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李瀚明
■6月18日打破了广东和澳门“零本土确诊无星号”的平静日子——深圳在核酸检查中发现了两位无症状感染者，而澳门则发现了一位。不过，随后的大规模核检结果则有所分化：澳门一天内发现了三十位额外的阳性感染者，而深圳则暂时没有发现额外的感染者。
这种疫情传播情况的对比，显示出两者在防疫结构居住结构和人口经济情况的差别。澳门半岛老城区远较福田香蜜湖逼仄，和罗湖向西村相若的居住环境，使得呼吸道传染病更容易传播。同时，深圳以“72小时常态化核酸”尽早找出阳性感染者的做法当然有效，但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深圳这样的雄厚财力和人手。
这种居住环境和财政情况是中国大部分社区和村镇的事实常态：考虑到普通民众对情况的恐惧，在疫情防控上建立共识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种恐惧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密集的居住环境。2021年8月的人口普查显示总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的澳门居住有68万人，每平方公里有2.1万人居住。这一人口密度和北京市西城区（50平方公里，111万人，2.2万人每平方公里）、深圳市福田区（79平方公里、155万人、2.0万人每平方公里）相近，比上海市黄浦区（20平方公里、66万人）、广州市越秀区（33平方公里、104万人）少一些。
不过，由于土地规划原因，澳门的绝大多数人口聚集在澳门半岛上少数几个区域——根据澳门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黑沙环及祐汉区、新桥区、林茂塘区和高士德及雅廉访区四个统计区域共1.1平方公里（3.2%）的土地上居住了17万人口（25.3%），密度达到了16万人每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下，每个人只有6.25平方米的面积（大概是一个四人间宿舍的水平）。这样的居住环境自然是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温床：此次澳门的聚集性疫情中，仅一天就在艳丽大厦中，发现了10个确诊病例。而这座艳丽大厦，正好就位在新桥区这一逼仄的有如城中村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内地很多城市、街道的人口密度和居住环境，并不比澳门这座大厦好多少。内地绝大多数城中村的人口密度也不过如此。深圳这一次的两个阳性感染者的居住地，一个是在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的竹园社区，一个是在罗湖区南湖街道的向西社区。从统计数字上来看，香蜜湖街道是一个低密度的地方（16万人、10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而南湖街道则是一个高密度地方（10万人、2.6平方公里、3.7万人每平方公里）。两者的街景也有明显差异：在同一比例尺下，香蜜湖街道的封控区是典型的低密度社区地貌，而南湖街道的封控区建筑密度则高得多。
大部分中国的城市人口所居住的地方显然更偏向于后者这种人口密集的社区——对大城市的人们而言，它们为进城务工，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的外地朋友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可负担的落脚点；而对小城镇的人们而言，它们是一种仅靠步行就能完成生活所需的简单社区。
但在呼吸道传染病面前，这种居住环境实在是脆弱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冠往往会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扩散：澳门的例子告诉我们，当第一个人因为症状而前往医院看病，并被医院的检测机制发现自己感染了新冠的时候，往往已经有30多个可以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了。
深圳正在通过常态化核酸检测机制让阳性患者更早被发现——从深圳发现的这两位患者目前（第二天）暂时没有造成新的确诊病例看来，这套机制目前看来是在正常工作的。但是，常态化核酸检测本质上是假设每个人都是阳性，是一项成本非常高的活动。
成本高昂或许是澳门在此面前却步的原因。澳门单管检测的价格一般是55元澳门币（约46块人民币），是内地16元人民币的约三倍。澳门68万人口，一个月需要进行10次核酸检测（按深圳的72小时计算）。按内地5元混检的方法类推，认为澳门的混检成本在19元澳门币左右的话，一年花费成本在15亿澳门币左右。
按澳门政府2021年的财政经常收入是504亿澳门币、开支是719亿澳门币，核酸检测约增加成本2%到6%，并不是一个小的花费。2022年澳门的财政情况进一步恶化——首四个月经常收入仅137亿澳门币，经常开支213亿澳门币，常态化核酸检测对澳门也是个不小的成本。
如果这个成本对澳门而言都不在少数的话，那全国各地更多城市的财政实在更加无法负担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奢侈品。澳门人口只有68万，2021年这样的年份，每位居民还能有11万元澳门币（相当于9万元人民币）的财政支出——要知道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一年生产出来的产值GDP都没有7万元人民币。因此，可以预测的是，全民核酸检测必然不是一个中国大部分城市负担得起的选项。
