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全球新冷战阴影下的局部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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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朝庭：与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逼近，不如说我们已经置身第四次世界大战（冷战2.0），因为冷战1.0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成朝庭

■导言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大举进攻乌克兰。目前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月，双方互有攻防，战场胶着。俄军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缓慢而稳步推进，但乌军却酝酿在南部发动大规模反攻。形势扑朔迷离，如何理解世界格局与这场战争的复杂互动？如何从历史的纵深把握未来的趋势？这是摆在所有关心时局的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

美国的战略转移

后世历史学家在描述乌克兰战争时，很可能会回想起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与当年的朝鲜半岛一样，今天的乌克兰只是全球霸权美国关注的次要区域而非战略重心，所以当时的毛泽东和现在的普京都敢放手一搏。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前线将领在战事不利后多次欲升级，麦克阿瑟甚至想动用核武。但彼时中欧（德国）才是世界地缘政治主战场，远东并非美国关注重点，所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绝不允许前线将领破坏大局，断然将桀骜不驯的麦克阿瑟撤职。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第一次冷战期间扮演次要角色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印太）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重镇和战略要地。从十年前（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美国就逐渐将其战略关注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印太地区。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宣称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中国和俄罗斯构成对美国的地区威胁和全球挑战；2018年5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美海军60%以上的力量调往该地区；2019年6月1日，五角大楼正式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拜登入主白宫后，对印太战略更为重视，建立了AUKUS（澳英美）防务联盟，强化了Quad（美日澳印）四方会谈机制，并且将其上升到首脑层级；2022年2月，白宫发布新版《印太战略报告》；2022年5月，拜登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这一连串大动作，清晰地展示了美国的地缘战略大转向。对此，现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解释得很清楚，因为“中国是唯一既有意图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局的Rob Joyce则形象地比喻说，俄罗斯威胁犹如一场飓风，虽然迅猛但却短暂，但中国挑战则是气候变化，缓慢却持久。对于华盛顿而言，与其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如假手蛮横的普京来驯服法德等离心离德的老欧洲国家，从而激活濒临“脑死亡”的北约（法国总统马克龙语）。的确，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展现出空前团结的姿态。

对于渴望恢复俄罗斯帝国荣光的普京而言，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他必须抓住这个有利的天时拿下他心心念念的乌克兰。这类似1962年毛泽东决定打击印度，因为当时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世界陷入核战阴云，美苏都无暇顾及喜马拉雅山麓的冲突。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窗打了一仗，取得了对印度秋风扫落叶般的军事胜利。“历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现过两次”（黑格尔语），只不过毛泽东打印度是正剧，普京打乌克兰是闹剧，他发动的闪电战显然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战争已过去近五月，俄军不但未能粉碎乌军的抵抗，自身反而损失惨重。按照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7月17日的评估，俄罗斯全国陆军在侵乌战争中已经损失了30%以上的力量（军人死伤和装备毁弃）。如果说开战前西方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尚存畏惧，那么开战后俄军的糟糕表现就更加坚定了美国战略转移的决心，因为俄罗斯不但无法夺取乌克兰，反而可能长期陷身泥潭，因而至少在常规军力上无法构成对北约致命的威胁，欧洲盟友武装起来即可应对。换言之，美国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到印太地区的战略转移，不但是乌克兰战争的重要起因，也是它的直接后果。

普京的路径依赖

普京依赖的执政团队大都有安全部门背景，特务治国往往依靠秘密手段（如暗杀）而不是规则，与“法治”这样的现代文明理念背道而驰，因而他的统治实际上最不符合普通俄罗斯人的利益，差不多是威权统治中最糟糕的一种。对内镇压导致对外扩张，因为统治者需要转移矛盾、释放压力；对外扩张又为对内镇压提供了理由，扩张得手可以加强独裁者的国内统治地位，进一步强化对内镇压。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列宁称穷兵黩武的沙俄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而如今的普京则是对内越来越威权专断，对外越来越咄咄逼人。

