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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9 11:51
金融

加密圈首富的过去与未来

批评人士指出,这种代币就是一种庞氏骗局;对于那些曾陷入狂热的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
加密圈首富的过去与未来
Justina Lee、Max Chafkin

■其结果加密币爱好者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而且所有习惯于正常金融市场法则的人可能也会猜到——Terra既不安全也没有高收益。批评人士指出,这种代币就是一种庞氏骗局,以它为起点,加密货币市场发生了崩盘,导致比特币价格暴跌并引发整个行业纷纷迅速裁员并冻结客户提款。比特币价格目前已较其2021年11月创下的高点跌去近70%,业界将这个低迷期称为加密市场严冬。

对于那些曾陷入狂热的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坏消息,对币安公司本身也是如此。5月16日,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披露了币安与Terra相关的损失情况。该公司持有的头寸曾经价值16亿美元,到此时几乎全部归零。但赵长鹏对此并不在意,也未发布任何预警。“的确,我是有那么点不同一般的特质,”当天他在接受某个采访时说,“我对金钱真的不是很在乎。”

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坐在迪拜四季酒店的一家法国餐厅里,喝着14美元一杯的橙汁。这话出自一个完全围绕金钱的行业里那个最富有的人,着实令人难以相信。赵长鹏身材颀长、剃着平头,讲起话来语调柔和,似乎总是穿着带有币安标识的黑色T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就像一个“算法斗士”——外界对他的评价见仁见智,取决于评价方的身份:在有些人看来,他开创了一个革命性体系,一群垂直整合的数字货币巨头(包括币安以及它的竞争对手FTX等)不仅将取代全世界的证券交易所,还将取代整个的世界金融秩序;有些人则认为,他执掌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家没有执照的非法赌场。

今年1月,赵长鹏(熟悉加密圈的人都称呼他CZ)还是全世界最富有的10个人之一,至少纸面上是这样。之后,随着比特币价格下跌,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他的资产净值从960亿美元一度跌到了110亿美元。但即便如此,币安在加密行业仍是绝对的老大,其处理的交易额比排在其后的四家交易所加在一起还要多。每天有超过500亿美元的加密币在其平台上易手,其平台对这些交易通常收取0.1%的手续费。这意味着无论其客户是买还是卖,该公司最大股东赵长鹏都在赚钱。“实际上,它的自我恢复能力让我惊讶,”他谈到Terra崩盘时说,“没有救助措施。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崩盘还在继续中,但赵长鹏却觉得没什么要特别关注的。他说,这个行业会继续走下去。

赵长鹏去年底搬到迪拜,这是一座未来主义风的沙漠城市,在这里,外国人与本国人的比例是9比1,游人们会在摄氏43度的高温下玩室内滑雪,任何有关地域的感觉早就被它那些盛产石油的邻国所创造的巨大财富搞得模糊了。对于一个有时仿佛没有国家归属的人来说,这里是个合适的据点。身为加拿大公民的赵长鹏在中国出生,12岁时移民温哥华,后毕业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成年后他一直辗转世界各地,在任何一个地方最多也呆不过几年。“我一直靠两只行李箱生活,”赵长鹏曾说,“一只大的,一只小的。”

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曾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编过程。之后在纽约为彭博有限合伙企业(Bloomberg LP,《彭博商业周刊》发行方)短暂工作过。后来他来到上海,与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开发高频交易软件的公司,2017年创办币安。但那一年中国开始禁止加密货币交易。

在迪拜,他终于有了家的感觉。他买下一套公寓,搞了辆商务车,把个人财产都搬了过来,并租了间办公室,币安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用他的话来说,基本像是个“举止成熟且有责任感的成年人。”他指出,45岁的他至少比加密领域大多数企业家大10岁,还夸示自己与阿联酋政府关系密切。他说,加密产品是一种比批评者们所理解的更健全的投资,而币安将证明这一点。“我们有1.2亿用户相信我们,敢于把他们的毕生积蓄拿到我们这里来投资,”他说,“我们会保护我们的用户。我们与各地政府和监管机构保持沟通。我们是靠得住的人。”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宣言。这个行业的历史上一直充斥着洗钱、欺诈和黑客行为,对于那些并不看好该行业的人士来说,即便是那些最体面的加密项目也稍稍蒙着一层粗略的表象。但是在币安,这种粗略却有一定的完整性。眼下,美国几乎所有主要金融监管机构都在调查该公司,从司法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到美国国税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世界其他地方的相关机构也在调查。币安却将这些调查描述为它与各政府之间进行的善意协商的一部分,在它看来,这些政府只是不明白加密技术能拿来做什么。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监管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据本文通过法庭档案、公司文件以及对40多名币安现任和前任员工及业务合作伙伴的采访了解到的该公司历史,它是通过对一些规模较小的数字代币提供不受监管的投机交易而逐渐壮大的。(其中一些小型代币被称为山寨币或垃圾币,最著名的一种叫狗狗币,它起初只是一个玩笑,现在总市值已高达80亿美元。)币安从这类交易又拓展到与这些代币的价值挂钩的高杠杆金融产品。这些衍生品在世界许多司法管辖地都是非法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币安自身,因为它并未设在任何管辖地。多年来,批评者一直在警告其潜在漏洞,这些漏洞可以让犯罪分子和洗钱者通过这家交易机构转移资金。路透社今年6月报道称,有人通过币安完成了至少23.5亿美元的洗钱操作,包括来自暗网毒品市场、黑客组织和普通诈骗者的资金。

币安表示这些说法都属于误导,并指出该公司成立了一支有120人组成的安全和调查团队,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执法部门的前高级官员。对于赵长鹏来说,币安只是一家离岸运营的交易机构——这会让人联想起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现代银行,或者不太客气地说,18世纪初控制西印度群岛贸易的无法无天的伪政府组织“海盗共和国”。赵长鹏应该更喜欢开曼群岛银行的类比——不过,不论哪种类比,他说那样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办公室、总部、母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我们统统没有,他们当然很生气,”他谈到监管机构提出的质疑时说,“所以过去这一年我们把它们都补齐了。”

