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平衡会使美国不再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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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特朗普若是执意追求“贸易平衡”，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会是一位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而是一个使美国不再伟大的总统。

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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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以关税向全世界开战，其特有的商人叫价方式更令人侧目。然而他说关税要“对等”在原则上是对的。美国在二战以后负有带动世界经济的国际义务已经结出硕果——先是欧洲，后是日本，再是亚洲四小龙，最后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它们的竞争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美国。美国如果再在关税上“照顾”它们就没有道理。

但是在实际上，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却另有含义。他实际对各国推出的对等关税是按与各国之间的贸易差额计算的。除了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关税外，还要根据美国对具体国家的贸易逆差占该国对美出口额的百分比，再除以二，计算“对等关税”，若高于10%，就将其加征到该国进口美国的产品上（魏尚进，2025）。这实际上就脱离了“对等”的本来含义。再粗陋的经济学也不会把逆差比例与关税率差距联系在一起。而“对等关税”直观地就是双方对对方的加权平均关税率要一样。不过，这反映了特朗普这一举措的真实取向。这就是要使美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达到平衡。这样可以期待，有大量制造业流回美国，使美国制造业再次成为美国产业的主要支柱，以及重回世界巅峰。

但是，这一政策取向却是不能实现的，或者即使实现了，却会使美国不再伟大。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特朗普虽是精明商人，但他在计算一国的利益时却面对比商人面对的更为复杂的体系，以致使他只看到某一举措的直接后果，却看不到在整个体系中的综合后果，以及几个因果链后的结果。

我曾提醒说，如果把美元也看作产品的话，其实美国没有逆差。并且美元是一种高利润产品，出口美元换取其它产品，美国是大赚了。据说，印一张美元的百元钞票，成本只有4美分，利润是99.96%；更何况用银行电子转账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即使加上为美元的币值稳定而投入的制度成本，也不超过20%。粗略地，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发行了多少美元，就挣到了其中80%的铸币税。按2024年美国的1.2万亿美元的逆差计算，美国赚取了9600亿铸币税。

那么这9600亿铸币税体现在哪了？首先要看美国货币是怎样发行的。其机制是，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在公开市场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以及向商业银行贴现贷款，商业银行再向企业或家庭贷款。从广义讲，这都是向政府、商业银行以及企业和家庭发放贷款。这不是借贷吗？对于一种货物借与买是等价的，只不过购买是取得永久产权付全款，而借是有时间期限付利息。企业或家庭向商业银行借款要付利息，商业银行要向中央银行付利息，政府要向中央银行付利息。由于这种借款和还款的行为是连续不断的，就相当于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政府、企业或家庭向商业银行持久地借款，并不断地付利息。因而美联储就有一笔源源不断的利息收入。

然而这笔收入并不大，每年约数百上千亿美元，并没有体现出足够多的铸币税。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美联储发行货币只是基础货币。银行体系通过存款又贷出，加速了货币循环，又可以创造出数倍于基础货币的货币。这才构成整个货币供给。

另外美国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发行美元。这包括直接雇佣人员的服务，如向军人，公务员和公共工程人员等发放酬金；或直接向企业或居民购买产品或服务，如政府所需物品（包括军事物资，政府部门所需物资）和黄金等；因公共需要向私人购买资产等。

美国的整个货币供应主要靠美联储的发行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创造货币”，这一过程使得更多企业和家庭获得了借款以支持运营和周转。有这些借款比没有这些借款会使更多的企业和家庭持续下去，并创造财富。美国的货币供应量除了美联储的贴现率外，就是靠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营来决定。即商业银行为了保持不亏损，必须要在可能会亏损无力偿还贷款的企业或家庭面前停止贷出，否则他们自己就会破产。而企业或家庭只有有了健康的运营模式才有偿还能力。这就是收入大于成本的模式。他们会尽量寻找更低价格的产品（含中间产品）或服务（含雇佣劳动），

当一个国家处于自由贸易情形下，由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国内的企业或家庭可以向外国寻求更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在这时，仅靠国内提供产品或服务无法形成健康财务模式的企业或家庭，就可以因有较低成本的国外产品或服务而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他们因此就运转起来，创造财富，并偿还贷款。从整个国家来看，有更多的家庭因获得较低价格的消费品而提高了消费者剩余，有更多企业因获得较低价格的中间产品而增加了生产者剩余，有更多的企业因有了银行贷款而得以创立，有更多的人因有了更多健康的企业而获得就业，整个国家也因此而增加了财富。这是美国富裕和强大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因为自由贸易而增加了贷款，在存款有限的情况下就增加了向中央银行再贷款的需求。因而整个国家的货币供给就因此而扩张。由于扩张的部分是向外国厂商支付货款，因而美联储发行的货币就流向了海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因有了对外国产品或服务的需求，而实际上包括了支付外国企业的美元。这就是美国向国外发行美元的实际过程。

然而这时美国发行货币的铸币税似乎还不知所踪，其实已经实现在向外国企业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用成本极低的美元交换货真价实的外国产品，铸币税已经隐含在里边，已经由外国企业交纳，其数量就是以美国的贸易逆差额来衡量。但发行美元的美国政府获得了什么？除了再贷款和持有国债获得的利息收入，它因发行美元而致使美国民众因此而获得了新增财富，再对这些收入征税而获得了部分铸币税回报。

