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范庭略
■关于父亲的回忆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总会伴随着各种场景出现。开始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离开我快要两年了，他热情开朗的笑容总会出现我的梦里。
我一直试图理清这位高大健硕的老人如何用自己的生活爱好影响了下一代。在他和我五十一年的人生交集中，欢乐的陪伴中常常会有吃喝的场景。食物的味道中充满了回忆的气息，而那些品尝美味后的笑容，今天回忆起来却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订阅过一本杂志，那本《新华文摘》让我第一次阅读了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很难想象在当时全家每月收入不到90元的情况下，如何抵挡美食的诱惑，这背后强大的力量来自奶奶对全家人生活的悉心照料。父亲会在上班之前早起去菜场买菜，那是一个需要各种票证购买猪肉、豆制品以及粮油的匮乏年代。有时候所谓家庭的传统以及个体的认同感，就是通过各种蛋饺红烧肉腌笃鲜菜饭，以及酒酿圆子炸年糕的口味建立起来的。这也让童年时代的我感受到了吃得好与幸福感之间的简单关系，同时也养成了一种面对世界和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家庭的口味就是这样，一家人用最朴素的愉悦去感受世界。而一家人的晚餐仿佛就像是透过一个钥匙孔窥视到一间精致的房间，无论是饥饿的本质，还是我们口感欲望的涵养，其实都是一种模式和一种轨迹。隐隐约约会感到上一辈的口感带着一种历史的流传，在那种惊涛骇浪的大历史背景下飘过一叶颠沛流离的扁舟，而在这扁舟上保护我们的是父母和奶奶。那种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自何方的归属感，就是通过无数个这样的全家人在一起的晚餐建立起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还处在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一家人可以穿戴整齐在周日的中午出现在一家餐厅的门口，可能就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注脚吧。那个年代对于餐厅的仪式感、对口味的定义以及对可口食物表里如一的向往，都是在今天下馆子所不太需要的。
也许是因为餐厅的缘故，我们总是能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海人和来自上海的上海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差异，建国以来有大批从上海高等院校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这批人大多经历过战火纷飞的童年，并亲眼目睹解放军战士进城后睡在马路上的景象。总之这是生活在上海之外的一代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生活都还是在上海，无论是吃的用的、穿的戴的，他们觉得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就是上海。他们知道自己是因为生活、因为工作而离开了成长的城市，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那里。所以当拥有这样背景的一群人在深圳相遇，总会拿上海做开场白：“哎呀，侬桑海宁啊！”这句话之后，热络与亲切的海派聊天就开始了。这些上海人似乎不太会出现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失落感，还经常会不经意流露出一种城市生活佼佼者的自信。而在当时的深圳，上海人出现最多的几个著名餐厅，一个是绿杨邨，一个是老大昌，还有一间没有开多久的梅龙镇。
绿杨邨应该是当时被认为最正宗的本帮菜，在繁华的深南东路与东门路的交汇处，今天的那座玻璃幕墙的中建大厦在当时还未兴建，原来那幢八九层楼高的旧楼的底楼就是当时的绿杨邨酒家所在。每逢周日，生意基本上都是应接不暇的，一个狭长的走道里面站满了等位的客人。那是在九十年代初唯一的上海菜餐厅，一个个子高大长得很神气的经理会拿着一张白色水单叫号，先用上海话叫一遍，再用普通话叫一遍。叫完后走道里面立刻又恢复了嘈杂的上海话喧哗。
我在今天努力回忆当时的场景，似乎没有再想起比绿杨邨更早的上海菜餐厅了，也没有比绿杨邨更好吃的素菜包了。尽管南油和蛇口也有很多上海人，但是那里好像也没有特别正宗的上海菜。回忆这些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餐厅，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关于地址以及菜式的信息都已变得含混。回忆里的画面也像是带着朦胧色彩的梦境，细节是清晰的，但场景早就模糊了。
