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中国，做多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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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掌柜：所谓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着力点并非眼前的贸易平衡本身，而是长期看谁更先建立符合“AI+机器人”时代的人文科技制度。

周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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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所言，中国治理基于国情和世界文明方向的差异化是中国经济根本保障，而“少年中国经济”的根本竞争力体现在和平发展中的快速进化，中国经济更强“纠错能力”和“进化动力”显现“少年气象”。

进一步推敲，“少年中国经济”同样体现了整体国民的进取心和心气儿。快速接受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互联网革命甚至智能革命洗礼的中国奋斗者已经具有了一种特有的精神面貌，这一点容易被熟视无睹或忽略。应该说改革开放在短短40多年时间内经历了四波技术普及浪潮，由此驱动社会进步的速度之快、变革之彻底，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深刻变化给中国社会植入了乐于劳动、乐于创造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完全不同于福利社会或者金钱喂养可以达到的社会氛围，本质上也是一种真实的“少年”姿态。这一点，“少年中国”在继承的工业革命精神上，和奠定美国强盛的清教徒气质异曲同工，也是对中国经济保持自信的重要根源。

再次回顾过往，中国永远不乏灰暗时刻保持乐观的智者。除了梁启超先生振臂的“少年中国在”，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也曾追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进而，有了那句朗朗上口的警世恒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段铿锵有力的发言在“少年中国”之外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就是——“中国有脊梁“，中国始终存在一批为进步奋斗和奉献的人！

当下来看，“中国脊梁”更显得弥足珍贵。先说中国劳动者，我们不去歌颂苦难，但依然可以看到高素质的产业技术工人，他们为了家庭吃苦耐劳的精神着实支撑了世界工厂的竞争力；再说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说这些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创新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即使近些年很多人背负巨债倒下依然发视频表达雄心，当下的90后年轻人更是乐于原创创新；还有就是客观评价公务员队伍，对比世界多个发达经济体，中国公务队伍在推动信息化、高效率和底层治理方面还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绝大多数人都愿意拿着很低的工资为社会服务；而且，中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们都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品质，也在长期开放中形成了对标世界先进标杆的惯性，可以说，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很多能人牛人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埋头苦干。诸如此类，还包括军事工业、社会服务行业、教师、军人、医生等等，目前中国社会多个行业都开始形成了稳定的发展态势，受外部的影响干扰逐渐降低。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经济确实遭遇重大变局，对应变智慧提出了极限考验。展开讲，如果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千年竞争格局来看，变局或许又超越千年。从人类农耕文明算起的1万年进化历程，我们正临界于硅基世界觉醒的全新时代。这样的历史交叉点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克服后发劣势构建“人文科技文明”注定复杂而艰巨。也就是说，中国当下的经济挑战不仅因为国际环境变化，更因为技术革命到了一个全新的关口，在机器替代劳动力基础上出现机器人融入人类社会，这个隐形的社会冲击是前所未见的。

但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积极迹象正在悄然发生，或许很多人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一直以直言著称的清华大学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坦言：目前中国自己培养的很多数学专业本科生已经比哈佛、斯坦福大学更好，2030年中国数学将开始引领世界。如果以居安思危著称的丘教授能有如此乐观的表态，确实说明中国基础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中国数学都能从泥坑里爬起后勇攀高峰，这对其他方面能够获得更高成就带来了很强借鉴意义。由此，也引出了本篇的主题——中国经济“内核比较优势”正处于爆发式增长的前夜。

有了以上的谨慎判断和反思，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的当下具备的“五大内核比较优势”，“做多中国”的理由将变得更加明确和具体。欣孚智库基于长期国内外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五大内核比较优势会长期存在并不断进化：

其一，强大的工业生产力：这有利于根本上化解现代社会最为关键的贫富差距矛盾，而且为科技人文主义制度变革提供契机和土壤。根据专业机构统计，目前中国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已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总和，成为全球制造业品类最为齐全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9月的数据，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和666个小类，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尽管在高科技领域仍然有很多方面落后于美国，但这个差距是目测可以看到的，并非遥不可及。从整体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优势更为明显。此外，“生产力”作为一种不可逆的发展要素，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是不可逆转。对比印度、印尼、越南来看，这两个国家表面上看经济和社会也非常活跃，却由于重工业基础薄弱，都无法自主制造机床、生产基础化工产品，也缺乏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链，和中国产业厚重底盘比依然存在巨大差距。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超越了替代国简单贸易所带来的表面繁荣。回到当下，特朗普2.0关税政策对中国的冲击也必然低于其他出口型国家。

