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中欧合作，将美国关税危机转化为中企出海新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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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及出海研究学者孙心悦表示，唯有将如今美国的咄咄逼人和欧洲的分裂转化为战略纵深，中企方能在“去风险”浪潮中构建不可替代性。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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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心悦，鲸纬咨询CEO、地缘政治及出海研究学者，拥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学士学位，硕士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具备近十年国际投行及头部买方经验，负责海外投资及业务拓展，与超过30个国家的政府、300家海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客户开展过合作，对地缘政治经济、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出海等具有非常深入的观察，具有丰富的出海研究及咨询经验。她长居香港，与海外国际关系学者、政府部门、大型投资机构、海外驻大中华地区领事及商会、出海企业等保持着深度交流。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你此次欧洲考察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与新冠疫情前相比，欧洲社会生态发生了哪些结构性变化？

孙心悦：本次考察源于中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出海需求与欧洲特别是欧洲“非主流”市场战略价值的错配。以前我在金融机构做海外市场负责人的时候，到欧洲出差比较多，跟当地机构也相对熟悉，对最近关税及投资机会等议题也一直保持交流。创立鲸纬咨询后，我发现客户对中东欧、南欧等“非主流市场”的兴趣和咨询量显著提升。根据中国商务部2024年的统计，中国对欧盟的投资流量为64.9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3.7%；存量为1024亿美元，仅占3.5%，且以荷兰、卢森堡、瑞典、德国为主，而南欧及中东欧国家较少。但这些国家与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相比，制度机制法律相对完善、消费客单价高、人口基数体量大、物流和基建良好，一直以来对中国也较友好，而大家谈到欧洲一般都是单一视角，这里就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和信息差。

作为地缘政治与企业出海学者，本次考察也源于我观察到的现实矛盾：其一，特朗普上台后，因为关税及对乌克兰的表态，欧洲自身也承受很大压力，需要进行未来合作伙伴上的再规划，但中国往往对欧洲单一国别认识不足，可能会忽略在欧投资许多细分市场和行业的机会；其二，欧盟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目标提升至45%，而根据欧洲光伏协会数据，本土光伏产能仅能满足4%需求；其三，欧洲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席位占比突破27%，政策稳定性面临重构。这要求我们深入验证三个假设：欧洲所谓“边缘市场”的真实潜力、绿色转型的实际进度、地缘政治波动中的商业韧性。

从我这次实地观察来看，与2019年相比，欧洲正经历三重不可逆的结构性变迁：

一、气候危机重塑经济地理

威尼斯潮汐监测系统显示，2024年1-5月异常高潮汐频率同比增27%，倒逼耗资62亿欧元的MOSE防洪系统全年启用。安达卢西亚地区因干旱导致农业损失超60亿欧元，迫使西班牙政府将10%农业补贴转向滴灌技术研发。最近在欧洲考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今年欧洲的天气变得更加极端，最近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如马拉加），强降雨引发了洪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附近的辛特拉地区，暴风雨引发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和墙体倒塌，使著名的佩纳宫连续关闭了一周，这也是十几年来的首次。这种气候变化在创造欧洲的新需求，也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强这部分的科技投资，例如，威尼斯专门开发了名叫Acqua Alta Venezia等系列APP，可以精确显示威尼斯水位，超过110厘米就会自动给居民发送手机短信报警，并精细观测计算，筹备了几十条水位在110厘米以上可供通行的道路。

二、通胀催生消费“平行宇宙”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能源价格仍较疫情前高38%，通胀重塑欧洲人的消费格局甚至生活方式。在北欧等地，当地人告诉我，冬季供暖的费用要达1000欧元，当地政府甚至为分时电价制作了专门的APP，热爱桑拿的芬兰人为了省钱需要重新规划桑拿时间，有的只能在半夜蒸桑拿。汽油价格上升也带来许多问题，在意大利、葡萄牙等地，最便宜的汽油需要1.6-1.8欧元，很多家庭不得不开始购买新能源车。但中东欧和南欧，能直接买到中国新能源品牌的经销店依然不够多，当地居民反馈无法买到比亚迪、蔚来等性价比高的品牌车型；同时，通胀也催生新的消费分层——米兰高端商圈客单价增长15%，而马德里社区超市廉价自有品牌销售额占比突破41%。

