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关税的漏洞假设和虚假愿景
+ 查看更多

朱长征：特朗普敢于针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起关税大棒，不惜抛弃二战以来美国一直维系的国际经贸规则，以致引发股市债市恐慌抛售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我们仍不得不查究他发起关税战的思想源头。

朱长征

■

理解了特朗普“对等关税”的要义后，经济学者们较多认为这是愚人节项目的延续，是“用错误的工具解决不存在的问题”，它在生效14个小时后即被撤回，又增加了这项爆炸性政策的闹剧色彩。但特朗普敢于针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起关税大棒，不惜抛弃二战以来美国一直维系的国际经贸规则，以致引发股市债市恐慌抛售和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我们仍不得不查究他发起关税战的思想源头。

关税，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

多数人会承认，特朗普对所有贸易伙伴甚至无人岛屿的袭击，表明他把关税当作了最顺手的谈判筹码和外交手段，从年初逼迫哥伦比亚接收遣返的非法移民，到上月威胁俄罗斯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并将敢于反制的主要贸易顺差国中国的关税提高到罕见的地步。

为了增强“对等关税”及其计算公式的说服力和合理性，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财政部长贝森特等近期都表示，对各国开征不同关税，不只是考虑双边关税税率差距，还纳入了货币（汇率）操纵、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市场准入等贸易壁垒。他们向美国选民展望的景象是：关税措施将促使制造业回归美国，同时它会带来大量国库收入。

到此可以看出，特朗普自称Tariff Man不只是自嘲，他是认真的——他和他的幕僚都认定，提高关税将为联邦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也即关税（不只是手段）就是目的本身。

他不仅说过“关税”是字典里最美好的词，还在就职第一天签署行政令，要求成立“对外税务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以征收关税和其他与外贸有关的收入（联邦政府内实际已经存在商务部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在特朗普幕僚看来，关税是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灵丹妙药，可凭此“免遭外国的盘剥”；当行使这一总统权力还能够威吓外部的夺利者，兼有其它收益时，那特朗普对它的威力就更为深信不疑。

特朗普对关税收入作用的执念是有渊源可寻的。美国早期的关税，如第一届国会通过的首批法案之一1789年《关税法案》，目的就是（1）促进贸易、（2）为联邦政府增加收入、（3）保护新兴美国制造业。当时的背景是，缺乏收入来源的政府，在法案还处于拟议阶段就恨不得立刻对进口产品开征关税。虽然立法者尊崇自由贸易体制，但认为必要时它可以为财政收入让路。

美国经济史学家、达特茅斯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的研究发现，200多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始终指向三个目标：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为政府增加收入；限制进口并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外国竞争；以及达成减少贸易壁垒的互惠协议，即“3R”目标（税收，revenue；限制，restriction；互惠，reciprocity）。不同时期的政策区别在于以哪个目标为首。

并不可靠的收入

“对等关税”措施面世前后，特朗普等都曾谈到国库因此的收获。纳瓦罗本月初在受访中称，估计美国每年将通过关税筹得约6000亿至7000亿美元。特朗普3月26日在白宫签署行政法令，对进口汽车开征25%关税时，他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说，对等关税将在两年内让美国增加7000亿到1万亿美元的收入。而有基金投资经历的贝森特则相对保守，他认为每年带来3000亿到6000亿美元，而且这是个动态过程，开始时可能是关税收入多，以后随着制造业增多，所得税收入会增加，关税收入相应下降。

而穆迪首席经济学家Mark Zandi认为，每年几千亿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能有一两千亿就很幸运了。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主任Phillip Swagel 的测算与此相仿：关税可能在未来10年给美国经济带来8000亿美元的增量。这比特朗普的估算少了一大截，而且还是在不考虑其他国家反击的情况下。

关税收入计划不仅在现实中已遭遇中国、欧盟和加拿大的反制打击，而且存在理论上的假设漏洞。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魏尚进就提出，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自然会削减美国今后的出口，并且，即使贸易伙伴不采取反制措施，根据国际贸易的“勒纳对称定理”，在新关税保护下，目前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若扩大生产，必然从其他有竞争力的企业（如出口企业）争夺人力与资金资源，其结果是：美国进口减少的同时，出口也将同步萎缩。这便无助于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政府收入的演变现实，也可能打破特朗普的设想。

