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张林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的辐射作用已显著减弱，只会加剧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失衡，带来的增长红利也越来越难惠及社会中低层。与其盯住增速目标，不如聚焦于对微观主体的持续纾困。
在奥密克戎病毒于上海和北京等地露出獠牙之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是5.5%左右。现在来看，维系这样一个GDP增速目标不仅艰难，亦无必要。
疫情扩散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下的经济活动停摆，使得实现5%以上的增速目标非常困难。
对于近些年经济增速的预判，我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估算公式，即GDP基准增速（季度累计）大体等于0.17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0.05倍的出口增速与常数项1.7之和，前面三项分别对应支出法统计GDP的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后面的常数项对应着因技术效率提高或内卷下的劳动投入强度提高等其他因素带来的增长。
从1至4月的宏观统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8%、社零额累计同比下滑0.2%，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12.5%。上述各项，分别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下滑、消费活动暂停与消费意愿降低、海外经济体放松管控下的生产修复，而分别承受较大的增速下滑压力。
当然通过加快专项债发行等措施可以拉动基建投资继续上行，疫情也有可能在6月份就有所缓解。总之，考虑到或正或反的各项因素，假设到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能够恢复到7%以上，社零额增速能够由负转正至1%，出口依然能够保持10%以上的较高增速，二季度我国的GDP增速（从累计增速换算至当季同比）也仅有2.3%左右。
这样，一二季度的GDP当季增速分别为4.8%与2.3%，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GDP增速要达到6.5%，才能使得全年增速达到5%。如果要达到全年GDP增长5.5%，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增速要达到7.3%左右。
无论是6.5%还是7.3%，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前的潜在经济增速，也超过了2019年没有疫情管制、没有地产塌陷、没有消费低迷、没有资本抑制之时的当季增速，显然是一个极难完成的任务。
更进一步看，当前将宏观经济增速较快拉回到5%的手段无非是继续扩张基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并且房地产投资能够保持正数、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出现下滑，如果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当前的6.8%左右提高至全年10%，约对应着2万亿左右的新增基建投资支出，可以大体拉动GDP增速上升2个百分点左右，以达到5.5%左右的增速目标。
看上去，2万亿元支出相比于2008年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少上一半，似乎并不难。但应当看到，4万亿投资计划并非是当年一年的投资计划，而是2至3年内的总体投资计划，且当时基建设施还存在显著短板，不缺项目。同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也支撑了地方的项目建设，2010年二季度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超过了38%。当前看，即便能筹备出2万亿资金，也没有那么多新增重大项目，能够在一年内消耗掉如此大规模的支出了。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却是在减弱的。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十五年前，修路架桥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相辅相成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带来产业，带来就业，带来房产消费和税收，推动经济增长的供需循环，最终扩大了企业的市场机会，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城市化进程已然显著放缓的背景下，继续“筑巢引凤”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巢”筑得越大越豪华，往往只能徒增成本、内部消化，除了基建本身计入GDP之外，并不能带来新增人口的流入，或创造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甚至也不能带来房地产消费的回暖，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因此也就大大降低了。
这意味着，为撬动宏观增长，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刺激，基建部门需要消耗掉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加速形成金融债务风险累积，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失衡将会更为严峻。这还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拉动效应越来越和居民的日常生活脱节，带来的增长红利也越来越难惠及社会中低层。
如此来看，以一种并不“经济”的方式来强行实现一个颇有难度的宏观增速目标，不是一个合意的选择。
疫情蔓延至今已有三年了。其实从2021年一季度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就呈现出宏观增速强反弹、微观主体弱修复的显著特征，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扩散则进一步加剧了微观主体的疲弱。要知道，本轮病毒扩散速度远快于2020年，所波及到的人口规模远大于2020年，所涉及到的封控地区数量也远高于2020年。
因此当务之急，并非所谓稳定宏观大盘，而是为微观主体持续纾困：规模达到历史新高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如何缓解？如何扭转居民的预期走弱和谨慎性储蓄，让他们提高消费意愿？住宿餐饮零售、货运仓储航空、文体娱乐旅游这些因防疫而付出较大代价的行业及其职员，如何能够度过如此“寒冬”？即便政府已经出台了包括退税减税在内的财政政策，以及加大普惠金融在内的货币政策，可是这些政策只有在企业持续经营、拥有现金流的状况下才有效，而如何救助那些管制之下无法营业、失去现金流，甚至已经退出市场的中小微企业？
上述这些问题，并不是仅靠逆周期经济政策以及GDP统计的反弹就能解决的，却远比当前的宏观统计更为基本。将政策注意力放在纾困微观主体身上，才能在防疫与经济稳定之间达至更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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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5 15:33