三、移民压力撕裂社会共识

意大利内政部统计显示，2023年经地中海入境难民数量同比增约50%，的里雅斯特港的乌克兰难民安置点已持续运作26个月。这种压力正转化为政治资本——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东部五州平均得票率达32%，较2021年上涨12.9个百分点，这些移民问题也将直接冲击中资企业的属地化用工策略。因为历史和殖民联系，西班牙的北非移民、葡萄牙的黑人移民，以及整个欧洲的穆斯林、南亚移民增加比较多。特别是疫情后，全球经济更加失衡，虽然欧洲自身也有较多问题，但是北非、南亚等国经济更差。跟疫情前相比，欧洲很明显的变化是大量南亚移民流入使外卖业务供给和便利程度在上升，外卖消费渗透率增强。

整体来看，人口正在从新兴市场回流发达国家。以葡萄牙的马德拉岛为例，40年前因为拉美经济表现非常好，许多马德拉岛人会去到委内瑞拉等地打工，他们在当地娶妻生子，因为近几年这些地区经济下滑，他们又带了妻儿、亲属、朋友回流葡萄牙。西班牙特别是安达卢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摩尔人已经退出西班牙600多年，但新的北非移民却在当地催生出了新的“阿拉伯街”、“阿拉伯茶室”等。据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统计，西班牙现有250万穆斯林，约占4700万西班牙人口的5.32%，过去30年间，穆斯林皈依者的数量增加了约10倍。这些也会给经济及社会带来新的变量。

问：俄乌冲突与中美博弈背景下，欧洲对华认知呈现何种分化特征？这是否会催生新的合作模式？

孙心悦：欧洲内部由于历史传统差异、经济利益权重、安全依赖程度、内部决策低效、外部环境挤压等因素交织，塑造了今日欧洲对华立场“碎片化”的特征。

一、内部整合困境

决策“碎片化”。欧盟政策出台需协调27国利益，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政策制定周期平均延长至18个月。实地考察可以看到，就连垃圾分类这样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不同国家执行的严格程度也是不同，意大利非常严格，但其东部邻居斯洛文尼亚就相对不是那么严格。

我去年参访了欧洲议会。因为《阿姆斯特丹条约》规定欧洲议会每月必须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和最终的投票工作，其他所有会议都在布鲁塞尔举行，所以欧洲议会议员和相关人士必须每月通勤于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间。保留斯特拉斯堡所在地比单一所在地要多支出1.03亿欧元，其中翻译和口译成本就达到约4.6亿欧元，所有的文本都需要翻译成24种语言，每年翻译文件量超过270万页，宏大的政策推行起来非常慢。而且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些国家的联合也就是最近的事情，不少新加入的东欧国家有很强的斯拉夫传统或者受到俄罗斯的潜在影响，特别是许多国家还有边境、民族问题等历史包袱。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大家在现实中，对中国的欢迎程度、经济需求和国民心态迥异。例如德国主张对华技术合作需“价值观先行”，而匈牙利2023年单方面批准中企参与的电池厂项目，直接削弱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效力。

我之前在金融机构负责国际业务时，在不同国家路演中国市场的策略和产品，各国的兴趣也完全不同。北欧、英国几乎是完全拒绝我们路演；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会非常欢迎我们路演，但落地流程比较慢；意大利语区客户对我们的产品一直很喜欢，去年也有一定量的认购。

经济失衡加剧。2023年欧盟内部人均GDP差距达4.7倍（卢森堡12.8万美元/保加利亚2.7万美元），南欧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对华合作获取投资，而西欧、北欧则强调“经济安全”。

