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聂日明
■“豫赐红码”事件引起极大的公共舆论，遭至全社会的批评，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媒体，人群不分立场左右，绝大多数都持批评态度。6月22日，郑州纪监委发布问责情况通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及一位副手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由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等执行了赋码操作。
据公开信息，冯献彬负责社会面稳定、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分管治安支队、特警支队等，执行人员中也有政法委维稳指导处的工作人员，因此此次“豫赋红码”确实如公众所担忧的那样，被用于维稳。
健康码的建立
在其他国家，健康码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一系列前提。首先，健康码所需数据的整合难度很高。这种难处包括几个层面：第一，原始数据的完整性，比如基础人口数据库，很多国家没有统一的身份证，数据上就无法识别出所有人。在一个城市里，人口流动频繁，很难精确的掌握某一时点该行政区域内的实际居住人口情况。第二，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商业机构，部门利益和商业利益会阻碍数据打通，这看起来是坏事，却保护了个人隐私（任一机构获取一个人全面信息的成本较高）。第三，这些数据直接对具体个人的行踪和行为画像，在一般国家，即使是针对个别人进行调查，要申请使用的难度都非常高，将一个城市里上千万人的数据汇总处理，更是难上加难。
在中国，这些障碍要低很多。中国有编户齐民的传统，最近十几年，一个公民自出生报户口就会被分配居民身份证号码，广泛使用的实名制使得基于身份证号码识别个人人生历程和日常行为成为可能，例如户籍迁移、大交通（火车、飞机）、住宿、运营商入网、入学、医保、产权登记等。这些数据原本是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比如人口数据分散在卫生部门、人口部门、公安部门，互相不通。
最近十年，有两轮冲击对数据的跨部门整合起到了较大的作用。首先是在中央压力和地方创新的双重驱动下，全国掀起公民办事“只跑一次”、“一网通办”等便民举措。全国层面已经整合了很多数据，例如全国人口中基础信息库，在这个数据库之上，各部门进行作业，如民政部异地婚姻登记、低保救助，人社部社保发卡、养老保险管理，卫计委跨省医保办理，教育部学籍网络查询。让数据多走路的内涵就是打通行政部门数据分割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大数据管理部门，整合各部门拥有的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办事确实少跑了几次，但成本是公民在大数据面前变成透明人，政府获得公民全面隐私信息的成本非常低。
即使如此，要全面处理这些隐私信息的困难还是很大。新冠疫情是一个契机，防疫总动员模式极大的消解了正式制度的约束，让数据整合壁垒和用户抵触情绪都大大降低，整合数据、处理数据的制度门槛大大降低。这个时候，工信部门管理的运营商数据、卫生部门管理的就医购药检测数据才有可能打通整合。
其次，健康码的诞生还需要渗透率极高的移动端应用。过往十年，智能手机覆盖到绝大多数成年人，同时也竞争出几款超级应用，如微信、支付宝。这时，就只差最后一步，把每一台手机实名化，与人一一对应。
移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第三方支付成为最为亮眼的一个行业。支付宝和微信为了争夺支付入口，进行了大规模的补贴，培育市场，尤其期间恰逢打车软件兴起，支付宝和微信通过补贴乘车费，鼓励用户绑定银行卡，在绑卡过程中，需要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和手机号（银行卡号绑定的手机），已经是四因素实名验证，间接实现了超级APP用户的实名。这两个APP在推广应用的过程，还持续补贴用户，扫街、地推，以提高装机率和日活。
实名后的超级APP在技术上让健康码的大规模实施成为可能。健康码诞生最早的两个城市是杭州和深圳，也是两家超级APP所在的城市，其后各大城市推出的各种健康码大多也是基于这两家超级APP。
总体来看，全能政府和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催生了健康码。
健康码的“创新”
健康码是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它的“创新”史无前例。首先，健康码的本质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红码、黄码的危险之处在于，可以用“莫须有”的理由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这个完全突破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突破了《立法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对公民人身权的保障。
以《河南省健康码赋码规则（第二版）》为例，一个人被赋红码就意味着要被集中隔离管理，强制水平和拘留相当，只能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黄码的“居家隔离”无法离开家门，与监视居住相当。
《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要求对甲类传染病感染者、疑似和密接采用隔离治疗，第四十一条要求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的场所内人员进行隔离。
现实中，隔离管理的范围被大大扩大了。河南现行的赋码规则里，境外来豫、高风险地区驻留人员会被赋红码，但他们大多数人最终并不是阳性。时空伴随者也会被赋黄码，如果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会被赋红码，这个将《传染病防治法》中的“场所”范围被大大扩大了，在实际执行里，时空伴随的“时段”可能十几分钟，“空间”的范围可能是0.8km*0.8km的区域，这种操作波及到的人群可能高达几万人。
