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危机与中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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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中国并不是斯里兰卡外债的主要债权国。但中国可以推动斯里兰卡与IMF或世界银行进行多边对话谈判，力争经济援助尽早落地。

王英良

■从5月初开始，斯里兰卡陷入持续动荡，民众对拉贾帕克萨家族非常不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等家族成员在政府中均占据显赫政治地位，但与近乎垄断的权力不对称的是其低下的治理能力。由于存在多党制，反对派势力趁机坐大，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受到挑战。由于政治危机成因复杂，斯里兰卡国内各派系很难就国家未来走向达成共识。近日，民众冲击并占领总统和总理官邸，总统和总理双双下台。危机正在不断酝酿，亟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表面看，斯里兰卡国内动荡的导火索是全球疫情影响旅游这一支柱产业，导致收入受到冲击；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推高了斯国内的石油、粮食价格，由于经济结构单一且简单，通货膨胀迅速传导，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此外，疫情导致跨国出行受限，这导致侨汇收入锐减。由于国内冲突不断，国家常处于混乱无序中，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债务危机更加重了政治危机，导致国家治理失效。

混乱的核心因素是债务，而债务的问题在于缺少纾困资金。近10年多来，斯里兰卡的发展一直伴随着高债务，政府对借债形成了路径依赖，收支处于“拆东墙补西墙”的窘境（见下表）。比如，在2019年，斯里兰卡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竟高达62.571%。可见，斯里兰卡政治精英的宏观运筹能力存在明显短板。

据斯里兰卡央行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2月，该国只有23.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2022年将有大约7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包括今年7月到期的10亿美元的国际主权债券，斯里兰卡已经无力按合同履约，支付足额的美元。在斯里兰卡全部外债中，国际主权债券所占比例最大，为125.5亿美元。另外，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和中国都是该国的主要贷款方，而中国并不是斯里兰卡外债的主要债权国（见下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上月对该国经济发布的一份评估中表示，该国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其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短期债务。斯里兰卡背负着510亿美元外债的压力，并请求IMF帮助。这些外债包括110亿美元的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贷款，而中国政府一直在对斯里兰卡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善意对多笔贷款实施展期，但中国必须考虑债务恶化的风险和可能的“沉没成本”。尽管如新德里的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Manohar Parrikar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副研究员古尔宾•苏尔塔纳（Gulbin Sultana）一度认为，中国拒绝重新安排斯里兰卡还贷时间表是另有意图，是中国用债务杠杆寻求控制斯里兰卡的港口、土地等战略资产。但是，总部在科伦坡的韦里特研究组织（Verite Research）指出，中国只占斯里兰卡外债的15%，斯里兰卡债务相当大的一部分压力是来源于几个国家出售的主权债券。目前，斯里兰卡正寻求30亿美元的救助，重组部分外债，并从多边和双边渠道筹集资金，以缓解美元短缺压力。

目前，拉贾帕克萨家族政府已经倒台，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需要重新选举以应对危机。为避免出现社会动荡和新的危机，斯里兰卡反对派/议会会肩负起重组国家过渡政府的责任，同时国际社会应当给予相应的援助，以避免危机扩散和蔓延。

其一，国际社会应帮助推动斯里兰卡实现新的合法有效选举，确保权力和平过渡。目前，斯里兰卡处于混乱状态，选出能够促成社会和解并缓和族群冲突的新政府，迅速结束目前的无政府状态，恢复国内秩序是首要任务。为避免选举争议，可以寻求国际社会组建选举监督团，实现公正、公平、公开的选举，避免因选举而出现新一轮国内政治或族群分裂。

其二，向联合国、IMF或世界银行寻求紧急援助，其中的核心是获得债务展期和民生应急物品。斯里兰卡目前的掌权派可以呼吁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常任理国带头削减部分债务，对现有部分债务实施新的低息展期，同时尝试呼吁主要债主国延缓或豁免斯里兰卡短期美元债务。中国在其中可以扮演推动斯里兰卡与IMF或世界银行进行多边对话谈判的角色，力争经济援助尽早落地，这样也有利于中国利益。在石油方面，由于斯里兰卡在地缘上临近中东，俄乌冲突导致油价高涨，中东产油量实现了季度性的增长，斯里兰卡可以向OPEC寻求石油纾困援助，以缓解国内“油荒”，平抑物价，同时向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尤其是印度和孟加拉）寻求粮食等必需品的援助。其中，债务展期和必要的物资援助，是实现国家稳定的关键。

其三，由于信用危机，斯里兰卡或只能以国家自然资产和垄断性收益作为抵押。斯里兰卡可以寻求包括中国跨国公司在内的经济实体以基建援助等方式实行某种程度纾困；在质押上，可以考虑以本国矿山、海港、海岛、旅游区、机场经营权、海关税收等有价资产作为短期抵押物。一定程度看，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具有较高的抗风险能力，如果与斯里兰卡谈妥以特定的有价资产作为抵押，寻求外部直接投资和有效注资，那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同时，斯里兰卡可以寻求国际会计事务所和资产审计/法务事务所的协助，评估现有资产价格，以国际通行的手段获得投资预付款，以应对到期系列债务压力。从长期看，如果外部投资以某种方式激活，这会有利于斯里兰卡社会稳定。

其四，斯里兰卡中央银行以及重要的国有公司/红十字会等可以倡议成立某种纾困产业基金。比如，与南亚区域性国际组织、发展基金或全球性国际组织以共同出资的方式设立某种基金，形成某种“公共物品”和“资金池”，这样既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提振施援方在这一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借助多边机制重建国家信用在这一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其五，斯里兰卡要做好国内改革，呼吁推动全球化面向更加均衡普惠的发展，积极发出发展中国家力求变革的声音。事实上，斯里兰卡在全球化中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国外势力长期介入或扶持代理人并干预国内选举，这导致政治派系斗争此起彼伏。斯里兰卡国内经济结构单一，这使其在面临国际关系激烈变革之际，难以有效地应对危机。而新政府实行包括国内反腐在内的政治改革，降低国民经济对旅游产业的依赖，设计新的宏观的、由政府推动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政策，显得势在必行。

总结而言，斯里兰卡在内外交困下，国家脆弱性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事实上，这种状态不单存在于斯里兰卡一国，而是普遍地存在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拥有重要地缘优势的小国，往往会成为各方势力渗透和博弈的焦点，而一旦国内治理失策，就可能面临债务危机，导致出现某种“国家失败”现象，这不仅给国家自身，也给相应的投资方和利益关联国带来极大的资金/债务安全隐患，进而导致本国的边缘化。可以预料的是，即使新政府成立，债务也不能完全在短期内实现豁免。小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自身的发展动力不足，国家自主性羸弱，而国外势力强大甚至具有绝对优势。斯里兰卡如果不能出现明智且强有力的新领导人，那悲剧就会以别的方式再次变戏法上演。而世界尤其要担心的是，斯里兰卡是不是国家破产、政治失败、危机路演过程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