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肯尼迪为何认为中美贸易战“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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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政治学家谈论关税、唐纳德·特朗普和习近平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以及美元为何失去一些光彩。

黄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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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肯尼迪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和经济高级顾问兼受托人主席。过去37年来，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并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尤其关注其经济政策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解放日”关税计划，进一步加剧了贸易战。该计划的规模和力度震惊了世界，因为其目标既包括竞争对手，也包括盟友。您对此有何看法？

特朗普政府对其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管理策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他们认为国际贸易体系长期以来对美国极不公平。美国一直保持着比其他国家（无论是否是盟友）更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由于他们认为该体系不公平，无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传统手段获得更好的结果。因此，他们决定利用拒绝进入美国市场的杠杆来强制变革。

我们看到，在4月2日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他们努力将基于最惠国地位和国民待遇的共同关税多边体系转变为基于逐条、逐国谈判的互惠关税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果。

他们并不希望事情就此结束。相反，他们希望开启谈判，如果可能的话，最终能降低关税。

美国对国际体系态度的突然转变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崩溃，因为这至少在短期内意味着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幅减少、通胀上升以及潜在的经济衰退。

美国债券市场的反应尤其出乎意料。通常情况下，股市下跌，债券市场就会好转，反之亦然。但这一次，股市和债券市场都恶化了，这增加了出现系统性金融问题的可能性。

征收“互惠关税”虽然引人注目，但对全球大多数国家迅速降低这些关税也同样突如其来。过去几周，全球经济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山车式波动。

如果你近年来关注[特朗普]的动向，你会发现他对关税和贸易失衡的看法非常一致。他认为，无论你是美国所谓的朋友还是竞争对手，如果你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就应该受到惩罚，并向你施加压力，迫使你扭转这些政策。

现在，政府实际计算具体关税水平的方式与最初的设想有很大偏差，因为他们最终根据他们认为需要多少才能使贸易逆差恢复平衡来计算数字。

他们使用的数字高于根据实际适用关税加上非关税壁垒的关税等值金额估计值计算出来的数字，而这正是观察人士所预期的。

关于贸易平衡（商品和服务的逆差和顺差）是否等同于贸易公平，存在着一场重要的辩论。我认为并非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维持着严格的非关税壁垒，这不公平地限制了外国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但这些限制反映在贸易平衡中。

这些影响还体现在许多其他方面，例如市场份额减少、利润缩水。因此，我理解政府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但这与我对国际经济的看法不符，而且市场对此的反应也相当负面。

目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许多同情。但如果它试图引发美国金融危机，那么很多同情就会消失。

从那时起，中美之间已经来回交锋了好几轮。这场博弈会走到尽头吗？

目前我们距离最后阶段还很远。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在贸易和商业问题上寻求合作并管控分歧的途径。这也是美国在2001年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24年，中美两国进行了双边贸易谈判。这段关系经历了许多曲折。有时双方找到了共同点，有时却没有。目前，双方都对对方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限制。

中国已加强对稀土的限制，将多家美国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名单，并于近期启动了反垄断调查。中国航空公司已停止接收波音公司的飞机。如果他们此举是受中国当局指示，旨在惩罚美国，那么美国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回应。

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这场争端从贸易和企业领域延伸到金融领域。双方都有可以利用的筹码，给对方施加经济压力。

中国有286家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市值约1.1万亿美元。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规模巨大。双方都有金融机构在对方国家开展业务。

华盛顿和北京可以就上述任何一项采取行动。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反噬，但他们可能仍然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如果美国突然将中国公司赶出美国证券市场，他们就必须使用一些非常规法律来做到这一点。

这些中国公司与世界各地的公司合作，包括美国公司。这样做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但现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中国可能会抛售其持有的美国国债。中国关联方可能在中国境外持有更多美国国债，价值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