此时，这些地方为了在不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前提下避免“一抓一大片”的局面，只能尽可能降低自身脆弱的社会的暴露面——也就是限制人口流动。因此，国内不少城市对行程卡带星号的旅客实行隔离措施。例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等地的措施是7天居家隔离（无常住地即转为集中隔离）。
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不可能三角”：
1.要想保持人口流动并维持动态清零，就要花钱常态检测以求尽早发现；
2.要想降低财政支出并维持动态清零，就必须限制人口流动这一风险源；
3.又不限制人口流动又不常态化检测，那一旦出事就是“一抓一大片”。
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上，不同城市显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选择第一种，以财政支出维持依靠人口流动的经济的正常运作；低线城市普遍选择第二种，反正经济不太依靠人口流动。
那么，有没有哪个内地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选项呢？我觉得不会有。
“一抓一大片”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足以使这个城市登上新闻。例如，澳门这一次30余人的确诊，就受到全国各地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个事足以让珠海、广州、深圳等临近城市高度警惕：今天30个，谁知道明天还有多少人呢？
于是，珠海瞬间收紧澳门入境要求，但凡从澳门进入珠海的人士，都要24小时内阴性证明和隔离七天；广州和深圳也跟进，对澳门（即使不是红黄码区）旅居史人员实行七天居家隔离的措施。我们将其和同样有疫情，但只有两例的深圳做一对比：有深圳（非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回到广州最多只需要三天两检就可以了，不必经受隔离之苦。
澳门和深圳同一天发现阳性，但我们从第二天的走向和外地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常态化核酸检测以一种非常昂贵的方式给了邻居们足够的信心：邻居们可以相信深圳这两例只是偶然个案，而非一次大规模爆发的前奏。这确保了深圳仍然能和邻居们维持人口流动，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略为稳定的环境。而澳门显然失去了这样的环境：即使事情能够顺利解决，也会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新闻，劝退那些希望前来澳门旅游的人们。
不过，虽然几乎不会有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道路，但我们需要注意一种特殊的城市：它们既需要人口流动，又没有维持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财力。陆路口岸城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原先依靠跨境、跨省人口流动进行贸易活动为生，而疫情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也使得它们不太可能能够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因此，它们被动地选择了第三种选项：在陆路边境带来的输入性疫情风险下，隔三差五“一抓一大片”，是这些城市的家常便饭。
我们最后需要总结的是，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情况——基于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决定，是当地政府对群众负责任的体现。但如果我们没有形成互信的机制，国内人口流动就必然会继续面临阻碍。■
这种疫情传播情况的对比，显示出两者在防疫结构居住结构和人口经济情况的差别。澳门半岛老城区远较福田香蜜湖逼仄，和罗湖向西村相若的居住环境，使得呼吸道传染病更容易传播。同时，深圳以“72小时常态化核酸”尽早找出阳性感染者的做法当然有效，但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深圳这样的雄厚财力和人手。
这种居住环境和财政情况是中国大部分社区和村镇的事实常态：考虑到普通民众对情况的恐惧，在疫情防控上建立共识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种恐惧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密集的居住环境。2021年8月的人口普查显示总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的澳门居住有68万人，每平方公里有2.1万人居住。这一人口密度和北京市西城区（50平方公里，111万人，2.2万人每平方公里）、深圳市福田区（79平方公里、155万人、2.0万人每平方公里）相近，比上海市黄浦区（20平方公里、66万人）、广州市越秀区（33平方公里、104万人）少一些。