现在依旧清楚地记得在深圳的东方广场曾经出现过一家装修豪华的梅龙镇酒家，但是找来找去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图像资料了。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家上海菜餐厅用墨绿色的大理石做墙面，然后衬托着金色的店名。只是记得那是在一个崭新的商业楼宇里面出现的高级餐厅，甚至在楼下看到身穿米黄色夹克的郭先生在一众人的陪同下，从不远处的罗湖香格里拉酒店走到这里吃饭。虽然都知道“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典故，显然老一代的食客还是认为淮扬菜是真正的高档菜系。除了对这家餐厅的典雅豪华有所记忆之外，我甚至想不起来全家人一共几次来这里用餐。总之那个时候灯火通明的罗湖区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存在，和今天的落寞与杂乱无章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深圳开始纪念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以前全家人常去的上海宾馆已经成了深圳十大历史建筑物之一了。这个俨然是上海人在深圳大本营的酒店，一直傲然矗立在深南中路和华富路的交界处。三十年前华富路的西侧几乎是荒野一片，到了上海宾馆就似乎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其实上海宾馆周围的上海品牌众多，天虹商场的底楼就是著名的老大昌酒楼，在餐厅的隔壁就是著名的正章干洗。当时广东的农民估计也不知道上海人搞得花样那么多，衣服还需要干洗。总之那些上海开到深圳的企业里面，涉及到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上海的老品牌出现其中。
在上海宾馆二楼的大上海酒楼应该是这个城市目前仍在营业的最古老的上海菜餐厅了吧。直到今天，酒店的中餐厅还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是自己的物业，租金压力要比其他餐厅小一些。因为星级酒店的缘故，价格自然也会定的高一些。好像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也算是餐厅的傲人之处了。
今天人们谈起老大昌酒楼觉得它可能自诞生之日起就长在上海宾馆对面的福田大厦里。当然天虹商场的往事记忆早就被人遗忘了，留下来的都是长时间不变的全家人爱吃的菜式：熏鱼、辣白菜、烤麸、海蜇头、糖藕、油焖笋、响油鳝糊、马兰头拌香干、腌笃鲜、红烧肉百叶结、两面黄这一连串的菜名几乎可以不加思索的可以报出来。那时候全家人的聚餐选择总是会在上海菜的餐厅中挑选，点的菜也几乎一模一样。好像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其他的尝试，似乎这一套精选标准放之四海皆准。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后来父亲来上海看我，我们一起去阿山饭店或者老锦江的老夜上海，或者是去纽约法拉盛的鹿鸣春，全家人都是以这样的记忆为基础，然后辅以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味道经纬，将传统的口味延续了下去。不过想到父亲每次来上海一定要去王家沙吃一碗凉面，再打包几个浇头回来和我一起享用，也许那是他童年在附近上学时留下的记忆吧。
父亲有他自己的食谱吗？想来想去都是那几道他的拿手好菜，一个是卤牛肉，一个是油焖大虾，一个是腌笃鲜，还有一个是番茄土豆汤。曾经和他聊过如何做一锅好汤，父亲居然给我一个顺口溜：用三洋一黃来改良。所谓三洋，就是洋白菜、洋柿子、洋山芋，加一黃就是黄豆芽，然后再加腌咸肉。有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去建设路的伴溪酒家楼下的店铺买火腿的腿棍，剁几件回家后做汤，味道浓郁而醇厚。我曾经跟父亲说，每当我想念奶奶的做菜味道的时候，就会去阿山餐厅吃一顿饭。自从阿山离世后，已经很久没有再去那里吃饭了。父亲离开以后，我也再没有回去深圳的那几家上海餐厅吃过饭了。
有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那些没有止境的品味变迁，以及那种确定我们拥有最好品味的自信。虽然两年前父亲离开之后，全家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但是我总是在想，如何才可以彻底摆脱关于品味的问题以及根据某种眼前时髦的味道去做出一些超越的判断。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品味是一种趋势，而趋势最终还是回归自我。我们用时间来慢慢解决这些表面的问题，然后也慢慢清楚，品味来自于家庭的教育，来自于父母的熏陶。人们都说在大饥荒之后品味才可以大行其道，但最终我们需要在若干个选择都存在的时候，才能表达出“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概念。家庭的聚会给予了我一种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超越了那些多少带有炫耀性口味的理解，我们的品味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回忆都代表着一种真诚，而这种真诚是不会沦为一种风格的。
