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斯里兰卡债务议题上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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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中国既要考虑回收沉没成本，确保新政府对旧债的承认，又要减少已在斯里兰卡投资的企业所将面临的政治风险。

王英良

■7月，斯里兰卡国家债务危机爆发，造成了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政府出现非正常更替，民众不满情绪在街头发泄，国家陷于困境。拥有2200万人口的斯里兰卡，在外汇储备耗尽后，陷入自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斯里兰卡民众因为燃料、食品和药物短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最终推翻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的政府。

此前3月，在债务压力下，斯里兰卡政府执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而此时，印度政府已经提供了10亿美元的授信，但这并不能逆转颓势。向谁求助，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很重要，因为可能引发新的冲突。5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表示：“中国尽了最大努力帮助斯里兰卡避免违约，但遗憾的是，他们向IMF求助并决定违约”。在国家动荡发生后，7月，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Palitha Kohona）强调，中国是斯里兰卡经济复苏的关键，并透露斯里兰卡新任总统维克拉马辛哈（Ranil Wickremesinghe）计划访问中国，讨论贸易、投资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字里行间显露出对中国会继续救助处于危机中的斯里兰卡的高度自信。科霍纳还表示，中国是斯里兰卡经济复苏的关键。目前，中国持有斯里兰卡约10%的外债，是斯里兰卡两大外债债主国之一。他说，科伦坡希望中国企业能购买更多红茶、蓝宝石、香料和服装等产品，并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扩大在科伦坡和汉班托塔的中资港口项目的投资。此外，斯里兰卡希望获得1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以支付中国的进口产品。同时，斯里兰卡还希望能说服中国启动15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等。

科霍纳的表态试图让中国相信，斯里兰卡依然还有经济后劲，是值得做贸易与投资交易的伙伴，其目的是获得中国的先期贷款或预付款。这样看，不仅旧政府将主要希望放在中国，新政府亦将希望放在中国。中国虽然是斯里兰卡债务系统上的债主，但并非是核心关键行为体。中国政府要考虑清楚的是这种与己方利益高度挂钩的国家，其发生国家破产后，中国的处理之策可能带来各类外溢，其中涉及到印度、美国、日本等各方利益，所以中国一段时间处于观望有其必然性。

由于中国与斯里兰卡有较高的经济关联，这当然会导致中国承受一些批评。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说，因为斯里兰卡将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中国的高债务投资下了“愚蠢的赌注”，世界各国都应引以为鉴，在与中国进行类似交易时“睁大眼睛”。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债务前就做出放贷决定，一样是对斯里兰卡做了“愚蠢的赌注”。一般银行在借贷前都会对贷款人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而中国却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经济是否可持续，现在看来这至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但最终斯里兰卡的危机还是须由其政府来承担。不得不说，中国的对外投资肯定不可能完美，因为中国还处在积累全球领导力、影响力的阶段，支付特定“公共物品”的成本在所难免。

面对这一类“同盟困境”，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一道，继续为斯里兰卡应对当前困难、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即中国不再愿意单独承担相应的风险，因为即使中国持续地推动债务展期和救济，都一样会面临斯里兰卡国内治理能力弱化的政府，中国担心所有的善意援助都会最终无效地蒸发。

斯里兰卡债务危机缘由，从国内看，包含了以下因素：家族威权统治的腐败低效，政府能力弱化，国民经济结构单一，政治精英寄生外国和依赖心理严重，精英集团不顾后果的举债使国民经济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对疫情带来的旅游和侨汇收入的锐减没有做足危机预防。危机造成国内政治动荡，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引发族群冲突或爆发内战的风险。中国既要考虑回收沉没成本，确保新政府对旧债的承认，又要减少已在斯里兰卡投资的企业所将面临的政治风险，典型的既需“救急”又要“救穷”，既要避免“过分卷入当头，也要有所作为”。接这一烫手山芋，中国势必会面临新一轮债务违约；不接的话，中国此前的投入可能打水漂，甚至斯里兰卡新政府由此疏远中国或寻求印度甚至美国等势力介入干预。两者权衡，中国只能实施理性的“水滴式援助”。

当然，中国可以着手准备的是：（1）中国号召国际社会一起支援斯里兰卡，最不发达的国家爆发债务问题，这本身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的体现，需要全球予以关注解决，这在国际道义上提出倡议合情合理。（2）中国可以宣传美国印太经济框架需对区域发展的平衡和可持续负责，毕竟美国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已经展开，中国可以提出与美共同纾困，毕竟IMF是美国领导下的多边专业金融援助机构。（3）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部分援助是应该的，但必须契合“权利与义务”“责任与义务”匹配，中国要以“利益—责任—规范”作为价值新维度，发展平衡互利的经贸关系，加强风险管控，力求效果，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由于中国成为斯里兰卡主要的资金供应方之一，所有的援助必须具备一定的抵押物，这可包含斯方的矿山、大宗农产品、机场的长期股权、延长汉班托特港（Hambantota）的租期、中资企业成为斯里兰卡国家采购的主要按来源方等。（4）随着国家动荡，中资机构在斯里兰卡的政治风险和营商风险陡增，增强必要的安保实属必要。（5）积极防止巴基斯坦出现类似的债务违约，这会有损“一带一路”在全球的声誉。而“一带一路”要走出一条发展与债务良性循环的道路，一个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如果出现长期债务违约，显然是不利“一带一路”的长期发展的。

对斯里兰卡的援助，还涉及中美地缘经济竞争。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疫情爆发之初，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开始耗尽，中国提出继续借新债还旧债，导致斯里兰卡错过了向IMF寻求救助的最佳时机，最终陷入经济衰退。IMF对提高透明度的要求削弱了此类贷款协议的可行性，并最终威胁到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各国领导人在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时，面临在长期政治生存和短期财政救济之间的权衡。” 而中国能否设计一定的路线，在有限的区域内，部分代替或弥补IMF在功能和规范上的不足，甚至取代IMF寻求某种新的对“破产国家”的支援模式？这不是不可能，但关涉时间问题，以及外交突破的方向问题。

近日，斯里兰卡新任总统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表示，在该国经济危机引发数周抗议和政治动荡之后，至少要到9月才能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目前，斯里兰卡国内紧急状况显然难以平稳地过渡到9月，也就是说，如果斯里兰卡持续求助中国，那中国在8月就要做出抉择。7月底，中国同意协调减免非洲国家赞比亚的债务，此举为IMF纾困这个南部非洲国家铺平道路，并表明中国愿意与其他官方债权人协调重组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而不是闭门处理贷款违约。这已经向其他国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只能以合作的方式给斯里兰卡等国家有条件的纾困。在中美就佩洛西访台湾发生涉武力的尖锐冲突背景下，中国更需要国际社会站在中国这边，重申“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斯里兰卡的做法主动积极，而这是获取中国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政治前提。沿这个方向，在确保中方利益与资产安全的前提下，中方有理由通过进一步纾困扩大在斯里兰卡的利益，并借助这一地缘支点撬动更大的地缘政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