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与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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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庭略：和前辈美食家们相比，在社交媒体时代跻身“美食达人”的门槛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快意多彩的生活却似乎依然遥不可及。

范庭略

■十几年前在纸媒最后的高光时刻，美食杂志还没有沦为今天的菜谱合集。那个时候美食杂志招聘编辑记者居然也是一大奇观。很多求职者介绍起自己过往经历，通常第一句话都是说：“我真的实在是太喜欢吃了！”那个时候的美食杂志封面还可以找一位文艺范儿的女主持，其实与刊内所谈的猪肉专题可能也没有关系，甚至还会臆想在老式的美国通用冰箱里面找到香艳，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买个雪柜回家放半扇猪肉冰冻起来。在拍摄饮食男女的时候，所吃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细节都会集中在桌子下面那些缠绕在一起的脚。总之美食杂志的黄金时代，是一波短暂的充满了荷尔蒙的摆拍大片高潮。那些奄奄一息的机场杂志，也可以仰仗食物软色情的亢奋，成就大谈食色性也的文化。就好像交个朋友一样，谈带货的时候谈内容就是耍流氓，经过内容隧道，最后总是要停靠在带货的终点站。文艺的厨师最终没有出现，扶墙而出的大胃食客倒是培养了不少。等到了人人都做团长的后直播时代，再去回忆那些当年谦称自己“太喜欢吃”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可能早就从吃货进化到美食家了。也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倪匡先生去世了。

中国人喜欢凑数，明明三人成行的才子佳话，非要加上报业巨头金庸先生，生生凑出了“香港四大才子”。金庸先生无论是影响力还是经济实力，远在其他三人之上。但是倪匡、黄沾、蔡澜三位先生又因为一个电视谈话节目让后辈高山仰止，那就是《今夜不设防》。如果说金庸先生用报纸连载的方式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建立起一个行侠仗义的精神乐园，那么这三位才子则是用周播谈话节目的方式在中国人的生活里留下了一个轻松幽默的开心时刻。

“四大才子”成名于香港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加上都是文字高手，自然会跟文化娱乐圈有千丝万缕的业务关系，无论是报章杂志还是图书出版，无论是唱片还是电影，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先生们都不遑多让。今天三位先生都已经离去，只剩下乐观通达的蔡澜先生。

今年已经八十一岁的蔡澜先生影响大陆的美食爱好者至少超过了30年，这样的影响力在简中美食世界里面可谓无出其右。1983年他在香港博益出版了第一本书《蔡澜随笔》，再到90年代末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开始出版他的大陆简体字版书籍，那一段时间国内还没有作家谈论国际美食。虽然期间也看到一些北京上海的作家们写下来脍炙人口的美食文章，但是文章中弥漫着那种苦中作乐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确与人生得意须尽欢的信手拈来大有不同。当时大家还没有大量接触港台文化，所以总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定位摆在那里。等到周围朋友也开始在国内的杂志上写专栏文章的时候，才发现香港一个城市会有那么多报纸那么多杂志，居然有一批人可以依靠写报屁股的专栏文章体面地生活，霎时就明白了文化的繁茂跟人口数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真正让国内的吃货们可以扬眉吐气的时代终于在互联网大厂的扶植下迎风招展，社交媒体中最大的一个分支应该就是美食吧。从早年苦哈哈地打字到今天可以拿着苹果手机当录音笔，直接录下厨师对于菜肴的创作心得，“我们都是餐厅的内容搬运工的自嘲”也开始不胫而走。于是便有无知者无畏的网友大言不惭地说道，二十五年回头看，蔡澜先生也不过如此啊！

说这种话的朋友，其实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且不说在大陆都还在用粮票的时代，蔡澜先生就开始做美食电视节目了。这些长寿的电视节目收视长虹，蔡澜先生还成为了日本富士电视台的综艺节目《铁人料理》的评委。且不说现在的电商平台上仍然有上百个版本的蔡澜的著作售卖，更不要提在新浪微博上那一千多万的粉丝还在等待着他的互动。仅淘宝店“蔡澜的花花世界”各种调味酱、蛋卷、茶叶、面条的玲琅满目，就已经让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成为了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带货达人。而这几年新开的蔡澜点心又成为了北上广深的热门餐厅，把周边产品运作的如此成功，恐怕已经不是一个美食家的称呼可以简单定义了。

