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一波空袭，此举正值真主党领导人发表讲话，称以色列两天来针对真主党成员的袭击事件无异于宣战。
发布日期：2024-09-20 11:31
范庭略
■分子料理的创始人、厨神费兰•阿德里亚（Ferran Adria）曾说过：任何有创造力的人都想成为毕加索，因为他总是充满破坏性。活到91岁的毕加索长寿的原因，据说是他只吃新鲜的鱼、喝一点酒、吃大量的蔬菜和大量的水果。对毕加索而言，厨房是家庭的中心，也是温暖和寄托的来源。人们总能在厨房里面找到一个熟悉的角落或者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2020年11月，我参加了张恩利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他的个人最大规模个展“会动的房间”。在那次展览上，我看到了曾在画册上看到过多次的著名的《盛宴4号》的原作。一群变形的人围绕在烟雾缭绕的饭桌前面，高度戏剧化的饭局，觥筹交错，那些被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裹挟的都市人类，释放着人性中无法描述的情绪。在物质供应逐渐丰富并且可以持续保障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家们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以及新旧交替的冲突，并用画笔记录着人们内心的变化、生活的消耗与记忆的痕迹。
拥有几千个摄像镜头的庄杰，应该是中国最早追踪城市文化的摄影艺术家，他同时也是当年上海最火爆的夜店“VIP俱乐部”的股东。他用相机记录了大量的私人派对以及各种非官方的艺术展的after party。他用经过改装的工业镜头拍摄各种派对上幸福的笑容以及出神的状态。2005年6月，法国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从400多位中国艺术家中挑选了36位艺术家参加展览，而庄杰则以参展艺术家们的肖像为作品跻身其中。他在上海拍摄这批艺术家肖像的同时，分别请他们在他自己开的“大碗鱼”餐厅吃饭，并在餐厅宴客的包房里面安装了各种摄像器材以及录音装置，当几十顿酸菜鱼吃完后，他以一个摄影师和展会物流供应商的身份与拍摄的艺术家一起，不设防地探讨什么是当代艺术。在艺术家们不知情的背景下，一部跟艺术家对话的纪录片也同期完成了。由于庄杰的精益求精和江浙人特有的谨慎，纪录片始终没有杀青。按照他自己今天的说法，这些对话的内容再过20年回看应该更有意义。
改开四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中心。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走过了画家村的漂泊之旅，黎明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从圆明园到宋庄，当年那些追求自由创作的青年艺术家，用三十年书写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兴衰起伏的一段往事。
1980年10月8日，北京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饭馆在临近北京五四大街的翠花胡同开业。位于五四大街的中国美术馆当时是全中国艺术家的圣地，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的露天花园举行的“星星美展”，就是中国新兴艺术领域的重要事件。而陆续在美术馆周围成立的众多美术用品商店也成了画家们购买画材的首选地。在那个信息封闭的时代，与同行的交流是艺术家们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位于胡同里的悦宾饭馆地方不大，菜肴简单而实惠，虽然在今天看来蒜泥肘子、糖醋排骨、丸子汤、炸馒头片和西红柿炒鸡蛋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菜，但是在四十多年前，除了国营餐厅之外，这样一个民营小饭馆儿几乎就是今天类似大大小小咖啡厅的“第三空间”。于是约悦宾饭馆就成了购买完颜料、画布或者刚刚在对面的美术馆看完展览的艺术家们首选的碰头之地。在看完展览后交流一下心得体会，更能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
1983年9月26日，著名的法餐厅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的崇文门饭店二层开业，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宋怀桂女士成为了餐厅的总经理。这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皮尔卡丹先生投资数百万美元成立的高级西餐厅，迅速成为了首都艺术界的文艺沙龙。这里不但是中国摇滚乐的圣地，也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聚会地点。