自立国之初至1860年，进口关税成为处于农业种植经济时期的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可达90%；在1860年至1913年，随着其它税种的引入，关税收入降到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在1913年所得税诞生后，关税收入的占比不断下降至很小比例。

230年后的今天，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24财年联邦政府归集的4.92万亿美元总收入中，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占了绝对主体，占比分别为49.3%和近36%，而764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占比仅为1.6%。

如果关税战引来经济衰退，那特朗普的关税收入不仅不保，个人所得税、社保税、企业所得税等的齐步下滑则更具负向杠杆效应。

历史可资借鉴的一例是，1930年，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一片质疑声中落地（1000多名经济学家曾发表联合声明，反对高关税），尽管该法案并没有过度上调关税，平均关税税率只比几年前提高了不到6个百分点，但它出现在错误的时间——经济衰退之中。关税加剧了贸易收缩，并与通货紧缩共同作用，将美国经济推向大萧条。加拿大等国对高关税作出强烈反应，最后约有40个国家发起报复行动。这一本意在于保护美国农民的立法，结果却南辕北辙。

镀金时代的另一种繁荣

特朗普对关税的迷恋，还来自他对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97.3~1901.9在任）的推崇，尽管这种推崇是个误解。

特朗普称麦金莱为“关税之王”，在就职演讲中赞扬他运用“关税和财智”使美国变得富强。对于人们问起“让美国再次强大”（MAGA）所指是历史上哪个时期，他即指向麦金莱时期——一些人所说的“镀金时代”。特朗普把1870到1913年间当作美国最富有的时期，以为高关税保护了美国企业，还带来了经济繁荣。

被特朗普忽略的第一点是，镀金时代确为一小部分人带来了巨大财富，而多数美国人实际仍然贫困。美联社曾引用经济史学家的话说，特朗普把一个充斥着政府和企业腐败、社会动荡和不平等的时代理想化了，若以预期寿命等来衡量，那时的生活水平并未提高。19世纪末的美国，在从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钢铁、石油、铁路等产业领域大财团纷纷崛起，约翰•洛克菲勒、J•P•摩根等新兴大亨对政治人物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政客往往帮助前者拓展商业和金融帝国。

另一个隐情是，当时的经济复苏源于关税以外的因素。1890年，时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员主席的麦金莱，就推动制定并通过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关税法案，较大幅度提高关税；在经过一场经济衰退后，1897年，麦金莱就任总统不久就敦促国会通过了《丁利关税法》，重启高关税，平均关税税率从此前的42%上升至1899年的52%。恰好与此同时，全球黄金供应快速增加，货币条件趋于宽松，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商品价格也开始回升。美国经济也大有起色，工作岗位和工人收入增加，为麦金莱赢得“繁荣的先驱”雅号。不过，以为是他的关税法案带来了经济回暖，真是个大误会。

同样，世纪之交美国钢铁、铜等制成品出口激增，大肆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也与关税政策乃至美国政府支持与否没有太多关联；经济还得益于那个时期美国人口的快速增加及城市扩展。

再有一点是，麦金莱并非特朗普及其幕僚们想像中的完全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者。

最初，麦金莱确实是一名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认为美国当时在农业、矿业和制造业上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是此前推行保护性关税后拿到的战利品。但在总统任上，为顾及不同行业的利益，他同时在国务院内设立专门部门，与欧洲、中美洲国家商讨互惠协定（尽管多数协定在国会参院受阻）。1901年9月，麦金莱在布法罗泛美博览会发表演讲，甚至提出了逆转贸易政策的建议。

他明确提出，排他主义盛行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如何促进美国商贸扩张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贸易战有百害而无一利。

遗憾的是，麦金莱在博览会期间遭刺杀数日后身亡，未及完成政策调整。

仅十多年后，所得税的引入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的收入来源和结构。又20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TAA，1934）取代了短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互惠安排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

眼下，特朗普的关税举措又让人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的那一幕，当美国准备背弃贸易伙伴，重回单边主义，拆解已维护了数十年的全球贸易体系时，其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早已碾碎了他对关税益处的假设和经济繁荣的愿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