1999年8月，普京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总理。从20多年的执政历程来看，他其实算得上是一个精明的战术家，懂得审时度势，敢于果断出击，善于使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标。2000年在车臣、2008年在格鲁吉亚、2014年在克里米亚和2015年在叙利亚，普京都使用了武力并大体获得成功，所以形成了对武力的强烈路径依赖。

但这次悍然出兵乌克兰，他走得太远了，很难指望获得其他大国的实质支持。即便在俄国国内，反对侵乌战争的人也很多。普京在欧洲发动了一场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道义和人心不在他这一边；与反对侵乌的力量相比，俄国的综合实力也处于下风。开启战端总是容易的，但如何结束却不是他说了算。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月24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指出，是普京本人（而非俄罗斯人民）执意发动了这场战争，企图强行把欧洲带回19世纪帝国争霸和20世纪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时代，他注定赢不了。开战以来，乌克兰军民英勇抵抗，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援助。普京企图迅速摧毁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俄军显然未能实现这个目标，战争正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成为俄罗斯一道不断流血的伤口。

乌克兰的投名状

乌克兰近半人口讲俄语，大量人民亲俄，欧盟其实对此并不放心，而且也很难消化这个巨大、腐败而贫穷的国家。所以，欧盟一直对乌克兰加入一事半心半意，一如对待土耳其的态度。但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英勇抵抗改变了一切，这是乌克兰人用鲜血奉上的投名状，从此与俄罗斯势不两立，加入欧盟的政治和战略障碍因而不复存在。欧盟明白，乌克兰人虽然是在为其自身生存而战，但也是在为欧盟的安全和价值观而战。欧盟国家的人民安乐生活过得太久，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所以他们必须给予乌克兰欧盟成员国资格，来奖赏那些殊死抵抗俄罗斯大军的勇士。如果欧盟连这一点支持都做不到，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乌克兰入盟谈判当然并非易事，很可能旷日持久，但那只是技术问题，一定会被基辅和布鲁塞尔强大的政治意愿压倒。就经济、社会和治理状况而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并不比乌克兰更符合入盟标准，但却顺利加入了欧盟；而土耳其虽然比乌克兰状况更好，但入盟一事却遥遥无期。由此可见，政治意愿是一个关键因素。开战以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亲赴基辅，把入盟问题列表亲手交给泽连斯基。尽管乌克兰并未在反腐等方面取得革命性进展，但在回答完问题没多久就获得正式候选国资格。冯德莱恩随后发推特称：“乌克兰人愿意为其欧洲前景而捐躯，我们想让他们与欧洲梦共生。” 这表明了布鲁塞尔的政治意愿，是对乌克兰流血牺牲的回报。

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其理由之一是乌克兰谋求加入北约。乌克兰确实有此愿望，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北约也有门槛。申请国除了要实行“自由民主”制度，有较高的治理水平，还要没有外患和内乱。但乌克兰并不满足这些条件，外与俄罗斯有克里米亚争端，内有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闹独立。自2014年以来，乌克兰的政府军一直在跟这两个州的分离主义分子作战，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八年，死亡人数超过1.5万。更重要的是，与欧盟一样，北约在深层次上对乌克兰并不信任，因为乌克兰是前苏联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在种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与俄罗斯极为接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给俄罗斯军队以重大的杀伤。按照多种渠道的统计，俄军阵亡人数可能已经超过3万人，相比之下，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十年共阵亡1.5万人。乌克兰的不俗战果，实际上可以成为加入北约的投名状。如果战争结束后俄乌双方能够签订和平条约，那么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将不再不可想像。

铁幕已经降下

俄罗斯长期以来是欧洲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供应方，德国对俄依赖程度尤其高。战争爆发后，由于对俄制裁，德国（欧盟）物价大幅上涨，加之两年多来已经受到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德国（欧盟）经济出现“滞涨”将不会令人意外。如何在此严峻形势下做出选择和应对，政界和商界仍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过去数十年，德国企业从俄国的廉价能源和中国的庞大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务实的商界人士当然想延续这个美好的时代。