四十多年过去了，翻看众多艺术家的回忆文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悦宾饭馆还是马克西姆餐厅，众人各种美好的回忆中似乎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菜品的感受，他们更多在讲述当年聚会的场景以及交流的火花碰撞，而对引起食欲的食物都早已淡忘。也许在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艺术创作之间，早已严格地划分了界限。好像若是让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当代艺术家们在那个时代吃了些什么，就会让他们的浪漫主义神话变得更加人性化，这或许就是日常仪式和艺术家工作方式之间的鸿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北京，当政府以极大热情为市民解决早饭问题的时候，市场经济无形的手正在把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推向餐饮市场。当私营企业瞅准机会开始在餐饮行业大展拳脚，不要说一直没有解决的早餐问题，连以前只在沿海地区出现宵夜也开始流行起来。依稀还记得各种小饭馆儿都在卖红焖羊肉，火锅也开始逐渐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各地的艺术家们开始聚集在北京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成型的圆明园画家村，其实就是生产力配合上层建筑的一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独立画家群体的迅速成长，而早期的市场弄潮儿们在获得人生第一桶金之后，也随着驻京外交官们一起开始了最早的艺术品收藏。到了北京奥运会前的一段时间，京城著名的顺峰海鲜酒楼的座上宾有不少都是艺术品的藏家和艺术家，艺术家们也迎来了享用鲍参翅肚的高光时刻。
食物与艺术的关系还是由更为广泛的文化历史所塑造的。画家们习惯了在画展开幕后，在会场附近的餐厅举办一场晚宴，晚宴的水准则由作为主办方的画廊来把握。在一位经常参加画展开幕仪式的藏家看来，水平最高的晚宴通常来自各大奢侈品品牌赞助的画展，不但宴会的场地优雅，菜式也非常精致考究，四五道菜之间的酒水搭配更是可圈可点。至于各种民办画廊或者各家国营美术机构举办的晚宴，水准则是见仁见智了：有的时候更像一场中式婚宴，席开几十桌，大家热热闹闹聚会一堂相互敬酒。
艺术家们的画室如今都已经配有专职厨师，以便在创作之余邀请一些朋友小聚，饭菜可口而随意，邀请什么客人则是更让艺术家们操心的问题。北京的艺术家们似乎更带有北方的豪放，有的时候会相约川菜馆或者火锅店，讲求的是更好的交流。以四川美院占据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半壁江山的角度来看，川美艺术家对于四川火锅的推广功不可没。火锅的随意以及那一直沸腾的红汤，就好像一桌流水席一样，永远等待着新的艺术家加入饭局，也特别适合在席间开展一个新的话题继续小范围的促膝长谈。
如今在上海聚会，50、60后的艺术家们依旧会怀念早年黄河路半岛酒楼的通宵达旦。在各种艺术展的官方晚宴结束之后，他们还是喜欢来这里再聚一下，有些不愿意出席官方晚宴的朋友们都会如期而至，因为没有比这里更加放松的聚会了。相比60、70后的艺术家，80、90后的艺术家们已经更加讲究选酒。有的时候带几瓶好酒，会更加有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势：把波尔多名庄酒摆在餐桌上，显然要比关照餐厅厨师的出品更能彰显魄力。毕竟餐厅不是自己的，但是一瓶山崎或者波摩的25年威士忌还是可以安排的。
有朋友告诉我，某位更为顶级的艺术家虽然早年也会先去雪茄店买一根雪茄再去参加同好的晚宴，但是如今其江湖地位显然已经不再需要经常参与各种社交性的聚会，反而是在私密的家宴上才会有更为推心置腹的交流。在画室边上一家普通的川菜馆，也可以接待国际顶级画廊总监，一切都是那么随意，艺术家毕竟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有一个关于艺术圈的段子是这样说的：国美的老师每人都有一个精致的茶馆，上海的艺术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常去的专属俱乐部，而北京的艺术家则是每人都有一个常去的、安静的苍蝇馆。“成名之后、腐烂之前”的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像明星那样招摇过市，但这些精神贵族也的确拥有与普罗大众不同的生活享受，虽然这些享受可能不仅仅是在新荣记特别订制一桌新鲜鱼类的晚宴，但是精神生活更为丰富的一群人在一起总是会蓬荜生辉的。
没有社交，就没有当代艺术。比起隆重晚宴上的杯觥交错，发达的艺术市场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创作的热情。当他们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也许那些乏善可陈的膳食不太可能成为创造性工作的燃料。享用一顿美好晚餐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就跟欣赏一幅伟大的作品一样，它可以为艺术家们激发出更多的创作欲望。■