多年来不断突破法律界限的赵长鹏现在正开始寻求和解,而他的方式是沿袭一条在爱彼迎(Airbnb)、优步(Uber)和PayPal等科技业颠覆者中间很流行的路径:先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无视政府的要求,拖得越久越好;然后,当你发展到足够大,再转而与这些政府合作以锁定市场份额。不过,加密行业有所不同,这些交易机构现在与全球金融界众多领域交织在一起;而监管机构已经表态,他们希望找一个他们认为最糟糕的行为者树作典型,从而发起一场有可能是史诗级的对抗。当这一切最终尘埃落定的时候,赵长鹏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指控。也有可能,他会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币安一直称自己是一家去中心化的公司——假定“公司”这个分类还算适合赵长鹏正在构建的这家机构的话。从法律上讲,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名叫币安控股(Binance Holdings Ltd.)的机构持有它的商标(赵长鹏右前臂上的刺青就是这个商标的图案)。不过,该机构的所有权结构从未对外披露过。赵长鹏本人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币安资本管理公司(Binance Capital Management)的唯一所有权人,据报道,这家公司曾以4亿美元价格收购加密数据网站CoinMarketCap,并出资2亿美元买进了一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家公司曾计划通过SPAC式并购将《福布斯》(Forbe)发行方吸纳上市。根据公司相关文件,币安在许多地区的业务也完全归赵长鹏所有,要么是他直接拥有,要么是通过由他控制的实体拥有,比如在马耳他、新加坡、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业务。币安的大多数交易都通过其旗舰交易平台Binance.com进行,至于该平台总部在哪里、归谁所有则完全没人知道。

当交易者注册币安账户的时候,需要同意与“币安的各运营方”开展业务,而用户协议里说,这些“运营方”可能随时会变更。据《彭博商业周刊》获得的某律师写给一位当事人的备忘录说,“看起来币安平台不属于任何公司或其他法律实体。”这位当事人称他因为交易一种复杂的稳定币而发生损失,金额据他称达120万美元,因而要求币安赔偿。这位当事人后来放弃了,但其他试图起诉币安的人则点了一连串公司和高管的名字。

赵长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使用“公司”一词只是为了方便外界。对他本人来说,币安是一个“组织”。所谓员工是指“团队成员”。不论币安是家什么机构,它似乎都不存在传统的股东结构或董事会。赵长鹏用加密行业的概念说,他是围绕区块链的“不可更改”逻辑形成的无领导者运动的拥趸。但具体到币安,据其前员工和投资者表示,其实是赵长鹏独自一人在控制着它。“归根结底,他就是那个控股公司,”币安一位前高管表示。此人与本文提到的其他人一样,为避免惹怒赵长鹏要求匿名。

不过,对币安的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与赵长鹏的交易机构的利益关系不是通过股权(币安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外部股东),而是通过持有其代币,即币安币(BNB)。如今,每枚币安币的交易价格约为220美元,其隐含总市值约为360亿美元,而2017年其首次代币发行(ICO,相当于加密货币领域的IPO,但不经过监管程序)时的发行价为每枚15美分。“区块链没有边界。”币安当时在募集说明书里宣称。

在币安公司成立初期,任何想在其平台上交易的人必须先取得比特币,这一点与在Coinbase这样的受监管的平台上不同。为了获得比特币,投资者可以将资金从某个银行账户划转到某个受监管的交易机构,然后再从那里转到币安,或者他们可以在银行系统之外操作,比如出售某些物品(二手车、阿片类药物等)收取加密货币、或者直接用现金从某个加密货币爱好者那里购买加密币。币安平台Binance.com允许任何人在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开立账户,只需提供基本的个人信息和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即可,不需要任何证明他们是谁的东西。如今,持有未经验证账户的投资者能做的操作不多了,但之前许多年,他们每天最多可以提取两个比特币、最高价值可达12万美元,直到2021年政策改变。该公司后来将最大限额降至0.06个比特币,按目前的价格计算大约相当于每天1200美元。如今赵长鹏说,“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同时在180个国家成长的公司之一,”这等于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他说,“我们到处都有用户。我们到处都有团队。”

但是,“到处”毕竟不是不需要任何地方的意思。赵长鹏本人一直过着游牧般的生活,在酒店客房和租住的公寓里工作,并且经常去往世界各地,在此期间通过短信、电子邮件以及视频会议方式与员工联络。但是据前员工们说,有那么些年,币安其实还是有一个隐秘大本营的。这么做并不容易,不仅因为这与该公司所宣称的作为一家去中心化“组织”的理念相悖,而且,这个大本营是在官方禁止交易加密货币的中国。

到了2019年11月,他们被告知收拾物品离开此地。据几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他们把电脑、桌面玩具和其他小玩意打包装箱。有些人把他们的名片揉成一团,放到卫生间洗手池里冲得难以辨认。他们被重新分配到分布在上海各处的一个个共享办公空间,或者像赵长鹏那样去往其他国家。

当加密行业新闻媒体Block报道说,上述位于黄浦区的办公室在中国打击加密交易市场的行动中遭“警方突击搜查”时,赵长鹏予以否认。他宣称,不仅没发生突击搜查,而且币安在上海根本没有办公室。他在推特上发帖说,“没有警方行动,没有突击搜查,没有办公室。”他在提到Block那篇报道时称它是“FUD”行为,这个术语是“害怕、不确定和怀疑”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在加密圈的意思是诽谤,该行业用它来形容任何他们认为对有关比特币的概念不利的新闻。赵长鹏还说,“我们会起诉。”Block后来更新了报道,澄清说“突击搜查”这个词存在争议,但报道的其它方面是站得住脚的。

赵长鹏后来并未起诉Block。在迪拜四季酒店接受采访时,他也没有否认上海办公室的存在。“某位政府官员曾来过办公室,”他说,“并不是监管部门的人,只是名政府官员。”随后他突然对媒体来了点批评。“记者对同一件事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是不是?”他脸上带着诡秘的笑容继续说,“你可以说,‘这个人逃进一家餐馆,’你也可以说,‘他慢慢走进餐馆,尽情享受阳光下的美景。’”

