就会抑制消费需求，导致老百姓“越没钱，就越要存钱”，这反过来会加剧需求不足的压力。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滕泰：从宏观上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下滑，以前是8%，现在掉到6%甚至4%以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下滑，毫无疑问它会带来影响。阶段性地来看，它跟中国现在受疫情冲击也有关系。我们国家也重视这个问题，也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我们回顾过去的20年，从按要素分配的角度来看，初次分配环节确实有些问题需要改进，比如某些部门并没有创造与回报相匹配的价值。创造财富的五大要素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它们共同创造了经济增长的“蛋糕”。但是土地部门和金融部门依靠垄断或者是人为制造的稀缺，获取了超额的要素报酬，挤占了另外三种要素应得的要素报酬。

从经济学上来讲，未来要想增加居民收入，就要增加劳动者、管理者和技术者的收入，减少金融和土地部门的超额要素报酬。单从经济学的理论上来看，每个要素都有它的边际生产力。按照边际生产产出、边际生产力来分配，这才是合理的。我们应该对每种要素对生产率的贡献，以及它应该获取的回报区间，有更加客观的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引导要素报酬合理化，不等于盲目地行政干预——市场经济的要素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主导的，比如劳动者工资也是供需关系决定的。政府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减少金融和土地的垄断。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完善了，初次分配更加公平了，那么居民收入自然就增加了。

初次分配强调要素市场化改革，那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呢，我们就要关注如何去使用我们的税收促进合理的转移支付。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国家从高收入者和企业那里获得的税收用于基建，修路修桥搞投资。未来，我们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投资性的财政政策，转向收入性的财政政策。前20年我们修路修桥，现在我们的桥、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就要将钱用合适的形式发放给中低收入的老百姓。工资是劳动力市场决定的，但是税收收入如何使用，这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拿稳就业来说，美国的稳就业方式是给中小企业发钱，中国的选择是给企业退税，但退税本身自带一个内在问题：“缴的多、退的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这可能导致一个问题：假设你的店铺因为疫情冲击，被迫关门歇业，那么这一段时间你的收入是0，那么你退的税就是0——现实中，相比于小微企业，大中型企业反倒可以从退税政策中获得不少利益，结果原本用来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的宝贵财政资金就变成了对大中企业的变相纳税奖励。

我们要保市场主体，今后一定要关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重视普通劳动者。这可能还要涉及一个观念的转变：我们不能认为给老百姓发钱稳消费就是“打水漂”。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提振消费，支持服务业尤其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我们应当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