战略自主悖论。欧盟防务开支仅占GDP的1.5%（2023年）。尽管欧盟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度已从2021年的52%降至8%，但不得不为此付出更高的价格，这看似是更加独立，但转换合作伙伴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欧盟是不能统一补贴的，往往最后需要由各国买单，这给很多国家的油价和通胀水平带来了显著影响。这种“安全靠美国、能源靠俄罗斯、增长靠中国”的撕裂状态，迫使各国自行寻找平衡点。

二、外部环境挤压

中美博弈的“三明治效应”。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直接抽离欧洲新能源产业链投资，2023年欧盟对美直接投资同比暴跌62%。另一方面，欧洲内部跟中国相对关系比较好的国家，如匈牙利等，又获得了中国大笔的投资，使其他国家“眼红”。这次特朗普对等关税也并未对欧洲手软，曾经铁了心站在美国一边的国家也会动摇。

俄乌冲突的长期成本。欧盟对俄13轮制裁导致能源转型成本急剧增加，成员国被迫在“价值观外交”与民生压力间抉择。

“全球南方”崛起冲击。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已超欧盟成员国总和，葡萄牙不得不将佛得角港口经营权让渡给中企以维持区域影响力。我在实地考察中发现，以葡萄牙为例，其在巴西的势力已经式微，反而巴西人移民到葡萄牙的情况很多，巴西的快速消费品、时尚、香水等行业等反而反向冲击着葡萄牙市场。

欧洲情况比如复杂，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归纳为三重分化：

（一）制度竞争核心圈（英国、瑞典、挪威等）

以英国为例，英国脱欧后通过“全球英国”战略重塑角色。国家审计署（NAO）2023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2023财年（截至2023年3月）对华投资审查否决率为40%，但英国在金融领域对华收入却逆势增长，“喊”的最大声的往往实际上得到的好处最多。

（二）利益摇摆缓冲带（法国、希腊等）

法国对华政策呈现“战略自主”与“价值观优先”的钟摆效应。法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3年对华农产品出口额为62亿欧元，同比增长12%，却推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三）实用主义外围圈（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匈牙利等）

这类国家更关注自身经济问题。2023年意大利对华机床出口逆势增长，同时西班牙则在中企协助下将光伏装机量提升至欧盟总量的先进水平。随着美国转向“美国利益优先”，抛弃欧洲盟友，外加欧洲通胀、气候、移民等问题叠加，制度竞争的国家也有机会慢慢转向为利益摇摆和实用主义。

针对这三种结构和表现，中国在欧洲的合作可朝以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对于制度竞争型东道国，可以多用规则嵌入的方法，如英国国家电网与中国电科院在海上风电国际标准方面有合作，中方也以此获得标准制定话语权。对这些国家，如果在欧洲内部的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论，可以多开展在中东、拉美的合作，特别是通过合作，在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上提高中国话语权。例如，中国在卡塔尔、巴林有不少基建项目，过去一直的情况是，就算中国拿到了最大的订单，但工程标准和技术咨询公司依然来自老牌西欧国家。中国人可以通过在这些地方的合作，逐渐在这些地区的出海议题上积累话语权。金融方面也是如此，比如退出部分欧洲业务后，汇丰银行就通过香港总部整合亚太及中东的资源，深度布局这两区域市场。

对于摇摆型国家，可以用风险分散架构。生意照常谈，但在架构设计的时候，要警惕这些国家为了回应欧盟和美国的利益，突然做出调整，使得中国人的前期努力白费。例如，法国道达尔能源与宁德时代在阿联酋共建的“光储充”项目，采用“欧盟资金（全球门户计划）+中方技术+第三方市场”的三角架构，以寻求降低风险。

对于第三类本国问题更多、也容易被欧洲“核心国”忽略的国家，可以全面合作。这些国家本身在欧盟内的话语权就弱，对比高高在上的“主义之争”，它们更加关心本地的就业、通胀、移民、民生等问题，更在乎中国的投资。例如华友钴业在匈牙利创造了900个就业岗位，比亚迪推动汽车产业就业，也在欧洲刷足了好感。