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似乎在表明他倾向于哪种叙事。我们此时所在的房间事先经过赵长鹏保镖的检查,没有任何其他人。太阳刚好透过窗户照进来。他继续说,“现在,到处都有很多根据很不准确的信息呈现出来的叙事。”

加密货币行业对于制造叙事一向抱有强烈喜好。比特币支持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宣扬说,各国的货币所赖以为基础的只不过是集体信念和政府法令,也就是法定货币里的“法”。不过,美元是受益于人们认为其在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会保持价值的普遍共识,而加密货币之所以能传播开来,是因为其信徒们坚信它们会一路上涨,而很少考虑其内在的有用性。“为什么?我哪里知道为什么。没准它是个庞氏骗局呢,”体育媒体企业家戴夫·波特诺伊(Dave Portnoy)在描述一种针对某个难以理解的代币(币安上没有这种代币)的投资时说。他曾短期担任过网络热门股票投资者的形象代言人。他说,“如果是个庞氏骗局,那就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进场。”

一位使用币安平台的交易者表示,币安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币赌场”。这位因为担心币安可能会报复并冻结其账户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赵长鹏值得称赞的一点在于,他认识到加密货币的吸引力很大一部分就在于纯粹的投机性。“他支持和鼓励该行业中最愚蠢的那些币,并把平台搞得很容易使用。”这位交易者说,币安一直在向人们传递这样的讯息——“快去买狗狗币发财致富吧。”币安发言人杰西卡·尤格(Jessica Jung)指出,某些加密币交易机构提供交易的币种比币安还要多,而且,币安实行“严格的流程”来审查在其平台挂牌的币种。她说,Terra崩盘之后,币安开始评估其给代币做广告的方式。

即便如此,币安早期对待各种垃圾币的方式正是它有异于同类平台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大型交易机构Coinbase仅提供三种代币的交易,而币安超过100种。它像叫卖蛋白奶昔一样兜售这些代币,并采用多层次营销风格的推荐计划,网红们能从任何一个购买其所推荐代币的人的交易费中分得一块。币安还举办比赛,让交易量最高的用户争夺包括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在内的各种奖品,而被称为“币安天使”的志愿者会在Telegram聊天中宣传该公司,并举办现场活动,向公众宣传将钱投入加密货币的知识。币安表示,这些天使都是无偿工作,其动机不是为了致富,而是出于对加密社区的热爱。“他们就像牧师,”币安联合创始人何一说。她曾是一名电视主持人,后来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名加密圈的网红,现在她是该公司的首席营销官。

尽管币安在ICO时声称,它将是一个“单纯面向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但赵长鹏似乎从一开始就怀有更大的野心。该公司一位前产品经理回忆说,2017年求职面试时他被告知,币安不仅要争取成为加密币交易市场的主导者,还要成为像那斯达克那样的证券交易机构。为此,它将需要为尚未拥有加密货币的客户提供服务,这意味着要与银行系统和监管部门打交道。“早期就接受加密货币概念的人,他们对离岸交易很接纳,”赵长鹏在迪拜四季酒店里说,“但其他人只是普通用户。他们可能更喜欢受监管的交易机构。”

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有类似的考量,但是,Coinbase在制定政策时似乎想到了不要引得美国监管机构找上门来,比如它要求用户出示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而币安采用的方式则符合其比较随心所欲的风格。Binance.com仍将保持不受监管的身份,但与此同时,它还将着手设立受监管的本地交易机构,用户可以在那里用美元或其他的本国货币购买加密货币。

币安曾向日本、马耳他和新加坡政府表达了希望设立交易所的请求,这几国最终都拒绝了;而包括荷兰、南非、泰国甚至还有开曼群岛在内,这些地方的监管机构已警告说不允许其交易所在当地运营。赵长鹏对此指出,在他们“在多个地方寻觅、试图找出哪里更支持加密货币”的过程中,这些失败无疑是阻碍。

在英国发生的情况甚至更混乱,币安在这里有两个相互竞争的业务部门——该公司几位前雇员说,这反映了它在业务策略上漫不经心,导致公司内部产生激烈的互斗。这两家子公司之间几乎不联系,以至于其中一家子公司的一位高管说,直到有人恭喜他雇到了某个新人、而这个新人他从未见过之后,他才意识到另一家子公司的存在。币安的尤格说,这些英国团队是协同工作的。“并不是漫不经心,”她在谈到公司的策略时说,“是公司有意为之。”2021年6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要求其中一家子公司Binance Markets停止任何“属于监管范围的活动”,并在其网站上发布通告,表明其尚未获准在英国开展业务。它宣布币安“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指导。”随后,币安在其英国网站上发布了通知,但交易平台Binance.com仍对英国投资者开放,因为从法律上讲,该平台与这家受到政府训诫的英国子公司无关。

2019年,赵长鹏成立了币安美国业务Binance.US,并表示它完全独立,并将争取通过限制交易高风险品种来满足美国法律的要求。但是2020年,《福布斯》杂志报道称,它拿到一份外泄的文件,其中描述了一项实施“诱导和替换”策略的提案,具体做法是,将Binance.US作为一个幌子,用于吸引相关部门的注意力、从而让币安的主要交易机构避免被审查。币安表示,对提案的这一表述是错误的,并就虚假信息提起诉讼,牵头律师是查尔斯·哈德(Charles Harder),他曾因帮助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告倒媒体机构Gawker Media而闻名。

《福布斯》力挺这篇报道,币安最终撤诉。“这篇报道并不准确,”赵长鹏在迪拜表示,不过他补充说,这场争议并不影响他决定出资2亿美元购买该杂志部分股份,而且他表示届时他不会干涉编辑事务。当被问及那篇报道哪些内容不准确时,他说他不确定。赵长鹏已经多年没去过美国,有人认为这等于承认他害怕在美国会被拘捕。对此他表示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不去美国只是为了避免引发对抗。“我认为他们完全允许我呆在美国,没问题,”他说,“但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们是想在那里招揽用户。”需要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发言时,他会通过Zoom以视频方式进行。