河南的经验并不是孤例，是全国各地普遍实施的。6月21日，上海闵行区对七宝镇外环高速、吴中路、北横泾、沪渝高速合围区域实行7天封闭管理（足不出户）+7天居家健康监测（不出小区），并且要做若干次全员核酸。该区域有10余个居委共30余个小区，人数可能有几万人，这些小区大多数连中风险地区都不算，但人身自由被限制住了。6月22日，北京经开区（亦庄）新增3例阳性，因此而判定密接161人，并对77388名到访高风险人员赋码弹窗，密接者要被集中隔离，7万余人被弹窗意味着无法出门。京沪尚且如此，其它地区可想而知。按现在京沪的风险水平，这些人群里，阳性的数量大概率是个位数，这意味着限制上万人的自由才能找出一例阳性。
这种红黄码的赋码机制，大大增加了普通人的不确定性，“人在家中坐，绿码变红码”是再普通不过的遭遇了。“莫须有”的转码机制波及的范围可能很广，比如一个城市可以整体“静默”（足不出户），购买抗感冒的药会被弹窗，会因为本街道（区县）的一个阳性感染者被连坐，无法外出到其它地区。这些政策的依据仅是当地卫生部门的红头文件，或者执行人员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些条文强行扩大的解释，由于一些原因，缺乏对相关事件的诉讼，法律条文的真实边界也无法通过司法进行界定，而任由行政机关随意的扩张强制的适用范围。
其次，红黄绿码事实上对人群进行了分级管理。健康码问世之初，浙江大学查云飞博士就在论文中指出，生成健康码的行为属于行政评级，生成的过程是自动化行政。通过更改赋码规则，可以批量的将特定人群转码为红黄码，以实现限制人身自由的目的。所以健康码成为事实上的人群分级工具。
这种人群分级工具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并不少见，无论是社会信用体系还是阶级成份，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通过制度系统性的限制一些人群的权利或者排斥这些人。相较之下，健康码的影响更广，力度更大，失信被执行人不能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持红黄码的居民连门都出不了。
健康码的遗产
梳理过往社会管理政策，基本呈现如下循环：意外的事件冲击，催生了对紧急状态安全防控的需求，该意外事件结束后，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措施并没有撤销，反而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又遇到了下一个意外事件冲击，催生了对更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需求。奥运会和世博会这些非常时期上线的地铁安检，已经成为各城市地铁的标配；阻断黄牛的火车票实名制，应用已经扩展到失信人员的惩戒工具；更基础和广泛的是手机与网络实名制、网络化管理和人脸识别等。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常态化日常安全防控策略比欧美等国的战时紧急状态还要严格，从宣传口号看，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声称以“战时”状态应对疫情。
疫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全面整合了跨部门的个人隐私数据，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通过算法和个人数据来约束个人的社会治理时代，这是疫情对社会管控体制的最重要遗产。
健康码问世以后，很多机构已经开始考虑健康码的前途或者尝试扩张适用范围。例如2020年5月，杭州推动健康码常态化利用计划，把用户的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联系起来，建立个人健康评价；苏州在同年8月，在原有“苏城码”（苏州健康码）的基础上推出“文明码”，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这些行为都引起了舆情，最终并没有落地。
还有人建议未来疫情结束以后，健康码转型为城市码。健康码当前已经向很多领域扩张，例如绑定医保卡，与地铁、公交乘车用的二维码整合，如果未来健康码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扩张，也意味着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赛事活动等领域的实名制也就实现了。除此以外，数字哨兵、人脸识别进入小区等社会管理工具已经在很多城市落地。这些政策在疫情之前都面临过较大的阻力。
我们还要看到，“豫赐红码”虽然被社会舆论严厉的批评，但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引发的舆情中，不乏有声音建议用健康码转码限制打人者逃离河北，未来并不能排除发生其它恶性事件后，舆论开始接受利用类似的二维码赋码机制自动化限制个人权利。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谢郑州，它让一个普遍担忧的问题充分暴露在公众视线里。一直以来，牺牲少数高风险人群的权利，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是一种政治正确。这种“少数-多数”、“权利-安全”二分法在相关讨论中随处可见。在大多数人看来，答案是显然的：大多数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少数人的权利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这种看法有两重错误。第一，健康码等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并没有公众参与，没有听证会，专家和公共媒体的公开讨论也很少，让渡个人权利能否服务防疫大局更缺乏因果关系，因此不存在公民用权利换健康的权衡。
第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少数人，“豫赐红码”生动的展示了这种风险。只有少数人会关心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但每个人都有健康码，“豫赐红码”让每个人深切的产生了共情。人的一生中，有多个角色，可能是小学生的家长，可能是患者，可能是储户或金融消费者，可能是旧城房产的所有人，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上，他们是多数派，在医患冲突问题上是多数派，在旧城房产拆迁补偿问题上，就可能是少数派。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人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不应当随意把健康码当成“维稳码”是底线。更长远来看，必须彻底废除健康码，禁止出台任何以二维码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
