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隐性失业的方式解决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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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很大程度上是把就业问题变成失业救济和降低劳动效率问题。没有增长的新增就业只能新增隐性失业，是人均收入的下降。

刘远举

■近日，二十余名应届毕业生被小鹏汽车单方面毁约，毕业生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成了“空头支票”，三方协议成为废纸。小鹏汽车回应称，因为业务调整，不能继续提供就业岗位，只涉及少量毕业生，待入职人数约900人，小鹏方面将为学生提供5000元补偿。

除了小鹏汽车，理想汽车也被曝出毁约多名2022届入职的校招生。理想汽车回应称，因业务调整，部分岗位被关闭，综合考虑各专业及岗位方向等信息后，已推荐相关同学到其他业务岗位，重新进行调岗面试；对于没有合适岗位的同学，将提供赔偿一个月工资。

虽然企业从法律上来说，没有问题，但多位应届生表示，在春招结束后毁约，对他们在再次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的确非常严峻。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首次突破1000万人，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这个增速可谓迅猛，相比之下，从2011年到2019年的近十年间，毕业生人数也才增加了174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然受到不时发生的疫情，各地不时陷入封控状态。此消彼长之下，这一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真的很难。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4月16-24岁青年人的失业率达18.2%，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

近日，教育部还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要求全国高校党委书记、校（院）长，以及校级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校领导班子，新开拓用人单位不少于100家。由此可见，就业形势之严峻。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顺着“站在鸡蛋一边的”的思路，舆论更多地会批评企业，认为企业应该事先做好长远的计划，不应该陷毕业生如此被动的境地。这些批判不能说没有道理。

不过，现在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瞬息万变。上一秒还快快乐乐的逛商场，说不定下一秒就得奔向大门口，避免被封在商场，上演生死时速；今天还封在家里小确幸，明天就得拉到方舱苦煎熬；今天还能开业，明天就得关门。微观个体的情况，自然会反映到宏观上。作为市场主体，小鹏也好、理想也好，大厂也好，小厂也好，其实都出于瞬息万变的时代之中，都得做出自己的应变。这是市场的生存之道。

当然，不少人还是会坚持认为，即便如此，企业家大业大，承受得起。

企业当然承受得起，多二十个人也没问题。但这不是市场之道。斑马被狮子咬一口不会死，但自然之道，就是看到狮子就跑，而不是说，来吧，咬一口，不会死，这样就会颠覆自然之道。一味要求企业不裁员，也会一步步颠覆市场之道。

这样的例子还有。据说有一大厂近期也打算裁员，但被相关监督部门叫停。据外界猜测，因为大厂员工多买了附近一高档楼盘，一旦裁员引发断供、出售，会严重影响楼盘房价，并产生冲击，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房价。

其实，要求企业不裁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办法了，这叫做“隐性失业”。所谓“隐性失业”，指在职人员从事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或从事那种劳动生产率低于他所能够达到的标准的工作的一种状态。

比如，在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时期，雇主常常让技术人员从事普通工人所做的工作，让熟练工人降级从事非熟练工人所做的无需多少技能的工作，以及缩减工作时间。

当一个员工并未被裁员，但缩减了工时、削减了福利，最重要的，减少了薪水，比如公司并未炒你，但薪水从原来1万多元降到2000元，这就是隐性失业。

这段时间刷屏的“北大博士考上街道办城管”，其实也是隐性失业。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市朝阳区分两个批次发布了2022年考试录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在拟录用的208人中，取得硕博士学位的人员为134人，占比约为三分之二。其中，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执法岗”拟录取人员为北京大学的博士。

在计划经济时代，隐性失业是常态。国有企业，不以经济效率为导向，而是讲政治，经济效益不好，也不裁员，不破产。本来三个人可以完成的事，用五个人来完成，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存在大量冗员。或者，能用机器完成的事，用五个人来做。这是一种特殊的隐蔽性失业。隐蔽性失业阻碍了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发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不会导致经济增长。

