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良:未来美国政府的极限施压可能会让TikTok疲于应付。打击和削弱TikTok可能成为特朗普向中国直接投资和中国政府发出的新信号。
孙兴杰
■俄军宣布占领顿巴斯地区之后,俄乌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更加激烈和全面的消耗战。粮食和能源成为俄乌战争中“不在场”的战场。
目前,乌克兰战场依然处于胶着状态,俄乌之间已经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在顿巴斯一线两军处于僵局。俄军耗费巨大军力取得了顿巴斯战役的胜利,但难以继续推进,而乌军在乌克兰南部战场酝酿小规模反攻,更大规模的对决或许将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重型武器系统形成战力之后。
乌克兰希望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为什么要设定时间表呢?冬天到来之际,欧洲国家需要天然气取暖,如果天然气短缺,在寒冬之下,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会不会出现变化?对于这一点,俄乌双方未必有笃定的判断,但能够看到,俄罗斯有意拖延到冬天,从而巩固顿巴斯战役的成果,消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意志,而乌克兰以及欧美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俄乌之间是一场最常规的战争,应该属于“高级政治”的范畴,但核武器这一最具有战略含义的领域基本处于冻结状态,相反,金融、技术等领域卷入其中,更有甚者,粮食和能源这些关乎民生的“低级政治”议题,有可能成为决定战局甚至战争进程的关键因素。如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报告所揭示的,2022年人类社会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饥饿危机。饥饿、酷暑和严寒这些“原始”的挑战和危机居然登堂入室,变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相比于俄乌两军在战场的鏖战,饥饿造成的恐惧感,对俄乌战争之外的人们来说,或许更加深彻和可感。
一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预计,将有8亿多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睡觉,面临食物供应不稳定的人数从2019年的1.35亿上升到3.45亿,全球45个国家中的5亿人口处在饥荒边缘。造成粮食危机的因素很多,如军事冲突、疫情和气候等,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粮食危机与俄乌战争密切相关,直接的原因是全球两大粮食出口国因为战火而出口受阻,尤其是乌克兰多达2000万吨粮食难以运出,直接搅动了全球粮食市场。虽然全球粮食贸易占产量的比重并不高,但不少发展中国家依赖粮食进口,而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嵌入全球生产体系,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物资的价格暴涨,也加剧了粮食价格的暴涨。价格上涨以及对粮荒的预期,使得粮食出口国进一步限制出口额度,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紊乱。最终,俄乌战争在粮食市场上引发了蝴蝶效应,深受其害的是那些买不起或者买不到粮食的人,从而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和能源两种大宗商品的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直接原因是俄乌两国是全球性的粮食和能源出口商,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受阻,价格飙升。战争进行到第三阶段,即俄军基本占领顿巴斯地区,完成了俄罗斯一直声称的“计划”之一后,俄乌两军在战场上处于短暂的僵局,而粮食和能源议题成为焦点,甚至压倒了人们对俄乌战场态势的关注。
具体表现,一是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因涡轮机检修而减少输气量,虽然在7月21日,俄罗斯恢复了供气,但只有原来的三四成,但这意味着天然气管道的开关在俄罗斯手中,不排除在寒冷的冬天,这一管道再次出现“故障”。二是乌克兰军队夺回蛇岛之后,从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敖德萨运输粮食的国际谈判一直在进行,但直到7月22日,乌克兰、俄罗斯才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粮食出口协议,此前俄罗斯一直要求解除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的限制,以此作为协议的前提条件。
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的时候,粮食和能源变成了俄罗斯可以依靠和能够依靠的战略武器。一方面,俄罗斯的“杀手锏”有限,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只能扮演威慑性的角色,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在乌克兰战场消耗殆尽,北约武装起来的乌军能够与俄军进行比较持久的消耗战和阵地战;另一方面,能源和粮食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武器,俄罗斯近20年打造的所谓“俄罗斯堡垒”,现在来看,主要是核武器和天然气管道,至于外汇储备、技术产品,俄罗斯不但难以卡脖子,反而被西方扼住了喉咙,尤其是俄罗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使得普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进口限制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还是要跟世界建立联系。当俄乌战场陷入僵局之后,战争的影响外溢,消耗战从军事战场转向了能源和粮食市场。表面看起来,这是俄罗斯可以利用的“杀手锏”和战略武器,但粮食和能源具有多重属性,仅仅依靠粮食和能源难以扭转俄罗斯的战略颓势,如果走过头了,会反噬自己。
第一,不可否认,在战争期间,粮食和能源都是战略性资源。看看一战和二战就明白,粮食和能源以及关系到军品生产的原材料都是战略资源,这也意味着在战争期间,能源和粮食已然是战争的武器,是全面战争和消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就在于,现在俄乌战争只是一场区域性战争,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粮食和能源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和手段?如果是的话,相互封锁港口、切断贸易线,进行全面严苛的禁运都可以理解,但俄乌两国的粮食和能源贸易并不只发生在两国之间(至少不主要发生在两国之间,当然乌克兰还需要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两国都是粮食出口国,那就意味着一旦将粮食和能源武器化,必然会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这场战争的“局外人”,至少在实质上没有参与其中。而阻断粮食和能源贸易线就意味着对相关的贸易商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是准战争行为。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主要伸向欧洲,而欧盟国家也的确在经济和军品上与俄罗斯对抗,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事实上已经“武器化”了。而粮食贸易呢?俄乌两国的小麦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葵花籽的比例更高,俄乌粮食出口的停顿不仅伤害到了交战双方,更是对依赖粮食进口,尤其是主要从俄乌两国进口粮食的国家和人群的生存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将粮食武器化更多意味着伤及无辜,主要是低收入的国家和人群,他们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欧盟、土耳其以及俄乌等各方的表态来看,粮食“武器化”是有限度的,而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已经将粮食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甚至核心议题来面对,这也涉及到粮食本身所具有的人道属性。
第二,民以食为天,吃饭不只是个体和族群生存和繁衍的前提,也是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责任问题。粮食问题关乎到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自人类进入定居社会和农业社会之后,荒政和赈灾就是政治家的责任所在,不仅关系到民生,也是政治稳定的根基,进而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问题日渐凸显,粮食的人道属性大大限制了其战略属性,俄罗斯国内的食品价格也上升了,但并不构成饿肚子的问题,客观上说,俄罗斯有更强的韧性。但问题就在于,一些贫困国家和人群已经处于饥饿之中,关于粮食问题的博弈更多集中于责任和伦理的层面:没有一方敢于承认将粮食作为战略性武器,而是将责任都推给对方,这足以说明粮食贸易所具有的人道属性;没有一方表示反对把俄乌的粮食运出去;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都将粮食问题作为重大议题,各经济大国和粮食生产出口国都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倡议和想法,这是彰显大国道义责任的机会,当然也需要做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急需粮食的人们“雪中送炭”。印尼、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是乌克兰小麦的主要进口国,乌克兰的小麦能不能从黑海运出去,不仅关系到很多人的吃饭问题,也关系到遥远地区和国家会不会发生政治社会秩序的震荡。