不过，由于土地规划原因，澳门的绝大多数人口聚集在澳门半岛上少数几个区域——根据澳门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黑沙环及祐汉区、新桥区、林茂塘区和高士德及雅廉访区四个统计区域共1.1平方公里（3.2%）的土地上居住了17万人口（25.3%），密度达到了16万人每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下，每个人只有6.25平方米的面积（大概是一个四人间宿舍的水平）。这样的居住环境自然是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温床：此次澳门的聚集性疫情中，仅一天就在艳丽大厦中，发现了10个确诊病例。而这座艳丽大厦，正好就位在新桥区这一逼仄的有如城中村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内地很多城市、街道的人口密度和居住环境，并不比澳门这座大厦好多少。内地绝大多数城中村的人口密度也不过如此。深圳这一次的两个阳性感染者的居住地，一个是在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的竹园社区，一个是在罗湖区南湖街道的向西社区。从统计数字上来看，香蜜湖街道是一个低密度的地方（16万人、10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而南湖街道则是一个高密度地方（10万人、2.6平方公里、3.7万人每平方公里）。两者的街景也有明显差异：在同一比例尺下，香蜜湖街道的封控区是典型的低密度社区地貌，而南湖街道的封控区建筑密度则高得多。
大部分中国的城市人口所居住的地方显然更偏向于后者这种人口密集的社区——对大城市的人们而言，它们为进城务工，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的外地朋友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可负担的落脚点；而对小城镇的人们而言，它们是一种仅靠步行就能完成生活所需的简单社区。
但在呼吸道传染病面前，这种居住环境实在是脆弱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冠往往会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扩散：澳门的例子告诉我们，当第一个人因为症状而前往医院看病，并被医院的检测机制发现自己感染了新冠的时候，往往已经有30多个可以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了。
深圳正在通过常态化核酸检测机制让阳性患者更早被发现——从深圳发现的这两位患者目前（第二天）暂时没有造成新的确诊病例看来，这套机制目前看来是在正常工作的。但是，常态化核酸检测本质上是假设每个人都是阳性，是一项成本非常高的活动。
成本高昂或许是澳门在此面前却步的原因。澳门单管检测的价格一般是55元澳门币（约46块人民币），是内地16元人民币的约三倍。澳门68万人口，一个月需要进行10次核酸检测（按深圳的72小时计算）。按内地5元混检的方法类推，认为澳门的混检成本在19元澳门币左右的话，一年花费成本在15亿澳门币左右。
按澳门政府2021年的财政经常收入是504亿澳门币、开支是719亿澳门币，核酸检测约增加成本2%到6%，并不是一个小的花费。2022年澳门的财政情况进一步恶化——首四个月经常收入仅137亿澳门币，经常开支213亿澳门币，常态化核酸检测对澳门也是个不小的成本。
如果这个成本对澳门而言都不在少数的话，那全国各地更多城市的财政实在更加无法负担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奢侈品。澳门人口只有68万，2021年这样的年份，每位居民还能有11万元澳门币（相当于9万元人民币）的财政支出——要知道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一年生产出来的产值GDP都没有7万元人民币。因此，可以预测的是，全民核酸检测必然不是一个中国大部分城市负担得起的选项。
此时，这些地方为了在不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前提下避免“一抓一大片”的局面，只能尽可能降低自身脆弱的社会的暴露面——也就是限制人口流动。因此，国内不少城市对行程卡带星号的旅客实行隔离措施。例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等地的措施是7天居家隔离（无常住地即转为集中隔离）。
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不可能三角”：
1.要想保持人口流动并维持动态清零，就要花钱常态检测以求尽早发现；
2.要想降低财政支出并维持动态清零，就必须限制人口流动这一风险源；
3.又不限制人口流动又不常态化检测，那一旦出事就是“一抓一大片”。
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上，不同城市显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选择第一种，以财政支出维持依靠人口流动的经济的正常运作；低线城市普遍选择第二种，反正经济不太依靠人口流动。