然而，当俄罗斯坦克在2月24日攻入乌克兰领土的那一刻，无问西东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就结束了。普京的强权政治打破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引爆地缘政治竞斗和意识形态对抗卷土重来。在5月24日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为此警告西方商业精英们：“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选择的安全后果，自由比自由贸易重要，保护我们的价值观比利润重要”。换句话说，在这位西方军事政治集团掌门人眼里，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必须压倒经济利益。可以预期的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大概率将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重组，这是一个不以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德国舆论也对默克尔时代的对俄“绥靖”政策展开了批判，认为她让德国能源供应依赖俄罗斯，非但没有融合这个威权主义的国家，反而让普京拥有了威胁德国（欧盟）的地缘政治工具，因而实际助长了普京的侵略（即所谓“北溪二号”开通之日，就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时）。看来在默克尔的政治遗产中，除了2015年富有争议的难民政策，又多了一个能源政策败笔。

冷战结束后数十年来，德国一直奉行和平主义外交和安全政策，但在战争爆发后几乎180度大转弯。首先是大幅加大国防投入，重新武装来面对越来越真实的俄罗斯威胁；其次是尽快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为此正加快实施能源转型和来源多样化，美国和中东将是俄罗斯能源的替代来源。此外，德国新政府还将在2022年破天荒地推出国家安全战略，很可能标志着默克尔时代实用主义（经济利益压倒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的结束，一个基于价值观和重视国家安全的新时代将降临。

尽管遭受西方严厉制裁和全面“脱钩”，但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大国的地缘政治现实仍将继续存在，只不过普京企图在有生之年向西反攻倒算的梦想已经破灭。从北边的芬兰一直到南边的黑海，一道绵延近四千公里的铁幕已经降下。与冷战1.0时期的苏联相比，这一次铁幕东边的俄罗斯远为虚弱。尽管俄罗斯仍然是欧洲地缘政治棋盘上的一个玩家，但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不过，俄罗斯这个扩张欲望深入骨髓的国家大概率不会止步不前，而是更可能在西方踢到铁板后掉头向东和向南，指向高加索和中亚。历史上，沙俄帝国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之后，就把扩张动能转向东方，由此征服中亚大片领土，包括清朝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次全球冷战

德国人在输掉一战后并不服气，于是希特勒靠煽动这股怨气上台并发动了二战，但结果是被彻底打败，国家也被无情肢解。得到这个悲惨的结局，骄傲的德国人终于服输，从此心甘情愿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战争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统一后的德国还是永久丧失了三分之一的领土。

同样地，俄国人在输掉了第一次冷战后也不服气，普京的心头之恨是苏联解体这一“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他悍然侵乌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二十多年威权统治后的必然结果。如果说朝鲜战争决定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一次冷战不可逆转，那么乌克兰战争则使得第二次全球冷战箭在弦上。

在浩如烟海的国际政治评论中，美国学者林德（Michael Lind）早在2018年4月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的一篇文章恐怕最有先见之明，这篇名为《美国对阵俄中：欢迎来到冷战II》的文章对当今世界形势做出了准确而具体的预测：世界正进入第二次冷战，它是第一次冷战对阵双方的重整。一方是美国及其欧洲和东亚盟友，包括新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而另一方则是俄罗斯、中国及其追随者。

尽管林德是一位美国战略家，但他却认为第二次冷战的深层原因乃是美国对全球霸权的追求以及由此造成的中俄两强的抵制。在他看来，当美国真正的利益及其联盟受到威胁时，美国应该大力捍卫，并与中国、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家进行斗争。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将其国家利益等同于建立和捍卫一个全球性的“美国治下和平”，则是愚蠢的。因为美国的对手（尤其是中国）将会抵制，而美国的盟友也不可能竭力去捍卫，因此将会失败。美国只有在有限的资源和广泛的承诺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引领世界从“新冷战”回到“新冷和平”。