有人说，生命必须回头才会理解，人必须向前才可以生活。想到父亲，想到他做的卤牛肉，那种飘满屋子的香气就会浮现出来。那若有如无的香气就好像记忆一样，会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一直试图理清这位高大健硕的老人如何用自己的生活爱好影响了下一代。在他和我五十一年的人生交集中，欢乐的陪伴中常常会有吃喝的场景。食物的味道中充满了回忆的气息，而那些品尝美味后的笑容，今天回忆起来却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订阅过一本杂志，那本《新华文摘》让我第一次阅读了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很难想象在当时全家每月收入不到90元的情况下，如何抵挡美食的诱惑，这背后强大的力量来自奶奶对全家人生活的悉心照料。父亲会在上班之前早起去菜场买菜，那是一个需要各种票证购买猪肉、豆制品以及粮油的匮乏年代。有时候所谓家庭的传统以及个体的认同感，就是通过各种蛋饺红烧肉腌笃鲜菜饭，以及酒酿圆子炸年糕的口味建立起来的。这也让童年时代的我感受到了吃得好与幸福感之间的简单关系，同时也养成了一种面对世界和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家庭的口味就是这样，一家人用最朴素的愉悦去感受世界。而一家人的晚餐仿佛就像是透过一个钥匙孔窥视到一间精致的房间，无论是饥饿的本质，还是我们口感欲望的涵养，其实都是一种模式和一种轨迹。隐隐约约会感到上一辈的口感带着一种历史的流传，在那种惊涛骇浪的大历史背景下飘过一叶颠沛流离的扁舟，而在这扁舟上保护我们的是父母和奶奶。那种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自何方的归属感，就是通过无数个这样的全家人在一起的晚餐建立起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还处在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一家人可以穿戴整齐在周日的中午出现在一家餐厅的门口，可能就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注脚吧。那个年代对于餐厅的仪式感、对口味的定义以及对可口食物表里如一的向往，都是在今天下馆子所不太需要的。
也许是因为餐厅的缘故，我们总是能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海人和来自上海的上海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差异，建国以来有大批从上海高等院校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这批人大多经历过战火纷飞的童年，并亲眼目睹解放军战士进城后睡在马路上的景象。总之这是生活在上海之外的一代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生活都还是在上海，无论是吃的用的、穿的戴的，他们觉得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就是上海。他们知道自己是因为生活、因为工作而离开了成长的城市，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那里。所以当拥有这样背景的一群人在深圳相遇，总会拿上海做开场白：“哎呀，侬桑海宁啊！”这句话之后，热络与亲切的海派聊天就开始了。这些上海人似乎不太会出现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失落感，还经常会不经意流露出一种城市生活佼佼者的自信。而在当时的深圳，上海人出现最多的几个著名餐厅，一个是绿杨邨，一个是老大昌，还有一间没有开多久的梅龙镇。
绿杨邨应该是当时被认为最正宗的本帮菜，在繁华的深南东路与东门路的交汇处，今天的那座玻璃幕墙的中建大厦在当时还未兴建，原来那幢八九层楼高的旧楼的底楼就是当时的绿杨邨酒家所在。每逢周日，生意基本上都是应接不暇的，一个狭长的走道里面站满了等位的客人。那是在九十年代初唯一的上海菜餐厅，一个个子高大长得很神气的经理会拿着一张白色水单叫号，先用上海话叫一遍，再用普通话叫一遍。叫完后走道里面立刻又恢复了嘈杂的上海话喧哗。
我在今天努力回忆当时的场景，似乎没有再想起比绿杨邨更早的上海菜餐厅了，也没有比绿杨邨更好吃的素菜包了。尽管南油和蛇口也有很多上海人，但是那里好像也没有特别正宗的上海菜。回忆这些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餐厅，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关于地址以及菜式的信息都已变得含混。回忆里的画面也像是带着朦胧色彩的梦境，细节是清晰的，但场景早就模糊了。