第三,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化体系,农业已经商业化和工业化,尤其是俄乌两国的粮食生产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粮食生产是全球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农机具、化肥农药和劳动力都已经工业化了,任何一个环节的缺漏和断裂都会造成粮食生产的中断,更不要说战火对农田的毁坏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链也是复杂的,比如化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世界上主要的钾肥出口国,在战争和制裁之下,钾肥出口受阻,一是造成化肥价格上涨,二是会造成粮食减产。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农业的成本,机械化作业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此外,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将一部分粮食变成生物能源,如工业乙醇等。除了生产环节之外,粮食贸易不仅需要运输,还需要保险等。因此,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在战争造成系统性紊乱的背景之下,单独去解决粮食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粮食贸易在全球体系中并非主导性因素,但确实是关系到亿万人口生存的大事。无论能源还是粮食,都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结构。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粮食和能源贸易不为人所关注,但一旦进入混乱状态,其基础性和奠基性的角色就凸显出来。
第四,能源和粮食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尤其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体系基本以美元进行计价和结算。价格的上涨体现为以美元计价的价格有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30%左右的上涨。从表面上看,能源和粮食对消费者构成的负担应该不会太重。但事实并非如此。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的货币处于不稳定状态,本币贬值,尤其是在这一波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过程中,美元指数一路走高,这就意味着,一些国家和人群承受的痛苦和成本,除了美元计价的价格上涨之外,还有本国货币贬值带来的痛苦。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周期性变化来说,即便没有俄乌战争,美元也要进入一个升息缩表的周期。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无限量宽给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渡过危机的“ICU”,但美元需要回到常态,这一周期性调整必然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边缘地区和国家的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在之前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和企业借了大量美元,美联储紧缩之后,币种、期限和利率等多重压力袭来,必然造成各种债务“雷声阵阵”。如果能源和粮食等关系到民生的物资依赖进口,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将面临沉重的金融压力,而粮食和能源的金融属性会引发严重的通胀,甚至饥荒。
第五,粮食和能源具有的地缘政治属性加剧了粮食和能源危机。全球的能源和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中是分开的。能源的生产和出口国多半不是工业化国家(当然,涉及到“石油诅咒”的问题,有些产油国的汽油还需要进口)。欧洲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是不是欧洲的绞索?这样的担忧一直存在,但在这次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管道的地缘政治价值显露无疑。今年夏天,欧洲酷热难当,要吹空调就需要电,要发电就需要能源,在清洁能源以及去碳化浪潮之下,欧洲国家的确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到冬天,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那现在处于半开工状态的“北溪1号”管道有可能被技术性关掉。俄罗斯是有天然气,但天然气生产和开发、运输、交易都不是俄罗斯控制的,俄罗斯使用的天然气泵的涡轮机来自西门子,但需要送到加拿大维修,而现在普京表示,并不是俄罗斯不想给欧洲天然气,而是因为加拿大不返还涡轮机,如果欧洲现在需要天然气,可以用“北溪2号”管道。可以看到,天然气的输气量已经变成了好几方博弈的焦点,更不用说带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动和重组了。
二
粮食和能源问题的确已经牵动全球大国政治,但是,在一个复杂体系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很难造成体系性的垮塌或者结构重组。俄罗斯手中为数不多的撒手锏差不多都亮出来了。粮食和能源变成全球性议题,引发全球关注之际,可能也是这一撒手锏最具有威力的时刻,如同克劳塞维茨不断强调的,战争中的“胜利定点”往往在胜利的自信中倏忽错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俄军的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战争从来不是政治的目标,恰到好处地结束战争比战争本身还要难,而战役性胜利或者战术性胜利未必会变成战略性成果;能源和粮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俄罗斯的撒手锏,但却不会成为“永久牌”的兵器。
第一,俄乌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决定了,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一部分的粮食和能源无法成为任何一方的战略性武器,换言之,俄罗斯在这两项战略物资上的优势地位很难转化为战场上的影响力。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力度和速度并没有降低,相反,在顿巴斯战役之后,欧美似乎从中找到了俄罗斯的软肋,例如,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在顿巴斯战役的近三个月中,俄军只是推进十几公里而已,俄罗斯重兵压上,饱和炮火轰炸,非常艰难地占领了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但随着北约国家援助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到位之后,俄罗斯的指挥所、军火库、运输线遭到了连续打击,从俄乌双方火力对比来说,顿巴斯战役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极限和顶点。拉夫罗夫威胁说,因为西方不断提供远程火力,所以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除非俄乌战争规模和范围扩大和升级,否则,粮食或者天然气管道都很难直接影响俄乌战场态势。而在俄乌战场处于僵持和休整阶段的情况下,如果各方能够在粮食问题上达成共识和妥协,或许将为下一步的谈判提供机会。
第二,粮食和能源有自身的周期性,战争和冲突的确扰动或者加速了周期性的变化,但俄乌战争的进程和能源、粮食的周期并没有结构性关联。以原油价格为例,战争爆发之后,原油价格一路飙升,但现在急剧回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市场的恐慌心理逐渐消退;另一方面,原油市场的供需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尤其是需求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经济体,中国、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原油需求下降。拜登总统任内首次出访中东,缓和与沙特关系,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沙特等产油国增加能源生产,除了降低油价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为欧盟从中东寻找天然气等能源的替代性来源。俄罗斯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之一,并非唯一;欧洲在短期内或许面临能源短缺的威胁,但从历史来看,能源生产国的“权力”有结构性缺陷,能源危机往往是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直接推动力。粮食的确形成了全球性市场,但大多数国家和人口的口粮主要是在本地或者本国解决的,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大问题,粮食武器化的受害者不是富裕的十亿人,而是底层的十亿人。