2020年11月，我参加了张恩利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他的个人最大规模个展“会动的房间”。在那次展览上，我看到了曾在画册上看到过多次的著名的《盛宴4号》的原作。一群变形的人围绕在烟雾缭绕的饭桌前面，高度戏剧化的饭局，觥筹交错，那些被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裹挟的都市人类，释放着人性中无法描述的情绪。在物质供应逐渐丰富并且可以持续保障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家们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以及新旧交替的冲突，并用画笔记录着人们内心的变化、生活的消耗与记忆的痕迹。
拥有几千个摄像镜头的庄杰，应该是中国最早追踪城市文化的摄影艺术家，他同时也是当年上海最火爆的夜店“VIP俱乐部”的股东。他用相机记录了大量的私人派对以及各种非官方的艺术展的after party。他用经过改装的工业镜头拍摄各种派对上幸福的笑容以及出神的状态。2005年6月，法国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从400多位中国艺术家中挑选了36位艺术家参加展览，而庄杰则以参展艺术家们的肖像为作品跻身其中。他在上海拍摄这批艺术家肖像的同时，分别请他们在他自己开的“大碗鱼”餐厅吃饭，并在餐厅宴客的包房里面安装了各种摄像器材以及录音装置，当几十顿酸菜鱼吃完后，他以一个摄影师和展会物流供应商的身份与拍摄的艺术家一起，不设防地探讨什么是当代艺术。在艺术家们不知情的背景下，一部跟艺术家对话的纪录片也同期完成了。由于庄杰的精益求精和江浙人特有的谨慎，纪录片始终没有杀青。按照他自己今天的说法，这些对话的内容再过20年回看应该更有意义。
改开四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中心。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走过了画家村的漂泊之旅，黎明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从圆明园到宋庄，当年那些追求自由创作的青年艺术家，用三十年书写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兴衰起伏的一段往事。
1980年10月8日，北京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饭馆在临近北京五四大街的翠花胡同开业。位于五四大街的中国美术馆当时是全中国艺术家的圣地，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的露天花园举行的“星星美展”，就是中国新兴艺术领域的重要事件。而陆续在美术馆周围成立的众多美术用品商店也成了画家们购买画材的首选地。在那个信息封闭的时代，与同行的交流是艺术家们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位于胡同里的悦宾饭馆地方不大，菜肴简单而实惠，虽然在今天看来蒜泥肘子、糖醋排骨、丸子汤、炸馒头片和西红柿炒鸡蛋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菜，但是在四十多年前，除了国营餐厅之外，这样一个民营小饭馆儿几乎就是今天类似大大小小咖啡厅的“第三空间”。于是约悦宾饭馆就成了购买完颜料、画布或者刚刚在对面的美术馆看完展览的艺术家们首选的碰头之地。在看完展览后交流一下心得体会，更能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
1983年9月26日，著名的法餐厅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的崇文门饭店二层开业，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宋怀桂女士成为了餐厅的总经理。这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皮尔卡丹先生投资数百万美元成立的高级西餐厅，迅速成为了首都艺术界的文艺沙龙。这里不但是中国摇滚乐的圣地，也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聚会地点。