欧洲分化是“主权分层化”的必然产物——当德国经济部长声称“不能为贸易牺牲价值观”时，葡萄牙总理正在杭州洽谈锂电池项目。对中国企业而言，破局关键在于对制度竞争圈强化规则对接能力，如标准共研及第三方市场开发；对利益摇摆圈设计风险分流机制，如多边框架嵌套及信用保险防范机制；对实用主义圈深耕属地化网络，解决当地关心的通胀、就业等问题，将“与中国合作”融入目标国自身的价值观。

问：俄乌冲突如何重塑欧洲的安全认知？

孙心悦：俄乌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更暴露出其历史断层线与现实安全困境的共振。欧洲的边界划分非常有意思，是观察地缘博弈的准绳。通过对意大利-斯洛文尼亚边境、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口岸等关键地缘节点的实地考察，可观察到三个结构性变化：

（一）边境治理的“再主权化”悖论

这次我在欧洲探访了两个有趣的城市，意大利的戈里齐亚与斯洛文尼亚的新戈里察，这两个城市很深刻地揭示了欧盟一体化进程的“脆弱性”。这两个曾因冷战被分割的城市，虽在2007年斯洛文尼亚入盟后拆除了物理边界，但隐形壁垒依然存在。经济方面，新戈里察人均GDP（2.3万欧元）仅为戈里齐亚（4.1万欧元）的56%，催生单向消费流动——斯洛文尼亚居民每日跨境采购额达87万欧元，意大利商家因此要求欧盟设立“消费税补偿基金”。文化上，去年两地合办了“欧洲文化之都”活动，试图用艺术缝合历史创伤，但斯洛文尼亚语标识覆盖率仍不足30%，意大利方言占据公共服务场景主导地位。实际上，从新戈里察到戈里齐亚，依然有警察对东欧牌照汽车进行询问。欧洲像这样的城市很多，而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后30年，这些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未被拉平。以罗马尼亚为例，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界河普鲁特河东北侧和西南侧各有一个小城市叫温格内，河东北侧的摩尔多瓦居民最好的生意是卖欧洲最便宜的葡萄酒，但西南侧的罗马尼亚居民却可以前往欧洲工作生活，工资翻倍。当时二战领导人不经意随手划的一条线，却决定了线两侧甚至更大范围内几代人的命运。

（二）难民潮重构劳动力市场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据欧盟庇护机构数据，2023年欧盟收到的庇护申请为114万（不包括440万乌克兰临时保护人员），乌克兰难民总数约为440万，其中有五分之一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这种人口流动正在改变区域经济生态。

东欧“人力洼地”形成。罗马尼亚雅西至意大利米兰的长途巴士线路，每月大约输送1万名劳动力到意大利等核心市场，其中有三分之一进入有中资参与的普拉托纺织产业集群。

技术移民红利。华为波兰分公司吸纳了不少乌克兰IT工程师，其研发成本较德国团队降低将近一半，也推动华沙成为中企中东欧研发中心之一。

特别是在许多国家存在历史包袱的情况下，难民问题就更加严重。以罗马尼亚为例，摩尔多瓦人有40%拥有罗马尼亚护照，但由于乌克兰战争，许多乌克兰难民和移民不断从罗马尼亚-摩尔多瓦边境口岸试图入境欧盟。这些因为战争重新选择生活地、条件相对不错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推高了不少地区的物价，例如在东南亚，他们重塑了泰国普吉岛的生态，酒店、食物等价格上涨了两倍之多，而由于制裁等情况，也催生了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等非主权类的经济形态。

问：欧洲右翼政治崛起下，欧洲气候合作的前景如何，中国企业在欧洲有哪些机会？新能源投资是否还会有变数？

孙心悦：前面讲了比较多的数据，但就这一问题，我想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总结：欧洲现在有4700万人冬天付不起暖气费，但又要硬着头皮搞绿色能源。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又便宜又好用，成了救命稻草，但得想办法绕过“政治扯皮”。