那么，有没有哪个内地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选项呢？我觉得不会有。
“一抓一大片”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足以使这个城市登上新闻。例如，澳门这一次30余人的确诊，就受到全国各地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个事足以让珠海、广州、深圳等临近城市高度警惕：今天30个，谁知道明天还有多少人呢？
于是，珠海瞬间收紧澳门入境要求，但凡从澳门进入珠海的人士，都要24小时内阴性证明和隔离七天；广州和深圳也跟进，对澳门（即使不是红黄码区）旅居史人员实行七天居家隔离的措施。我们将其和同样有疫情，但只有两例的深圳做一对比：有深圳（非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回到广州最多只需要三天两检就可以了，不必经受隔离之苦。
澳门和深圳同一天发现阳性，但我们从第二天的走向和外地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常态化核酸检测以一种非常昂贵的方式给了邻居们足够的信心：邻居们可以相信深圳这两例只是偶然个案，而非一次大规模爆发的前奏。这确保了深圳仍然能和邻居们维持人口流动，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略为稳定的环境。而澳门显然失去了这样的环境：即使事情能够顺利解决，也会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新闻，劝退那些希望前来澳门旅游的人们。
不过，虽然几乎不会有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道路，但我们需要注意一种特殊的城市：它们既需要人口流动，又没有维持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财力。陆路口岸城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原先依靠跨境、跨省人口流动进行贸易活动为生，而疫情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也使得它们不太可能能够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因此，它们被动地选择了第三种选项：在陆路边境带来的输入性疫情风险下，隔三差五“一抓一大片”，是这些城市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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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2 08:25
社会与生活
各地分道扬镳的防疫政策和人流限制
各地分道扬镳的防疫政策和人流限制
李瀚明：常态化核酸检测确实维持了人口流动，但实在昂贵，那些没有财力的城市仍然会坚持限制人口流动。
李瀚明
■6月18日打破了广东和澳门“零本土确诊无星号”的平静日子——深圳在核酸检查中发现了两位无症状感染者，而澳门则发现了一位。不过，随后的大规模核检结果则有所分化：澳门一天内发现了三十位额外的阳性感染者，而深圳则暂时没有发现额外的感染者。
这种疫情传播情况的对比，显示出两者在防疫结构居住结构和人口经济情况的差别。澳门半岛老城区远较福田香蜜湖逼仄，和罗湖向西村相若的居住环境，使得呼吸道传染病更容易传播。同时，深圳以“72小时常态化核酸”尽早找出阳性感染者的做法当然有效，但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深圳这样的雄厚财力和人手。
这种居住环境和财政情况是中国大部分社区和村镇的事实常态：考虑到普通民众对情况的恐惧，在疫情防控上建立共识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种恐惧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密集的居住环境。2021年8月的人口普查显示总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的澳门居住有68万人，每平方公里有2.1万人居住。这一人口密度和北京市西城区（50平方公里，111万人，2.2万人每平方公里）、深圳市福田区（79平方公里、155万人、2.0万人每平方公里）相近，比上海市黄浦区（20平方公里、66万人）、广州市越秀区（33平方公里、104万人）少一些。