现在依旧清楚地记得在深圳的东方广场曾经出现过一家装修豪华的梅龙镇酒家，但是找来找去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图像资料了。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家上海菜餐厅用墨绿色的大理石做墙面，然后衬托着金色的店名。只是记得那是在一个崭新的商业楼宇里面出现的高级餐厅，甚至在楼下看到身穿米黄色夹克的郭先生在一众人的陪同下，从不远处的罗湖香格里拉酒店走到这里吃饭。虽然都知道“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典故，显然老一代的食客还是认为淮扬菜是真正的高档菜系。除了对这家餐厅的典雅豪华有所记忆之外，我甚至想不起来全家人一共几次来这里用餐。总之那个时候灯火通明的罗湖区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存在，和今天的落寞与杂乱无章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深圳开始纪念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以前全家人常去的上海宾馆已经成了深圳十大历史建筑物之一了。这个俨然是上海人在深圳大本营的酒店，一直傲然矗立在深南中路和华富路的交界处。三十年前华富路的西侧几乎是荒野一片，到了上海宾馆就似乎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其实上海宾馆周围的上海品牌众多，天虹商场的底楼就是著名的老大昌酒楼，在餐厅的隔壁就是著名的正章干洗。当时广东的农民估计也不知道上海人搞得花样那么多，衣服还需要干洗。总之那些上海开到深圳的企业里面，涉及到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上海的老品牌出现其中。
在上海宾馆二楼的大上海酒楼应该是这个城市目前仍在营业的最古老的上海菜餐厅了吧。直到今天，酒店的中餐厅还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是自己的物业，租金压力要比其他餐厅小一些。因为星级酒店的缘故，价格自然也会定的高一些。好像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也算是餐厅的傲人之处了。
今天人们谈起老大昌酒楼觉得它可能自诞生之日起就长在上海宾馆对面的福田大厦里。当然天虹商场的往事记忆早就被人遗忘了，留下来的都是长时间不变的全家人爱吃的菜式：熏鱼、辣白菜、烤麸、海蜇头、糖藕、油焖笋、响油鳝糊、马兰头拌香干、腌笃鲜、红烧肉百叶结、两面黄这一连串的菜名几乎可以不加思索的可以报出来。那时候全家人的聚餐选择总是会在上海菜的餐厅中挑选，点的菜也几乎一模一样。好像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其他的尝试，似乎这一套精选标准放之四海皆准。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后来父亲来上海看我，我们一起去阿山饭店或者老锦江的老夜上海，或者是去纽约法拉盛的鹿鸣春，全家人都是以这样的记忆为基础，然后辅以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味道经纬，将传统的口味延续了下去。不过想到父亲每次来上海一定要去王家沙吃一碗凉面，再打包几个浇头回来和我一起享用，也许那是他童年在附近上学时留下的记忆吧。
父亲有他自己的食谱吗？想来想去都是那几道他的拿手好菜，一个是卤牛肉，一个是油焖大虾，一个是腌笃鲜，还有一个是番茄土豆汤。曾经和他聊过如何做一锅好汤，父亲居然给我一个顺口溜：用三洋一黃来改良。所谓三洋，就是洋白菜、洋柿子、洋山芋，加一黃就是黄豆芽，然后再加腌咸肉。有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去建设路的伴溪酒家楼下的店铺买火腿的腿棍，剁几件回家后做汤，味道浓郁而醇厚。我曾经跟父亲说，每当我想念奶奶的做菜味道的时候，就会去阿山餐厅吃一顿饭。自从阿山离世后，已经很久没有再去那里吃饭了。父亲离开以后，我也再没有回去深圳的那几家上海餐厅吃过饭了。
有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那些没有止境的品味变迁，以及那种确定我们拥有最好品味的自信。虽然两年前父亲离开之后，全家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但是我总是在想，如何才可以彻底摆脱关于品味的问题以及根据某种眼前时髦的味道去做出一些超越的判断。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品味是一种趋势，而趋势最终还是回归自我。我们用时间来慢慢解决这些表面的问题，然后也慢慢清楚，品味来自于家庭的教育，来自于父母的熏陶。人们都说在大饥荒之后品味才可以大行其道，但最终我们需要在若干个选择都存在的时候，才能表达出“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概念。家庭的聚会给予了我一种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超越了那些多少带有炫耀性口味的理解，我们的品味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回忆都代表着一种真诚，而这种真诚是不会沦为一种风格的。
