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战之下，重新反思消费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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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消费不振似乎是中国经济一大迷思，消费真的需要鼓励吗？东亚为何消费偏低？民企不振，消费不过是无源之水，难以复苏。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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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问题，往往有简单的答案，高深的模型，也掩盖不了朴实的常识。

在经济下行的当下，鼓励消费成为各地的口号，消费券、地方补贴以及各类文件轮番出台，各类政策分析和建议也纷至沓来。但大家为什么不消费？这似乎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迷思。其实，徐瑾经济人过去也谈过，消费本就不需要鼓励，有钱大家自然会消费，鼓励消费只是一个看起来有道理的空洞口号。

收入决定消费

东亚人的一生，似乎被打上不爱消费、爱储蓄的标签。

不仅仅是今天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曾经也被这样评价。回顾历史，日美贸易战期间，日本消费占比过低就曾引发热议。随着1990年代之后更多东亚经济崛起，东亚人偏爱储蓄、不热衷消费的特点，也被视为该地区消费不振的核心原因。确实，中国居民消费占GDP大概是4成，韩国是5成左右，日本是55%左右，都显著低于美国等国。

然而，这些观点却是将结果误认为原因。消费不振往往一股脑被归结为文化因素，咋看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本质上，这背后依旧是经济因素在主导。毕竟，一旦有钱，东亚游客爆买世界不止一次上过新闻。东亚人之所以消费低，本质是收入低，尤其是占GDP分配低。

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大约是39.6%，而消费者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很低，大概在43.1%。相比之下，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接近68%，其GDP比例也接近74%。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一个清晰的逻辑相关性，即居民从经济分配拿到越多，越倾向于多消费，反之亦然，居民拿到越少，越不愿意消费。可见，收入多，才有钱消费，这个关系其实挺明显的。

从国家到个人层面，消费问题已经显而易见。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接下来自然要探讨：为什么消费在居民GDP中的占比如此之低？这其实一直是东亚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例，而中国尤甚。

那么，更深一步的问题是，GDP是如何分配的？或者，钱去哪里了？跟着钱走，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些隐匿的线索和真相。

中国GDP的构成，抛开四成的消费以及大概18%的政府成本以及3%左右的净进口，剩下四成多基本是资本形成。资本形成，即各类投资，换而言之，不是居民不消费，而是当前经济模式更多依旧投资驱动型。

抛开各类话语的喧嚣，这依旧是一个“黄油与大炮的问题——黄油代表消费，大炮代表投资，投资多了，消费自然变少，而要增加消费，本质是要减少投资，将收入分配更多倾斜向居民收入。

曾经，国际机构对东亚储蓄率高消费低的原因有过几种解释，比如人口老龄化因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这些解释比起文化解释多了几分经济学意味，但是依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深入探索之下，这本质依旧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中国今天的情况，其实也是日本韩国曾经走过的经济模式，出口推动型经济模式与投资驱动型的经济模式叠加，必然导致居民消费被间接压低的结果。

保消费的本质在于保民企

经济学家索维尔说，了解自己的无知，需要一定知识。那么了解问题真正所在，那么解决问题才谈得上对症下药。消费走强需要什么前提，自然是有钱。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看似高大上的建议都不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动脑筋，却总在一厢情愿地以为大家只是消费意愿不足？

在贸易战的当下，甚至有人调侃，中国和美国都希望变成对方，美国喜欢消费，中国喜欢制造，如今美国希望回到制造，而中国希望加大消费。这毕竟是段子，人都会根据经济激励做出各种反应，东亚人民除了不喜消费，还被认定勤劳勇敢爱吃苦；其实，放在经济学语境下，与其说是文化影响个体选择，毋宁说文化特点更多源自经济模式的框定，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消费被压低，核心在于居民收入被压低。那么要增加居民收入，直升机撒钱或者发消费券当然也值得鼓励，但是作用只是一时热闹，难以形成长期态势。本质上，我们需要理解，谁在驱动居民收入增长？企业，尤其是民企，提供了大部分的就业以及就业者的收入。

从”56789"这一数据框架来看，大概来说，一般认为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因此，要改善居民收入，必须从支持民营企业入手。

深入探究这一现象，核心问题在于民营企业面临的沉重负担。当我们讨论如何提升家庭收入时，关键在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如果让员工增加收入，那么企业就必然有压力，更需要给民企减负。当下民营企业面临多重挑战，税收就是其中一则。从表面看，中国的所得税和增值税率与国际水平相比并不算高，但是一些隐性成本和税费加上则完全不同。粤开证券研究院就计算指出，如果加上全部土地出让收入，2023年中国全口径（含土地出让收入）宏观税负为30.4%，而美国为27.4%，可见全口径（含土地出让收入）宏观税负高于美国。从用工而言，将五险一金等附加成本计算在内，成本就会急剧上升。比如企业雇佣一名月薪1万元的员工，在一线城市企业和个人实际支出将接近5千，企业用工成本接近1.5万元，个人到手不到8200元。

自然，还有很多限制民企健康发展的障碍。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了居民收入的提升空间。在这样情况下，民企不振，消费不过是无源之水，难以复苏。

结语

居民消费低迷背后，是收入偏低的压力。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反过来说，保消费，也需要回到就业。消费、收入、就业，对不少普通人而言，其实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

昔日爱尔兰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曾经感叹“与其迷人，不如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穿越一百多年的时光，这点倒是与不少国人心有戚戚，无论是毕业困难的大学生还是遭遇35岁现象的软阶层，大家已经没有力气梦想行程大海与财务自由，最大奢侈就是一份稳定工作。

每年上千万的大学生，绝不是考编或者体制内能够吸纳的容量。最新数据指出，2025届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较2024年增加43万人，创历史新高。不少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状况，某央企的校园春季招聘，就收到了1196273份简历，超过百万。大量的就业岗位，必须而且只能依靠民企来提供。要改善这一状况，必须从支持民营企业入手，解决其面临的种种挑战，才能真正提升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当然，现在也看到一些改变，比如《民营经济促进法》等酝酿也是一个信号。

大国经济，往往是一个生态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局部的盲点背后，往往隐匿着整体的问题。从消费出发，症结在于投资，回归到企业。表面上，大家在谈论促进消费，希望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各类口号等方式刺激经济，这是容易的事，却难以解决症结。归根结底，经济复苏的关键还是在于民企信心的回归。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愿意在当前做出切实的转型举措，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经济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消费的低迷只是开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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