第三,俄乌战争以及粮食危机似乎昭示着全球化结束了,俄罗斯的官员和智库学者一再强调全球化结束了,但事实可能是,俄罗斯的全球化或者俄罗斯参与其中的全球化结束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是分工合作体系的扩展。在疫情和战争的压力之下,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强劲,连俄罗斯都承认自我隔绝是不行的,还是要与世界建立联系。除此之外,已然成为高度复杂系统的全球经济体系有韧性和复原力,俄乌战争的确是全球化海洋中的一次海啸,但海啸之后的海洋还是要回到常态,一个愈加明显的趋势和现象是,一个没有俄罗斯(或者主动退出或者被动推出)的全球化体系在自我恢复和重塑之中,而能源和粮食问题变成热点问题,或许是俄罗斯重回全球化的为数不多的机会窗口。■
目前,乌克兰战场依然处于胶着状态,俄乌之间已经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在顿巴斯一线两军处于僵局。俄军耗费巨大军力取得了顿巴斯战役的胜利,但难以继续推进,而乌军在乌克兰南部战场酝酿小规模反攻,更大规模的对决或许将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重型武器系统形成战力之后。
乌克兰希望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为什么要设定时间表呢?冬天到来之际,欧洲国家需要天然气取暖,如果天然气短缺,在寒冬之下,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会不会出现变化?对于这一点,俄乌双方未必有笃定的判断,但能够看到,俄罗斯有意拖延到冬天,从而巩固顿巴斯战役的成果,消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意志,而乌克兰以及欧美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俄乌之间是一场最常规的战争,应该属于“高级政治”的范畴,但核武器这一最具有战略含义的领域基本处于冻结状态,相反,金融、技术等领域卷入其中,更有甚者,粮食和能源这些关乎民生的“低级政治”议题,有可能成为决定战局甚至战争进程的关键因素。如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报告所揭示的,2022年人类社会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饥饿危机。饥饿、酷暑和严寒这些“原始”的挑战和危机居然登堂入室,变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相比于俄乌两军在战场的鏖战,饥饿造成的恐惧感,对俄乌战争之外的人们来说,或许更加深彻和可感。
一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预计,将有8亿多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睡觉,面临食物供应不稳定的人数从2019年的1.35亿上升到3.45亿,全球45个国家中的5亿人口处在饥荒边缘。造成粮食危机的因素很多,如军事冲突、疫情和气候等,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粮食危机与俄乌战争密切相关,直接的原因是全球两大粮食出口国因为战火而出口受阻,尤其是乌克兰多达2000万吨粮食难以运出,直接搅动了全球粮食市场。虽然全球粮食贸易占产量的比重并不高,但不少发展中国家依赖粮食进口,而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嵌入全球生产体系,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物资的价格暴涨,也加剧了粮食价格的暴涨。价格上涨以及对粮荒的预期,使得粮食出口国进一步限制出口额度,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紊乱。最终,俄乌战争在粮食市场上引发了蝴蝶效应,深受其害的是那些买不起或者买不到粮食的人,从而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和能源两种大宗商品的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直接原因是俄乌两国是全球性的粮食和能源出口商,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受阻,价格飙升。战争进行到第三阶段,即俄军基本占领顿巴斯地区,完成了俄罗斯一直声称的“计划”之一后,俄乌两军在战场上处于短暂的僵局,而粮食和能源议题成为焦点,甚至压倒了人们对俄乌战场态势的关注。
具体表现,一是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因涡轮机检修而减少输气量,虽然在7月21日,俄罗斯恢复了供气,但只有原来的三四成,但这意味着天然气管道的开关在俄罗斯手中,不排除在寒冷的冬天,这一管道再次出现“故障”。二是乌克兰军队夺回蛇岛之后,从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敖德萨运输粮食的国际谈判一直在进行,但直到7月22日,乌克兰、俄罗斯才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粮食出口协议,此前俄罗斯一直要求解除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的限制,以此作为协议的前提条件。
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的时候,粮食和能源变成了俄罗斯可以依靠和能够依靠的战略武器。一方面,俄罗斯的“杀手锏”有限,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只能扮演威慑性的角色,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在乌克兰战场消耗殆尽,北约武装起来的乌军能够与俄军进行比较持久的消耗战和阵地战;另一方面,能源和粮食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武器,俄罗斯近20年打造的所谓“俄罗斯堡垒”,现在来看,主要是核武器和天然气管道,至于外汇储备、技术产品,俄罗斯不但难以卡脖子,反而被西方扼住了喉咙,尤其是俄罗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使得普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进口限制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还是要跟世界建立联系。当俄乌战场陷入僵局之后,战争的影响外溢,消耗战从军事战场转向了能源和粮食市场。表面看起来,这是俄罗斯可以利用的“杀手锏”和战略武器,但粮食和能源具有多重属性,仅仅依靠粮食和能源难以扭转俄罗斯的战略颓势,如果走过头了,会反噬自己。
第一,不可否认,在战争期间,粮食和能源都是战略性资源。看看一战和二战就明白,粮食和能源以及关系到军品生产的原材料都是战略资源,这也意味着在战争期间,能源和粮食已然是战争的武器,是全面战争和消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就在于,现在俄乌战争只是一场区域性战争,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粮食和能源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和手段?如果是的话,相互封锁港口、切断贸易线,进行全面严苛的禁运都可以理解,但俄乌两国的粮食和能源贸易并不只发生在两国之间(至少不主要发生在两国之间,当然乌克兰还需要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两国都是粮食出口国,那就意味着一旦将粮食和能源武器化,必然会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这场战争的“局外人”,至少在实质上没有参与其中。而阻断粮食和能源贸易线就意味着对相关的贸易商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是准战争行为。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主要伸向欧洲,而欧盟国家也的确在经济和军品上与俄罗斯对抗,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事实上已经“武器化”了。而粮食贸易呢?俄乌两国的小麦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葵花籽的比例更高,俄乌粮食出口的停顿不仅伤害到了交战双方,更是对依赖粮食进口,尤其是主要从俄乌两国进口粮食的国家和人群的生存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将粮食武器化更多意味着伤及无辜,主要是低收入的国家和人群,他们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欧盟、土耳其以及俄乌等各方的表态来看,粮食“武器化”是有限度的,而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已经将粮食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甚至核心议题来面对,这也涉及到粮食本身所具有的人道属性。
第二,民以食为天,吃饭不只是个体和族群生存和繁衍的前提,也是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责任问题。粮食问题关乎到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自人类进入定居社会和农业社会之后,荒政和赈灾就是政治家的责任所在,不仅关系到民生,也是政治稳定的根基,进而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问题日渐凸显,粮食的人道属性大大限制了其战略属性,俄罗斯国内的食品价格也上升了,但并不构成饿肚子的问题,客观上说,俄罗斯有更强的韧性。但问题就在于,一些贫困国家和人群已经处于饥饿之中,关于粮食问题的博弈更多集中于责任和伦理的层面:没有一方敢于承认将粮食作为战略性武器,而是将责任都推给对方,这足以说明粮食贸易所具有的人道属性;没有一方表示反对把俄乌的粮食运出去;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都将粮食问题作为重大议题,各经济大国和粮食生产出口国都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倡议和想法,这是彰显大国道义责任的机会,当然也需要做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急需粮食的人们“雪中送炭”。印尼、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是乌克兰小麦的主要进口国,乌克兰的小麦能不能从黑海运出去,不仅关系到很多人的吃饭问题,也关系到遥远地区和国家会不会发生政治社会秩序的震荡。