有人说，生命必须回头才会理解，人必须向前才可以生活。想到父亲，想到他做的卤牛肉，那种飘满屋子的香气就会浮现出来。那若有如无的香气就好像记忆一样，会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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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7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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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和父亲的美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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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庭略：那种让我们得以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来自何方的归属感，是通过无数个全家人在一起的晚餐建立起来的。
范庭略
■关于父亲的回忆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总会伴随着各种场景出现。开始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离开我快要两年了，他热情开朗的笑容总会出现我的梦里。
我一直试图理清这位高大健硕的老人如何用自己的生活爱好影响了下一代。在他和我五十一年的人生交集中，欢乐的陪伴中常常会有吃喝的场景。食物的味道中充满了回忆的气息，而那些品尝美味后的笑容，今天回忆起来却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订阅过一本杂志，那本《新华文摘》让我第一次阅读了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很难想象在当时全家每月收入不到90元的情况下，如何抵挡美食的诱惑，这背后强大的力量来自奶奶对全家人生活的悉心照料。父亲会在上班之前早起去菜场买菜，那是一个需要各种票证购买猪肉、豆制品以及粮油的匮乏年代。有时候所谓家庭的传统以及个体的认同感，就是通过各种蛋饺红烧肉腌笃鲜菜饭，以及酒酿圆子炸年糕的口味建立起来的。这也让童年时代的我感受到了吃得好与幸福感之间的简单关系，同时也养成了一种面对世界和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家庭的口味就是这样，一家人用最朴素的愉悦去感受世界。而一家人的晚餐仿佛就像是透过一个钥匙孔窥视到一间精致的房间，无论是饥饿的本质，还是我们口感欲望的涵养，其实都是一种模式和一种轨迹。隐隐约约会感到上一辈的口感带着一种历史的流传，在那种惊涛骇浪的大历史背景下飘过一叶颠沛流离的扁舟，而在这扁舟上保护我们的是父母和奶奶。那种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自何方的归属感，就是通过无数个这样的全家人在一起的晚餐建立起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还处在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一家人可以穿戴整齐在周日的中午出现在一家餐厅的门口，可能就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注脚吧。那个年代对于餐厅的仪式感、对口味的定义以及对可口食物表里如一的向往，都是在今天下馆子所不太需要的。
也许是因为餐厅的缘故，我们总是能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海人和来自上海的上海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差异，建国以来有大批从上海高等院校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这批人大多经历过战火纷飞的童年，并亲眼目睹解放军战士进城后睡在马路上的景象。总之这是生活在上海之外的一代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生活都还是在上海，无论是吃的用的、穿的戴的，他们觉得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就是上海。他们知道自己是因为生活、因为工作而离开了成长的城市，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那里。所以当拥有这样背景的一群人在深圳相遇，总会拿上海做开场白：“哎呀，侬桑海宁啊！”这句话之后，热络与亲切的海派聊天就开始了。这些上海人似乎不太会出现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失落感，还经常会不经意流露出一种城市生活佼佼者的自信。而在当时的深圳，上海人出现最多的几个著名餐厅，一个是绿杨邨，一个是老大昌，还有一间没有开多久的梅龙镇。
绿杨邨应该是当时被认为最正宗的本帮菜，在繁华的深南东路与东门路的交汇处，今天的那座玻璃幕墙的中建大厦在当时还未兴建，原来那幢八九层楼高的旧楼的底楼就是当时的绿杨邨酒家所在。每逢周日，生意基本上都是应接不暇的，一个狭长的走道里面站满了等位的客人。那是在九十年代初唯一的上海菜餐厅，一个个子高大长得很神气的经理会拿着一张白色水单叫号，先用上海话叫一遍，再用普通话叫一遍。叫完后走道里面立刻又恢复了嘈杂的上海话喧哗。