据公开信息，冯献彬负责社会面稳定、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分管治安支队、特警支队等，执行人员中也有政法委维稳指导处的工作人员，因此此次“豫赋红码”确实如公众所担忧的那样，被用于维稳。
健康码的建立
在其他国家，健康码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一系列前提。首先，健康码所需数据的整合难度很高。这种难处包括几个层面：第一，原始数据的完整性，比如基础人口数据库，很多国家没有统一的身份证，数据上就无法识别出所有人。在一个城市里，人口流动频繁，很难精确的掌握某一时点该行政区域内的实际居住人口情况。第二，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商业机构，部门利益和商业利益会阻碍数据打通，这看起来是坏事，却保护了个人隐私（任一机构获取一个人全面信息的成本较高）。第三，这些数据直接对具体个人的行踪和行为画像，在一般国家，即使是针对个别人进行调查，要申请使用的难度都非常高，将一个城市里上千万人的数据汇总处理，更是难上加难。
在中国，这些障碍要低很多。中国有编户齐民的传统，最近十几年，一个公民自出生报户口就会被分配居民身份证号码，广泛使用的实名制使得基于身份证号码识别个人人生历程和日常行为成为可能，例如户籍迁移、大交通（火车、飞机）、住宿、运营商入网、入学、医保、产权登记等。这些数据原本是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比如人口数据分散在卫生部门、人口部门、公安部门，互相不通。
最近十年，有两轮冲击对数据的跨部门整合起到了较大的作用。首先是在中央压力和地方创新的双重驱动下，全国掀起公民办事“只跑一次”、“一网通办”等便民举措。全国层面已经整合了很多数据，例如全国人口中基础信息库，在这个数据库之上，各部门进行作业，如民政部异地婚姻登记、低保救助，人社部社保发卡、养老保险管理，卫计委跨省医保办理，教育部学籍网络查询。让数据多走路的内涵就是打通行政部门数据分割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大数据管理部门，整合各部门拥有的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办事确实少跑了几次，但成本是公民在大数据面前变成透明人，政府获得公民全面隐私信息的成本非常低。
即使如此，要全面处理这些隐私信息的困难还是很大。新冠疫情是一个契机，防疫总动员模式极大的消解了正式制度的约束，让数据整合壁垒和用户抵触情绪都大大降低，整合数据、处理数据的制度门槛大大降低。这个时候，工信部门管理的运营商数据、卫生部门管理的就医购药检测数据才有可能打通整合。
其次，健康码的诞生还需要渗透率极高的移动端应用。过往十年，智能手机覆盖到绝大多数成年人，同时也竞争出几款超级应用，如微信、支付宝。这时，就只差最后一步，把每一台手机实名化，与人一一对应。
移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第三方支付成为最为亮眼的一个行业。支付宝和微信为了争夺支付入口，进行了大规模的补贴，培育市场，尤其期间恰逢打车软件兴起，支付宝和微信通过补贴乘车费，鼓励用户绑定银行卡，在绑卡过程中，需要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和手机号（银行卡号绑定的手机），已经是四因素实名验证，间接实现了超级APP用户的实名。这两个APP在推广应用的过程，还持续补贴用户，扫街、地推，以提高装机率和日活。
实名后的超级APP在技术上让健康码的大规模实施成为可能。健康码诞生最早的两个城市是杭州和深圳，也是两家超级APP所在的城市，其后各大城市推出的各种健康码大多也是基于这两家超级APP。
总体来看，全能政府和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催生了健康码。
健康码的“创新”
健康码是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它的“创新”史无前例。首先，健康码的本质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红码、黄码的危险之处在于，可以用“莫须有”的理由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这个完全突破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突破了《立法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对公民人身权的保障。
以《河南省健康码赋码规则（第二版）》为例，一个人被赋红码就意味着要被集中隔离管理，强制水平和拘留相当，只能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黄码的“居家隔离”无法离开家门，与监视居住相当。
《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要求对甲类传染病感染者、疑似和密接采用隔离治疗，第四十一条要求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的场所内人员进行隔离。
现实中，隔离管理的范围被大大扩大了。河南现行的赋码规则里，境外来豫、高风险地区驻留人员会被赋红码，但他们大多数人最终并不是阳性。时空伴随者也会被赋黄码，如果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会被赋红码，这个将《传染病防治法》中的“场所”范围被大大扩大了，在实际执行里，时空伴随的“时段”可能十几分钟，“空间”的范围可能是0.8km*0.8km的区域，这种操作波及到的人群可能高达几万人。
河南的经验并不是孤例，是全国各地普遍实施的。6月21日，上海闵行区对七宝镇外环高速、吴中路、北横泾、沪渝高速合围区域实行7天封闭管理（足不出户）+7天居家健康监测（不出小区），并且要做若干次全员核酸。该区域有10余个居委共30余个小区，人数可能有几万人，这些小区大多数连中风险地区都不算，但人身自由被限制住了。6月22日，北京经开区（亦庄）新增3例阳性，因此而判定密接161人，并对77388名到访高风险人员赋码弹窗，密接者要被集中隔离，7万余人被弹窗意味着无法出门。京沪尚且如此，其它地区可想而知。按现在京沪的风险水平，这些人群里，阳性的数量大概率是个位数，这意味着限制上万人的自由才能找出一例阳性。