我们在国内可能比较难想象这样的情况，但最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了一年一度的欧洲光伏产业协会峰会。欧盟经济适用房与能源专员Dan Jørgensen讲了两个关键数字，目前仍有4700万欧洲人无法负担供暖费用（相当于西班牙全国人口），同时，2027年光伏安装行业或将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但从欧盟角度，自己造光伏板比中国贵35%，成本太高，正式运营也很困难，这所谓的岗位全部由欧盟内部孕育就是一句空话。

而中国企业有三个优势，一个是成本优势（较欧洲本土制造低三分之一以上），第二是技术敏捷性，第三是就业创造能力（匈牙利工厂每10亿欧元投资创造1200个岗位），分别对应欧洲最关心的通胀、民生和就业问题。所谓“打蛇打七寸”，这三个欧洲最关心的问题就能够帮助中企绕过地缘政治坑。

还有几个技巧，第一，拉欧洲人一起干。例如，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的合资项目中，双方各占股50%，这样等到欧盟要审查时，本地股东会出来抗议称：“关停工厂？要先问问我们工会同不同意！”第二，买份“政治保险”，做好对冲。例如光伏企业在卖产品时，特别对于第二类容易摇摆的国家，可以捆绑购买风险保险，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保险产品出现。第三，把自己包装成“文化使者”，“好感出海”、“价值观出海”。比如新能源企业赞助葡萄牙本菲卡足球队，在球场装充电桩等。那么等葡萄牙人想起中国新能源，先想到的是C罗，这意味着国家荣誉，而非“地缘竞争”。

这次我听到欧洲人私下吐槽：“什么价值观都是虚的，老百姓冬天有暖气、工人有工作才是真。中国产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政客吵翻天也得用。”这就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机会——帮欧洲把面子（环保）和里子（省钱）同时挣了。一位欧盟能源专员讲过一句话：“当家庭在能源账单与食品支出间抉择时，组件原产地从来不是首要考量。”这种刚需驱动的合作窗口，本质是经济理性对政治叙事的胜利。

问：对中国投资者和企业来说，更加看好欧洲哪里地区的投资？对于非核心市场，被低估的投资洼地还是地缘陷阱？

孙心悦：这类边缘区域的价值争议核心在于它们是中国企业规避审查的“政策跳板”，还是地缘风险累积的“隐形雷区”？数据给出矛盾的答案——2023年中资在欧盟边缘区域投资额增长67%，但同期被欧盟审查叫停项目占比亦从12%升至近20%左右。去年我给多家企业授课时，做了一个中国企业出海国别选择的模型，即企业做选择时，大方向上分为四类，地缘政治、资源优势、市场运营和风险对应。在优势资源系列中我选取了七个核心变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市场规模、自然资源丰富度、外资开放度、基础设施。我们把各个国家数据汇合在一起，这也是市场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咨询公司。在第二个问题我提到了三重分化，我可以继续用这个模型阐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哪些国家更加适合投资。

一、制度竞争核心圈：技术标准高地

代表国家：德国、英国、瑞典等。

特征：严格的合规审查、技术壁垒高、市场成熟度极高、监管审查严苛（欧盟反补贴调查发起率高）、技术壁垒高、舆论敏感度高。

出海策略：技术嵌入、标准共建、高端品牌突破。

出海行业：新能源、第三方市场合作。

例如海尔收购GE Appliances，利用德国工业设计能力提升品牌溢价，安克创新在瑞典设立北欧研发中心，开发适配本地能源政策的智能家居产品。

二、利益摇摆缓冲带：政策套利窗口

代表国家：法国、波兰、希腊等。

特征：政策灵活性高、地缘枢纽价值、成本优势显著。

出海策略：产能跳板、供应链枢纽、本地化生产。

出海行业：消费品、餐饮等。

例如宁德时代匈牙利工厂享受9%企业所得税率，辐射中东欧市场；隆基绿能在波兰西部设厂，利用当地仅为西欧三分之一的人力成本生产光伏组件；小商品与餐饮行业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地理优势，如波兰作为跨境电商中转仓，匈牙利则作为中餐供应链基地。