四十多年过去了，翻看众多艺术家的回忆文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悦宾饭馆还是马克西姆餐厅，众人各种美好的回忆中似乎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菜品的感受，他们更多在讲述当年聚会的场景以及交流的火花碰撞，而对引起食欲的食物都早已淡忘。也许在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艺术创作之间，早已严格地划分了界限。好像若是让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当代艺术家们在那个时代吃了些什么，就会让他们的浪漫主义神话变得更加人性化，这或许就是日常仪式和艺术家工作方式之间的鸿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北京，当政府以极大热情为市民解决早饭问题的时候，市场经济无形的手正在把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推向餐饮市场。当私营企业瞅准机会开始在餐饮行业大展拳脚，不要说一直没有解决的早餐问题，连以前只在沿海地区出现宵夜也开始流行起来。依稀还记得各种小饭馆儿都在卖红焖羊肉，火锅也开始逐渐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各地的艺术家们开始聚集在北京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成型的圆明园画家村，其实就是生产力配合上层建筑的一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独立画家群体的迅速成长，而早期的市场弄潮儿们在获得人生第一桶金之后，也随着驻京外交官们一起开始了最早的艺术品收藏。到了北京奥运会前的一段时间，京城著名的顺峰海鲜酒楼的座上宾有不少都是艺术品的藏家和艺术家，艺术家们也迎来了享用鲍参翅肚的高光时刻。
食物与艺术的关系还是由更为广泛的文化历史所塑造的。画家们习惯了在画展开幕后，在会场附近的餐厅举办一场晚宴，晚宴的水准则由作为主办方的画廊来把握。在一位经常参加画展开幕仪式的藏家看来，水平最高的晚宴通常来自各大奢侈品品牌赞助的画展，不但宴会的场地优雅，菜式也非常精致考究，四五道菜之间的酒水搭配更是可圈可点。至于各种民办画廊或者各家国营美术机构举办的晚宴，水准则是见仁见智了：有的时候更像一场中式婚宴，席开几十桌，大家热热闹闹聚会一堂相互敬酒。
艺术家们的画室如今都已经配有专职厨师，以便在创作之余邀请一些朋友小聚，饭菜可口而随意，邀请什么客人则是更让艺术家们操心的问题。北京的艺术家们似乎更带有北方的豪放，有的时候会相约川菜馆或者火锅店，讲求的是更好的交流。以四川美院占据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半壁江山的角度来看，川美艺术家对于四川火锅的推广功不可没。火锅的随意以及那一直沸腾的红汤，就好像一桌流水席一样，永远等待着新的艺术家加入饭局，也特别适合在席间开展一个新的话题继续小范围的促膝长谈。
如今在上海聚会，50、60后的艺术家们依旧会怀念早年黄河路半岛酒楼的通宵达旦。在各种艺术展的官方晚宴结束之后，他们还是喜欢来这里再聚一下，有些不愿意出席官方晚宴的朋友们都会如期而至，因为没有比这里更加放松的聚会了。相比60、70后的艺术家，80、90后的艺术家们已经更加讲究选酒。有的时候带几瓶好酒，会更加有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势：把波尔多名庄酒摆在餐桌上，显然要比关照餐厅厨师的出品更能彰显魄力。毕竟餐厅不是自己的，但是一瓶山崎或者波摩的25年威士忌还是可以安排的。
有朋友告诉我，某位更为顶级的艺术家虽然早年也会先去雪茄店买一根雪茄再去参加同好的晚宴，但是如今其江湖地位显然已经不再需要经常参与各种社交性的聚会，反而是在私密的家宴上才会有更为推心置腹的交流。在画室边上一家普通的川菜馆，也可以接待国际顶级画廊总监，一切都是那么随意，艺术家毕竟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有一个关于艺术圈的段子是这样说的：国美的老师每人都有一个精致的茶馆，上海的艺术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常去的专属俱乐部，而北京的艺术家则是每人都有一个常去的、安静的苍蝇馆。“成名之后、腐烂之前”的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像明星那样招摇过市，但这些精神贵族也的确拥有与普罗大众不同的生活享受，虽然这些享受可能不仅仅是在新荣记特别订制一桌新鲜鱼类的晚宴，但是精神生活更为丰富的一群人在一起总是会蓬荜生辉的。
没有社交，就没有当代艺术。比起隆重晚宴上的杯觥交错，发达的艺术市场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创作的热情。当他们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也许那些乏善可陈的膳食不太可能成为创造性工作的燃料。享用一顿美好晚餐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就跟欣赏一幅伟大的作品一样，它可以为艺术家们激发出更多的创作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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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2 09:47