这种红黄码的赋码机制，大大增加了普通人的不确定性，“人在家中坐，绿码变红码”是再普通不过的遭遇了。“莫须有”的转码机制波及的范围可能很广，比如一个城市可以整体“静默”（足不出户），购买抗感冒的药会被弹窗，会因为本街道（区县）的一个阳性感染者被连坐，无法外出到其它地区。这些政策的依据仅是当地卫生部门的红头文件，或者执行人员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些条文强行扩大的解释，由于一些原因，缺乏对相关事件的诉讼，法律条文的真实边界也无法通过司法进行界定，而任由行政机关随意的扩张强制的适用范围。
其次，红黄绿码事实上对人群进行了分级管理。健康码问世之初，浙江大学查云飞博士就在论文中指出，生成健康码的行为属于行政评级，生成的过程是自动化行政。通过更改赋码规则，可以批量的将特定人群转码为红黄码，以实现限制人身自由的目的。所以健康码成为事实上的人群分级工具。
这种人群分级工具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并不少见，无论是社会信用体系还是阶级成份，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通过制度系统性的限制一些人群的权利或者排斥这些人。相较之下，健康码的影响更广，力度更大，失信被执行人不能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持红黄码的居民连门都出不了。
健康码的遗产
梳理过往社会管理政策，基本呈现如下循环：意外的事件冲击，催生了对紧急状态安全防控的需求，该意外事件结束后，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措施并没有撤销，反而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又遇到了下一个意外事件冲击，催生了对更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需求。奥运会和世博会这些非常时期上线的地铁安检，已经成为各城市地铁的标配；阻断黄牛的火车票实名制，应用已经扩展到失信人员的惩戒工具；更基础和广泛的是手机与网络实名制、网络化管理和人脸识别等。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常态化日常安全防控策略比欧美等国的战时紧急状态还要严格，从宣传口号看，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声称以“战时”状态应对疫情。
疫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全面整合了跨部门的个人隐私数据，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通过算法和个人数据来约束个人的社会治理时代，这是疫情对社会管控体制的最重要遗产。
健康码问世以后，很多机构已经开始考虑健康码的前途或者尝试扩张适用范围。例如2020年5月，杭州推动健康码常态化利用计划，把用户的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联系起来，建立个人健康评价；苏州在同年8月，在原有“苏城码”（苏州健康码）的基础上推出“文明码”，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这些行为都引起了舆情，最终并没有落地。
还有人建议未来疫情结束以后，健康码转型为城市码。健康码当前已经向很多领域扩张，例如绑定医保卡，与地铁、公交乘车用的二维码整合，如果未来健康码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扩张，也意味着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赛事活动等领域的实名制也就实现了。除此以外，数字哨兵、人脸识别进入小区等社会管理工具已经在很多城市落地。这些政策在疫情之前都面临过较大的阻力。
我们还要看到，“豫赐红码”虽然被社会舆论严厉的批评，但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引发的舆情中，不乏有声音建议用健康码转码限制打人者逃离河北，未来并不能排除发生其它恶性事件后，舆论开始接受利用类似的二维码赋码机制自动化限制个人权利。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谢郑州，它让一个普遍担忧的问题充分暴露在公众视线里。一直以来，牺牲少数高风险人群的权利，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是一种政治正确。这种“少数-多数”、“权利-安全”二分法在相关讨论中随处可见。在大多数人看来，答案是显然的：大多数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少数人的权利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这种看法有两重错误。第一，健康码等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并没有公众参与，没有听证会，专家和公共媒体的公开讨论也很少，让渡个人权利能否服务防疫大局更缺乏因果关系，因此不存在公民用权利换健康的权衡。
第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少数人，“豫赐红码”生动的展示了这种风险。只有少数人会关心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但每个人都有健康码，“豫赐红码”让每个人深切的产生了共情。人的一生中，有多个角色，可能是小学生的家长，可能是患者，可能是储户或金融消费者，可能是旧城房产的所有人，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上，他们是多数派，在医患冲突问题上是多数派，在旧城房产拆迁补偿问题上，就可能是少数派。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人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不应当随意把健康码当成“维稳码”是底线。更长远来看，必须彻底废除健康码，禁止出台任何以二维码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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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7 07:19