第三,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化体系,农业已经商业化和工业化,尤其是俄乌两国的粮食生产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粮食生产是全球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农机具、化肥农药和劳动力都已经工业化了,任何一个环节的缺漏和断裂都会造成粮食生产的中断,更不要说战火对农田的毁坏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链也是复杂的,比如化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世界上主要的钾肥出口国,在战争和制裁之下,钾肥出口受阻,一是造成化肥价格上涨,二是会造成粮食减产。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农业的成本,机械化作业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此外,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将一部分粮食变成生物能源,如工业乙醇等。除了生产环节之外,粮食贸易不仅需要运输,还需要保险等。因此,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在战争造成系统性紊乱的背景之下,单独去解决粮食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粮食贸易在全球体系中并非主导性因素,但确实是关系到亿万人口生存的大事。无论能源还是粮食,都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结构。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粮食和能源贸易不为人所关注,但一旦进入混乱状态,其基础性和奠基性的角色就凸显出来。
第四,能源和粮食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尤其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体系基本以美元进行计价和结算。价格的上涨体现为以美元计价的价格有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30%左右的上涨。从表面上看,能源和粮食对消费者构成的负担应该不会太重。但事实并非如此。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的货币处于不稳定状态,本币贬值,尤其是在这一波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过程中,美元指数一路走高,这就意味着,一些国家和人群承受的痛苦和成本,除了美元计价的价格上涨之外,还有本国货币贬值带来的痛苦。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周期性变化来说,即便没有俄乌战争,美元也要进入一个升息缩表的周期。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无限量宽给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渡过危机的“ICU”,但美元需要回到常态,这一周期性调整必然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边缘地区和国家的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在之前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和企业借了大量美元,美联储紧缩之后,币种、期限和利率等多重压力袭来,必然造成各种债务“雷声阵阵”。如果能源和粮食等关系到民生的物资依赖进口,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将面临沉重的金融压力,而粮食和能源的金融属性会引发严重的通胀,甚至饥荒。
第五,粮食和能源具有的地缘政治属性加剧了粮食和能源危机。全球的能源和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中是分开的。能源的生产和出口国多半不是工业化国家(当然,涉及到“石油诅咒”的问题,有些产油国的汽油还需要进口)。欧洲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是不是欧洲的绞索?这样的担忧一直存在,但在这次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管道的地缘政治价值显露无疑。今年夏天,欧洲酷热难当,要吹空调就需要电,要发电就需要能源,在清洁能源以及去碳化浪潮之下,欧洲国家的确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到冬天,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那现在处于半开工状态的“北溪1号”管道有可能被技术性关掉。俄罗斯是有天然气,但天然气生产和开发、运输、交易都不是俄罗斯控制的,俄罗斯使用的天然气泵的涡轮机来自西门子,但需要送到加拿大维修,而现在普京表示,并不是俄罗斯不想给欧洲天然气,而是因为加拿大不返还涡轮机,如果欧洲现在需要天然气,可以用“北溪2号”管道。可以看到,天然气的输气量已经变成了好几方博弈的焦点,更不用说带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动和重组了。
二
粮食和能源问题的确已经牵动全球大国政治,但是,在一个复杂体系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很难造成体系性的垮塌或者结构重组。俄罗斯手中为数不多的撒手锏差不多都亮出来了。粮食和能源变成全球性议题,引发全球关注之际,可能也是这一撒手锏最具有威力的时刻,如同克劳塞维茨不断强调的,战争中的“胜利定点”往往在胜利的自信中倏忽错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俄军的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战争从来不是政治的目标,恰到好处地结束战争比战争本身还要难,而战役性胜利或者战术性胜利未必会变成战略性成果;能源和粮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俄罗斯的撒手锏,但却不会成为“永久牌”的兵器。
第一,俄乌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决定了,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一部分的粮食和能源无法成为任何一方的战略性武器,换言之,俄罗斯在这两项战略物资上的优势地位很难转化为战场上的影响力。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力度和速度并没有降低,相反,在顿巴斯战役之后,欧美似乎从中找到了俄罗斯的软肋,例如,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在顿巴斯战役的近三个月中,俄军只是推进十几公里而已,俄罗斯重兵压上,饱和炮火轰炸,非常艰难地占领了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但随着北约国家援助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到位之后,俄罗斯的指挥所、军火库、运输线遭到了连续打击,从俄乌双方火力对比来说,顿巴斯战役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极限和顶点。拉夫罗夫威胁说,因为西方不断提供远程火力,所以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除非俄乌战争规模和范围扩大和升级,否则,粮食或者天然气管道都很难直接影响俄乌战场态势。而在俄乌战场处于僵持和休整阶段的情况下,如果各方能够在粮食问题上达成共识和妥协,或许将为下一步的谈判提供机会。
第二,粮食和能源有自身的周期性,战争和冲突的确扰动或者加速了周期性的变化,但俄乌战争的进程和能源、粮食的周期并没有结构性关联。以原油价格为例,战争爆发之后,原油价格一路飙升,但现在急剧回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市场的恐慌心理逐渐消退;另一方面,原油市场的供需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尤其是需求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经济体,中国、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原油需求下降。拜登总统任内首次出访中东,缓和与沙特关系,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沙特等产油国增加能源生产,除了降低油价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为欧盟从中东寻找天然气等能源的替代性来源。俄罗斯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之一,并非唯一;欧洲在短期内或许面临能源短缺的威胁,但从历史来看,能源生产国的“权力”有结构性缺陷,能源危机往往是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直接推动力。粮食的确形成了全球性市场,但大多数国家和人口的口粮主要是在本地或者本国解决的,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大问题,粮食武器化的受害者不是富裕的十亿人,而是底层的十亿人。