改开四十年之后的消费社会，让所有的欲望都变成了生而平等，于是有欲望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仅从动物性的正常生理需求而言，吃饭就可以成为美食家，这也算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正常反应吧。美食家门槛降低的同时，生活家的门槛始终还是遥不可及。蔡澜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带着美食团游历世界，而去日本意大利等地吃吃喝喝的案例开始在朋友圈出现的时间也不过是五六年前吧，效仿蔡澜先生把玩各种小摆设也是在七八年前。蔡澜先生开始跟年轻人谈心的电视节目，从号召大学生在年轻的时候要多恋爱开始，这样的人生导师居然没有在美食自媒体里面出现，实在让人觉得是食色性也的没落。我曾经把他在高校的演讲稿发到朋友圈，年轻人反而无动于衷了，在厅局风颇受追捧的当下，恋爱的目标就是嫁给一个优秀的公务员。

袁枚在1792年出版了《随园食单》，大仲马在1869年开始撰写《烹饪大辞典》，这些都是作为文学家对于美食的贡献。维特根斯坦对于美食的思考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烹饪是由烹饪的结果所决定的，而说话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语言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较独立的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烹饪并不能够独立。如果你根据与正确规则不同的方式做一道菜，可能会得到一道差劲的菜，但若是在说话的时候与这种或者那种语法规则有所不同，说话的人并不会因此说错话，而可能是在说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厨师必须遵守烹饪规则，而文学家是可以不遵守语法规则的。作家们所谈的往往都是重大日子或者盛宴之中烹饪大师级别的顶级出品，这些精细复杂、费用高昂、精心制作的豪华大餐，建立在商业利益、金钱投入、权力运作以及社会影响之上。厨师们在厨房的油烟缭绕中面对着昂贵的摄影器材以及精心布置的灯光布景，而美食家则是这些厨师的传声筒或者是化妆师，把他们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并加以调整重新组织，让厨师们以哲学家的面貌出现在电视台的节目里。

美食早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气味、颜色、味道、摆盘、手势、热量、香料还是品味，烹饪也早就成为连接生活记忆与情感的载体和手段。如果一个美食家不热爱生活，那么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一个社会到另外一个社会，永远就只有果腹而没有享受。文化就是以这样谦逊而固执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知识体系，让我们永远热爱着生活。

有人说蔡澜先生的爱好可以影响一大批九零后、零零后的年轻人。互联网时代的浪潮推动了这种影响力，不过互联网最后的大结局都是带货，这一点倒是一点没有说错。今天可以张口闭口谈起意大利或者东京某个餐厅的某道菜如何与众不同的网红们，基本上不会聊起某个交响乐的第几段的某个演奏细节，不会聊起某部美国电影源自哪一部欧洲原版，也不会谈及古诗词里的典故出自何处。但是这些掌故对于蔡澜先生这样的享受生活的人而言，几乎都是娓娓道来。人们都明白决定一个水桶容积的是最短的那一块木板的长度，今天更多所谓的专业网红几乎就是一块木板打天下，对于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歌、舞蹈、电影等艺术领域的认知空白，几乎让他们等同于生活方式的小镇做题家。而香港的那批知识分子却很有意思，在他们中间诞生了一群生活方式的推动者。

无论是蔡澜先生、刘健威先生还是已经去世的钟永麟先生、古镇煌先生，他们用生活的经历构建起多姿多彩的人生。而面对纷乱嘈杂的网络上所流行的各种口诛笔伐式的论战，他们几乎都会高悬免战牌。他们清楚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站出来去比试就已经败了。各种的争强好胜各种的好勇斗狠，都属于耐不住寂寞。这种因为年轻而产生的愤怒，似乎早就化作蔡澜先生们的淡淡一笑。在他们的眼里，所谓的云淡风轻和岁月静好，无非是在品尝过生活百味之后所积累的成长阅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