我在今天努力回忆当时的场景，似乎没有再想起比绿杨邨更早的上海菜餐厅了，也没有比绿杨邨更好吃的素菜包了。尽管南油和蛇口也有很多上海人，但是那里好像也没有特别正宗的上海菜。回忆这些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餐厅，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关于地址以及菜式的信息都已变得含混。回忆里的画面也像是带着朦胧色彩的梦境，细节是清晰的，但场景早就模糊了。
现在依旧清楚地记得在深圳的东方广场曾经出现过一家装修豪华的梅龙镇酒家，但是找来找去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图像资料了。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家上海菜餐厅用墨绿色的大理石做墙面，然后衬托着金色的店名。只是记得那是在一个崭新的商业楼宇里面出现的高级餐厅，甚至在楼下看到身穿米黄色夹克的郭先生在一众人的陪同下，从不远处的罗湖香格里拉酒店走到这里吃饭。虽然都知道“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典故，显然老一代的食客还是认为淮扬菜是真正的高档菜系。除了对这家餐厅的典雅豪华有所记忆之外，我甚至想不起来全家人一共几次来这里用餐。总之那个时候灯火通明的罗湖区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存在，和今天的落寞与杂乱无章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深圳开始纪念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以前全家人常去的上海宾馆已经成了深圳十大历史建筑物之一了。这个俨然是上海人在深圳大本营的酒店，一直傲然矗立在深南中路和华富路的交界处。三十年前华富路的西侧几乎是荒野一片，到了上海宾馆就似乎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其实上海宾馆周围的上海品牌众多，天虹商场的底楼就是著名的老大昌酒楼，在餐厅的隔壁就是著名的正章干洗。当时广东的农民估计也不知道上海人搞得花样那么多，衣服还需要干洗。总之那些上海开到深圳的企业里面，涉及到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上海的老品牌出现其中。
在上海宾馆二楼的大上海酒楼应该是这个城市目前仍在营业的最古老的上海菜餐厅了吧。直到今天，酒店的中餐厅还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是自己的物业，租金压力要比其他餐厅小一些。因为星级酒店的缘故，价格自然也会定的高一些。好像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也算是餐厅的傲人之处了。
今天人们谈起老大昌酒楼觉得它可能自诞生之日起就长在上海宾馆对面的福田大厦里。当然天虹商场的往事记忆早就被人遗忘了，留下来的都是长时间不变的全家人爱吃的菜式：熏鱼、辣白菜、烤麸、海蜇头、糖藕、油焖笋、响油鳝糊、马兰头拌香干、腌笃鲜、红烧肉百叶结、两面黄这一连串的菜名几乎可以不加思索的可以报出来。那时候全家人的聚餐选择总是会在上海菜的餐厅中挑选，点的菜也几乎一模一样。好像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其他的尝试，似乎这一套精选标准放之四海皆准。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后来父亲来上海看我，我们一起去阿山饭店或者老锦江的老夜上海，或者是去纽约法拉盛的鹿鸣春，全家人都是以这样的记忆为基础，然后辅以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味道经纬，将传统的口味延续了下去。不过想到父亲每次来上海一定要去王家沙吃一碗凉面，再打包几个浇头回来和我一起享用，也许那是他童年在附近上学时留下的记忆吧。
父亲有他自己的食谱吗？想来想去都是那几道他的拿手好菜，一个是卤牛肉，一个是油焖大虾，一个是腌笃鲜，还有一个是番茄土豆汤。曾经和他聊过如何做一锅好汤，父亲居然给我一个顺口溜：用三洋一黃来改良。所谓三洋，就是洋白菜、洋柿子、洋山芋，加一黃就是黄豆芽，然后再加腌咸肉。有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去建设路的伴溪酒家楼下的店铺买火腿的腿棍，剁几件回家后做汤，味道浓郁而醇厚。我曾经跟父亲说，每当我想念奶奶的做菜味道的时候，就会去阿山餐厅吃一顿饭。自从阿山离世后，已经很久没有再去那里吃饭了。父亲离开以后，我也再没有回去深圳的那几家上海餐厅吃过饭了。
有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那些没有止境的品味变迁，以及那种确定我们拥有最好品味的自信。虽然两年前父亲离开之后，全家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但是我总是在想，如何才可以彻底摆脱关于品味的问题以及根据某种眼前时髦的味道去做出一些超越的判断。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品味是一种趋势，而趋势最终还是回归自我。我们用时间来慢慢解决这些表面的问题，然后也慢慢清楚，品味来自于家庭的教育，来自于父母的熏陶。人们都说在大饥荒之后品味才可以大行其道，但最终我们需要在若干个选择都存在的时候，才能表达出“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概念。家庭的聚会给予了我一种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超越了那些多少带有炫耀性口味的理解，我们的品味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回忆都代表着一种真诚，而这种真诚是不会沦为一种风格的。