艺术风尚
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聚宴
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聚宴
范庭略：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已经走过一条从漂泊到繁荣的道路，此间他们宴饮的变与不变，揭示着美食和创造力的微妙关系。
范庭略
■分子料理的创始人、厨神费兰•阿德里亚（Ferran Adria）曾说过：任何有创造力的人都想成为毕加索，因为他总是充满破坏性。活到91岁的毕加索长寿的原因，据说是他只吃新鲜的鱼、喝一点酒、吃大量的蔬菜和大量的水果。对毕加索而言，厨房是家庭的中心，也是温暖和寄托的来源。人们总能在厨房里面找到一个熟悉的角落或者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2020年11月，我参加了张恩利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他的个人最大规模个展“会动的房间”。在那次展览上，我看到了曾在画册上看到过多次的著名的《盛宴4号》的原作。一群变形的人围绕在烟雾缭绕的饭桌前面，高度戏剧化的饭局，觥筹交错，那些被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裹挟的都市人类，释放着人性中无法描述的情绪。在物质供应逐渐丰富并且可以持续保障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家们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以及新旧交替的冲突，并用画笔记录着人们内心的变化、生活的消耗与记忆的痕迹。
拥有几千个摄像镜头的庄杰，应该是中国最早追踪城市文化的摄影艺术家，他同时也是当年上海最火爆的夜店“VIP俱乐部”的股东。他用相机记录了大量的私人派对以及各种非官方的艺术展的after party。他用经过改装的工业镜头拍摄各种派对上幸福的笑容以及出神的状态。2005年6月，法国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从400多位中国艺术家中挑选了36位艺术家参加展览，而庄杰则以参展艺术家们的肖像为作品跻身其中。他在上海拍摄这批艺术家肖像的同时，分别请他们在他自己开的“大碗鱼”餐厅吃饭，并在餐厅宴客的包房里面安装了各种摄像器材以及录音装置，当几十顿酸菜鱼吃完后，他以一个摄影师和展会物流供应商的身份与拍摄的艺术家一起，不设防地探讨什么是当代艺术。在艺术家们不知情的背景下，一部跟艺术家对话的纪录片也同期完成了。由于庄杰的精益求精和江浙人特有的谨慎，纪录片始终没有杀青。按照他自己今天的说法，这些对话的内容再过20年回看应该更有意义。
改开四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中心。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走过了画家村的漂泊之旅，黎明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从圆明园到宋庄，当年那些追求自由创作的青年艺术家，用三十年书写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兴衰起伏的一段往事。
1980年10月8日，北京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饭馆在临近北京五四大街的翠花胡同开业。位于五四大街的中国美术馆当时是全中国艺术家的圣地，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的露天花园举行的“星星美展”，就是中国新兴艺术领域的重要事件。而陆续在美术馆周围成立的众多美术用品商店也成了画家们购买画材的首选地。在那个信息封闭的时代，与同行的交流是艺术家们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位于胡同里的悦宾饭馆地方不大，菜肴简单而实惠，虽然在今天看来蒜泥肘子、糖醋排骨、丸子汤、炸馒头片和西红柿炒鸡蛋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菜，但是在四十多年前，除了国营餐厅之外，这样一个民营小饭馆儿几乎就是今天类似大大小小咖啡厅的“第三空间”。于是约悦宾饭馆就成了购买完颜料、画布或者刚刚在对面的美术馆看完展览的艺术家们首选的碰头之地。在看完展览后交流一下心得体会，更能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