不过，由于土地规划原因，澳门的绝大多数人口聚集在澳门半岛上少数几个区域——根据澳门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黑沙环及祐汉区、新桥区、林茂塘区和高士德及雅廉访区四个统计区域共1.1平方公里（3.2%）的土地上居住了17万人口（25.3%），密度达到了16万人每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下，每个人只有6.25平方米的面积（大概是一个四人间宿舍的水平）。这样的居住环境自然是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温床：此次澳门的聚集性疫情中，仅一天就在艳丽大厦中，发现了10个确诊病例。而这座艳丽大厦，正好就位在新桥区这一逼仄的有如城中村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内地很多城市、街道的人口密度和居住环境，并不比澳门这座大厦好多少。内地绝大多数城中村的人口密度也不过如此。深圳这一次的两个阳性感染者的居住地，一个是在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的竹园社区，一个是在罗湖区南湖街道的向西社区。从统计数字上来看，香蜜湖街道是一个低密度的地方（16万人、10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而南湖街道则是一个高密度地方（10万人、2.6平方公里、3.7万人每平方公里）。两者的街景也有明显差异：在同一比例尺下，香蜜湖街道的封控区是典型的低密度社区地貌，而南湖街道的封控区建筑密度则高得多。
大部分中国的城市人口所居住的地方显然更偏向于后者这种人口密集的社区——对大城市的人们而言，它们为进城务工，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的外地朋友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可负担的落脚点；而对小城镇的人们而言，它们是一种仅靠步行就能完成生活所需的简单社区。
但在呼吸道传染病面前，这种居住环境实在是脆弱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冠往往会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扩散：澳门的例子告诉我们，当第一个人因为症状而前往医院看病，并被医院的检测机制发现自己感染了新冠的时候，往往已经有30多个可以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了。
深圳正在通过常态化核酸检测机制让阳性患者更早被发现——从深圳发现的这两位患者目前（第二天）暂时没有造成新的确诊病例看来，这套机制目前看来是在正常工作的。但是，常态化核酸检测本质上是假设每个人都是阳性，是一项成本非常高的活动。
成本高昂或许是澳门在此面前却步的原因。澳门单管检测的价格一般是55元澳门币（约46块人民币），是内地16元人民币的约三倍。澳门68万人口，一个月需要进行10次核酸检测（按深圳的72小时计算）。按内地5元混检的方法类推，认为澳门的混检成本在19元澳门币左右的话，一年花费成本在15亿澳门币左右。
按澳门政府2021年的财政经常收入是504亿澳门币、开支是719亿澳门币，核酸检测约增加成本2%到6%，并不是一个小的花费。2022年澳门的财政情况进一步恶化——首四个月经常收入仅137亿澳门币，经常开支213亿澳门币，常态化核酸检测对澳门也是个不小的成本。
如果这个成本对澳门而言都不在少数的话，那全国各地更多城市的财政实在更加无法负担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奢侈品。澳门人口只有68万，2021年这样的年份，每位居民还能有11万元澳门币（相当于9万元人民币）的财政支出——要知道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一年生产出来的产值GDP都没有7万元人民币。因此，可以预测的是，全民核酸检测必然不是一个中国大部分城市负担得起的选项。
此时，这些地方为了在不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前提下避免“一抓一大片”的局面，只能尽可能降低自身脆弱的社会的暴露面——也就是限制人口流动。因此，国内不少城市对行程卡带星号的旅客实行隔离措施。例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等地的措施是7天居家隔离（无常住地即转为集中隔离）。
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不可能三角”：
1.要想保持人口流动并维持动态清零，就要花钱常态检测以求尽早发现；
2.要想降低财政支出并维持动态清零，就必须限制人口流动这一风险源；
3.又不限制人口流动又不常态化检测，那一旦出事就是“一抓一大片”。
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上，不同城市显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选择第一种，以财政支出维持依靠人口流动的经济的正常运作；低线城市普遍选择第二种，反正经济不太依靠人口流动。
那么，有没有哪个内地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选项呢？我觉得不会有。
“一抓一大片”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足以使这个城市登上新闻。例如，澳门这一次30余人的确诊，就受到全国各地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个事足以让珠海、广州、深圳等临近城市高度警惕：今天30个，谁知道明天还有多少人呢？
于是，珠海瞬间收紧澳门入境要求，但凡从澳门进入珠海的人士，都要24小时内阴性证明和隔离七天；广州和深圳也跟进，对澳门（即使不是红黄码区）旅居史人员实行七天居家隔离的措施。我们将其和同样有疫情，但只有两例的深圳做一对比：有深圳（非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回到广州最多只需要三天两检就可以了，不必经受隔离之苦。