眼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币安展开调查,针对的是币安涉嫌在2017年ICO时出售未经登记的证券及进行内幕交易。币安还面临该委员会对其全球交易机构与其美国分部的关系提出的质疑。加密货币领域的华盛顿游说公司Rulon& White Governance Strategies执行合伙人陶德·怀特(Todd White)表示,这些调查是因为赵长鹏没能认真对待合规问题。“他们只顾在世界各地设立交易所,”怀特说,“我理解你们是在试图构建某些东西,但反洗钱法规也很重要。”

怀特说,2018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敦促币安高管更严肃地对待合规问题,但对方毫不理会他。“他们非常蔑视这些,”他说,“这种没有定型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因为你没法起诉像云团一样飘忽的东西。”币安驳斥了这一表述,并表示它一向严肃对待合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家在质疑华尔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币安甚至比那些最大的金融机构还要更中心化。如今的它同时是交易所、经纪公司、储蓄银行、风险资本投资机构、数据供应商和“垃圾币赌场”运营商。换句话说,它相当于是纳斯达克、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晨星公司(Morningstar)和凯撒宫赌场酒店(Caesars Palace)的合体。区块链技术公司ConSenssys Software的经济学家莱克斯·索科林(LexSokolin)表示,赵长鹏的加密业务机构“所采取的垂直整合方式对传统金融机构是绝对不允许的。”

简言之,币安的业务模式充满了潜在的利益冲突。比如,鉴于其庞大规模,在其平台上挂牌交易的代币通常会价格飙升,并且挂牌前交易量会激增,一些批评者因此怀疑有内幕交易。币安发言人尤格表示,员工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禁止短线交易。她说,币安如果发现任何违反该规定的人都会解雇。

虽然该公司深受加密交易者欢迎,但以往它的确发生过系统崩溃、提款被冻结和至少一次遭黑客攻击的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互联网执法办公室主任约翰·里德·斯塔克(John Reed Stark)表示,即使币安以及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机构已经很成熟,但它们的运营方式仍与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监管规定有抵触。“他们在完全没有基于信用的基础设置、没有消费者保护措施、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运作——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作派,”他说,“在涉及你财务的事情上,你不会希望跟这样的机构打交道。”

赵长鹏在迪拜的采访中指出,对币安的许多批评对于该公司的竞争对手们同样也非常适用。有许多加密货币交易机构被控有犯罪或证券违规行为,甚至有老牌竞争对手也遇到了监管方面的麻烦。FTX联合创始人、赵长鹏的竞争对手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曾利用他的财富和与媒体打交道的才能,向民主党政治家大量捐款,并争取到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吉赛尔·邦辰(Gisele Bündchen)和斯蒂芬·库里(Steph Curry)等明星支持,但FTX也是一直在各个避税天堂之间进进出出。与此同时,早年走保守路线的Coinbase后来也接受了垃圾币,现在其平台上列出了100多种代币交易,包括狗狗币和柴犬币——后者类似于狗狗币,在一定程度上它既是一个元宇宙领域的笑话,在一轮热炒中,它也是个实打实的投资机会。Coinbase网站上有一份指南,其中解释了如何投资一种代码为“垃圾”(Bullshit)的杠杆化垃圾币指数。币安也有类似的指南。该指数的价格自去年秋天以来已暴跌99.96%。

赵长鹏承认,有些失误属于其公司方的责任,并说过去一年里他已经改变了做法。以前,币安曾试图向监管机构解释为什么大型的、不受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机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赵长鹏已经逐渐意识到,用他的话来讲,“我们不会再去对他们搞宣教、改变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让我们自己改变比去改变他们更容易。”

赵长鹏开始尝试通过某些形式的造势活动来做到这一点。他原本打算通过某家SPAC即特殊目的收购类公司来投资《福布斯》,但由于投资者现在对SPAC类项目已经厌倦,看起来他的计划已经告吹。但币安已投入数千万美元用于赞助受关注的足球项目(包括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意大利拉齐奥队和巴西顶级足球联赛等),并承诺将提供5亿美元,支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收购推特(Twitter)。“我们希望支持言论自由,”赵长鹏在谈到马斯克的推特交易时说,不过,当被问及这一决定与雇用哈德和起诉《福布斯》的举动是否相互矛盾时,他变得含糊其辞。“言论自由很难定义,”他说,“我还从来没跟查尔斯·哈德交谈过。是我们的团队安排的。”

进入新成熟阶段的赵长鹏其表现之一是开始对媒体感兴趣。其公关随员建议他向《彭博商业周刊》展现他人性化的一面,或许可以带记者在他的新大本营迪拜参观一下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是,赵长鹏在工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爱好,于是,参观被降格为开着他的黑色丰田格瑞维亚商务车,从一家酒店到了另一家酒店,一共10分钟车程。“有人推荐买劳斯莱斯或者宾利,但这些车都没有可以放平的座椅,”赵长鹏说,一边按了一下按钮,将他的座椅放倒到第三排两名公关随员中一人两膝中间的位置,“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开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很显然,如果说迪拜有什么他最喜欢的东西,应该不是那些室内滑雪场或超现代建筑,而是其宽松的监管环境,而这个是很难参观的。

不过,有其他迹象表明,赵长鹏向传统常规的转变可能并没那么紧迫。采访当天,赵长鹏说一名记者可以去参观他们在迪拜的新办公室。但是,在多位助理和公关顾问经过一连串的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沟通连番表示抱歉之后,币安一位代表表示,由于新冠病例数激增,这处办公室已关闭。这很奇怪:赵长鹏在采访期间一直没有提到疫情,公司的其他人也没有。前一天,币安安排该公司中东业务负责人单独接受采访,他出现在拥挤的酒店大堂时并未戴口罩,而他似乎曾在这里进行过数次现场会面。

10天后,币安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向《彭博商业周刊》提出,可由其人力资源团队成员PengPheng Tan安排一次线上参观。开始之前,币安解释说办公室里实际并不是很热闹,但给人一种里面至少在进行一些活动的印象。“所以我们是有办公室的,”赵长鹏说,“只是大家每周只来一两天。”PengPheng Tan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她走进位于迪拜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幢大楼的电梯间,用她的手机开始直播。“我们在用一种共享办公桌面系统。”她说。