1983年9月26日，著名的法餐厅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的崇文门饭店二层开业，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宋怀桂女士成为了餐厅的总经理。这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皮尔卡丹先生投资数百万美元成立的高级西餐厅，迅速成为了首都艺术界的文艺沙龙。这里不但是中国摇滚乐的圣地，也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聚会地点。
四十多年过去了，翻看众多艺术家的回忆文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悦宾饭馆还是马克西姆餐厅，众人各种美好的回忆中似乎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菜品的感受，他们更多在讲述当年聚会的场景以及交流的火花碰撞，而对引起食欲的食物都早已淡忘。也许在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艺术创作之间，早已严格地划分了界限。好像若是让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当代艺术家们在那个时代吃了些什么，就会让他们的浪漫主义神话变得更加人性化，这或许就是日常仪式和艺术家工作方式之间的鸿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北京，当政府以极大热情为市民解决早饭问题的时候，市场经济无形的手正在把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推向餐饮市场。当私营企业瞅准机会开始在餐饮行业大展拳脚，不要说一直没有解决的早餐问题，连以前只在沿海地区出现宵夜也开始流行起来。依稀还记得各种小饭馆儿都在卖红焖羊肉，火锅也开始逐渐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各地的艺术家们开始聚集在北京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成型的圆明园画家村，其实就是生产力配合上层建筑的一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独立画家群体的迅速成长，而早期的市场弄潮儿们在获得人生第一桶金之后，也随着驻京外交官们一起开始了最早的艺术品收藏。到了北京奥运会前的一段时间，京城著名的顺峰海鲜酒楼的座上宾有不少都是艺术品的藏家和艺术家，艺术家们也迎来了享用鲍参翅肚的高光时刻。
食物与艺术的关系还是由更为广泛的文化历史所塑造的。画家们习惯了在画展开幕后，在会场附近的餐厅举办一场晚宴，晚宴的水准则由作为主办方的画廊来把握。在一位经常参加画展开幕仪式的藏家看来，水平最高的晚宴通常来自各大奢侈品品牌赞助的画展，不但宴会的场地优雅，菜式也非常精致考究，四五道菜之间的酒水搭配更是可圈可点。至于各种民办画廊或者各家国营美术机构举办的晚宴，水准则是见仁见智了：有的时候更像一场中式婚宴，席开几十桌，大家热热闹闹聚会一堂相互敬酒。
艺术家们的画室如今都已经配有专职厨师，以便在创作之余邀请一些朋友小聚，饭菜可口而随意，邀请什么客人则是更让艺术家们操心的问题。北京的艺术家们似乎更带有北方的豪放，有的时候会相约川菜馆或者火锅店，讲求的是更好的交流。以四川美院占据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半壁江山的角度来看，川美艺术家对于四川火锅的推广功不可没。火锅的随意以及那一直沸腾的红汤，就好像一桌流水席一样，永远等待着新的艺术家加入饭局，也特别适合在席间开展一个新的话题继续小范围的促膝长谈。
如今在上海聚会，50、60后的艺术家们依旧会怀念早年黄河路半岛酒楼的通宵达旦。在各种艺术展的官方晚宴结束之后，他们还是喜欢来这里再聚一下，有些不愿意出席官方晚宴的朋友们都会如期而至，因为没有比这里更加放松的聚会了。相比60、70后的艺术家，80、90后的艺术家们已经更加讲究选酒。有的时候带几瓶好酒，会更加有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势：把波尔多名庄酒摆在餐桌上，显然要比关照餐厅厨师的出品更能彰显魄力。毕竟餐厅不是自己的，但是一瓶山崎或者波摩的25年威士忌还是可以安排的。
有朋友告诉我，某位更为顶级的艺术家虽然早年也会先去雪茄店买一根雪茄再去参加同好的晚宴，但是如今其江湖地位显然已经不再需要经常参与各种社交性的聚会，反而是在私密的家宴上才会有更为推心置腹的交流。在画室边上一家普通的川菜馆，也可以接待国际顶级画廊总监，一切都是那么随意，艺术家毕竟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有一个关于艺术圈的段子是这样说的：国美的老师每人都有一个精致的茶馆，上海的艺术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常去的专属俱乐部，而北京的艺术家则是每人都有一个常去的、安静的苍蝇馆。“成名之后、腐烂之前”的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像明星那样招摇过市，但这些精神贵族也的确拥有与普罗大众不同的生活享受，虽然这些享受可能不仅仅是在新荣记特别订制一桌新鲜鱼类的晚宴，但是精神生活更为丰富的一群人在一起总是会蓬荜生辉的。