林德关于冷战2.0是冷战1.0之延续的观点，得到了美国激进右翼民族主义者班农的呼应，他反复宣称新冷战的目标是要完成二十世纪未竟任务，即自由民主主义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与林德和班农这些次重量级人物相比，基辛格是当代少有的亲手书写历史的巨人。2018年11月，他感叹“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2019年11月，他认为美中处在“冷战的山脚下”。两年之后，他开始担心美中竞争可能导致大屠杀。他警告说，“中国和美国是目前技术上最先进的两个国家，他们都有巨大的破坏能力。对于其中一些能力，如人工智能，他们并不完全清楚其后果。对于任何冲突而言，困难不在于如何开始，而在于如何收场。如果中美之间有一场纯粹军事竞争，就将滑向难以终止的冲突，这是巨大的危险。”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许是当今仅次于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大宗师，国际关系理论中攻势现实主义的开创者。他于2022年6月15日在德国柏林说，拜登是一个对俄极端强硬派，极欲将乌克兰纳入北约，成为欧洲-大西洋体系的一员。在拜登入主白宫后，他加速让乌克兰成为北约的事实成员国。普京及其将军们不相信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认为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因而必须做出反应，战争由此爆发。米尔斯海默显然不同意拜登政府的地缘战略，他宣称如果是他当政，将立即执行“联俄制华”政策，因为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构成更重大的威胁。

尽管林德、基辛格和米尔斯海默眼中的冷战对手略有不同，林德认为是中国加俄罗斯，而基辛格和米尔斯海默则认为主要是中国，俄罗斯是西方需要争取的潜在伙伴，但他们都属于现实主义阵营，都从权力政治的透视镜中看到了第二次冷战的躁动。

中国人需要认识到，美国存在一个激烈竞争的思想市场，现实主义相当多时候其实处于边缘地位。在美国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看来，美国外交政策有四大传统，以四位在美国历史上各树一帜的领袖命名，即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分别代表商人、传教士、宪政律师和军人（及民间社区和中产阶级）这几个群体。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通常是全球主义者，前者主张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体系，后者则致力于向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杰斐逊主义者主张美国应聚焦国内发展，巩固国内民主，对政府之恶保持警惕；而杰克逊主义者武德充沛，对精英怀有强烈的不信任，认为美国政府内政外交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保护美国人民自身安全和促进经济福祉。总体而言，汉密尔顿主义开拓重利，威尔逊主义传教布道，杰斐逊主义固本培元，杰克逊主义尚武民粹。从战略文化视角来看，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具有扩张性，杰斐逊主义是高度防御性的，而杰克逊主义则属于防御反击型。正是这四大传统不断融合竞争而非决策者们刻意的“顶层设计”，使得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总是能够切合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制定出合适的对外政策。这如同在经济领域，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以一种比计划经济更合理高效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接近带有民粹色彩的杰克逊主义，那么当前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则更接近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对于拜登政府而言，美国建立、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受到威权主义大国的严峻挑战，世界正面临一场民主 vs. 专制的决战。由此可见，现实主义者用权力政治的逻辑，自由主义者用意识形态的考量，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第二次冷战已经在路上。那么，对阵的另一方，俄罗斯和中国将如何应对呢？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陆海对决

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曾短暂进入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即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所称的“历史的终结”。但是，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的快速崛起，后冷战单极格局正在瓦解，世界各大力量正在重新集结，一个新的群雄逐鹿时代正在来临。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竞技场上的主要玩家是美欧俄中，可能还要加上日本和印度。而这些强权又大致可以划分为陆权力量和海权力量：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是典型的海权力量；印度因居于南亚次大陆，与亚洲大陆相对隔绝且三面环海，因此可基本划入海权力量；俄中则均是传统的陆权力量；而欧盟在英国脱欧后本应主要是一个陆权力量，法德均是传统陆权大国，但考虑到这些国家在价值观上与美国同属自由民主阵营，都是北约的忠实成员国，因此在地缘政治上可以归入欧洲-大西洋体系。