社会与生活
健康码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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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日明：疫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全面整合了跨部门的个人隐私数据，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通过算法和个人数据来约束个人的社会治理时代。
聂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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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开信息，冯献彬负责社会面稳定、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分管治安支队、特警支队等，执行人员中也有政法委维稳指导处的工作人员，因此此次“豫赋红码”确实如公众所担忧的那样，被用于维稳。
健康码的建立
在其他国家，健康码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一系列前提。首先，健康码所需数据的整合难度很高。这种难处包括几个层面：第一，原始数据的完整性，比如基础人口数据库，很多国家没有统一的身份证，数据上就无法识别出所有人。在一个城市里，人口流动频繁，很难精确的掌握某一时点该行政区域内的实际居住人口情况。第二，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商业机构，部门利益和商业利益会阻碍数据打通，这看起来是坏事，却保护了个人隐私（任一机构获取一个人全面信息的成本较高）。第三，这些数据直接对具体个人的行踪和行为画像，在一般国家，即使是针对个别人进行调查，要申请使用的难度都非常高，将一个城市里上千万人的数据汇总处理，更是难上加难。
在中国，这些障碍要低很多。中国有编户齐民的传统，最近十几年，一个公民自出生报户口就会被分配居民身份证号码，广泛使用的实名制使得基于身份证号码识别个人人生历程和日常行为成为可能，例如户籍迁移、大交通（火车、飞机）、住宿、运营商入网、入学、医保、产权登记等。这些数据原本是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比如人口数据分散在卫生部门、人口部门、公安部门，互相不通。
最近十年，有两轮冲击对数据的跨部门整合起到了较大的作用。首先是在中央压力和地方创新的双重驱动下，全国掀起公民办事“只跑一次”、“一网通办”等便民举措。全国层面已经整合了很多数据，例如全国人口中基础信息库，在这个数据库之上，各部门进行作业，如民政部异地婚姻登记、低保救助，人社部社保发卡、养老保险管理，卫计委跨省医保办理，教育部学籍网络查询。让数据多走路的内涵就是打通行政部门数据分割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大数据管理部门，整合各部门拥有的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办事确实少跑了几次，但成本是公民在大数据面前变成透明人，政府获得公民全面隐私信息的成本非常低。
即使如此，要全面处理这些隐私信息的困难还是很大。新冠疫情是一个契机，防疫总动员模式极大的消解了正式制度的约束，让数据整合壁垒和用户抵触情绪都大大降低，整合数据、处理数据的制度门槛大大降低。这个时候，工信部门管理的运营商数据、卫生部门管理的就医购药检测数据才有可能打通整合。
其次，健康码的诞生还需要渗透率极高的移动端应用。过往十年，智能手机覆盖到绝大多数成年人，同时也竞争出几款超级应用，如微信、支付宝。这时，就只差最后一步，把每一台手机实名化，与人一一对应。
移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第三方支付成为最为亮眼的一个行业。支付宝和微信为了争夺支付入口，进行了大规模的补贴，培育市场，尤其期间恰逢打车软件兴起，支付宝和微信通过补贴乘车费，鼓励用户绑定银行卡，在绑卡过程中，需要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和手机号（银行卡号绑定的手机），已经是四因素实名验证，间接实现了超级APP用户的实名。这两个APP在推广应用的过程，还持续补贴用户，扫街、地推，以提高装机率和日活。
实名后的超级APP在技术上让健康码的大规模实施成为可能。健康码诞生最早的两个城市是杭州和深圳，也是两家超级APP所在的城市，其后各大城市推出的各种健康码大多也是基于这两家超级APP。
总体来看，全能政府和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催生了健康码。
健康码的“创新”
健康码是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它的“创新”史无前例。首先，健康码的本质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红码、黄码的危险之处在于，可以用“莫须有”的理由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这个完全突破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突破了《立法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对公民人身权的保障。
以《河南省健康码赋码规则（第二版）》为例，一个人被赋红码就意味着要被集中隔离管理，强制水平和拘留相当，只能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黄码的“居家隔离”无法离开家门，与监视居住相当。
《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要求对甲类传染病感染者、疑似和密接采用隔离治疗，第四十一条要求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的场所内人员进行隔离。
现实中，隔离管理的范围被大大扩大了。河南现行的赋码规则里，境外来豫、高风险地区驻留人员会被赋红码，但他们大多数人最终并不是阳性。时空伴随者也会被赋黄码，如果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会被赋红码，这个将《传染病防治法》中的“场所”范围被大大扩大了，在实际执行里，时空伴随的“时段”可能十几分钟，“空间”的范围可能是0.8km*0.8km的区域，这种操作波及到的人群可能高达几万人。