没有社交，就没有当代艺术。比起隆重晚宴上的杯觥交错，发达的艺术市场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创作的热情。当他们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也许那些乏善可陈的膳食不太可能成为创造性工作的燃料。享用一顿美好晚餐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就跟欣赏一幅伟大的作品一样，它可以为艺术家们激发出更多的创作欲望。■
2020年11月，我参加了张恩利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他的个人最大规模个展“会动的房间”。在那次展览上，我看到了曾在画册上看到过多次的著名的《盛宴4号》的原作。一群变形的人围绕在烟雾缭绕的饭桌前面，高度戏剧化的饭局，觥筹交错，那些被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裹挟的都市人类，释放着人性中无法描述的情绪。在物质供应逐渐丰富并且可以持续保障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家们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以及新旧交替的冲突，并用画笔记录着人们内心的变化、生活的消耗与记忆的痕迹。
拥有几千个摄像镜头的庄杰，应该是中国最早追踪城市文化的摄影艺术家，他同时也是当年上海最火爆的夜店“VIP俱乐部”的股东。他用相机记录了大量的私人派对以及各种非官方的艺术展的after party。他用经过改装的工业镜头拍摄各种派对上幸福的笑容以及出神的状态。2005年6月，法国蒙彼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从400多位中国艺术家中挑选了36位艺术家参加展览，而庄杰则以参展艺术家们的肖像为作品跻身其中。他在上海拍摄这批艺术家肖像的同时，分别请他们在他自己开的“大碗鱼”餐厅吃饭，并在餐厅宴客的包房里面安装了各种摄像器材以及录音装置，当几十顿酸菜鱼吃完后，他以一个摄影师和展会物流供应商的身份与拍摄的艺术家一起，不设防地探讨什么是当代艺术。在艺术家们不知情的背景下，一部跟艺术家对话的纪录片也同期完成了。由于庄杰的精益求精和江浙人特有的谨慎，纪录片始终没有杀青。按照他自己今天的说法，这些对话的内容再过20年回看应该更有意义。
改开四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中心。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走过了画家村的漂泊之旅，黎明的曙光已经照耀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上。从圆明园到宋庄，当年那些追求自由创作的青年艺术家，用三十年书写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兴衰起伏的一段往事。
1980年10月8日，北京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饭馆在临近北京五四大街的翠花胡同开业。位于五四大街的中国美术馆当时是全中国艺术家的圣地，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的露天花园举行的“星星美展”，就是中国新兴艺术领域的重要事件。而陆续在美术馆周围成立的众多美术用品商店也成了画家们购买画材的首选地。在那个信息封闭的时代，与同行的交流是艺术家们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位于胡同里的悦宾饭馆地方不大，菜肴简单而实惠，虽然在今天看来蒜泥肘子、糖醋排骨、丸子汤、炸馒头片和西红柿炒鸡蛋都是非常普通的家常菜，但是在四十多年前，除了国营餐厅之外，这样一个民营小饭馆儿几乎就是今天类似大大小小咖啡厅的“第三空间”。于是约悦宾饭馆就成了购买完颜料、画布或者刚刚在对面的美术馆看完展览的艺术家们首选的碰头之地。在看完展览后交流一下心得体会，更能激发大家的创作灵感。
1983年9月26日，著名的法餐厅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的崇文门饭店二层开业，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宋怀桂女士成为了餐厅的总经理。这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皮尔卡丹先生投资数百万美元成立的高级西餐厅，迅速成为了首都艺术界的文艺沙龙。这里不但是中国摇滚乐的圣地，也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聚会地点。