第三,俄乌战争以及粮食危机似乎昭示着全球化结束了,俄罗斯的官员和智库学者一再强调全球化结束了,但事实可能是,俄罗斯的全球化或者俄罗斯参与其中的全球化结束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是分工合作体系的扩展。在疫情和战争的压力之下,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强劲,连俄罗斯都承认自我隔绝是不行的,还是要与世界建立联系。除此之外,已然成为高度复杂系统的全球经济体系有韧性和复原力,俄乌战争的确是全球化海洋中的一次海啸,但海啸之后的海洋还是要回到常态,一个愈加明显的趋势和现象是,一个没有俄罗斯(或者主动退出或者被动推出)的全球化体系在自我恢复和重塑之中,而能源和粮食问题变成热点问题,或许是俄罗斯重回全球化的为数不多的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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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希望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为什么要设定时间表呢?冬天到来之际,欧洲国家需要天然气取暖,如果天然气短缺,在寒冬之下,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会不会出现变化?对于这一点,俄乌双方未必有笃定的判断,但能够看到,俄罗斯有意拖延到冬天,从而巩固顿巴斯战役的成果,消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意志,而乌克兰以及欧美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俄乌之间是一场最常规的战争,应该属于“高级政治”的范畴,但核武器这一最具有战略含义的领域基本处于冻结状态,相反,金融、技术等领域卷入其中,更有甚者,粮食和能源这些关乎民生的“低级政治”议题,有可能成为决定战局甚至战争进程的关键因素。如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报告所揭示的,2022年人类社会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饥饿危机。饥饿、酷暑和严寒这些“原始”的挑战和危机居然登堂入室,变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相比于俄乌两军在战场的鏖战,饥饿造成的恐惧感,对俄乌战争之外的人们来说,或许更加深彻和可感。
一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预计,将有8亿多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睡觉,面临食物供应不稳定的人数从2019年的1.35亿上升到3.45亿,全球45个国家中的5亿人口处在饥荒边缘。造成粮食危机的因素很多,如军事冲突、疫情和气候等,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粮食危机与俄乌战争密切相关,直接的原因是全球两大粮食出口国因为战火而出口受阻,尤其是乌克兰多达2000万吨粮食难以运出,直接搅动了全球粮食市场。虽然全球粮食贸易占产量的比重并不高,但不少发展中国家依赖粮食进口,而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嵌入全球生产体系,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物资的价格暴涨,也加剧了粮食价格的暴涨。价格上涨以及对粮荒的预期,使得粮食出口国进一步限制出口额度,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紊乱。最终,俄乌战争在粮食市场上引发了蝴蝶效应,深受其害的是那些买不起或者买不到粮食的人,从而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和能源两种大宗商品的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直接原因是俄乌两国是全球性的粮食和能源出口商,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受阻,价格飙升。战争进行到第三阶段,即俄军基本占领顿巴斯地区,完成了俄罗斯一直声称的“计划”之一后,俄乌两军在战场上处于短暂的僵局,而粮食和能源议题成为焦点,甚至压倒了人们对俄乌战场态势的关注。
具体表现,一是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因涡轮机检修而减少输气量,虽然在7月21日,俄罗斯恢复了供气,但只有原来的三四成,但这意味着天然气管道的开关在俄罗斯手中,不排除在寒冷的冬天,这一管道再次出现“故障”。二是乌克兰军队夺回蛇岛之后,从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敖德萨运输粮食的国际谈判一直在进行,但直到7月22日,乌克兰、俄罗斯才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粮食出口协议,此前俄罗斯一直要求解除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的限制,以此作为协议的前提条件。
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的时候,粮食和能源变成了俄罗斯可以依靠和能够依靠的战略武器。一方面,俄罗斯的“杀手锏”有限,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只能扮演威慑性的角色,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在乌克兰战场消耗殆尽,北约武装起来的乌军能够与俄军进行比较持久的消耗战和阵地战;另一方面,能源和粮食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武器,俄罗斯近20年打造的所谓“俄罗斯堡垒”,现在来看,主要是核武器和天然气管道,至于外汇储备、技术产品,俄罗斯不但难以卡脖子,反而被西方扼住了喉咙,尤其是俄罗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使得普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进口限制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还是要跟世界建立联系。当俄乌战场陷入僵局之后,战争的影响外溢,消耗战从军事战场转向了能源和粮食市场。表面看起来,这是俄罗斯可以利用的“杀手锏”和战略武器,但粮食和能源具有多重属性,仅仅依靠粮食和能源难以扭转俄罗斯的战略颓势,如果走过头了,会反噬自己。
第一,不可否认,在战争期间,粮食和能源都是战略性资源。看看一战和二战就明白,粮食和能源以及关系到军品生产的原材料都是战略资源,这也意味着在战争期间,能源和粮食已然是战争的武器,是全面战争和消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就在于,现在俄乌战争只是一场区域性战争,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粮食和能源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和手段?如果是的话,相互封锁港口、切断贸易线,进行全面严苛的禁运都可以理解,但俄乌两国的粮食和能源贸易并不只发生在两国之间(至少不主要发生在两国之间,当然乌克兰还需要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两国都是粮食出口国,那就意味着一旦将粮食和能源武器化,必然会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这场战争的“局外人”,至少在实质上没有参与其中。而阻断粮食和能源贸易线就意味着对相关的贸易商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是准战争行为。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主要伸向欧洲,而欧盟国家也的确在经济和军品上与俄罗斯对抗,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事实上已经“武器化”了。而粮食贸易呢?俄乌两国的小麦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葵花籽的比例更高,俄乌粮食出口的停顿不仅伤害到了交战双方,更是对依赖粮食进口,尤其是主要从俄乌两国进口粮食的国家和人群的生存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将粮食武器化更多意味着伤及无辜,主要是低收入的国家和人群,他们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欧盟、土耳其以及俄乌等各方的表态来看,粮食“武器化”是有限度的,而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已经将粮食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甚至核心议题来面对,这也涉及到粮食本身所具有的人道属性。
第二,民以食为天,吃饭不只是个体和族群生存和繁衍的前提,也是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责任问题。粮食问题关乎到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自人类进入定居社会和农业社会之后,荒政和赈灾就是政治家的责任所在,不仅关系到民生,也是政治稳定的根基,进而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问题日渐凸显,粮食的人道属性大大限制了其战略属性,俄罗斯国内的食品价格也上升了,但并不构成饿肚子的问题,客观上说,俄罗斯有更强的韧性。但问题就在于,一些贫困国家和人群已经处于饥饿之中,关于粮食问题的博弈更多集中于责任和伦理的层面:没有一方敢于承认将粮食作为战略性武器,而是将责任都推给对方,这足以说明粮食贸易所具有的人道属性;没有一方表示反对把俄乌的粮食运出去;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都将粮食问题作为重大议题,各经济大国和粮食生产出口国都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倡议和想法,这是彰显大国道义责任的机会,当然也需要做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急需粮食的人们“雪中送炭”。印尼、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是乌克兰小麦的主要进口国,乌克兰的小麦能不能从黑海运出去,不仅关系到很多人的吃饭问题,也关系到遥远地区和国家会不会发生政治社会秩序的震荡。