深入探讨原因，我们发现，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多个历史机遇下，分别从前苏联、美国和日本等世界强国继承了重工业基础的国家，这个基础是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具备的。这一系统重工业基础就是中国经济的深层底盘，所以，拥有高水平生产力无疑是国家真实的竞争力基础，这方面中国已经具有明确的比较优势。

其二，世界顶尖的智力资源：中国经济的智力要素正在积累，且已经成为驱动产业进步的核心比较优势。这方面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没有被广泛认知，实际上，欧美等知名大学核心岗位上的大批华人科学家很多已经回国发展，中国大陆的大学已经汇聚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香港更是正在成为世界顶级科学家的创新摇篮。而且，中国的智力资源正在受到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的有力支撑，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24年3月份的数据，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50万家，高新技术企业46.5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21.5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3万家，这意味着中国的重商主义国策带来的创新公司的广度和深度已经领先于多数发达国家；另一个方面则是看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数量，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测算，截至2020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约1905万人，其中工程师为1765.30万人，规模总量位居全球前列。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2.4%，高于美国的2.04%。这意味着对比美国来看，中国有美国数倍具有产业经验的工程师队伍，而且从航天、重工业制造等行业看，中国工程师平均年龄年轻美国10-20岁。更有多方数据表明，支撑全球半导体、互联网等行业的研发工程师三分之一以上拥有华裔身份，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化具备的外部人才储备。由此可见，中国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庞大的大学体系培养了大量符合工业化和科技现代化需求的理工科人才，“工程师立国”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了核心比较优势。

第三，统一且充满活力的大市场带来的财富蓄水池：中国的统一大市场不仅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还让中国创业企业获得快速成长试错的空间，并且依靠金融盾牌成为了支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富蓄水池。这一点我们在日本调研中深有体会，一位曾任日本多家上市公司中国区总裁的行业资深人士透露：实际上过去10年中多次中日关系出现挑战的时候，日本前50大产业集团没有一家完全撤离中国。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拥有日本没有的庞大市场，对比欧洲、美国甚至是对日本投资给予更少的限制。不仅如此，市场资源之外中国还与主要资源区域俄罗斯、非洲、南美甚至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互惠合作关系，这也是保障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能够获得外部给养的重要因素。在刚刚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德国博世、宝马等知名企业更是充分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信心，纷纷表示希望深耕中国，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这些跨国公司全球对比后的理性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贸易战至今，中国与欧洲、美国的贸易总额不降反升，可见，世界经济格局中对于中国制造和中国贸易的需求依然稳固，中国产业链配套叠加统一大市场优势已经抵抗住了外部剧烈冲击。对于特朗普2.0时代，我们评估认为：在特朗普推动高关税促进产业回流最理想状态下，美国想达到中国当前的全品类工业生产水平依然还需要10-20年，甚至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发生，特朗普实际上已经切断了在高科技外广义工业产品上“市场换技术”的再工业化路径，但中美依然存在平衡贸易的可能性。

第四，社会综合效率竞争力外溢：中国社会整体效率支撑了产业在全球的长期竞争力，供应链效率保证了对全球投资的长期吸附能力。这方面的探讨往往受到不同人的经验和站位的影响，长期生活在国内的人可能更多地关注国内的问题进而夸大内部挑战，而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也不一定愿意表达对外部环境的不如人意，因此这个话题容易走向“厉害了我的国”和“失败了我的国”的两个立场极端。从我们长期在海外工作的经历看，每次回国确实都感觉到了所谓的“发达国家”，出租车收费大概为伦敦、东京的十分之一，生活成本是美国的大概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电商等效率也是发达国家的3-5倍，中国营商环境总体监管更少，财税体系更宽容，银行体系服务意识更强。不仅如此，我们也看到很多发达国家阶层固化、财富固化、资本利益最大化带来的矛盾正在加剧，实际上欧美底层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也很低，具有充分保障的就业机会也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多。这些都是基于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贬低或吹捧之意。