随后她穿过一道道蓝色的门。里面是一片开阔的空间,向外可以欣赏到迪拜市中心的壮丽景色。室内则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板、裸露的管道和石膏板墙面——其他什么都没有。此时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停顿。“今天这里没人,”她说,又是一个停顿,“是的,基本没人。”

与此同时,赵长鹏和币安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再次流动起来。采访后的第二天,他飞往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币安在电影节期间举办了一场比萨招待会),然后前往巴黎度夏。他在欧洲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币安意大利分部最近与其法国分部一起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前不久,赵长鹏一直在谈论巴黎可能成为公司另一个大本营的可能性。

2022年6月中旬,赵长鹏在推特上表示,与其他在经济下滑期间裁员的加密公司不同,币安的“2000个空缺职位正在招聘。”他在推特上发了张照片,是他在一个看似忙碌的办公室里向着想象的被录用员工伸出手去。照片很诱人,只是情景未必那么真实。这处办公室与免费图片库网站Shutterstock上的某个办公室一模一样。赵长鹏的头像是经过处理后接在模特身上的。币安发言人尤格说,这条帖子是“一种元宇宙玩笑,”就好像赵长鹏在玩他自己的柴犬币梗。这条帖子下面获得了5万多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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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曾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编过程。之后在纽约为彭博有限合伙企业(Bloomberg LP,《彭博商业周刊》发行方)短暂工作过。后来他来到上海,与人共同成立了一家开发高频交易软件的公司,2017年创办币安。但那一年中国开始禁止加密货币交易。

在迪拜,他终于有了家的感觉。他买下一套公寓,搞了辆商务车,把个人财产都搬了过来,并租了间办公室,币安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用他的话来说,基本像是个“举止成熟且有责任感的成年人。”他指出,45岁的他至少比加密领域大多数企业家大10岁,还夸示自己与阿联酋政府关系密切。他说,加密产品是一种比批评者们所理解的更健全的投资,而币安将证明这一点。“我们有1.2亿用户相信我们,敢于把他们的毕生积蓄拿到我们这里来投资,”他说,“我们会保护我们的用户。我们与各地政府和监管机构保持沟通。我们是靠得住的人。”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宣言。这个行业的历史上一直充斥着洗钱、欺诈和黑客行为,对于那些并不看好该行业的人士来说,即便是那些最体面的加密项目也稍稍蒙着一层粗略的表象。但是在币安,这种粗略却有一定的完整性。眼下,美国几乎所有主要金融监管机构都在调查该公司,从司法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到美国国税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世界其他地方的相关机构也在调查。币安却将这些调查描述为它与各政府之间进行的善意协商的一部分,在它看来,这些政府只是不明白加密技术能拿来做什么。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监管者也是这么认为的。

据本文通过法庭档案、公司文件以及对40多名币安现任和前任员工及业务合作伙伴的采访了解到的该公司历史,它是通过对一些规模较小的数字代币提供不受监管的投机交易而逐渐壮大的。(其中一些小型代币被称为山寨币或垃圾币,最著名的一种叫狗狗币,它起初只是一个玩笑,现在总市值已高达80亿美元。)币安从这类交易又拓展到与这些代币的价值挂钩的高杠杆金融产品。这些衍生品在世界许多司法管辖地都是非法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币安自身,因为它并未设在任何管辖地。多年来,批评者一直在警告其潜在漏洞,这些漏洞可以让犯罪分子和洗钱者通过这家交易机构转移资金。路透社今年6月报道称,有人通过币安完成了至少23.5亿美元的洗钱操作,包括来自暗网毒品市场、黑客组织和普通诈骗者的资金。

币安表示这些说法都属于误导,并指出该公司成立了一支有120人组成的安全和调查团队,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和欧洲执法部门的前高级官员。对于赵长鹏来说,币安只是一家离岸运营的交易机构——这会让人联想起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现代银行,或者不太客气地说,18世纪初控制西印度群岛贸易的无法无天的伪政府组织“海盗共和国”。赵长鹏应该更喜欢开曼群岛银行的类比——不过,不论哪种类比,他说那样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办公室、总部、母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我们统统没有,他们当然很生气,”他谈到监管机构提出的质疑时说,“所以过去这一年我们把它们都补齐了。”

多年来不断突破法律界限的赵长鹏现在正开始寻求和解,而他的方式是沿袭一条在爱彼迎(Airbnb)、优步(Uber)和PayPal等科技业颠覆者中间很流行的路径:先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无视政府的要求,拖得越久越好;然后,当你发展到足够大,再转而与这些政府合作以锁定市场份额。不过,加密行业有所不同,这些交易机构现在与全球金融界众多领域交织在一起;而监管机构已经表态,他们希望找一个他们认为最糟糕的行为者树作典型,从而发起一场有可能是史诗级的对抗。当这一切最终尘埃落定的时候,赵长鹏有可能会受到刑事指控。也有可能,他会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币安一直称自己是一家去中心化的公司——假定“公司”这个分类还算适合赵长鹏正在构建的这家机构的话。从法律上讲,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名叫币安控股(Binance Holdings Ltd.)的机构持有它的商标(赵长鹏右前臂上的刺青就是这个商标的图案)。不过,该机构的所有权结构从未对外披露过。赵长鹏本人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币安资本管理公司(Binance Capital Management)的唯一所有权人,据报道,这家公司曾以4亿美元价格收购加密数据网站CoinMarketCap,并出资2亿美元买进了一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这家公司曾计划通过SPAC式并购将《福布斯》(Forbe)发行方吸纳上市。根据公司相关文件,币安在许多地区的业务也完全归赵长鹏所有,要么是他直接拥有,要么是通过由他控制的实体拥有,比如在马耳他、新加坡、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业务。币安的大多数交易都通过其旗舰交易平台Binance.com进行,至于该平台总部在哪里、归谁所有则完全没人知道。

