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乌战争的阶段性总结和对国际体系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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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俄乌冲突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如果从历史长时段看待这一事件，预计西方史学家会把它定位在“民主”与“专政”在21世纪的决战。

王英良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是进入新千年来欧洲地区最大规模的战争。战争在实际中涉及美国和俄罗斯这两大军事强国，其政治与军事动员面则涵盖全球。

自普京执政，俄罗斯基本延续了苏联时期与美国长期存在的 “对峙”，俄罗斯继承了沙俄和苏联对土地的贪婪，对地缘政治战略的执念以及对出海口的无限向往。普京政府力图以战争实现苏联帝国梦的复兴，但遭到了乌克兰以及美国撮合下北约的阻击，战争日益表现出军事集团对抗的色彩。

目前，俄罗斯已经占据乌克兰五分之一的国土，战争已进入拉锯战，出现互有攻防的局面。有以下些现象值得关注：

其一，俄罗斯地缘战略有向海权拓展的惯性——寻求控制黑海出海口，控制关键的地缘节点，在这一次战争中，俄罗斯也集中力量寻求在黑海的控制权。

其二，普京以战功（打击车臣武装）巩固了自身政治权力，亦希望以战功重塑领导力和国内权威，这刺激了其采取冒险的军事行动。

其三，普京认为可以依赖强悍的武力实现速战速决，通过天然气、石油等经济关联，可以分化瓦解欧洲国家，使其难以在反对俄罗斯军事行动上达成一致，而由于美国实施战略欺骗，俄罗斯起初误以为美国不会直接干涉，但美国推动北约峰会形成了欧洲集体“抗俄援乌”共识，这使俄罗斯陷入战略被动。

其四，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本质是以武力挑战美国霸权。战争有冷战延续的意味，俄罗斯尽管经过“民主”改革但并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西方政治精英依然视俄罗斯为权力垄断、腐败的“威权主义”国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蚕食招致美国的制裁，而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则对北约国家的安全和团结构成了潜在威胁，美国必须领导还击。

其五，战争促使全球力量分化。美国依然在全球展示出其较强的领导力，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出现严重弱化，世界范围出现了“排俄”现象。中国因与俄罗斯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既希望俄罗斯由此受到美国的削弱和乌克兰战争的钳制，又担心俄罗斯过分削弱会导致自身成为美国单独的目标，实际上采取了与俄罗斯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姿态。中国外交的主方向依然是改善与美关系。而距离战场较远又不受战争波及的国家基本上选择“中立”（如非洲和南美国家），或选择经贸优先的“骑墙姿态”，比如巴基斯坦和印度。

俄乌冲突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如果从历史长时段看待这一事件，预计西方史学家会把它定位在“民主”与“专政”在21世纪的决战。因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口号是保卫“民主”。现实折射出在弱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国际要素，比如地缘战略、安全、结盟、武力等，依然重要，经济哪怕强依赖都不能完全预阻国家走向对立，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塑造能力依然无可取代。美国及其盟国近乎一边倒地支持乌克兰，但不忘记与俄罗斯保持必要的能源贸易，美国的终极目标是“弱俄”，乃至最终将俄罗斯边缘化。美国认定俄罗斯发动的是“侵略战争”，而且俄罗斯必须被打败，美国通过领导支援乌克兰，推动地缘力量重组，推动北约吸收新成员并实现壮大，在战争中实现对全球的政治和军事动员，并对中国实施某种威慑。

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在共有“敌人”的推动下，欧洲会暂时维持团结，但将面临目前秩序如何继续下去的压力，以及未来欧洲秩序如何重建的问题。俄罗斯可能面临战败，其欧洲部分大概率会成为国防前线。中国目前暂时可以置身事外，但中国感知的战争刺激信号特别强烈。未来看，俄乌战争可能颠覆二战后的秩序以及现有的国际均势，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进一步借助战争实现升级，中国受到美国新的排挤，短期难以找到突破。规模性战争结束后，往往伴随着新的权利分配。新的世界秩序的领导权的划分可能会排斥俄罗斯，“冷落”中国，而依据在打击俄罗斯上的作用大小、分量大小，欧洲的政治以及地缘格局可能会出现新的重组。

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其一，暴露出中国周边最大国家俄罗斯的“虚弱”。中俄在战略协作上的政治信任不足亦暴露无遗，即俄罗斯未能在战事上与中国通气，造成中国被动应对。中国既要避嫌防止被与俄罗斯绑在一起，又不能着急撇开与俄罗斯长期的战略依赖关系。其二，加剧了中国“一带一路”陆路风险，增加了大宗物品尤其是粮食价格的上涨，金价再次出现暴涨，中国经济外交面临调整。此外，战争推动了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而在此期间，中国主要城市爆发新冠疫情，能源价格的上涨无疑对具体城市的经济复兴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其三，美国运筹的大战略旨在军事上击败俄罗斯或至少使俄罗斯长期陷入被动“防守状态”。美力求加强对欧洲的军事工业协作，对中国则力求重启冷战式样的围堵，并用“规范”武器将中国“边缘化”。美国将中国视为“文化他者”、“制度他者”。在TPP陷入停滞后，美国在区域经贸规范上进一步将TPP的规则移植到印太，形成“印太经济框架”（IPEF），扩大中国与美国倡导的区域经贸协定的“制度距离”，中国经贸和投资环境变得压力陡增。

俄乌战争导致美国加速对俄罗斯的打击和对中国的排挤。俄罗斯在战场上时常显得“黔驴技穷”，国力受到削弱。在认识到俄罗斯的弱势后，美国政府更坚定认为中国是唯一有实力与美国进行军事、经济、外交对抗的国家，但中国的短板在于缺少对国际经贸规范制定的主导权。美国目前有两个主动权，第一是在西半球，或将以对俄罗斯的制裁重新划定盟友和决定关系亲疏，可能会以对俄罗斯的作战成果作为区域国际秩序划定和国家地位安排的新标准。第二是在印太层面，美国撮合下的联合暂时取得了某种优势，给中国造成了较大的挑战。目前美国推崇的IPEF本质上是一种产业与安全的复合政策，目标在于对中国实现市场排挤和制度（规范）孤立，力求以国际化压力推动中国行为与路径变革。

对此，中国要密切关注战争带来的力量对比变化，要在战争冲突情境中学习和洞察各方优劣势动态。中美关系依然是对外关系的核心，具有全局性的作用，中国依然要着力做好对美工作，坚定维护二战后秩序，反对西方以战争谋求颠覆二战后秩序。因为目前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总体是有利的，而中国也必须团结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积累共识，寻求机会窗口，提升国际影响力。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12年前撰文提出“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 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在中美冲突多于合作的现实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寻求共识，而非沉迷于虚情假意的外交辞藻，这既考验政治家的智慧，也考验中国跨国公司的企业自主性，搞好中美关系不仅是国家政府层面的事务，也关系到中国跨国公司利益。

战争依然是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俄罗斯发动的战争招致的“围剿”可能中断俄罗斯的复兴梦或推动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转变，而走和平道路的中国在复杂局面下，如何实现和平崛起？在俄乌战争后，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