中国不费吹灰之力，国债市场就已遭受重创。我不清楚如果中国抛售国债，市场会面临何种后果。

市场可能只是打个哈欠。如果市场真的没有反应，中国就会失去这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它是其储蓄的支柱。这将是相当危险的。而且中国可能会被指责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目前中国占据了一些道德制高点。它可以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它在世界各地都赢得了许多同情。但如果它试图引发美国金融危机，那么很多同情就会消失。

到某个时候，双方因升级而承受的痛苦都会显著加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将会出现，失业也将随之而来。国内批评声浪将日益高涨，寻求脱困的呼声也将随之高涨。最终，这种日益加剧的经济痛苦将转化为政治压力，迫使双方坐到谈判桌前。但双方目前尚未真正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双方都在试图与其他各方进行谈判，以提高自身影响力并孤立对方。因此，距离中美真正坐下来解决分歧，可能至少还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世界需要一场更深思熟虑的谈判，以解决一些根本性的挑战，而不是进行零散的讨论，只获得肤浅的结果

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坐到谈判桌前吗？这样的对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如果他们真的会谈，会有什么结果？

他们还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痛苦才能重新调整心态，开始进行谈判。讨论的议题将是：谁将代表双方谈判，以及谈判时间表会是怎样。我认为这些都还悬而未决。

这可能是一场相对集中的谈判，仅围绕贸易和商业问题。也可能扩展到芬太尼、两岸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议题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他们可能希望在几轮内完成谈判，也可能分阶段进行。具体如何划分阶段以及具体流程如何，目前还未可知。

在谈判前阶段，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他们究竟想达成什么目标？他们是想“把‘汉普蒂·邓普蒂’重新拼凑起来”，维护这段商业关系吗？他们是想友好分手？还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的规则？他们是想建立更平衡的商业关系，还是想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商业运作方式？

他们最终可能会认为继续相互依存实在太过艰难和复杂，转而选择某种形式的脱钩。我不知道他们会选择哪一种，但如果他们能有意识地确定自己的目标，那将会很有帮助。

在他们坐下来制定最终目标之前，只会是一加一加的关税，一加一加的投资。希望人们意识到全球经济已经到了深渊的边缘，并表示他们不想走到那里。

世界应该进行一场更深思熟虑的谈判，以解决一些潜在的挑战，而不是进行零碎的讨论，只获得表面的成果。

如果你审视美中关系的深度，就会发现我们仍然紧密相连。2024年，两国贸易额约为6500亿美元。

在中国，数千家美国企业每年销售价值约5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数百家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价值约800亿美元的商品。

我们通过证券市场（股票、债券、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务）建立了深厚的金融互联互通，民间联系也相当深厚。

在科学技术领域，即使在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合作。

或许与五年前，也就是疫情爆发之前相比，我们在商业关系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这种关系的绝对重量仍然巨大。

努力转移供应链并禁止某些技术——但这些政策收效甚微。

因此，尽管中国和美国彼此的重要性下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目前仅占其出口总额的 14%，而五年前这一比例为 19%——但间接联系仍然广泛而深入。

在亚洲，大部分商品仍为美国这个最终市场生产。因此，这两个经济体当然没有脱钩。

考虑到已征收关税的幅度以及持续升级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一下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这并非不可避免。时间将证明双方——所有各方——是否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美中争端，如果我们最终陷入一个更加分裂的世界，脱钩的程度远超美中两国——并且能够找到一条回归更加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道路。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持续吗？它能帮助解决全球贸易失衡吗？他希望实现什么样的全球贸易模式转变 ——世界其他国家会更加紧密地合作，还是会变得更加分裂？

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并非4月2日才开始的，而是已经积累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其中一些问题反映在国家关系中，因为关税壁垒或出于国家安全、公共卫生或环境原因限制贸易的产业政策。

然而，尽管一些公司和工人从全球化中受益，但也有一些人因此而受害，而且国家内部的挑战可能与国家之间的挑战一样大。

事实上，特朗普的崛起必然与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相对权力联系起来。我们的利益在地区上分化严重，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相当集中于地区。这成为了他政治影响力的来源之一。