当交易者注册币安账户的时候,需要同意与“币安的各运营方”开展业务,而用户协议里说,这些“运营方”可能随时会变更。据《彭博商业周刊》获得的某律师写给一位当事人的备忘录说,“看起来币安平台不属于任何公司或其他法律实体。”这位当事人称他因为交易一种复杂的稳定币而发生损失,金额据他称达120万美元,因而要求币安赔偿。这位当事人后来放弃了,但其他试图起诉币安的人则点了一连串公司和高管的名字。

赵长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使用“公司”一词只是为了方便外界。对他本人来说,币安是一个“组织”。所谓员工是指“团队成员”。不论币安是家什么机构,它似乎都不存在传统的股东结构或董事会。赵长鹏用加密行业的概念说,他是围绕区块链的“不可更改”逻辑形成的无领导者运动的拥趸。但具体到币安,据其前员工和投资者表示,其实是赵长鹏独自一人在控制着它。“归根结底,他就是那个控股公司,”币安一位前高管表示。此人与本文提到的其他人一样,为避免惹怒赵长鹏要求匿名。

不过,对币安的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与赵长鹏的交易机构的利益关系不是通过股权(币安看上去几乎没有任何外部股东),而是通过持有其代币,即币安币(BNB)。如今,每枚币安币的交易价格约为220美元,其隐含总市值约为360亿美元,而2017年其首次代币发行(ICO,相当于加密货币领域的IPO,但不经过监管程序)时的发行价为每枚15美分。“区块链没有边界。”币安当时在募集说明书里宣称。

在币安公司成立初期,任何想在其平台上交易的人必须先取得比特币,这一点与在Coinbase这样的受监管的平台上不同。为了获得比特币,投资者可以将资金从某个银行账户划转到某个受监管的交易机构,然后再从那里转到币安,或者他们可以在银行系统之外操作,比如出售某些物品(二手车、阿片类药物等)收取加密货币、或者直接用现金从某个加密货币爱好者那里购买加密币。币安平台Binance.com允许任何人在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开立账户,只需提供基本的个人信息和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即可,不需要任何证明他们是谁的东西。如今,持有未经验证账户的投资者能做的操作不多了,但之前许多年,他们每天最多可以提取两个比特币、最高价值可达12万美元,直到2021年政策改变。该公司后来将最大限额降至0.06个比特币,按目前的价格计算大约相当于每天1200美元。如今赵长鹏说,“我们可能是第一批同时在180个国家成长的公司之一,”这等于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他说,“我们到处都有用户。我们到处都有团队。”

但是,“到处”毕竟不是不需要任何地方的意思。赵长鹏本人一直过着游牧般的生活,在酒店客房和租住的公寓里工作,并且经常去往世界各地,在此期间通过短信、电子邮件以及视频会议方式与员工联络。但是据前员工们说,有那么些年,币安其实还是有一个隐秘大本营的。这么做并不容易,不仅因为这与该公司所宣称的作为一家去中心化“组织”的理念相悖,而且,这个大本营是在官方禁止交易加密货币的中国。

到了2019年11月,他们被告知收拾物品离开此地。据几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说,他们把电脑、桌面玩具和其他小玩意打包装箱。有些人把他们的名片揉成一团,放到卫生间洗手池里冲得难以辨认。他们被重新分配到分布在上海各处的一个个共享办公空间,或者像赵长鹏那样去往其他国家。

当加密行业新闻媒体Block报道说,上述位于黄浦区的办公室在中国打击加密交易市场的行动中遭“警方突击搜查”时,赵长鹏予以否认。他宣称,不仅没发生突击搜查,而且币安在上海根本没有办公室。他在推特上发帖说,“没有警方行动,没有突击搜查,没有办公室。”他在提到Block那篇报道时称它是“FUD”行为,这个术语是“害怕、不确定和怀疑”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在加密圈的意思是诽谤,该行业用它来形容任何他们认为对有关比特币的概念不利的新闻。赵长鹏还说,“我们会起诉。”Block后来更新了报道,澄清说“突击搜查”这个词存在争议,但报道的其它方面是站得住脚的。

赵长鹏后来并未起诉Block。在迪拜四季酒店接受采访时,他也没有否认上海办公室的存在。“某位政府官员曾来过办公室,”他说,“并不是监管部门的人,只是名政府官员。”随后他突然对媒体来了点批评。“记者对同一件事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两种叙事,是不是?”他脸上带着诡秘的笑容继续说,“你可以说,‘这个人逃进一家餐馆,’你也可以说,‘他慢慢走进餐馆,尽情享受阳光下的美景。’”

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似乎在表明他倾向于哪种叙事。我们此时所在的房间事先经过赵长鹏保镖的检查,没有任何其他人。太阳刚好透过窗户照进来。他继续说,“现在,到处都有很多根据很不准确的信息呈现出来的叙事。”

加密货币行业对于制造叙事一向抱有强烈喜好。比特币支持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宣扬说,各国的货币所赖以为基础的只不过是集体信念和政府法令,也就是法定货币里的“法”。不过,美元是受益于人们认为其在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会保持价值的普遍共识,而加密货币之所以能传播开来,是因为其信徒们坚信它们会一路上涨,而很少考虑其内在的有用性。“为什么?我哪里知道为什么。没准它是个庞氏骗局呢,”体育媒体企业家戴夫·波特诺伊(Dave Portnoy)在描述一种针对某个难以理解的代币(币安上没有这种代币)的投资时说。他曾短期担任过网络热门股票投资者的形象代言人。他说,“如果是个庞氏骗局,那就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进场。”

一位使用币安平台的交易者表示,币安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币赌场”。这位因为担心币安可能会报复并冻结其账户而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赵长鹏值得称赞的一点在于,他认识到加密货币的吸引力很大一部分就在于纯粹的投机性。“他支持和鼓励该行业中最愚蠢的那些币,并把平台搞得很容易使用。”这位交易者说,币安一直在向人们传递这样的讯息——“快去买狗狗币发财致富吧。”币安发言人杰西卡·尤格(Jessica Jung)指出,某些加密币交易机构提供交易的币种比币安还要多,而且,币安实行“严格的流程”来审查在其平台挂牌的币种。她说,Terra崩盘之后,币安开始评估其给代币做广告的方式。