第三,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化体系,农业已经商业化和工业化,尤其是俄乌两国的粮食生产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粮食生产是全球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农机具、化肥农药和劳动力都已经工业化了,任何一个环节的缺漏和断裂都会造成粮食生产的中断,更不要说战火对农田的毁坏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链也是复杂的,比如化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世界上主要的钾肥出口国,在战争和制裁之下,钾肥出口受阻,一是造成化肥价格上涨,二是会造成粮食减产。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农业的成本,机械化作业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此外,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将一部分粮食变成生物能源,如工业乙醇等。除了生产环节之外,粮食贸易不仅需要运输,还需要保险等。因此,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在战争造成系统性紊乱的背景之下,单独去解决粮食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粮食贸易在全球体系中并非主导性因素,但确实是关系到亿万人口生存的大事。无论能源还是粮食,都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结构。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粮食和能源贸易不为人所关注,但一旦进入混乱状态,其基础性和奠基性的角色就凸显出来。
第四,能源和粮食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尤其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体系基本以美元进行计价和结算。价格的上涨体现为以美元计价的价格有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30%左右的上涨。从表面上看,能源和粮食对消费者构成的负担应该不会太重。但事实并非如此。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的货币处于不稳定状态,本币贬值,尤其是在这一波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过程中,美元指数一路走高,这就意味着,一些国家和人群承受的痛苦和成本,除了美元计价的价格上涨之外,还有本国货币贬值带来的痛苦。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周期性变化来说,即便没有俄乌战争,美元也要进入一个升息缩表的周期。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无限量宽给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渡过危机的“ICU”,但美元需要回到常态,这一周期性调整必然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边缘地区和国家的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在之前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和企业借了大量美元,美联储紧缩之后,币种、期限和利率等多重压力袭来,必然造成各种债务“雷声阵阵”。如果能源和粮食等关系到民生的物资依赖进口,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将面临沉重的金融压力,而粮食和能源的金融属性会引发严重的通胀,甚至饥荒。
第五,粮食和能源具有的地缘政治属性加剧了粮食和能源危机。全球的能源和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中是分开的。能源的生产和出口国多半不是工业化国家(当然,涉及到“石油诅咒”的问题,有些产油国的汽油还需要进口)。欧洲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是不是欧洲的绞索?这样的担忧一直存在,但在这次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管道的地缘政治价值显露无疑。今年夏天,欧洲酷热难当,要吹空调就需要电,要发电就需要能源,在清洁能源以及去碳化浪潮之下,欧洲国家的确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到冬天,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那现在处于半开工状态的“北溪1号”管道有可能被技术性关掉。俄罗斯是有天然气,但天然气生产和开发、运输、交易都不是俄罗斯控制的,俄罗斯使用的天然气泵的涡轮机来自西门子,但需要送到加拿大维修,而现在普京表示,并不是俄罗斯不想给欧洲天然气,而是因为加拿大不返还涡轮机,如果欧洲现在需要天然气,可以用“北溪2号”管道。可以看到,天然气的输气量已经变成了好几方博弈的焦点,更不用说带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动和重组了。
二
粮食和能源问题的确已经牵动全球大国政治,但是,在一个复杂体系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很难造成体系性的垮塌或者结构重组。俄罗斯手中为数不多的撒手锏差不多都亮出来了。粮食和能源变成全球性议题,引发全球关注之际,可能也是这一撒手锏最具有威力的时刻,如同克劳塞维茨不断强调的,战争中的“胜利定点”往往在胜利的自信中倏忽错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俄军的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战争从来不是政治的目标,恰到好处地结束战争比战争本身还要难,而战役性胜利或者战术性胜利未必会变成战略性成果;能源和粮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俄罗斯的撒手锏,但却不会成为“永久牌”的兵器。
第一,俄乌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决定了,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一部分的粮食和能源无法成为任何一方的战略性武器,换言之,俄罗斯在这两项战略物资上的优势地位很难转化为战场上的影响力。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力度和速度并没有降低,相反,在顿巴斯战役之后,欧美似乎从中找到了俄罗斯的软肋,例如,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在顿巴斯战役的近三个月中,俄军只是推进十几公里而已,俄罗斯重兵压上,饱和炮火轰炸,非常艰难地占领了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但随着北约国家援助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到位之后,俄罗斯的指挥所、军火库、运输线遭到了连续打击,从俄乌双方火力对比来说,顿巴斯战役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极限和顶点。拉夫罗夫威胁说,因为西方不断提供远程火力,所以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除非俄乌战争规模和范围扩大和升级,否则,粮食或者天然气管道都很难直接影响俄乌战场态势。而在俄乌战场处于僵持和休整阶段的情况下,如果各方能够在粮食问题上达成共识和妥协,或许将为下一步的谈判提供机会。
第二,粮食和能源有自身的周期性,战争和冲突的确扰动或者加速了周期性的变化,但俄乌战争的进程和能源、粮食的周期并没有结构性关联。以原油价格为例,战争爆发之后,原油价格一路飙升,但现在急剧回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市场的恐慌心理逐渐消退;另一方面,原油市场的供需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尤其是需求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经济体,中国、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原油需求下降。拜登总统任内首次出访中东,缓和与沙特关系,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沙特等产油国增加能源生产,除了降低油价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为欧盟从中东寻找天然气等能源的替代性来源。俄罗斯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之一,并非唯一;欧洲在短期内或许面临能源短缺的威胁,但从历史来看,能源生产国的“权力”有结构性缺陷,能源危机往往是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直接推动力。粮食的确形成了全球性市场,但大多数国家和人口的口粮主要是在本地或者本国解决的,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大问题,粮食武器化的受害者不是富裕的十亿人,而是底层的十亿人。
