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优化成都营商环境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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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田雯杰：成都营商环境的构建不仅需要充足的法律要素准备，还需要经营好内外两种循环，要抓住各类的新经济业态吸引投资。

王英良、田雯杰

■今年3月9日，四川省统计局公布的一份数据分析显示，2021年成都都市圈实现GDP25011.9亿元，比上年增长8.6%，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占全省的比重为46.4%，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比重达33.8%，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作为新一线头部城市，成都以17716.7亿元的经济总量位居特大城市第一位。成都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成都已成为“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之一。成都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6000家，高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即使在疫情下的2020年，成都的外贸进出口依然十分亮眼。数据显示，2020年实现进出口总额7154.2亿元，同比增长22.4%。其中，出口总额4106.8亿元，增长23.7%；进口总额3047.4亿元，增长20.7%。加工贸易持续增长，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进出口总额5031.6亿元，增长25.8%。此外，2020年，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总额5491.7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全国综合保税区中连续33个月排名第一，逆势增长26.8%，占全市的76.8%，占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68%。有成都高新区经济运行局人士称，成都外贸进出口中，高新综保区占据大头，主要是因为几个大的龙头企业如英特尔、富士康、戴尔等都在这里。整个产业链上，进口的材料，封装好的产品出口量都很大。由此看，成都是四川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也是西部对外出口与吸引外资的高地。

成都的活力源于产业勃兴。今年4月1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2年一季度四川经济形势。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四川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739.24亿元，同比增长5.3%，全省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良好的开局离不开成都对经济发展的设计。作为中国西部产业高地，成都做活了城市经济外交。之前，为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推动国际顶级科技园区深入合作，成都高新区与硅谷城市群（都柏林市、山景市、门洛帕克市）及硅谷管理咨询公司HimGroup集团27日在成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三方拟合作共建“成都-硅谷科技金融中心”。该项目在成都高新区和硅谷两地双向落地，内设三大业务板块，包括设立“成都-硅谷技术转移中心”和“成都-硅谷金融服务中心”，以及“成都-硅谷自贸之窗”。比如，HimGroup集团联合硅谷城市群注资3000万美元，在成都高新区成立“成都-硅谷科技金融中心”，同时在硅谷设立1000平方米的科技金融中心。该项目由HimGroup集团提供运营管理、项目配资和咨询服务，成都高新区、硅谷两地统一管理。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是少有的探索。

由于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在这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聚集。数据显示，2021年四川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创新高，达到33.61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1.99%，按美元计价增速高于全国11.82个百分点。从引资结构看，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比增长52%，高技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比增长25.47%，占全省比重35.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08.74%，总体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项目支撑看，雅保新时代锂电池材料工厂项目等23个重大外资项目外商直接投资26.38亿美元，占全省比重79.83%。其中，美国芯源成都公司亚太总部项目等14个项目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重大项目支撑作用凸显。

西南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中国西部硅谷”的目标初具规模，形成了强大的资源、技术、人才的聚合，为西部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又韧性十足的基础。而成都作为第四增长极的重要引擎，截至到 2020 年，《财富》500 强企业中，有 305 家在成都运营，其中203家是外商投资企业，另外还有 63 家世界 500 强公司在四川其他地方运营。这充分彰显了这座城市对于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并不断推动四川走向国际化。此外，由于金融便捷，成都还被视为“中国西部国际金融中心”。

2020年中央提出，加快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方向。中国经济转向内循环为主体，是面对国际形势突变而作的重大策略转变，需要克服个中困难，打通生产、技术和销售各环节，形成自产自销的市场主体，更要做好社会保障，才能释放消费力，令内循环得以茁壮成长，以应对中长期挑战。成都着力打造新的满足不同需要的消费极，实际上，增强国际消费中心功能已列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主要任务。为了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都今年实施全球消费资源融合聚集、标志性消费场景影响力提升、全球消费潮流引领、便民舒心消费环境营造、国际消费政策制度优化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消费联动六大行动，提升成都在全球消费领域的吸聚带动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创新引领能力。