河南的经验并不是孤例，是全国各地普遍实施的。6月21日，上海闵行区对七宝镇外环高速、吴中路、北横泾、沪渝高速合围区域实行7天封闭管理（足不出户）+7天居家健康监测（不出小区），并且要做若干次全员核酸。该区域有10余个居委共30余个小区，人数可能有几万人，这些小区大多数连中风险地区都不算，但人身自由被限制住了。6月22日，北京经开区（亦庄）新增3例阳性，因此而判定密接161人，并对77388名到访高风险人员赋码弹窗，密接者要被集中隔离，7万余人被弹窗意味着无法出门。京沪尚且如此，其它地区可想而知。按现在京沪的风险水平，这些人群里，阳性的数量大概率是个位数，这意味着限制上万人的自由才能找出一例阳性。
这种红黄码的赋码机制，大大增加了普通人的不确定性，“人在家中坐，绿码变红码”是再普通不过的遭遇了。“莫须有”的转码机制波及的范围可能很广，比如一个城市可以整体“静默”（足不出户），购买抗感冒的药会被弹窗，会因为本街道（区县）的一个阳性感染者被连坐，无法外出到其它地区。这些政策的依据仅是当地卫生部门的红头文件，或者执行人员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些条文强行扩大的解释，由于一些原因，缺乏对相关事件的诉讼，法律条文的真实边界也无法通过司法进行界定，而任由行政机关随意的扩张强制的适用范围。
其次，红黄绿码事实上对人群进行了分级管理。健康码问世之初，浙江大学查云飞博士就在论文中指出，生成健康码的行为属于行政评级，生成的过程是自动化行政。通过更改赋码规则，可以批量的将特定人群转码为红黄码，以实现限制人身自由的目的。所以健康码成为事实上的人群分级工具。
这种人群分级工具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并不少见，无论是社会信用体系还是阶级成份，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通过制度系统性的限制一些人群的权利或者排斥这些人。相较之下，健康码的影响更广，力度更大，失信被执行人不能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持红黄码的居民连门都出不了。
健康码的遗产
梳理过往社会管理政策，基本呈现如下循环：意外的事件冲击，催生了对紧急状态安全防控的需求，该意外事件结束后，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措施并没有撤销，反而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又遇到了下一个意外事件冲击，催生了对更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需求。奥运会和世博会这些非常时期上线的地铁安检，已经成为各城市地铁的标配；阻断黄牛的火车票实名制，应用已经扩展到失信人员的惩戒工具；更基础和广泛的是手机与网络实名制、网络化管理和人脸识别等。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常态化日常安全防控策略比欧美等国的战时紧急状态还要严格，从宣传口号看，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声称以“战时”状态应对疫情。
疫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全面整合了跨部门的个人隐私数据，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通过算法和个人数据来约束个人的社会治理时代，这是疫情对社会管控体制的最重要遗产。
健康码问世以后，很多机构已经开始考虑健康码的前途或者尝试扩张适用范围。例如2020年5月，杭州推动健康码常态化利用计划，把用户的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联系起来，建立个人健康评价；苏州在同年8月，在原有“苏城码”（苏州健康码）的基础上推出“文明码”，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这些行为都引起了舆情，最终并没有落地。
还有人建议未来疫情结束以后，健康码转型为城市码。健康码当前已经向很多领域扩张，例如绑定医保卡，与地铁、公交乘车用的二维码整合，如果未来健康码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扩张，也意味着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赛事活动等领域的实名制也就实现了。除此以外，数字哨兵、人脸识别进入小区等社会管理工具已经在很多城市落地。这些政策在疫情之前都面临过较大的阻力。
我们还要看到，“豫赐红码”虽然被社会舆论严厉的批评，但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引发的舆情中，不乏有声音建议用健康码转码限制打人者逃离河北，未来并不能排除发生其它恶性事件后，舆论开始接受利用类似的二维码赋码机制自动化限制个人权利。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谢郑州，它让一个普遍担忧的问题充分暴露在公众视线里。一直以来，牺牲少数高风险人群的权利，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是一种政治正确。这种“少数-多数”、“权利-安全”二分法在相关讨论中随处可见。在大多数人看来，答案是显然的：大多数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少数人的权利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这种看法有两重错误。第一，健康码等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并没有公众参与，没有听证会，专家和公共媒体的公开讨论也很少，让渡个人权利能否服务防疫大局更缺乏因果关系，因此不存在公民用权利换健康的权衡。