时政
这一次，救经济不能再靠“四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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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盯住增速目标，不如聚焦于对微观主体的持续纾困。
张林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的辐射作用已显著减弱，只会加剧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失衡，带来的增长红利也越来越难惠及社会中低层。与其盯住增速目标，不如聚焦于对微观主体的持续纾困。
在奥密克戎病毒于上海和北京等地露出獠牙之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是5.5%左右。现在来看，维系这样一个GDP增速目标不仅艰难，亦无必要。
疫情扩散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下的经济活动停摆，使得实现5%以上的增速目标非常困难。
对于近些年经济增速的预判，我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估算公式，即GDP基准增速（季度累计）大体等于0.17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0.05倍的出口增速与常数项1.7之和，前面三项分别对应支出法统计GDP的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后面的常数项对应着因技术效率提高或内卷下的劳动投入强度提高等其他因素带来的增长。
从1至4月的宏观统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8%、社零额累计同比下滑0.2%，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增长12.5%。上述各项，分别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下滑、消费活动暂停与消费意愿降低、海外经济体放松管控下的生产修复，而分别承受较大的增速下滑压力。
当然通过加快专项债发行等措施可以拉动基建投资继续上行，疫情也有可能在6月份就有所缓解。总之，考虑到或正或反的各项因素，假设到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能够恢复到7%以上，社零额增速能够由负转正至1%，出口依然能够保持10%以上的较高增速，二季度我国的GDP增速（从累计增速换算至当季同比）也仅有2.3%左右。
这样，一二季度的GDP当季增速分别为4.8%与2.3%，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GDP增速要达到6.5%，才能使得全年增速达到5%。如果要达到全年GDP增长5.5%，那么三四季度的平均增速要达到7.3%左右。
无论是6.5%还是7.3%，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前的潜在经济增速，也超过了2019年没有疫情管制、没有地产塌陷、没有消费低迷、没有资本抑制之时的当季增速，显然是一个极难完成的任务。
更进一步看，当前将宏观经济增速较快拉回到5%的手段无非是继续扩张基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并且房地产投资能够保持正数、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出现下滑，如果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当前的6.8%左右提高至全年10%，约对应着2万亿左右的新增基建投资支出，可以大体拉动GDP增速上升2个百分点左右，以达到5.5%左右的增速目标。
看上去，2万亿元支出相比于2008年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还少上一半，似乎并不难。但应当看到，4万亿投资计划并非是当年一年的投资计划，而是2至3年内的总体投资计划，且当时基建设施还存在显著短板，不缺项目。同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也支撑了地方的项目建设，2010年二季度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超过了38%。当前看，即便能筹备出2万亿资金，也没有那么多新增重大项目，能够在一年内消耗掉如此大规模的支出了。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却是在减弱的。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十五年前，修路架桥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相辅相成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带来产业，带来就业，带来房产消费和税收，推动经济增长的供需循环，最终扩大了企业的市场机会，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城市化进程已然显著放缓的背景下，继续“筑巢引凤”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巢”筑得越大越豪华，往往只能徒增成本、内部消化，除了基建本身计入GDP之外，并不能带来新增人口的流入，或创造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甚至也不能带来房地产消费的回暖，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因此也就大大降低了。
这意味着，为撬动宏观增长，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刺激，基建部门需要消耗掉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加速形成金融债务风险累积，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失衡将会更为严峻。这还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拉动效应越来越和居民的日常生活脱节，带来的增长红利也越来越难惠及社会中低层。
如此来看，以一种并不“经济”的方式来强行实现一个颇有难度的宏观增速目标，不是一个合意的选择。
疫情蔓延至今已有三年了。其实从2021年一季度开始，我国宏观经济就呈现出宏观增速强反弹、微观主体弱修复的显著特征，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扩散则进一步加剧了微观主体的疲弱。要知道，本轮病毒扩散速度远快于2020年，所波及到的人口规模远大于2020年，所涉及到的封控地区数量也远高于2020年。
因此当务之急，并非所谓稳定宏观大盘，而是为微观主体持续纾困：规模达到历史新高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如何缓解？如何扭转居民的预期走弱和谨慎性储蓄，让他们提高消费意愿？住宿餐饮零售、货运仓储航空、文体娱乐旅游这些因防疫而付出较大代价的行业及其职员，如何能够度过如此“寒冬”？即便政府已经出台了包括退税减税在内的财政政策，以及加大普惠金融在内的货币政策，可是这些政策只有在企业持续经营、拥有现金流的状况下才有效，而如何救助那些管制之下无法营业、失去现金流，甚至已经退出市场的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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