澳门和深圳同一天发现阳性，但我们从第二天的走向和外地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常态化核酸检测以一种非常昂贵的方式给了邻居们足够的信心：邻居们可以相信深圳这两例只是偶然个案，而非一次大规模爆发的前奏。这确保了深圳仍然能和邻居们维持人口流动，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略为稳定的环境。而澳门显然失去了这样的环境：即使事情能够顺利解决，也会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新闻，劝退那些希望前来澳门旅游的人们。
不过，虽然几乎不会有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道路，但我们需要注意一种特殊的城市：它们既需要人口流动，又没有维持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财力。陆路口岸城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原先依靠跨境、跨省人口流动进行贸易活动为生，而疫情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也使得它们不太可能能够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因此，它们被动地选择了第三种选项：在陆路边境带来的输入性疫情风险下，隔三差五“一抓一大片”，是这些城市的家常便饭。
我们最后需要总结的是，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情况——基于本地的实际情况做决定，是当地政府对群众负责任的体现。但如果我们没有形成互信的机制，国内人口流动就必然会继续面临阻碍。■
这种疫情传播情况的对比，显示出两者在防疫结构居住结构和人口经济情况的差别。澳门半岛老城区远较福田香蜜湖逼仄，和罗湖向西村相若的居住环境，使得呼吸道传染病更容易传播。同时，深圳以“72小时常态化核酸”尽早找出阳性感染者的做法当然有效，但并非所有城市都有深圳这样的雄厚财力和人手。
这种居住环境和财政情况是中国大部分社区和村镇的事实常态：考虑到普通民众对情况的恐惧，在疫情防控上建立共识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种恐惧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密集的居住环境。2021年8月的人口普查显示总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的澳门居住有68万人，每平方公里有2.1万人居住。这一人口密度和北京市西城区（50平方公里，111万人，2.2万人每平方公里）、深圳市福田区（79平方公里、155万人、2.0万人每平方公里）相近，比上海市黄浦区（20平方公里、66万人）、广州市越秀区（33平方公里、104万人）少一些。
不过，由于土地规划原因，澳门的绝大多数人口聚集在澳门半岛上少数几个区域——根据澳门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黑沙环及祐汉区、新桥区、林茂塘区和高士德及雅廉访区四个统计区域共1.1平方公里（3.2%）的土地上居住了17万人口（25.3%），密度达到了16万人每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下，每个人只有6.25平方米的面积（大概是一个四人间宿舍的水平）。这样的居住环境自然是呼吸道传播疾病的温床：此次澳门的聚集性疫情中，仅一天就在艳丽大厦中，发现了10个确诊病例。而这座艳丽大厦，正好就位在新桥区这一逼仄的有如城中村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内地很多城市、街道的人口密度和居住环境，并不比澳门这座大厦好多少。内地绝大多数城中村的人口密度也不过如此。深圳这一次的两个阳性感染者的居住地，一个是在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的竹园社区，一个是在罗湖区南湖街道的向西社区。从统计数字上来看，香蜜湖街道是一个低密度的地方（16万人、10平方公里、1.6万人每平方公里），而南湖街道则是一个高密度地方（10万人、2.6平方公里、3.7万人每平方公里）。两者的街景也有明显差异：在同一比例尺下，香蜜湖街道的封控区是典型的低密度社区地貌，而南湖街道的封控区建筑密度则高得多。
大部分中国的城市人口所居住的地方显然更偏向于后者这种人口密集的社区——对大城市的人们而言，它们为进城务工，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的外地朋友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可负担的落脚点；而对小城镇的人们而言，它们是一种仅靠步行就能完成生活所需的简单社区。
但在呼吸道传染病面前，这种居住环境实在是脆弱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冠往往会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扩散：澳门的例子告诉我们，当第一个人因为症状而前往医院看病，并被医院的检测机制发现自己感染了新冠的时候，往往已经有30多个可以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了。