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一直试图保持极度礼貌，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和耐心的双边外交，但[特朗普]从未觉得这些谈判真正带来了他们需要看到的变化。我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尽管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子。我指的是许多引发这种挫败感的例子，而这种挫败感如今正在全球范围内爆发。

因此，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各国正在重新评估管理彼此关系的规则和规范。这似乎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群体。而我们所有人都对这一努力的成功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

如果你想想人工智能以及它对制造业人员和全世界的劳动力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你思考一下气候变化对经济、获取水资源和自然资源以及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并达成某种协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并不乐观地认为各方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短期内，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可能超越贸易范畴。但我们的使命非常明确：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具韧性的国际经济架构。现有体系需要重大改革。

就连中国官员和学者也早已呼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他们的一些建议并未得到普遍接受，但改革的必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

他们能否找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共赢局面？这才是最终的问题。

“互惠关税”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北京能否通过稳定市场、刺激国内消费来扭转局面？

短期内，中国领导层有多种方式来抵御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压力。他们拥有巨大的财政空间来刺激经济。他们可以向许多其他国家提供市场准入优惠。此外，与美国相比，中国金融体系在其经济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因此，中国股市的下跌并非致命的。中国有很多方法可以抵御压力并保持这种策略。

但从长远来看，最终效果取决于中国领导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他们是否想尝试保留现有的以利用先进技术和“新生产力”作为主要增长引擎的经济模式？

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暂时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个十字路口。

中国的经济模式——由于中国的规模——不仅造成了国内宏观经济失衡，而且造成了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其他国家将继续对此感到不安。

那么，问题在于，中国会利用这场危机加倍推行现有模式吗？还是他们会将其视为一个契机，转向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国内）一直呼吁的方向，即以国内居民消费为基础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如果他们这样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失望情绪将会大大消退，同时也将极大地增强国内信心。

中国家庭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他们缺乏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终身健康，也没有足够的养老金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

中国生产的增长并未与消费的增长相匹配。过去十年，美国与中国相关的政策界最常提及的统计数据是：中国占美国制造业的30%，但仅占制造业消费的18%。

现在的差距比我们一两年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时更大了。而且差距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处于这个十字路口的原因之一。

中国可以将此视为一个机会，以国内强烈呼声进行经济改革。

如果中国只做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那么它同时也会在谈判桌上解决其他国家向中国提出的许多担忧。

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

随着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转型为一个拥有先进工业和服务业的经济体，它必然会发生转变。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转型。

显然，政府需要找到解决现有债务的方法，以便尽可能多地完成住房建设，并想办法让这些开发公司盈利，以便它们能够继续运营，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一二线城市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如何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一个问题。这意味着要研究各种改革中央和地方税收、责任和支出划分的方式。这也意味着要思考新的收入来源。中国必须重新考虑是否要开征房产税。

征收新的房地产税可能会在短期内减缓经济增长，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需要解决房地产税问题，以便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

您可以从对最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极低的利率开始，然后逐步实施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看来房地产市场问题与地方政府财政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特朗普削减贸易逆差的目标将如何影响美元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后，美元将扮演何种角色？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多货币时代？

在我们最近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的二轨对话中，普遍的结论是美元的主导地位坚如磐石。其他货币，无论是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取代美元的可能性相当低。

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强；人们可以通过美元买卖任何东西，进出资金。这是每天数百万个独立选择的产物。因此，美元的稳固地位存在一定的网络效应。

美国经济的持续危机可能会引发人们对美元作为稳定储备货币的怀疑，并促使人们思考潜在的替代方案。

如果美元从无风险资产转变为具有一定风险的资产，那么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这可能是由像解放日之后的几天那样的几个时刻引起的——不是北京、布鲁塞尔或东京的中央银行提出的倡议，而是华盛顿做出的选择。

世界货币体系的转变通常发生在几年之内，而且变化相当突然。目前看来，我们还没有接近这样的转折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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