我们判断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解决国内内部问题，特别是产业空心化贫困问题都会投入主要精力，美国也需要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保持社会稳定，中美依然在贸易问题上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小红书的“美国难民”实际上已经透露了很多美国底层的真实生活情况，不做赘述，可见中国相对于老牌发达国家在解决社会底层的基本生活保障依然可圈可点，非常难得。另根据数据统计，中国高端制造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已从2005年的1.7%逐步提升至2023年的7.3%。即使受到2024年经济下行冲击较为明显，中国产业向高端先进制造升级的步伐并没有停止。这就让中国全行业、全链条的供应链优势完全被取代的概率进一步降低，也就是说，中国在治理效率、社会效率、产业效率和供应链效率的内核比较优势被大大低估了，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去工业化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

第五，重商主义财税体系和财富制度保障：中国社会氛围依然在持续激励企业家在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获得财富积累，并且中国宽松的财富传承制度设计平衡了所有制带来的不确定性顾虑。实际上在对比欧洲、美国还是澳洲、日本、印度等国家时，我们发现这些地区的创业门槛普遍较高。在大公司垄断和高监管的环境下，创业往往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再看中国，目前中国社会的创业合规门槛总体依然偏宽松，中国税收体系对于小微企业的监管相对灵活，而欧美国家在资金和税务的管控严格程度超出绝大多数国人认知。我们亲见经历的欧洲某国税务部门甚至挑战一位企业家一天报销三杯咖啡是否合理，银行合规监管对普通人几乎精确到1000欧元（8000人民币左右）的尺度，其“反洗钱”法律的潜在目的则是控制每一分钱，而且，有移民到美国的企业家反应：在美国纽约开一个杂货店也需要十几项行政审批，这种情况在欧洲可能更加普遍。而遗产税的征收标准实际上进一步让财富向超级富豪集中，因为普通人并没有对此避税的能力。所以，真实情况是：看似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的欧美等国，实际上从金融层面、行政层面对公司和个人都采取“原子化监控”，这是一个真实情况。

反观中国，社会整体上崇尚创富、羡慕暴富社会氛围依然存在，这意味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还没有结束。重商主义惯性让公众普遍尊重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这和很多国外保守经济体认为财富拥有原罪有本质区别，欧美主流国家的富人实际上一直存在财富羞耻感，往往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总而言之，从中国政府对合规、银行监管以及造富氛围依然宽松上看，即使未来5-10年经济周期出现经济调整，依然会有大量的创新创业公司在中国市场诞生和发展，财富的神话依然会被社会推崇和鼓励，企业家精神只可能升级换代，不可能枯萎凋谢。

进入2025年，已经有更多外部视角的客观评价开始印证以上的诸多积极迹象。总结2024年到2025年这两年时间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等全球性投资机构对中国的看法，和欣孚智库诸多分析其实高度一致：其一，他们几乎都认为2025年开始中国监管环境会重新放松；其二，多数据都认为2025年中国国际关系将改善，中美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的过程中剧烈动荡的时期已经结束；其三，中国国内大市场因素将导致消费回升，整体消费意愿的提高是积极信号；其四，投资者情绪与市场反应都将趋于乐观。

有了以上对中国“内核比较优势“的全面视角审视，以及对向上“科技人文主义制度”文明的展望和对“安邦保障”及“世俗自由”的认知，我们再来冷静审视当下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性质和逻辑。实际上，以“拐点”视角思考更加准确和恰当：第一个拐点是战争拐点。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虽有偶然因素，但背后的根本逻辑源于在北约和俄罗斯长期对峙中，欧洲和俄罗斯并没有找到和平共存的解决方案，反映了地缘政治矛盾的积累；第二个拐点是全球化拐点。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加剧了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财富差距，全球范围内的精英结盟在所有国家都创造了强者恒强的神话，而社会失衡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普遍存在，打破和再造不可避免；第三个拐点是硅基文明对碳基文明的不可逆的替代，AI和机器人正在逐步取代劳动人口，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失业潮已经显现。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外三个拐点的叠加，战争、逆全球化、技术革命都将对就业、产业变革和财富增长带来巨大挑战，这些拐点都不是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某种程度上属于不可抗力，但却是已经沉重的托住了中国经济前进的脚步。