深圳正在通过常态化核酸检测机制让阳性患者更早被发现——从深圳发现的这两位患者目前（第二天）暂时没有造成新的确诊病例看来，这套机制目前看来是在正常工作的。但是，常态化核酸检测本质上是假设每个人都是阳性，是一项成本非常高的活动。
成本高昂或许是澳门在此面前却步的原因。澳门单管检测的价格一般是55元澳门币（约46块人民币），是内地16元人民币的约三倍。澳门68万人口，一个月需要进行10次核酸检测（按深圳的72小时计算）。按内地5元混检的方法类推，认为澳门的混检成本在19元澳门币左右的话，一年花费成本在15亿澳门币左右。
按澳门政府2021年的财政经常收入是504亿澳门币、开支是719亿澳门币，核酸检测约增加成本2%到6%，并不是一个小的花费。2022年澳门的财政情况进一步恶化——首四个月经常收入仅137亿澳门币，经常开支213亿澳门币，常态化核酸检测对澳门也是个不小的成本。
如果这个成本对澳门而言都不在少数的话，那全国各地更多城市的财政实在更加无法负担常态化核酸检测这个奢侈品。澳门人口只有68万，2021年这样的年份，每位居民还能有11万元澳门币（相当于9万元人民币）的财政支出——要知道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一年生产出来的产值GDP都没有7万元人民币。因此，可以预测的是，全民核酸检测必然不是一个中国大部分城市负担得起的选项。
此时，这些地方为了在不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前提下避免“一抓一大片”的局面，只能尽可能降低自身脆弱的社会的暴露面——也就是限制人口流动。因此，国内不少城市对行程卡带星号的旅客实行隔离措施。例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等地的措施是7天居家隔离（无常住地即转为集中隔离）。
这就形成了一个无解的“不可能三角”：
1.要想保持人口流动并维持动态清零，就要花钱常态检测以求尽早发现；
2.要想降低财政支出并维持动态清零，就必须限制人口流动这一风险源；
3.又不限制人口流动又不常态化检测，那一旦出事就是“一抓一大片”。
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上，不同城市显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大城市选择第一种，以财政支出维持依靠人口流动的经济的正常运作；低线城市普遍选择第二种，反正经济不太依靠人口流动。
那么，有没有哪个内地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选项呢？我觉得不会有。
“一抓一大片”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足以使这个城市登上新闻。例如，澳门这一次30余人的确诊，就受到全国各地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个事足以让珠海、广州、深圳等临近城市高度警惕：今天30个，谁知道明天还有多少人呢？
于是，珠海瞬间收紧澳门入境要求，但凡从澳门进入珠海的人士，都要24小时内阴性证明和隔离七天；广州和深圳也跟进，对澳门（即使不是红黄码区）旅居史人员实行七天居家隔离的措施。我们将其和同样有疫情，但只有两例的深圳做一对比：有深圳（非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回到广州最多只需要三天两检就可以了，不必经受隔离之苦。
澳门和深圳同一天发现阳性，但我们从第二天的走向和外地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常态化核酸检测以一种非常昂贵的方式给了邻居们足够的信心：邻居们可以相信深圳这两例只是偶然个案，而非一次大规模爆发的前奏。这确保了深圳仍然能和邻居们维持人口流动，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略为稳定的环境。而澳门显然失去了这样的环境：即使事情能够顺利解决，也会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新闻，劝退那些希望前来澳门旅游的人们。
不过，虽然几乎不会有城市主动选择第三种道路，但我们需要注意一种特殊的城市：它们既需要人口流动，又没有维持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财力。陆路口岸城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原先依靠跨境、跨省人口流动进行贸易活动为生，而疫情带来的财政收入下降也使得它们不太可能能够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因此，它们被动地选择了第三种选项：在陆路边境带来的输入性疫情风险下，隔三差五“一抓一大片”，是这些城市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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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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