三、技术实用主义外围圈：本地化深耕试验区

代表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等。

特征：细分市场潜力大、文化适配需求高、政策风险较低、政策套利空间大（企业所得税率平均16.7% vs 欧盟21%）、地缘枢纽价值显著。

出海策略：文化嫁接、民生基建、区域品牌孵化。

出海行业：家电、家居、光伏等。

这次我在欧洲看到中国的电饭煲、热水壶、羽绒服等产品都很受欢迎。威尼斯狂欢节上，中国的“古装秀”吸引了非常多当地游客，对中国产品的检索量也在不断上升。

问：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对中国企业在欧洲出海有什么建议？

孙心悦：第一，地缘政治分层策略，穿透“欧洲”迷思。核心逻辑是认识到欧洲并非单一市场，需按“政治经济光谱”制定差异化策略。地缘政治影响对华友好与否，欧盟有着很深厚的历史背景带来的政治经济差异、监管力度差异和发展需求分层。

第二，多语言深度运营，破解“信息茧房”。之前我负责金融机构国际业务时，在欧洲的合作方，我们一定要确保有多个语种销售，其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是必须配齐的。AI时代，年轻一代用搜索工具时，也往往用自己的语言，所以全语种宣传内容的构建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允许情况下，语种越多越细越好。我认为，AI时代，大家也一定会在语言上争夺话语权，这不仅是一家企业的事情，也是整个中国对外形象，企业出海最重要的事情，让大家搜索“中国制造”的时候，能够看到更多中国的正面新闻。语言也要靠本土化，这些当地员工试用的感受，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传媒在当地社交媒体上传播。

第三，出海的同时，要走高端品牌化的道路，也要多向欧洲“老师”学习。我每次来欧洲，都觉得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这些国家，能在品牌营销、提高附加值上学习到很多。

第四，出海欧洲要关注实体模式。我在葡萄牙发现一种社区集成店模型，葡萄牙马德拉岛中国商超的SKU中30%为本地特色商品（如葡式花边、宗教节日装饰）。这种超市集电子产品、五金工具、衣服、鞋子于一身。我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最头疼非常贵的一些小物品，如指甲刀、电线等，在这些小超市中，目前价格也都打下来了，30元左右就能买到不错的数据线，120元左右也能买到品相好的充电宝。这样的模式非常受当地人和游客的喜爱，相信这种模式今后一定能在欧洲流行。

欧洲因为人力成本的关系，网上购物的体量增长比较缓慢。在欧洲还是要规避电商陷阱：欧洲电商渗透率增长仅为每年4.7%（中国是9.2%），特别是消费实力强的老年群体，对网上购物的熟稔程度依然不高。外卖、快递、叫车等服务对中老年消费群体来说，依然还比较陌生。而短期内实体店一定还会存在，这也是中企可以抱团出海的契机，差异化的客户群也可以避免出海内卷。

最后，在欧洲运营也要注意绿色壁垒升级、劳工权益陷阱、数据合规黑洞、文化认知错位等，一些国家的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品牌出海依然需要深耕。

总结看，欧洲的“三重分化”本质是多重危机的复合产物。气候危机迫使各国在绿色转型与能源贫困间抉择，通胀压力撕裂消费市场，地缘政治冲突与移民潮进一步放大了各国经济基础与安全诉求的鸿沟。当德国将7.3%的GDP投入工业4.0转型时，罗马尼亚仍在为14%的能源贫困率寻找解决方案——这种发展阶段的断层，使欧盟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叙事。

这种情况以及美国目前关税压力下，对中国而言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美竞争是必然大势，而这时候的欧洲，正是中国可以“分而治之”广泛交朋友的对象。策略是：在制度竞争圈以规则嵌入换取生存空间，在利益摇摆带用利益及风险工具换取支持和合作，在实用主义国家加大投资和落实本地化。唯有将如今美国的咄咄逼人和欧洲的分裂转化为战略纵深，方能在“去风险”浪潮中构建不可替代性——正如马德拉岛中国商超的经营哲学：“我们不与欧洲的宏大叙事对抗，只解决街角面包店老板的现实烦恼。”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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