居安思危，中国经济依然需要直面眼前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中国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目前挑战依然很大，这对经济信心是一个沉重打击，有这么几点迫切需要解决：其一是潜在的国强民弱的现象，以及国企和民企部门在分配比较优势红利上不公平，带来公强私弱的问题；其二是消费疲软背后的劳动者报酬过低，应该说中国经济内核的比较优势并不一定会带来消费繁荣，消费根本推动力是收入再分配中对劳动者给予更多保障和劳动力报酬支付，以及更多平等自由的公民身份；其三则是多元文化和世俗化文化带来的社会活力不足。当下很多地方政府对广告牌、市民娱乐的过度监管都是一种挑战社会活力和世俗化的行为。而且，只有当中国真正体现了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才能诞生走向世界的超级歌星、超级舞者，我们的文化需要娱乐产业走向世界，才会有更多外国人愿意投资、定居、游览中国，这些都需要切实解决很多开放程度不够的问题，背后需要社会系统的解放思想和开放变革。而且，我们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二战之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是全方位的，某种程度上并非单点引领可以撼动和推翻。所以中国最好的战略姿势就是尽量借助美元体系构建国家信用，加之制造业贸易日常项目优势，双管齐下长期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形成经济的根本支撑力。这需要极其务实和谨慎的战略判断，甚至可能需要特定时间点的妥协艺术。

坦率的说，悲观情绪和经济紧缩的压力确实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的紧箍咒，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再平衡的变局还会带来阵痛和失望：不仅包括传统发达工业国家和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工厂力量的再平衡，还包括国内计划经济部门和市场经济部门的再平衡，甚至包括企业内部从单纯追求竞争力向可持续商业文明转换的再平衡。

而且，很多历史教训都在警醒中国经济的回头路风险。“比较优势”是对经济基本面判断的最重要指标，将比较优势发挥出来一直是所有国家管理者的终极目标，但历史上中国很多时期做的差强人意。如果站在1840年、1912年、1949年三个时间看，中国全球性产业基本还是贯穿了茶叶、丝绸这样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春天都是昙花一现，战乱也一次次的将中国经济发展的萌芽摧毁，动荡一直成为束缚商业产业发展的障碍，而且，清朝末年皇权制度曾经抽干了这个古老民族的最后一滴精血。彼时，整个中华文明陷入垂垂老矣的疲态，民众麻木顺从的在温饱线上挣扎，而且当时的中国实际上被不同外部利益集团支配，多重势力希望消灭中国的朴素民族主义，取而代之所谓的超越国家观念，很多时间点上“全盘西化”基本成了知识界主流看法，也就是说，在如何发挥中国比较优势进而走向富强上，中国社会各界始终没有方向上的共识，长期剧烈摇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却更加清晰一些——中国近代史经验最大教训就是没有稳定和强大的国家治理为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土壤。1978年改革开放后，又获得了一个宝贵经验，就是坚持“开放促改革“可以为经济内外带来活力。结合以上种种历史镜鉴，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有了清晰的坐标系：向上看是构建符合科技时代趋势的“人文科技制度”，保障了国家永远在开放中进步，也决定了中国经济能否具有时代先进性；向下看则是构建服务底层的“安邦保障”和维护“世俗社会”的社会活力之源，这决定了中国经济走得平稳并避免动荡；中间就是能否发挥“内核比较优势”，这决定了中国经济能获得什么样的繁荣。更为具体的看，这个立体的坐标系也越来越清晰的提示我们——所谓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着力点并非眼前的贸易平衡本身，而是长期看谁更先建立符合“AI+机器人”时代的人文科技制度。

综上所述，困难和挑战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大逻辑和比较优势依然存在，中国经济“五大核心比较优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恶化，中国依然处于一个40多年快速发展的历史惯性之中。不仅“少年中国在“，而且“中国有脊梁”。所以，我们始终可以相信：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在大的历史周期中，中国经济一定可以顶住外部压力、排除万难、一往无前。

这些都是“看清中国”需要的真实视角，也都是“做多中国”的充分理由之所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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