第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少数人，“豫赐红码”生动的展示了这种风险。只有少数人会关心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但每个人都有健康码，“豫赐红码”让每个人深切的产生了共情。人的一生中，有多个角色，可能是小学生的家长，可能是患者，可能是储户或金融消费者，可能是旧城房产的所有人，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上，他们是多数派，在医患冲突问题上是多数派，在旧城房产拆迁补偿问题上，就可能是少数派。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人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不应当随意把健康码当成“维稳码”是底线。更长远来看，必须彻底废除健康码，禁止出台任何以二维码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
据公开信息，冯献彬负责社会面稳定、重大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分管治安支队、特警支队等，执行人员中也有政法委维稳指导处的工作人员，因此此次“豫赋红码”确实如公众所担忧的那样，被用于维稳。
健康码的建立
在其他国家，健康码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一系列前提。首先，健康码所需数据的整合难度很高。这种难处包括几个层面：第一，原始数据的完整性，比如基础人口数据库，很多国家没有统一的身份证，数据上就无法识别出所有人。在一个城市里，人口流动频繁，很难精确的掌握某一时点该行政区域内的实际居住人口情况。第二，数据分散在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不同的商业机构，部门利益和商业利益会阻碍数据打通，这看起来是坏事，却保护了个人隐私（任一机构获取一个人全面信息的成本较高）。第三，这些数据直接对具体个人的行踪和行为画像，在一般国家，即使是针对个别人进行调查，要申请使用的难度都非常高，将一个城市里上千万人的数据汇总处理，更是难上加难。
在中国，这些障碍要低很多。中国有编户齐民的传统，最近十几年，一个公民自出生报户口就会被分配居民身份证号码，广泛使用的实名制使得基于身份证号码识别个人人生历程和日常行为成为可能，例如户籍迁移、大交通（火车、飞机）、住宿、运营商入网、入学、医保、产权登记等。这些数据原本是分散在不同的行政部门，比如人口数据分散在卫生部门、人口部门、公安部门，互相不通。
最近十年，有两轮冲击对数据的跨部门整合起到了较大的作用。首先是在中央压力和地方创新的双重驱动下，全国掀起公民办事“只跑一次”、“一网通办”等便民举措。全国层面已经整合了很多数据，例如全国人口中基础信息库，在这个数据库之上，各部门进行作业，如民政部异地婚姻登记、低保救助，人社部社保发卡、养老保险管理，卫计委跨省医保办理，教育部学籍网络查询。让数据多走路的内涵就是打通行政部门数据分割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大数据管理部门，整合各部门拥有的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办事确实少跑了几次，但成本是公民在大数据面前变成透明人，政府获得公民全面隐私信息的成本非常低。
即使如此，要全面处理这些隐私信息的困难还是很大。新冠疫情是一个契机，防疫总动员模式极大的消解了正式制度的约束，让数据整合壁垒和用户抵触情绪都大大降低，整合数据、处理数据的制度门槛大大降低。这个时候，工信部门管理的运营商数据、卫生部门管理的就医购药检测数据才有可能打通整合。
其次，健康码的诞生还需要渗透率极高的移动端应用。过往十年，智能手机覆盖到绝大多数成年人，同时也竞争出几款超级应用，如微信、支付宝。这时，就只差最后一步，把每一台手机实名化，与人一一对应。
移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第三方支付成为最为亮眼的一个行业。支付宝和微信为了争夺支付入口，进行了大规模的补贴，培育市场，尤其期间恰逢打车软件兴起，支付宝和微信通过补贴乘车费，鼓励用户绑定银行卡，在绑卡过程中，需要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和手机号（银行卡号绑定的手机），已经是四因素实名验证，间接实现了超级APP用户的实名。这两个APP在推广应用的过程，还持续补贴用户，扫街、地推，以提高装机率和日活。
实名后的超级APP在技术上让健康码的大规模实施成为可能。健康码诞生最早的两个城市是杭州和深圳，也是两家超级APP所在的城市，其后各大城市推出的各种健康码大多也是基于这两家超级APP。
总体来看，全能政府和发达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两者缺一不可，共同催生了健康码。
健康码的“创新”
健康码是全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它的“创新”史无前例。首先，健康码的本质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红码、黄码的危险之处在于，可以用“莫须有”的理由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这个完全突破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突破了《立法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对公民人身权的保障。
以《河南省健康码赋码规则（第二版）》为例，一个人被赋红码就意味着要被集中隔离管理，强制水平和拘留相当，只能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黄码的“居家隔离”无法离开家门，与监视居住相当。
《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法》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要求对甲类传染病感染者、疑似和密接采用隔离治疗，第四十一条要求对发生甲类传染病的场所内人员进行隔离。
现实中，隔离管理的范围被大大扩大了。河南现行的赋码规则里，境外来豫、高风险地区驻留人员会被赋红码，但他们大多数人最终并不是阳性。时空伴随者也会被赋黄码，如果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会被赋红码，这个将《传染病防治法》中的“场所”范围被大大扩大了，在实际执行里，时空伴随的“时段”可能十几分钟，“空间”的范围可能是0.8km*0.8km的区域，这种操作波及到的人群可能高达几万人。
河南的经验并不是孤例，是全国各地普遍实施的。6月21日，上海闵行区对七宝镇外环高速、吴中路、北横泾、沪渝高速合围区域实行7天封闭管理（足不出户）+7天居家健康监测（不出小区），并且要做若干次全员核酸。该区域有10余个居委共30余个小区，人数可能有几万人，这些小区大多数连中风险地区都不算，但人身自由被限制住了。6月22日，北京经开区（亦庄）新增3例阳性，因此而判定密接161人，并对77388名到访高风险人员赋码弹窗，密接者要被集中隔离，7万余人被弹窗意味着无法出门。京沪尚且如此，其它地区可想而知。按现在京沪的风险水平，这些人群里，阳性的数量大概率是个位数，这意味着限制上万人的自由才能找出一例阳性。