第三,俄乌战争以及粮食危机似乎昭示着全球化结束了,俄罗斯的官员和智库学者一再强调全球化结束了,但事实可能是,俄罗斯的全球化或者俄罗斯参与其中的全球化结束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是分工合作体系的扩展。在疫情和战争的压力之下,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强劲,连俄罗斯都承认自我隔绝是不行的,还是要与世界建立联系。除此之外,已然成为高度复杂系统的全球经济体系有韧性和复原力,俄乌战争的确是全球化海洋中的一次海啸,但海啸之后的海洋还是要回到常态,一个愈加明显的趋势和现象是,一个没有俄罗斯(或者主动退出或者被动推出)的全球化体系在自我恢复和重塑之中,而能源和粮食问题变成热点问题,或许是俄罗斯重回全球化的为数不多的机会窗口。■
目前,乌克兰战场依然处于胶着状态,俄乌之间已经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在顿巴斯一线两军处于僵局。俄军耗费巨大军力取得了顿巴斯战役的胜利,但难以继续推进,而乌军在乌克兰南部战场酝酿小规模反攻,更大规模的对决或许将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重型武器系统形成战力之后。
乌克兰希望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为什么要设定时间表呢?冬天到来之际,欧洲国家需要天然气取暖,如果天然气短缺,在寒冬之下,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会不会出现变化?对于这一点,俄乌双方未必有笃定的判断,但能够看到,俄罗斯有意拖延到冬天,从而巩固顿巴斯战役的成果,消磨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意志,而乌克兰以及欧美也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在冬天来临之前结束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俄乌之间是一场最常规的战争,应该属于“高级政治”的范畴,但核武器这一最具有战略含义的领域基本处于冻结状态,相反,金融、技术等领域卷入其中,更有甚者,粮食和能源这些关乎民生的“低级政治”议题,有可能成为决定战局甚至战争进程的关键因素。如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报告所揭示的,2022年人类社会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饥饿危机。饥饿、酷暑和严寒这些“原始”的挑战和危机居然登堂入室,变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相比于俄乌两军在战场的鏖战,饥饿造成的恐惧感,对俄乌战争之外的人们来说,或许更加深彻和可感。
一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预计,将有8亿多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睡觉,面临食物供应不稳定的人数从2019年的1.35亿上升到3.45亿,全球45个国家中的5亿人口处在饥荒边缘。造成粮食危机的因素很多,如军事冲突、疫情和气候等,但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粮食危机与俄乌战争密切相关,直接的原因是全球两大粮食出口国因为战火而出口受阻,尤其是乌克兰多达2000万吨粮食难以运出,直接搅动了全球粮食市场。虽然全球粮食贸易占产量的比重并不高,但不少发展中国家依赖粮食进口,而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嵌入全球生产体系,能源以及化肥等农业物资的价格暴涨,也加剧了粮食价格的暴涨。价格上涨以及对粮荒的预期,使得粮食出口国进一步限制出口额度,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紊乱。最终,俄乌战争在粮食市场上引发了蝴蝶效应,深受其害的是那些买不起或者买不到粮食的人,从而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和能源两种大宗商品的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直接原因是俄乌两国是全球性的粮食和能源出口商,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受阻,价格飙升。战争进行到第三阶段,即俄军基本占领顿巴斯地区,完成了俄罗斯一直声称的“计划”之一后,俄乌两军在战场上处于短暂的僵局,而粮食和能源议题成为焦点,甚至压倒了人们对俄乌战场态势的关注。
具体表现,一是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北溪1号”因涡轮机检修而减少输气量,虽然在7月21日,俄罗斯恢复了供气,但只有原来的三四成,但这意味着天然气管道的开关在俄罗斯手中,不排除在寒冷的冬天,这一管道再次出现“故障”。二是乌克兰军队夺回蛇岛之后,从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敖德萨运输粮食的国际谈判一直在进行,但直到7月22日,乌克兰、俄罗斯才分别与土耳其和联合国签署粮食出口协议,此前俄罗斯一直要求解除俄罗斯的粮食和化肥出口的限制,以此作为协议的前提条件。
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的时候,粮食和能源变成了俄罗斯可以依靠和能够依靠的战略武器。一方面,俄罗斯的“杀手锏”有限,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只能扮演威慑性的角色,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在乌克兰战场消耗殆尽,北约武装起来的乌军能够与俄军进行比较持久的消耗战和阵地战;另一方面,能源和粮食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西方国家“卡脖子”的武器,俄罗斯近20年打造的所谓“俄罗斯堡垒”,现在来看,主要是核武器和天然气管道,至于外汇储备、技术产品,俄罗斯不但难以卡脖子,反而被西方扼住了喉咙,尤其是俄罗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使得普京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进口限制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还是要跟世界建立联系。当俄乌战场陷入僵局之后,战争的影响外溢,消耗战从军事战场转向了能源和粮食市场。表面看起来,这是俄罗斯可以利用的“杀手锏”和战略武器,但粮食和能源具有多重属性,仅仅依靠粮食和能源难以扭转俄罗斯的战略颓势,如果走过头了,会反噬自己。
第一,不可否认,在战争期间,粮食和能源都是战略性资源。看看一战和二战就明白,粮食和能源以及关系到军品生产的原材料都是战略资源,这也意味着在战争期间,能源和粮食已然是战争的武器,是全面战争和消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就在于,现在俄乌战争只是一场区域性战争,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粮食和能源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战争工具和手段?如果是的话,相互封锁港口、切断贸易线,进行全面严苛的禁运都可以理解,但俄乌两国的粮食和能源贸易并不只发生在两国之间(至少不主要发生在两国之间,当然乌克兰还需要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两国都是粮食出口国,那就意味着一旦将粮食和能源武器化,必然会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这场战争的“局外人”,至少在实质上没有参与其中。而阻断粮食和能源贸易线就意味着对相关的贸易商造成了严重伤害,甚至是准战争行为。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主要伸向欧洲,而欧盟国家也的确在经济和军品上与俄罗斯对抗,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事实上已经“武器化”了。而粮食贸易呢?俄乌两国的小麦出口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葵花籽的比例更高,俄乌粮食出口的停顿不仅伤害到了交战双方,更是对依赖粮食进口,尤其是主要从俄乌两国进口粮食的国家和人群的生存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将粮食武器化更多意味着伤及无辜,主要是低收入的国家和人群,他们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从欧盟、土耳其以及俄乌等各方的表态来看,粮食“武器化”是有限度的,而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已经将粮食问题作为重要议题甚至核心议题来面对,这也涉及到粮食本身所具有的人道属性。
第二,民以食为天,吃饭不只是个体和族群生存和繁衍的前提,也是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责任问题。粮食问题关乎到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自人类进入定居社会和农业社会之后,荒政和赈灾就是政治家的责任所在,不仅关系到民生,也是政治稳定的根基,进而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粮食问题日渐凸显,粮食的人道属性大大限制了其战略属性,俄罗斯国内的食品价格也上升了,但并不构成饿肚子的问题,客观上说,俄罗斯有更强的韧性。但问题就在于,一些贫困国家和人群已经处于饥饿之中,关于粮食问题的博弈更多集中于责任和伦理的层面:没有一方敢于承认将粮食作为战略性武器,而是将责任都推给对方,这足以说明粮食贸易所具有的人道属性;没有一方表示反对把俄乌的粮食运出去;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都将粮食问题作为重大议题,各经济大国和粮食生产出口国都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倡议和想法,这是彰显大国道义责任的机会,当然也需要做出切实的努力来为急需粮食的人们“雪中送炭”。印尼、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是乌克兰小麦的主要进口国,乌克兰的小麦能不能从黑海运出去,不仅关系到很多人的吃饭问题,也关系到遥远地区和国家会不会发生政治社会秩序的震荡。