有人说，生命必须回头才会理解，人必须向前才可以生活。想到父亲，想到他做的卤牛肉，那种飘满屋子的香气就会浮现出来。那若有如无的香气就好像记忆一样，会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一直试图理清这位高大健硕的老人如何用自己的生活爱好影响了下一代。在他和我五十一年的人生交集中，欢乐的陪伴中常常会有吃喝的场景。食物的味道中充满了回忆的气息，而那些品尝美味后的笑容，今天回忆起来却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订阅过一本杂志，那本《新华文摘》让我第一次阅读了陆文夫的小说《美食家》。很难想象在当时全家每月收入不到90元的情况下，如何抵挡美食的诱惑，这背后强大的力量来自奶奶对全家人生活的悉心照料。父亲会在上班之前早起去菜场买菜，那是一个需要各种票证购买猪肉、豆制品以及粮油的匮乏年代。有时候所谓家庭的传统以及个体的认同感，就是通过各种蛋饺红烧肉腌笃鲜菜饭，以及酒酿圆子炸年糕的口味建立起来的。这也让童年时代的我感受到了吃得好与幸福感之间的简单关系，同时也养成了一种面对世界和面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家庭的口味就是这样，一家人用最朴素的愉悦去感受世界。而一家人的晚餐仿佛就像是透过一个钥匙孔窥视到一间精致的房间，无论是饥饿的本质，还是我们口感欲望的涵养，其实都是一种模式和一种轨迹。隐隐约约会感到上一辈的口感带着一种历史的流传，在那种惊涛骇浪的大历史背景下飘过一叶颠沛流离的扁舟，而在这扁舟上保护我们的是父母和奶奶。那种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自何方的归属感，就是通过无数个这样的全家人在一起的晚餐建立起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还处在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一家人可以穿戴整齐在周日的中午出现在一家餐厅的门口，可能就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注脚吧。那个年代对于餐厅的仪式感、对口味的定义以及对可口食物表里如一的向往，都是在今天下馆子所不太需要的。
也许是因为餐厅的缘故，我们总是能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海人和来自上海的上海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差异，建国以来有大批从上海高等院校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这批人大多经历过战火纷飞的童年，并亲眼目睹解放军战士进城后睡在马路上的景象。总之这是生活在上海之外的一代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生活都还是在上海，无论是吃的用的、穿的戴的，他们觉得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就是上海。他们知道自己是因为生活、因为工作而离开了成长的城市，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到那里。所以当拥有这样背景的一群人在深圳相遇，总会拿上海做开场白：“哎呀，侬桑海宁啊！”这句话之后，热络与亲切的海派聊天就开始了。这些上海人似乎不太会出现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失落感，还经常会不经意流露出一种城市生活佼佼者的自信。而在当时的深圳，上海人出现最多的几个著名餐厅，一个是绿杨邨，一个是老大昌，还有一间没有开多久的梅龙镇。
绿杨邨应该是当时被认为最正宗的本帮菜，在繁华的深南东路与东门路的交汇处，今天的那座玻璃幕墙的中建大厦在当时还未兴建，原来那幢八九层楼高的旧楼的底楼就是当时的绿杨邨酒家所在。每逢周日，生意基本上都是应接不暇的，一个狭长的走道里面站满了等位的客人。那是在九十年代初唯一的上海菜餐厅，一个个子高大长得很神气的经理会拿着一张白色水单叫号，先用上海话叫一遍，再用普通话叫一遍。叫完后走道里面立刻又恢复了嘈杂的上海话喧哗。
我在今天努力回忆当时的场景，似乎没有再想起比绿杨邨更早的上海菜餐厅了，也没有比绿杨邨更好吃的素菜包了。尽管南油和蛇口也有很多上海人，但是那里好像也没有特别正宗的上海菜。回忆这些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餐厅，因为时间久远，很多关于地址以及菜式的信息都已变得含混。回忆里的画面也像是带着朦胧色彩的梦境，细节是清晰的，但场景早就模糊了。