由于美国在制度和技术上的领先，再由于它的企业和家庭因自由贸易而获得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使其社会走向繁荣。据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当其它条件相同，一个工业化较早或规模较大的国家在自由贸易、且限制自由移民的情况下，它的工资均衡水平会高于其他工业化较晚或规模较小的国家（克鲁格曼，2001，第22页）。美国则是工业化较早且规模巨大的国家，所以其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大多数其它国家。2024年，美国人均收入约8.6万美元，世界排名第六，6.6倍于中国的人均收入。这会对贸易带来影响。一方面，它有较高对海外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它的产品的成本会较高。这大概率导致该国的贸易逆差。

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国际经济贸易结构中的角色不同，大多数国家所需美国产品或服务少于它们向美国出售的产品或服务，这是美国的逆差，也是各国持有的美元储备。美元这种产品有一个别的产品不具备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随时的购买力，亦是对美国的债权。持有美元的国家或个人随时可以用美元向美国要求等值的产品或服务。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大量的美元储备不可能长期滞留在该国，因为这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和资本收益下降，所以凯恩斯说，“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失败。”（凯恩斯，1993，第286页）。这些美元储备必然要涌出国门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

最好的投资对象就是美国的资产，尤其是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由于美国的强大和富裕，美国宪政制度的稳定和有效，产权得到保护，权力受到约束，美元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优质的投资对象。目前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债占总量的约四分之一，到2025年2月他们持有的美债总量约8.82万亿。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投资者每年购入的美国资产的总量与当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大致相当。我观察了美国多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两者大致对称（见下图）。只是特朗普一期时的贸易战和2020年以后的量化宽松带来一些扰动。这说明，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发放的美元，又通过金融渠道流回美国，其中大部分是投资美债。由于美债的信誉很高，利率很低，经常低于美联储的贴现率。考虑到这些美元最初就是美联储贷出的，它们几乎就是美国政府的准财政收入。这是外国持有美元的铸币税的再次利用。

可以说，由贸易逆差发行的美元流回美国构成了美国政府的额外收入。它们必应用到普通财政之外的特殊地方。这就是美国的国防开支。它在两个方面特殊。一是，美国的国防开支在全世界是特殊的。我发现，美国的人均军费是世界其它国家人均军费的8.4倍，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防开支远超一个正常国家的水平，我将这个超过的部分称为“帝国成本”（盛洪，2002）。一是，这部分财政开支与美元的信誉联系密切。美元的信誉是国家实力的综合体现，其中军事实力是重要的部分。它意味着，美国的资产有很高的安全性。于是，将贸易逆差流回美国的美元用于额外的国防开支，就会形成一个美国的特殊的良性货币循环：用回流美元增强军事实力，用军事实力保证美元信誉。2023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8203 亿美元（剔除通胀因素，USAFACTS，2024），当年的经常项目逆差是9054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是9063亿美元，三者大致相当。

于是，我们应清楚，美国不是一个普通的贸易国家，而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国家。她以其在工业化的领先，其国家市场巨大规模，其人民富裕和国家繁荣，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它以其国内巨大的购买力吸引各国企业，借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向世界发行美元，又以其国家的安全和信用吸引贸易顺差国的美元流回到美国，再将这些美元用于军事开支。这是一个相对稳定和良性的货币循环。美国就是在这种国际贸易和金融环境下生存和发展，才成其为美国。这是一种特殊的美国模式，是其它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美国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地步。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她一直保持着贸易平衡。在美国之前，扮演这样角色的是英国（盛洪，2018）。

现在我们就会明白，特朗普做的是什么事情。记得爱德华 ∙ 吉本说过，历史上导致帝国衰亡的大错多是在巅峰时期铸就的。冷战后的美国可谓达到国力的巅峰，正是这种强大国力使特朗普产生了滥用它的念头。讽刺的是，当他想通过美国目前的国家强力逼使各国与美国实现贸易平衡，消除了所有贸易逆差以后，也就消灭了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发行的美元，也就没有了向外国征收的铸币税，也就没有这些铸币税给美国人民带来的财富增量，也就没有了逆差美元回流带来的额外的财政收入，也就没有了美国所需的帝国军事开支规模。如果硬要维持原来的那个水平，就要冒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债务总额，以致接近无力偿还债务、导致美国破产的风险。原来那个美国就会不复存在，美国也就不再伟大。

这样一个后果并不是普通人一眼就能看清，但市场却很敏感。当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实则硬性贸易平衡的举措后，美债市场应声暴跌。这说明市场明白，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对美债的影响。这就是预期购买美债的美元将会减少，利率将会上升，价格将会下降。这说明，对美国最为适宜的，是保持一个稳定且缓慢增长的贸易逆差；因而特朗普若对市场反应有所警觉，回到与竞争力相当的国家真正的对等关税、而不是追求贸易平衡，也许是避免美国模式崩坏的恰当调整。

实际上，鉴于各国对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反制，我们并不认为，特朗普能够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即使他能够在各国不反制情况下达到他的关税目的，也不可能实现制造业回流的目的，因为关税只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并且未必是营商环境的改善。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世界上居于高位，反移民政策又会阻止外国移民拉低这一成本水平，即使高关税保住了美国市场，也缺乏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本文中，我们只想指出，即使特朗普完美地实现了他的政策目的，其结果也是事与愿违的。美国所面临的，不会是“短痛”，而是“长痛”的开始。既然这个目的是错的，他的手段再带来巨大损害 ——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美国信誉的下降，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特朗普若是执意追求“贸易平衡”，他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会是一位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而是一个使美国不再伟大的总统。

参考文献

USAFACTS, How much does the US spend on the military? 《USAFACTS》, August 1, 202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93。

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盛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FT中文网》与《中评网》2018年8月10日同步首发。

盛洪，“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国际经济评论》2002 年第四期。

魏尚进，“‘对等关税’的双重谬误：一场贸易政策的荒诞剧”，《复旦金融评论》，2025年4月8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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