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去美元化”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如何趁势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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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有前车之鉴。

刘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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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023年公开表示没有必要继续依赖美元并向中国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设想时，未曾料到两年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大棒让这一设想变得更切实可行——新一轮关税战导致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剧变，让东南亚国家愈发认识到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从而寻找替代方案。

安瓦尔当时称，中方对他的建议持开放态度，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今年4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主持东盟与中日韩（“10+3”）财政和央行副手会时，会议通过了“在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下以人民币出资的法律安排”，则凸显出在东盟10+3框架下，各国对于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诉求。

在关税战之外，美国还通过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频繁对其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这也是安瓦尔提出上述设想的重要背景。此番CMIM下以人民币出资的法律安排，表明中国与东盟非但未因美国关税战的威胁而“避嫌”，反而借助危机快速推进货币金融合作。中国与东盟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谓水到渠成。

十年增长20倍后，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加速深化

SWIFT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前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仅为1.7%，到2025年2月这一数字已升至4.33%，人民币保持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数据可准确概括东盟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具体比例，但东盟国家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在过去几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商谈和建立的自贸区，也是东盟的第一个自贸区，自2010年全面建成以来，已实质性结束3.0版升级谈判，后续将推动签署。到2021年，中国与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已达4.8万亿元，同比增长16%，从2011到2021的十年间增长近20倍。2024年，中国与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35%，占区域贸易的比例达28%。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持续增长的背后是双方经贸关系的愈发紧密。202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6.99万亿元，增长9%，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5.9%，双方连续五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这显然为人民币在区域内更广泛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同时，近年来部分跨国企业逐渐将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东盟各国，中国与东盟在产业链上的合作加深，使得人民币在区域内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当前，中国与东盟在区域内择优布局生产链、供应链，双边贸易增加值来自区域内的比重越来越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室主任张中元指出，中国与东盟构建区域内多梯度、强互补的产业网络，实现产业链与全球生产体系对接融合，缓解了双方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在推动中国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同时，也带动了东盟各国经济发展。

目前，东盟10国均已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中资银行在东盟10国也均已实现人民币业务全覆盖，为人民币在区域内的流通提供了金融基础设施支持。且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包括跨境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也可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应用。

多个东盟国家已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另外，2022年1月，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涵盖中日韩澳新和东盟10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加强。尽管RCEP基本上没有涉及货币金融合作的议题，但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仍能推动人民币在区域内的使用范围和频率进一步上升。

人民币资产“避风港”效应初显，但地缘压力始终存在

人民币在东盟区域内的使用逐渐增加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仍然根深蒂固。目前，东盟国家国际结算、国际支付和国际储备货币仍然以美元为主，跨境清算仍也主要依托SWIFT系统。

东盟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高收入国家如新加坡和文莱，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如柬埔寨和缅甸，这种差异导致各国对人民币的接受度和使用需求不同，一些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本国货币或美元，而不是人民币。而且虽然中资银行在东盟国家的业务覆盖已然较广，但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的基础设施仍有完善空间，例如CIPS在东盟国家的使用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接入方式也需增加。

此外，中国资本账户目前仍是有限开放，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尽管中国金融市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但是市场发展整体还不成熟，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中国金融资产的规模还比较小。显然，无论在东盟还是其它区域，人民币作为第三方货币在跨境结算和支付中更深度使用的条件都有待完善。

熊猫债（即国际金融机构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是观察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一扇窗口。作为2018年熊猫债新规发布以来首个在华发行熊猫债的3A级国际信用评级发行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已累计发行145亿元人民币熊猫债券。亚投行司库长诺德礼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海外投资者越来越有兴趣参与人民币债券市场。

这也凸显出在全球贸易战风险加大之际，人民币资产有望变成“避风港”。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地缘政治与外部压力始终是扩大人民币在东盟地区使用的“拦路虎”，美国的制裁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使东盟国家在使用人民币时面临额外风险，这可能限制其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积极性。

而在产业转移与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杨盼盼曾撰文指出另一种挑战：即使一国的产业升级顺利，经济体已经处于价值链的上端，最终需求的缺失也还是会使一国的货币国际化存在上限、遇到瓶颈，构成对货币国际化的挑战。从日元国际化后期情况来看，日本虽然在东亚地区的“雁阵模式”中居于上端，但东亚产业链仍主要围绕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建立，而日本本国因为市场规模有限，并不能成为价值链需求端的主要驱动力，大量最终需求并非以日元计价，从而制约了日元国际化的潜力。

扩内需是中国宏观政策抓手，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

显然，日元国际化曾面临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当前正在进行的人民币国际化。

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从全球价值链需求侧的网络来看，美国仍然是需求端最核心的价值链节点，牵动和主导着全球价值链。相较于日元国际化所处的时期，当前全球价值链显然更趋于细分，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的网络效应更加明显，载体货币的粘性更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突围和当年的日元相比也还面临新挑战。

归根到底，中国仍要发展内需，让自身成为全球价值链需求端的主要驱动力，以此才能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底层逻辑。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徐奇渊表示，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非只来自美国，实际上美国仅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三分之二则来自欧盟、巴西、印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前者源于地缘政治的紧张，后者则主要源于地缘经济的紧张。长远来看，中国需要营造良好的地缘经济环境，增强东亚地区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内需不仅是国内宏观政策，而且也是改善外部地缘经济环境的关键点。

面对暗流涌动的国际经贸环境，“中国财政政策的空间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可比，甚至可能比日本还大。更重要的是，有了日本的前车之鉴，相信中国能更快、更好地制定政策，摆脱困境。”徐奇渊说。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当下，人民币的每一步突破无疑都将为世界货币体系的公平性与多样性注入新动力，但从中国宏观政策受到的多方掣肘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注定是曲折而漫长的进程。正如宣昌能所言：“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捷径，唯有坚持市场驱动、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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