现在依旧清楚地记得在深圳的东方广场曾经出现过一家装修豪华的梅龙镇酒家，但是找来找去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图像资料了。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家上海菜餐厅用墨绿色的大理石做墙面，然后衬托着金色的店名。只是记得那是在一个崭新的商业楼宇里面出现的高级餐厅，甚至在楼下看到身穿米黄色夹克的郭先生在一众人的陪同下，从不远处的罗湖香格里拉酒店走到这里吃饭。虽然都知道“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典故，显然老一代的食客还是认为淮扬菜是真正的高档菜系。除了对这家餐厅的典雅豪华有所记忆之外，我甚至想不起来全家人一共几次来这里用餐。总之那个时候灯火通明的罗湖区是一个纸醉金迷的存在，和今天的落寞与杂乱无章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深圳开始纪念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以前全家人常去的上海宾馆已经成了深圳十大历史建筑物之一了。这个俨然是上海人在深圳大本营的酒店，一直傲然矗立在深南中路和华富路的交界处。三十年前华富路的西侧几乎是荒野一片，到了上海宾馆就似乎已经到了城市的边缘。其实上海宾馆周围的上海品牌众多，天虹商场的底楼就是著名的老大昌酒楼，在餐厅的隔壁就是著名的正章干洗。当时广东的农民估计也不知道上海人搞得花样那么多，衣服还需要干洗。总之那些上海开到深圳的企业里面，涉及到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都有上海的老品牌出现其中。
在上海宾馆二楼的大上海酒楼应该是这个城市目前仍在营业的最古老的上海菜餐厅了吧。直到今天，酒店的中餐厅还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是自己的物业，租金压力要比其他餐厅小一些。因为星级酒店的缘故，价格自然也会定的高一些。好像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也算是餐厅的傲人之处了。
今天人们谈起老大昌酒楼觉得它可能自诞生之日起就长在上海宾馆对面的福田大厦里。当然天虹商场的往事记忆早就被人遗忘了，留下来的都是长时间不变的全家人爱吃的菜式：熏鱼、辣白菜、烤麸、海蜇头、糖藕、油焖笋、响油鳝糊、马兰头拌香干、腌笃鲜、红烧肉百叶结、两面黄这一连串的菜名几乎可以不加思索的可以报出来。那时候全家人的聚餐选择总是会在上海菜的餐厅中挑选，点的菜也几乎一模一样。好像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其他的尝试，似乎这一套精选标准放之四海皆准。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后来父亲来上海看我，我们一起去阿山饭店或者老锦江的老夜上海，或者是去纽约法拉盛的鹿鸣春，全家人都是以这样的记忆为基础，然后辅以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味道经纬，将传统的口味延续了下去。不过想到父亲每次来上海一定要去王家沙吃一碗凉面，再打包几个浇头回来和我一起享用，也许那是他童年在附近上学时留下的记忆吧。
父亲有他自己的食谱吗？想来想去都是那几道他的拿手好菜，一个是卤牛肉，一个是油焖大虾，一个是腌笃鲜，还有一个是番茄土豆汤。曾经和他聊过如何做一锅好汤，父亲居然给我一个顺口溜：用三洋一黃来改良。所谓三洋，就是洋白菜、洋柿子、洋山芋，加一黃就是黄豆芽，然后再加腌咸肉。有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去建设路的伴溪酒家楼下的店铺买火腿的腿棍，剁几件回家后做汤，味道浓郁而醇厚。我曾经跟父亲说，每当我想念奶奶的做菜味道的时候，就会去阿山餐厅吃一顿饭。自从阿山离世后，已经很久没有再去那里吃饭了。父亲离开以后，我也再没有回去深圳的那几家上海餐厅吃过饭了。
有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那些没有止境的品味变迁，以及那种确定我们拥有最好品味的自信。虽然两年前父亲离开之后，全家人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但是我总是在想，如何才可以彻底摆脱关于品味的问题以及根据某种眼前时髦的味道去做出一些超越的判断。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品味是一种趋势，而趋势最终还是回归自我。我们用时间来慢慢解决这些表面的问题，然后也慢慢清楚，品味来自于家庭的教育，来自于父母的熏陶。人们都说在大饥荒之后品味才可以大行其道，但最终我们需要在若干个选择都存在的时候，才能表达出“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概念。家庭的聚会给予了我一种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超越了那些多少带有炫耀性口味的理解，我们的品味是否有价值，是否正确，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回忆都代表着一种真诚，而这种真诚是不会沦为一种风格的。
有人说，生命必须回头才会理解，人必须向前才可以生活。想到父亲，想到他做的卤牛肉，那种飘满屋子的香气就会浮现出来。那若有如无的香气就好像记忆一样，会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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