一流的国际营商环境需要卓越的法律服务。今年2月5日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推动建设的中央法务区天府中央法务区在成都正式启用。四川天府新区对标伦敦金融城、纽约曼哈顿、新加坡滨海湾等世界级城市的法律服务聚集区，结合本土法律资源优势，推动天府中央法务区的建设。成都具有律师业发展领先的资源优势，有仲裁、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资源富集的保障优势，还有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培养优秀法律人才的优势。随着四川自贸区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挂牌设立，国家层面在四川设立知识产权法院、长江生态保护法院破产法庭等专门司法机构正在积极申报。可以说，规划建设天府中央法务区的条件都已基本具备。而只有具备一流的法律服务才有条件对接各类国际贸易与投资所涉及的司法仲裁、跨国纠纷处理、知识产权争端、税收与审计对接等。法律规范是商业的前提，而有这种前瞻性的准备，在省会城市中是较少见的。

成都作为区域经济要素的汇聚地，目前看，已经表现出十足的活力，营商环境已成为地区发展的亮点。现实看，营商环境的构建不仅需要充足的法律要素准备，还需要经营好内外两种循环，要抓住各类的新经济业态吸引投资，在弱全球化时期，更要吸收全球化力量即跨国公司的参与。往后看，成都在招商引资中，可以着重加强城市的开放性，加强对外交往，增加友好城市规模，比如，利用地利，可以尝试扩大吸收来自香港等地的地产资本，还可以加强与印度、巴基斯坦、中亚等地的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头部跨国企业的对接，比如，采取设立跨国公司西南代表处的方式增加要素市场流通。此外，吸收诸如百强县的一些头部企业入驻是具有创新以及可能在招商引资中突破的方向。在内外循环中，要更加注意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另外，在沿海各省都受疫情的影响下，跨国公司以及头部企业设置“沿海+内地”的经营模式就有其合理性，或成为一种新的产业流动趋势。国内头部公司的集聚容易形成国内产业的高地，而充分吸收国际跨国公司则有助于提升成都在全球的产业地位。

成都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还需要汲取一线大城市在应对疫情上的得失，总结经验，避免在往后特殊时期出现“手忙脚乱”，要体现成都的治理水准。这其中包括政府依法行政、行政公开以及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在京沪深都未能探索出一条与疫情共存的道路这一现实下，成都作为最具实力的准一线城市能否在这方面力争突破？其实，可以尝试，因为这是每一个城市需要面对的挑战。

此外，未来的发展确实需要采取一定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基金政策。客观讲，无论采用哪种模式，西部城市都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来调配资源。一个地域产业化和现代化起步越晚，其工业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引导完成。产业政策因此可能成为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省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核心政策。

目前，各省区政府积极介入招商，包括北京、贵州、深圳、杭州、合肥在内的一些省市纷纷成立政府出资，市场化运作的投资基金，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吸引高科技项目或服务业的风投和孵化。比如，2021年10月，贵州发起设立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此外，贵州还设立了“贵州省创新赋能大数据投资基金”，其规模为20.21亿元。如此，变长期的向企业输血模式为造血，变无偿补助为股权投资，变传统行政手段为创新经济工具，使政府资本成为助推力，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一员，其积极性得以调动。成都目前拥有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文创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等。2022年2月，为进一步吸引知名投资机构，成都高新区还加大对合作方的激励力度，最多可将所得收益的80%让渡给合作基金管理机构和其他出资人。这是一种激励政策的创新和探索，是政府推动产业政策的金融面外化。在国内和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做精做实，精确投送资金，与市场形成某种契约和合作显得势在必行。

在积极的预期下，企业业绩表现越好，得到的政府补贴就越多。在激励机制下，发展兼具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高端智能化产业以及服务业就成为成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精准的产业政策、周到的招商服务、良好的法治环境，使成都的营商环境更具可信性和商业黏性。

（注：王英良，国际产业投资研究学者；田雯杰律师，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