大陆体系和海洋体系的竞争是历史常态，但自近代以来，大陆体系总是弱势和失败的一方。拿破仑也搞过对抗海权霸主英国的大陆体系，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但该政策最终失败并成为导致拿破仑帝国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大陆并东进向欧亚大陆纵深扩张，但美英海洋力量却不惜与其意识形态敌人苏联联手，彻底粉碎了希特勒统合欧亚大陆体系的努力。冷战期间与整个美欧跨大西洋体系对抗的苏联帝国，本质上也是陆权力量。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与中国在欧亚大陆上连成一片，大陆体系盛极一时。但苏联却因过度扩张而导致国力严重透支，加之僵化的意识形态而丧失制度活力，使得苏联建构的欧亚大陆体系最终不敌美欧跨大西洋体系，苏联自身也轰然解体，造成普京眼中“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目前来看，世界有可能再现经典的陆海对决，即俄中伊朗（欧亚大陆）vs. 美英欧日印（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战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则证实了林德对第二次冷战对立阵营的预测。中国的“一带一路”与美国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正在欧亚大陆和印太地区的广阔舞台上，展开类似沙俄帝国（陆权）和大英帝国（海权）在19世纪争夺中亚长达百年的“大博弈”。英国和日本作为欧亚大陆西东两端的海洋国家，一定会延续其在地缘政治上制衡大陆的悠久传统，充当海权霸主美国的忠实盟友。而欧盟大概率不会加入与其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中俄阵营，但也可能不情愿如英日两国一样紧随美国，而是保持相对独立性。

自拿破仑以来，陆权力量中心一直在欧亚大陆上自西向东转移，从巴黎到柏林再到莫斯科，这一次可能轮到了由北京出面整合大陆体系，2013年问世的“一带一路”被广泛认为是背负这一宏大使命的地缘战略。“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覆盖欧亚大陆，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主要穿越印太海域，因此“一带一路”是一个海陆并进的战略。但由于其海上部份与美国印太战略有相当大的地理重合，竞争必然激烈，因而并无胜算；但陆上部分则非美国海权所及，加之有俄罗斯这个欧亚大陆面积最大国家的配合，因此“一带一路”更多属于传统的陆权范畴。而“印太战略”中的四个关键国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传统的海洋大国，美国更是实力超群的海上霸主。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太战略”之间的对抗，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陆权强国和海权强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经典再现，是一场决定世界格局的巅峰对决，胜者毫无疑问将主宰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命运。

“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中两国国力消涨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也是两国谋求国祚长久的战略努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在中东和中亚连续陷入三场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耗资巨大（美国前总统卡特称有3万亿美元之巨）。而同时期的中国，邓小平发出了深化改革的冲锋号，又经历了江、胡时期的“闷声发大财”，国力急剧增强。中国的迅猛崛起引起了美国的严重不安和警惕，奥巴马时期就启动了战略调整，将战略重心由中东和中亚向亚太地区转移，即所谓的“亚太再平衡”，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而北京为了避免在东南方向与美日正面对决，于是运用太极似手法，反而掉头向西，使用经济手段来经略欧亚和印太。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其实就是运用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游击战法，同时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战略文化，即避免直接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中国人奉为至宝的孙子兵法，最值得追求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西方的兵圣克劳塞维茨，他断言，“战争就是要将暴力推向极致”。西方人的对抗，就是基于实力的硬碰硬较量。

欧亚大陆被地缘政治学称之为“心脏地带”，其地位大概相当于世界的“中原”，中国的战略家们当然对“得中原者得天下”这一古训异常熟悉，他们当然也想逐鹿世界之“中原”。台湾战略学者林中斌将“一带一路”战略解读为是北京谋求“不战而主欧亚非”，即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大规模基建为手段、通过经济扩张和文化输出而确立领袖地位。林的论述，确是精辟洞见，充分反映了台湾学者既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和复杂国情，又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独特优势。