计划经济时代，用隐性失业解决青年人就业，发展到极致，就是下乡。青年下乡了，到了农村，每天种地，就不再无所事事了。不过，虽然下乡的青年很多的确在努力干活，但由于农村人多地少，整体上说，那几年并没有任何粮食的增产记载。相反，在知青返城之后，1980年全国铺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1982年，中国农业就获得少有的大丰收。

新增的劳动力并不能给农村带来更多的粮食产量。看到这句是不是有些熟悉的感觉？

在殖民地时代和后殖民地时代的爪哇，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但实际上，当地农业生产长期原地不动，投入的劳动，不能提高单位人均产值。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卷”。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但人均产值却下降的方式，也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显然，隐性失业就是时下最时髦的内卷。本质上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递减阶段，某种要素的过度投入，不但不会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反而会导致该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

所以，用隐性失业解决就业问题，是饮鸩止渴。它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它只是暂时遮蔽了问题，并积累问题，直到导致更大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曾在2020年6月说过，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就业问题变成失业救济和降低劳动效率问题。没有增长的新增就业只能新增隐性失业，是人均收入的下降。

2015年到2019年就业人口大致都是7.7亿左右，城镇就业都是4亿多，变化不大。疫情爆发对中国就业形势的冲击是严重的。对比2019年底4.4亿的城镇就业。2020年4月份城镇就业是4.23亿；根据统计局，同期调查失业率为6%，也就是说失业人数是2700万。值得注意的是隐性失业的增长。许多人没有失业，但也没上班，或者上班没活干。这些都是隐性失业。2020年3月份隐性失业人口一度达到7611万，失业加上隐性失业的人口更是高达1.022亿。令人宽慰的是，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是疫情冲击的结果，一旦生产恢复形势就会很快好转。事实上，隐性失业人口在到四月份一下就降到1480万了。

就业，归根到底，是企业、市场主体，对于宏观经济的应对。可以用国家补贴、退税、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调整。只要宏观层面好转，就业自然就会恢复。

反之，如果以基层微操的方式，向税务、工商、街道、园区、消防、卫生、城管等基层政府部门下就业指标，就必然产生摊派，导致隐性失业。

比如，卫生监督部门有了指标，必然是找到餐饮老板，让帮忙解决几个就业指标，如果不配合，就会严查卫生。餐饮老板咬咬牙承接了指标，多招三个人。但餐饮业本身状况也不好，怎么消化这三个人的工资呢？要么是从自己利润中扣，这必然影响再投资；或者从所有人的工资中扣，这必然影响其他人的消费。这种方式，是非常低效率的，它只会掩盖问题，导致问题不能被解决，甚至产生更大的问题。比如，对于有些老板而言，这增加的三个人，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老板选择关店，不但这三个人的就业没解决，本来十来个员工，也失业了。

这种行政压制市场个体的解决就业的方式，会进一步挤压市场，导致中小微企业主不稳定的预期，会进一步收缩他们的经营、投资行为。试想，你去工商局办执照的时候，要求你解决三个就业名额，否则就不给办证，你会怎么办？所以，以压制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就业问题，是饮鸩止渴。

所以，解决当下的就业问题，一定不能向基层部门下达就业指标。

当前解决就业问题，唯一立竿见影的方式，就是解除各地此起彼伏的封城与隔离措施。即便维持动态清零，也必需是全国一盘棋的动态清零，最大程度的减少各地不断的封控。发展经济，各要素需要不断流动，而只有伴随人的流动，各要素才能充分流动，经济才能发展，有效就业才会产生。

要科学、准确、全面的把握动态清零的含义。动态清零，后面是清零，前面是动态，即容忍一定程度的感染数量，将之视为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经济如水，要不断流动才是产生就业、财富，当各地之间交流、出差都停滞，不断出现封城的时候，就业问题，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