四十多年过去了，翻看众多艺术家的回忆文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悦宾饭馆还是马克西姆餐厅，众人各种美好的回忆中似乎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菜品的感受，他们更多在讲述当年聚会的场景以及交流的火花碰撞，而对引起食欲的食物都早已淡忘。也许在艺术家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的艺术创作之间，早已严格地划分了界限。好像若是让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当代艺术家们在那个时代吃了些什么，就会让他们的浪漫主义神话变得更加人性化，这或许就是日常仪式和艺术家工作方式之间的鸿沟。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北京，当政府以极大热情为市民解决早饭问题的时候，市场经济无形的手正在把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推向餐饮市场。当私营企业瞅准机会开始在餐饮行业大展拳脚，不要说一直没有解决的早餐问题，连以前只在沿海地区出现宵夜也开始流行起来。依稀还记得各种小饭馆儿都在卖红焖羊肉，火锅也开始逐渐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各地的艺术家们开始聚集在北京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成型的圆明园画家村，其实就是生产力配合上层建筑的一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独立画家群体的迅速成长，而早期的市场弄潮儿们在获得人生第一桶金之后，也随着驻京外交官们一起开始了最早的艺术品收藏。到了北京奥运会前的一段时间，京城著名的顺峰海鲜酒楼的座上宾有不少都是艺术品的藏家和艺术家，艺术家们也迎来了享用鲍参翅肚的高光时刻。
食物与艺术的关系还是由更为广泛的文化历史所塑造的。画家们习惯了在画展开幕后，在会场附近的餐厅举办一场晚宴，晚宴的水准则由作为主办方的画廊来把握。在一位经常参加画展开幕仪式的藏家看来，水平最高的晚宴通常来自各大奢侈品品牌赞助的画展，不但宴会的场地优雅，菜式也非常精致考究，四五道菜之间的酒水搭配更是可圈可点。至于各种民办画廊或者各家国营美术机构举办的晚宴，水准则是见仁见智了：有的时候更像一场中式婚宴，席开几十桌，大家热热闹闹聚会一堂相互敬酒。
艺术家们的画室如今都已经配有专职厨师，以便在创作之余邀请一些朋友小聚，饭菜可口而随意，邀请什么客人则是更让艺术家们操心的问题。北京的艺术家们似乎更带有北方的豪放，有的时候会相约川菜馆或者火锅店，讲求的是更好的交流。以四川美院占据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半壁江山的角度来看，川美艺术家对于四川火锅的推广功不可没。火锅的随意以及那一直沸腾的红汤，就好像一桌流水席一样，永远等待着新的艺术家加入饭局，也特别适合在席间开展一个新的话题继续小范围的促膝长谈。
如今在上海聚会，50、60后的艺术家们依旧会怀念早年黄河路半岛酒楼的通宵达旦。在各种艺术展的官方晚宴结束之后，他们还是喜欢来这里再聚一下，有些不愿意出席官方晚宴的朋友们都会如期而至，因为没有比这里更加放松的聚会了。相比60、70后的艺术家，80、90后的艺术家们已经更加讲究选酒。有的时候带几瓶好酒，会更加有一种掌控全局的气势：把波尔多名庄酒摆在餐桌上，显然要比关照餐厅厨师的出品更能彰显魄力。毕竟餐厅不是自己的，但是一瓶山崎或者波摩的25年威士忌还是可以安排的。
有朋友告诉我，某位更为顶级的艺术家虽然早年也会先去雪茄店买一根雪茄再去参加同好的晚宴，但是如今其江湖地位显然已经不再需要经常参与各种社交性的聚会，反而是在私密的家宴上才会有更为推心置腹的交流。在画室边上一家普通的川菜馆，也可以接待国际顶级画廊总监，一切都是那么随意，艺术家毕竟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有一个关于艺术圈的段子是这样说的：国美的老师每人都有一个精致的茶馆，上海的艺术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常去的专属俱乐部，而北京的艺术家则是每人都有一个常去的、安静的苍蝇馆。“成名之后、腐烂之前”的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像明星那样招摇过市，但这些精神贵族也的确拥有与普罗大众不同的生活享受，虽然这些享受可能不仅仅是在新荣记特别订制一桌新鲜鱼类的晚宴，但是精神生活更为丰富的一群人在一起总是会蓬荜生辉的。
没有社交，就没有当代艺术。比起隆重晚宴上的杯觥交错，发达的艺术市场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多创作的热情。当他们回忆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也许那些乏善可陈的膳食不太可能成为创造性工作的燃料。享用一顿美好晚餐的效果，在很多方面就跟欣赏一幅伟大的作品一样，它可以为艺术家们激发出更多的创作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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