第三,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化体系,农业已经商业化和工业化,尤其是俄乌两国的粮食生产并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粮食生产是全球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农机具、化肥农药和劳动力都已经工业化了,任何一个环节的缺漏和断裂都会造成粮食生产的中断,更不要说战火对农田的毁坏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的供应链也是复杂的,比如化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是世界上主要的钾肥出口国,在战争和制裁之下,钾肥出口受阻,一是造成化肥价格上涨,二是会造成粮食减产。能源价格上涨也推高了农业的成本,机械化作业需要依靠大量的能源。此外,能源价格上涨也会将一部分粮食变成生物能源,如工业乙醇等。除了生产环节之外,粮食贸易不仅需要运输,还需要保险等。因此,粮食生产和贸易已经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在战争造成系统性紊乱的背景之下,单独去解决粮食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粮食贸易在全球体系中并非主导性因素,但确实是关系到亿万人口生存的大事。无论能源还是粮食,都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础结构。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粮食和能源贸易不为人所关注,但一旦进入混乱状态,其基础性和奠基性的角色就凸显出来。
第四,能源和粮食具有明显的金融属性,尤其是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体系基本以美元进行计价和结算。价格的上涨体现为以美元计价的价格有了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比如说30%左右的上涨。从表面上看,能源和粮食对消费者构成的负担应该不会太重。但事实并非如此。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的货币处于不稳定状态,本币贬值,尤其是在这一波能源和粮食价格暴涨过程中,美元指数一路走高,这就意味着,一些国家和人群承受的痛苦和成本,除了美元计价的价格上涨之外,还有本国货币贬值带来的痛苦。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周期性变化来说,即便没有俄乌战争,美元也要进入一个升息缩表的周期。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无限量宽给美国经济提供了一个渡过危机的“ICU”,但美元需要回到常态,这一周期性调整必然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边缘地区和国家的货币贬值和债务危机。在之前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和企业借了大量美元,美联储紧缩之后,币种、期限和利率等多重压力袭来,必然造成各种债务“雷声阵阵”。如果能源和粮食等关系到民生的物资依赖进口,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区将面临沉重的金融压力,而粮食和能源的金融属性会引发严重的通胀,甚至饥荒。
第五,粮食和能源具有的地缘政治属性加剧了粮食和能源危机。全球的能源和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中是分开的。能源的生产和出口国多半不是工业化国家(当然,涉及到“石油诅咒”的问题,有些产油国的汽油还需要进口)。欧洲的天然气主要来自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是不是欧洲的绞索?这样的担忧一直存在,但在这次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管道的地缘政治价值显露无疑。今年夏天,欧洲酷热难当,要吹空调就需要电,要发电就需要能源,在清洁能源以及去碳化浪潮之下,欧洲国家的确需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到冬天,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那现在处于半开工状态的“北溪1号”管道有可能被技术性关掉。俄罗斯是有天然气,但天然气生产和开发、运输、交易都不是俄罗斯控制的,俄罗斯使用的天然气泵的涡轮机来自西门子,但需要送到加拿大维修,而现在普京表示,并不是俄罗斯不想给欧洲天然气,而是因为加拿大不返还涡轮机,如果欧洲现在需要天然气,可以用“北溪2号”管道。可以看到,天然气的输气量已经变成了好几方博弈的焦点,更不用说带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动和重组了。
二
粮食和能源问题的确已经牵动全球大国政治,但是,在一个复杂体系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都很难造成体系性的垮塌或者结构重组。俄罗斯手中为数不多的撒手锏差不多都亮出来了。粮食和能源变成全球性议题,引发全球关注之际,可能也是这一撒手锏最具有威力的时刻,如同克劳塞维茨不断强调的,战争中的“胜利定点”往往在胜利的自信中倏忽错过。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俄军的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战争从来不是政治的目标,恰到好处地结束战争比战争本身还要难,而战役性胜利或者战术性胜利未必会变成战略性成果;能源和粮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俄罗斯的撒手锏,但却不会成为“永久牌”的兵器。
第一,俄乌战争的性质和范围决定了,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一部分的粮食和能源无法成为任何一方的战略性武器,换言之,俄罗斯在这两项战略物资上的优势地位很难转化为战场上的影响力。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力度和速度并没有降低,相反,在顿巴斯战役之后,欧美似乎从中找到了俄罗斯的软肋,例如,根据美国军方的评估,在顿巴斯战役的近三个月中,俄军只是推进十几公里而已,俄罗斯重兵压上,饱和炮火轰炸,非常艰难地占领了北顿涅斯克和利西昌斯克,但随着北约国家援助的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到位之后,俄罗斯的指挥所、军火库、运输线遭到了连续打击,从俄乌双方火力对比来说,顿巴斯战役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极限和顶点。拉夫罗夫威胁说,因为西方不断提供远程火力,所以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目标不会局限于顿巴斯。除非俄乌战争规模和范围扩大和升级,否则,粮食或者天然气管道都很难直接影响俄乌战场态势。而在俄乌战场处于僵持和休整阶段的情况下,如果各方能够在粮食问题上达成共识和妥协,或许将为下一步的谈判提供机会。
第二,粮食和能源有自身的周期性,战争和冲突的确扰动或者加速了周期性的变化,但俄乌战争的进程和能源、粮食的周期并没有结构性关联。以原油价格为例,战争爆发之后,原油价格一路飙升,但现在急剧回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市场的恐慌心理逐渐消退;另一方面,原油市场的供需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扭转,尤其是需求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经济体,中国、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原油需求下降。拜登总统任内首次出访中东,缓和与沙特关系,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沙特等产油国增加能源生产,除了降低油价之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为欧盟从中东寻找天然气等能源的替代性来源。俄罗斯是主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国之一,并非唯一;欧洲在短期内或许面临能源短缺的威胁,但从历史来看,能源生产国的“权力”有结构性缺陷,能源危机往往是能源消费结构转型的直接推动力。粮食的确形成了全球性市场,但大多数国家和人口的口粮主要是在本地或者本国解决的,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并没有大问题,粮食武器化的受害者不是富裕的十亿人,而是底层的十亿人。
第三,俄乌战争以及粮食危机似乎昭示着全球化结束了,俄罗斯的官员和智库学者一再强调全球化结束了,但事实可能是,俄罗斯的全球化或者俄罗斯参与其中的全球化结束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其实是分工合作体系的扩展。在疫情和战争的压力之下,全球化的动力依然强劲,连俄罗斯都承认自我隔绝是不行的,还是要与世界建立联系。除此之外,已然成为高度复杂系统的全球经济体系有韧性和复原力,俄乌战争的确是全球化海洋中的一次海啸,但海啸之后的海洋还是要回到常态,一个愈加明显的趋势和现象是,一个没有俄罗斯(或者主动退出或者被动推出)的全球化体系在自我恢复和重塑之中,而能源和粮食问题变成热点问题,或许是俄罗斯重回全球化的为数不多的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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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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