然而，北京经略欧亚和印太的大动作，却构成对美国这一海洋霸权的巨大挑战。无论是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齐名的战略家），还是拜登政府的“亚洲沙皇”坎贝尔，抑或米尔斯海默，都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一直是首先确保对西半球的绝对控制（即“门罗主义”），其次是决不允许欧亚大陆（包括亚洲）出现支配性的强国（集团）。因为欧亚大陆加在一起的力量，要远远超过美国。只有欧亚大陆处于多元化的状态，美国这个边缘巨岛才可能成为拥有支配地位的世界霸权或欧亚大陆的仲裁者。1905年日本战胜沙俄后，初登大国舞台的美国就担心日本支配东亚，于是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积极调停两国签署了朴茨茅斯条约。但日本的实力一直在稳步增长，扩张胃口也越来越大，在二战期间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战略，赫然有把西方势力逐出亚洲并称霸东方的势头。所以美国不但大力支持中国抗击日本而且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展开激战。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师承于同样凭借海上霸权而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英国历来是通过“扶弱抑强”来实现“分而治之”的高手，其目标是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防止欧陆出现任何能够挑战英国霸权的强国。拿破仑和希特勒企图统一欧洲大陆的努力，都受到英国的全力抵制，最终功败垂成。

今天，日本已经没有统合亚洲的可能性，但北京却展示了打造一个“亚洲人的亚洲”的意图，而且拥有不断增长的巨大实力，这是令华盛顿极为忧虑的场景。尽管中国的军力仍逊于巅峰时期的苏联，但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和科技实力，却远在当年的苏联之上。因此，“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之间的对抗，决不是一场短跑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长跑。自从五百年前大航海时代开始以来，陆权对海权的挑战，总是以失败告终。这一次，历史会轮到中国人沿着十三世纪蒙古人的足迹纵横亚欧吗？

全球新冷战阴影下的局部热战

全球冷战并不排除局部热战，冷战1.0时期就曾爆发多场局部热战，但大多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历次中东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在美苏争夺最激烈的欧洲地区，反而幸运地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其原因大概是边缘地区的得失没有那么关键，一方敢放手一搏，一方也可以放弃，所以热战爆发了。但欧洲地区对双方来说都不容有失，双方都知道对方会殊死战斗，由此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态势，结果欧洲人在核战阴影下过了半个世纪胆战心惊的和平生活。

与第一次冷战不同的是，第二次冷战的重点争夺地区已经转向印太，主要在美中之间展开，欧洲反而成为一个次要地区。美中在印太的对峙虽然激烈，但双方都小心翼翼不升级到军事冲突。冷战1.0期间，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是热战场，冷战2.0时期却轮到了欧洲。不过，热战地区也有幸运儿，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就没有成为战场，反而因战争带来的需求而繁荣。今天欧洲不幸成为热战区域，乌克兰作为战场，损失最巨。其它哪个欧洲国家能成为冷战1.0期间大大获益的日本呢？是德国吗？德国虽然在经济上因对俄制裁而承压，但借此天赐良机可以实现重新武装，逐渐成为一个正常大国，从而大大增强在欧盟的领导力。因此，只要不被拖入战场，德国有可能成为战略赢家。

结语

世纪疫情仍在肆虐，残酷战火却已降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每一个人的人生。我们无力左右历史的巨轮，但可以顺应时代的趋势。然而，只有具备历史的视野和全局的眼光，才有可能认清巨变而趋利避害。与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逼近，不如说我们已经置身第四次世界大战（冷战2.0），因为冷战1.0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千疮百孔的安排，第一次冷战的结果也是不彻底的。苏联虽然解体，但俄罗斯并不服输，以威权手段统治俄罗斯二十多年的普京要在有生之年恢复帝国荣光，所以他决然发动了乌克兰之战；而东方大国在实力迅猛增长后仍然坚持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战略上与俄罗斯建立了“背靠背”的实质联盟。中俄两国都被世界霸权美国视为心怀不满的“修正主义强权”，都与长期敌视美国的伊朗关系密切。因此，一个被布热津斯基视为美国地缘政治噩梦的中俄伊联盟正在欧亚大陆上浮现出轮廓（尽管三国没有缔结正式盟约）。陆海两大对立集团的形成，将推动第二次新冷战的到来，这也许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深刻根源及其与世界格局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