即便如此,币安早期对待各种垃圾币的方式正是它有异于同类平台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大型交易机构Coinbase仅提供三种代币的交易,而币安超过100种。它像叫卖蛋白奶昔一样兜售这些代币,并采用多层次营销风格的推荐计划,网红们能从任何一个购买其所推荐代币的人的交易费中分得一块。币安还举办比赛,让交易量最高的用户争夺包括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在内的各种奖品,而被称为“币安天使”的志愿者会在Telegram聊天中宣传该公司,并举办现场活动,向公众宣传将钱投入加密货币的知识。币安表示,这些天使都是无偿工作,其动机不是为了致富,而是出于对加密社区的热爱。“他们就像牧师,”币安联合创始人何一说。她曾是一名电视主持人,后来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名加密圈的网红,现在她是该公司的首席营销官。

尽管币安在ICO时声称,它将是一个“单纯面向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但赵长鹏似乎从一开始就怀有更大的野心。该公司一位前产品经理回忆说,2017年求职面试时他被告知,币安不仅要争取成为加密币交易市场的主导者,还要成为像那斯达克那样的证券交易机构。为此,它将需要为尚未拥有加密货币的客户提供服务,这意味着要与银行系统和监管部门打交道。“早期就接受加密货币概念的人,他们对离岸交易很接纳,”赵长鹏在迪拜四季酒店里说,“但其他人只是普通用户。他们可能更喜欢受监管的交易机构。”

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有类似的考量,但是,Coinbase在制定政策时似乎想到了不要引得美国监管机构找上门来,比如它要求用户出示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而币安采用的方式则符合其比较随心所欲的风格。Binance.com仍将保持不受监管的身份,但与此同时,它还将着手设立受监管的本地交易机构,用户可以在那里用美元或其他的本国货币购买加密货币。

币安曾向日本、马耳他和新加坡政府表达了希望设立交易所的请求,这几国最终都拒绝了;而包括荷兰、南非、泰国甚至还有开曼群岛在内,这些地方的监管机构已警告说不允许其交易所在当地运营。赵长鹏对此指出,在他们“在多个地方寻觅、试图找出哪里更支持加密货币”的过程中,这些失败无疑是阻碍。

在英国发生的情况甚至更混乱,币安在这里有两个相互竞争的业务部门——该公司几位前雇员说,这反映了它在业务策略上漫不经心,导致公司内部产生激烈的互斗。这两家子公司之间几乎不联系,以至于其中一家子公司的一位高管说,直到有人恭喜他雇到了某个新人、而这个新人他从未见过之后,他才意识到另一家子公司的存在。币安的尤格说,这些英国团队是协同工作的。“并不是漫不经心,”她在谈到公司的策略时说,“是公司有意为之。”2021年6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要求其中一家子公司Binance Markets停止任何“属于监管范围的活动”,并在其网站上发布通告,表明其尚未获准在英国开展业务。它宣布币安“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指导。”随后,币安在其英国网站上发布了通知,但交易平台Binance.com仍对英国投资者开放,因为从法律上讲,该平台与这家受到政府训诫的英国子公司无关。

2019年,赵长鹏成立了币安美国业务Binance.US,并表示它完全独立,并将争取通过限制交易高风险品种来满足美国法律的要求。但是2020年,《福布斯》杂志报道称,它拿到一份外泄的文件,其中描述了一项实施“诱导和替换”策略的提案,具体做法是,将Binance.US作为一个幌子,用于吸引相关部门的注意力、从而让币安的主要交易机构避免被审查。币安表示,对提案的这一表述是错误的,并就虚假信息提起诉讼,牵头律师是查尔斯·哈德(Charles Harder),他曾因帮助亿万富翁彼得·泰尔(Peter Thiel)告倒媒体机构Gawker Media而闻名。

《福布斯》力挺这篇报道,币安最终撤诉。“这篇报道并不准确,”赵长鹏在迪拜表示,不过他补充说,这场争议并不影响他决定出资2亿美元购买该杂志部分股份,而且他表示届时他不会干涉编辑事务。当被问及那篇报道哪些内容不准确时,他说他不确定。赵长鹏已经多年没去过美国,有人认为这等于承认他害怕在美国会被拘捕。对此他表示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不去美国只是为了避免引发对抗。“我认为他们完全允许我呆在美国,没问题,”他说,“但我不想让人们觉得我们是想在那里招揽用户。”需要在美国召开的会议上发言时,他会通过Zoom以视频方式进行。

眼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对币安展开调查,针对的是币安涉嫌在2017年ICO时出售未经登记的证券及进行内幕交易。币安还面临该委员会对其全球交易机构与其美国分部的关系提出的质疑。加密货币领域的华盛顿游说公司Rulon& White Governance Strategies执行合伙人陶德·怀特(Todd White)表示,这些调查是因为赵长鹏没能认真对待合规问题。“他们只顾在世界各地设立交易所,”怀特说,“我理解你们是在试图构建某些东西,但反洗钱法规也很重要。”

怀特说,2018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敦促币安高管更严肃地对待合规问题,但对方毫不理会他。“他们非常蔑视这些,”他说,“这种没有定型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因为你没法起诉像云团一样飘忽的东西。”币安驳斥了这一表述,并表示它一向严肃对待合规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家在质疑华尔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币安甚至比那些最大的金融机构还要更中心化。如今的它同时是交易所、经纪公司、储蓄银行、风险资本投资机构、数据供应商和“垃圾币赌场”运营商。换句话说,它相当于是纳斯达克、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晨星公司(Morningstar)和凯撒宫赌场酒店(Caesars Palace)的合体。区块链技术公司ConSenssys Software的经济学家莱克斯·索科林(LexSokolin)表示,赵长鹏的加密业务机构“所采取的垂直整合方式对传统金融机构是绝对不允许的。”

简言之,币安的业务模式充满了潜在的利益冲突。比如,鉴于其庞大规模,在其平台上挂牌交易的代币通常会价格飙升,并且挂牌前交易量会激增,一些批评者因此怀疑有内幕交易。币安发言人尤格表示,员工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禁止短线交易。她说,币安如果发现任何违反该规定的人都会解雇。