这种红黄码的赋码机制，大大增加了普通人的不确定性，“人在家中坐，绿码变红码”是再普通不过的遭遇了。“莫须有”的转码机制波及的范围可能很广，比如一个城市可以整体“静默”（足不出户），购买抗感冒的药会被弹窗，会因为本街道（区县）的一个阳性感染者被连坐，无法外出到其它地区。这些政策的依据仅是当地卫生部门的红头文件，或者执行人员对《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些条文强行扩大的解释，由于一些原因，缺乏对相关事件的诉讼，法律条文的真实边界也无法通过司法进行界定，而任由行政机关随意的扩张强制的适用范围。
其次，红黄绿码事实上对人群进行了分级管理。健康码问世之初，浙江大学查云飞博士就在论文中指出，生成健康码的行为属于行政评级，生成的过程是自动化行政。通过更改赋码规则，可以批量的将特定人群转码为红黄码，以实现限制人身自由的目的。所以健康码成为事实上的人群分级工具。
这种人群分级工具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并不少见，无论是社会信用体系还是阶级成份，都发挥过类似的作用，通过制度系统性的限制一些人群的权利或者排斥这些人。相较之下，健康码的影响更广，力度更大，失信被执行人不能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持红黄码的居民连门都出不了。
健康码的遗产
梳理过往社会管理政策，基本呈现如下循环：意外的事件冲击，催生了对紧急状态安全防控的需求，该意外事件结束后，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措施并没有撤销，反而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又遇到了下一个意外事件冲击，催生了对更紧急状态的安全防控需求。奥运会和世博会这些非常时期上线的地铁安检，已经成为各城市地铁的标配；阻断黄牛的火车票实名制，应用已经扩展到失信人员的惩戒工具；更基础和广泛的是手机与网络实名制、网络化管理和人脸识别等。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常态化日常安全防控策略比欧美等国的战时紧急状态还要严格，从宣传口号看，中国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声称以“战时”状态应对疫情。
疫情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全面整合了跨部门的个人隐私数据，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通过算法和个人数据来约束个人的社会治理时代，这是疫情对社会管控体制的最重要遗产。
健康码问世以后，很多机构已经开始考虑健康码的前途或者尝试扩张适用范围。例如2020年5月，杭州推动健康码常态化利用计划，把用户的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联系起来，建立个人健康评价；苏州在同年8月，在原有“苏城码”（苏州健康码）的基础上推出“文明码”，通过“一人一码”展示文明积分。这些行为都引起了舆情，最终并没有落地。
还有人建议未来疫情结束以后，健康码转型为城市码。健康码当前已经向很多领域扩张，例如绑定医保卡，与地铁、公交乘车用的二维码整合，如果未来健康码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扩张，也意味着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赛事活动等领域的实名制也就实现了。除此以外，数字哨兵、人脸识别进入小区等社会管理工具已经在很多城市落地。这些政策在疫情之前都面临过较大的阻力。
我们还要看到，“豫赐红码”虽然被社会舆论严厉的批评，但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引发的舆情中，不乏有声音建议用健康码转码限制打人者逃离河北，未来并不能排除发生其它恶性事件后，舆论开始接受利用类似的二维码赋码机制自动化限制个人权利。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感谢郑州，它让一个普遍担忧的问题充分暴露在公众视线里。一直以来，牺牲少数高风险人群的权利，保障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是一种政治正确。这种“少数-多数”、“权利-安全”二分法在相关讨论中随处可见。在大多数人看来，答案是显然的：大多数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少数人的权利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这种看法有两重错误。第一，健康码等政策的决策与实施过程，并没有公众参与，没有听证会，专家和公共媒体的公开讨论也很少，让渡个人权利能否服务防疫大局更缺乏因果关系，因此不存在公民用权利换健康的权衡。
第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少数人，“豫赐红码”生动的展示了这种风险。只有少数人会关心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但每个人都有健康码，“豫赐红码”让每个人深切的产生了共情。人的一生中，有多个角色，可能是小学生的家长，可能是患者，可能是储户或金融消费者，可能是旧城房产的所有人，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问题上，他们是多数派，在医患冲突问题上是多数派，在旧城房产拆迁补偿问题上，就可能是少数派。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人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要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不应当随意把健康码当成“维稳码”是底线。更长远来看，必须彻底废除健康码，禁止出台任何以二维码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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