虽然该公司深受加密交易者欢迎,但以往它的确发生过系统崩溃、提款被冻结和至少一次遭黑客攻击的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互联网执法办公室主任约翰·里德·斯塔克(John Reed Stark)表示,即使币安以及其他加密货币交易机构已经很成熟,但它们的运营方式仍与旨在保护消费者的监管规定有抵触。“他们在完全没有基于信用的基础设置、没有消费者保护措施、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运作——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作派,”他说,“在涉及你财务的事情上,你不会希望跟这样的机构打交道。”

赵长鹏在迪拜的采访中指出,对币安的许多批评对于该公司的竞争对手们同样也非常适用。有许多加密货币交易机构被控有犯罪或证券违规行为,甚至有老牌竞争对手也遇到了监管方面的麻烦。FTX联合创始人、赵长鹏的竞争对手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曾利用他的财富和与媒体打交道的才能,向民主党政治家大量捐款,并争取到汤姆·布雷迪(Tom Brady)、吉赛尔·邦辰(Gisele Bündchen)和斯蒂芬·库里(Steph Curry)等明星支持,但FTX也是一直在各个避税天堂之间进进出出。与此同时,早年走保守路线的Coinbase后来也接受了垃圾币,现在其平台上列出了100多种代币交易,包括狗狗币和柴犬币——后者类似于狗狗币,在一定程度上它既是一个元宇宙领域的笑话,在一轮热炒中,它也是个实打实的投资机会。Coinbase网站上有一份指南,其中解释了如何投资一种代码为“垃圾”(Bullshit)的杠杆化垃圾币指数。币安也有类似的指南。该指数的价格自去年秋天以来已暴跌99.96%。

赵长鹏承认,有些失误属于其公司方的责任,并说过去一年里他已经改变了做法。以前,币安曾试图向监管机构解释为什么大型的、不受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机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赵长鹏已经逐渐意识到,用他的话来讲,“我们不会再去对他们搞宣教、改变他们在这方面的看法。让我们自己改变比去改变他们更容易。”

赵长鹏开始尝试通过某些形式的造势活动来做到这一点。他原本打算通过某家SPAC即特殊目的收购类公司来投资《福布斯》,但由于投资者现在对SPAC类项目已经厌倦,看起来他的计划已经告吹。但币安已投入数千万美元用于赞助受关注的足球项目(包括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意大利拉齐奥队和巴西顶级足球联赛等),并承诺将提供5亿美元,支持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收购推特(Twitter)。“我们希望支持言论自由,”赵长鹏在谈到马斯克的推特交易时说,不过,当被问及这一决定与雇用哈德和起诉《福布斯》的举动是否相互矛盾时,他变得含糊其辞。“言论自由很难定义,”他说,“我还从来没跟查尔斯·哈德交谈过。是我们的团队安排的。”

进入新成熟阶段的赵长鹏其表现之一是开始对媒体感兴趣。其公关随员建议他向《彭博商业周刊》展现他人性化的一面,或许可以带记者在他的新大本营迪拜参观一下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是,赵长鹏在工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爱好,于是,参观被降格为开着他的黑色丰田格瑞维亚商务车,从一家酒店到了另一家酒店,一共10分钟车程。“有人推荐买劳斯莱斯或者宾利,但这些车都没有可以放平的座椅,”赵长鹏说,一边按了一下按钮,将他的座椅放倒到第三排两名公关随员中一人两膝中间的位置,“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开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很显然,如果说迪拜有什么他最喜欢的东西,应该不是那些室内滑雪场或超现代建筑,而是其宽松的监管环境,而这个是很难参观的。

不过,有其他迹象表明,赵长鹏向传统常规的转变可能并没那么紧迫。采访当天,赵长鹏说一名记者可以去参观他们在迪拜的新办公室。但是,在多位助理和公关顾问经过一连串的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沟通连番表示抱歉之后,币安一位代表表示,由于新冠病例数激增,这处办公室已关闭。这很奇怪:赵长鹏在采访期间一直没有提到疫情,公司的其他人也没有。前一天,币安安排该公司中东业务负责人单独接受采访,他出现在拥挤的酒店大堂时并未戴口罩,而他似乎曾在这里进行过数次现场会面。

10天后,币安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向《彭博商业周刊》提出,可由其人力资源团队成员PengPheng Tan安排一次线上参观。开始之前,币安解释说办公室里实际并不是很热闹,但给人一种里面至少在进行一些活动的印象。“所以我们是有办公室的,”赵长鹏说,“只是大家每周只来一两天。”PengPheng Tan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她走进位于迪拜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幢大楼的电梯间,用她的手机开始直播。“我们在用一种共享办公桌面系统。”她说。

随后她穿过一道道蓝色的门。里面是一片开阔的空间,向外可以欣赏到迪拜市中心的壮丽景色。室内则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板、裸露的管道和石膏板墙面——其他什么都没有。此时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停顿。“今天这里没人,”她说,又是一个停顿,“是的,基本没人。”

与此同时,赵长鹏和币安管理团队的其他成员再次流动起来。采访后的第二天,他飞往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币安在电影节期间举办了一场比萨招待会),然后前往巴黎度夏。他在欧洲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币安意大利分部最近与其法国分部一起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前不久,赵长鹏一直在谈论巴黎可能成为公司另一个大本营的可能性。

2022年6月中旬,赵长鹏在推特上表示,与其他在经济下滑期间裁员的加密公司不同,币安的“2000个空缺职位正在招聘。”他在推特上发了张照片,是他在一个看似忙碌的办公室里向着想象的被录用员工伸出手去。照片很诱人,只是情景未必那么真实。这处办公室与免费图片库网站Shutterstock上的某个办公室一模一样。赵长鹏的头像是经过处理后接在模特身上的。币安发言人尤格说,这条帖子是“一种元宇宙玩笑,”就好像赵长鹏在玩他自己的柴犬币梗。这条帖子下面获得了5万多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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