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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1 07:46
商业与经济

“特朗普经济学”败絮其中

沃尔夫:特朗普政府中的技术官僚到底设想所需的宏观经济调整会如何实现?他们提出的方案根本禁不起推敲。
特朗普一场大灾难正在发生
马丁•沃尔夫



上周,我尝试分析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被一些人指责为“跟疯子讲道理”。换句话说,我当时试图搞清楚:特朗普政府成员(特别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的主张,是否可能有逻辑和证据作支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教授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反驳说,搞清楚这件事毫无意义:“要做交易,你需要让对方相信你会履行承诺。唐纳德•特朗普每天都在证明他不会。”我同意他的观点,并且在文章中也说过了。

然而,这不代表不能继续追问:是不是能从这里面看出什么值得一说的政策问题?如果是,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本月早些时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指出,除了提供全球安全之外,“美国……还提供储备资产,既是第一消费者也是最后兜底的消费者,在其他国家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吸收过剩供给。这一体系不可持续。”遵循同一思路,米兰还认为,美元长期被高估,“严重拖累美国制造业,同时使经济中金融化的那些部门受益”,从而让富裕美国人得利。

米兰推导的起点,是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的论点,即全球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导致美元高估,以及随之出现的贸易和经常账户逆差。然而,这并不是各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唯一方式。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博客中所指出的,外国人可以把其他外国资产替换成在美国持有的资产。而且,累积储备资产也不是外国人购买美国资产的唯一原因。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他们可能就是想要美国资产。

尽管如此,对储备资产的需求有时确实在国际收支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9年到2014年,全球储备资产总值几乎增长了6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希望通过持有储备资产保护自身免受未来金融危机冲击。但对于中国这个最大单一持有国而言,这也反映出其试图为过剩储蓄寻找出路,并通过出口推动制造业增长的意图。与此同时,欧元区——特朗普的另一个“目标”——在1999年末至2024年末之间仅增加了720亿美元的储备资产。

除了累积储备资产的意愿外,还有更根本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各国储蓄与投资倾向的差异。有些国家储蓄超过投资,因此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逆差;有些国家则反过来。

这未必是一个问题。但确实存在潜在风险。一个问题在于,帮助资本在全球流动的中介系统可能引发危机。只有本币也是可信储备货币的国家才能安全应对这类危机。这正是新兴市场国家政策制定者倾向于维持经常账户顺差的一个重要理由。

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国家如果维持经常账户顺差,它生产的可贸易商品和服务也会超过国内消费;反之亦然。因此,那些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如中国、德国和日本,其制造业部门相对庞大;而美国和英国则相反(尽管后者还有一项因素,即擅长生产可出口的服务,从而减少了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依赖)。

总的来说,痴迷于制造业的国家往往也倾向于痴迷顺差。因此,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届美国政府中的重商主义者并没有错:如果美国有经常账户顺差,其制造业规模的确会更大。但他们完全错误地认为,这一问题只关乎储备资产。他们也没有妥善解决实现这种再平衡所需的基本条件。

如果美国要在不牺牲投资的情况下消除经常账户逆差,它需要将储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高至少3%(约合8500亿美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金伯莉•克劳辛(Kimberly Clausing)指出,如果征收一项广泛适用、使税收收入达到最大的50%关税,可以每年带来780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这种关税还可能通过降低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但关税是累退的(指收入越高的人税务负担越小——译者注),并将对全球和美国国内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伤害美国具备竞争力的出口企业。而且,特朗普似乎根本对这类全面性政策毫无兴趣。

因此,关键问题依旧存在:特朗普政府中的技术官僚到底设想所需的宏观经济调整会如何实现?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夹生的。关于强制转换外部持有的公共债务和推动货币贬值的计划,除非目标是征收“通胀税”,否则在道理上站不住脚。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尝试过这种做法,结局很糟糕。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的确,如果能够消除经常账户逆差,制造业规模可能略有扩大。但对国家安全或其他深层目标真正重要的制造业部门,未必是那些获得增长的部门。而且,没有任何政策能阻止制造业就业占比长期下降的趋势。制造业正走上农业的老路:胜利将属于提高生产率的人。

因此,即便是最精致版本的“特朗普经济学”,也是无关紧要且逻辑混乱的。现实版的则更糟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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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特朗普政府中的技术官僚到底设想所需的宏观经济调整会如何实现?他们提出的方案根本禁不起推敲。
马丁•沃尔夫



上周,我尝试分析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被一些人指责为“跟疯子讲道理”。换句话说,我当时试图搞清楚:特朗普政府成员(特别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的主张,是否可能有逻辑和证据作支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erkeley)教授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反驳说,搞清楚这件事毫无意义:“要做交易,你需要让对方相信你会履行承诺。唐纳德•特朗普每天都在证明他不会。”我同意他的观点,并且在文章中也说过了。

然而,这不代表不能继续追问:是不是能从这里面看出什么值得一说的政策问题?如果是,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本月早些时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指出,除了提供全球安全之外,“美国……还提供储备资产,既是第一消费者也是最后兜底的消费者,在其他国家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吸收过剩供给。这一体系不可持续。”遵循同一思路,米兰还认为,美元长期被高估,“严重拖累美国制造业,同时使经济中金融化的那些部门受益”,从而让富裕美国人得利。

米兰推导的起点,是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的论点,即全球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导致美元高估,以及随之出现的贸易和经常账户逆差。然而,这并不是各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唯一方式。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博客中所指出的,外国人可以把其他外国资产替换成在美国持有的资产。而且,累积储备资产也不是外国人购买美国资产的唯一原因。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他们可能就是想要美国资产。

尽管如此,对储备资产的需求有时确实在国际收支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99年到2014年,全球储备资产总值几乎增长了6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希望通过持有储备资产保护自身免受未来金融危机冲击。但对于中国这个最大单一持有国而言,这也反映出其试图为过剩储蓄寻找出路,并通过出口推动制造业增长的意图。与此同时,欧元区——特朗普的另一个“目标”——在1999年末至2024年末之间仅增加了720亿美元的储备资产。

除了累积储备资产的意愿外,还有更根本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各国储蓄与投资倾向的差异。有些国家储蓄超过投资,因此会出现经常账户顺差和资本账户逆差;有些国家则反过来。

这未必是一个问题。但确实存在潜在风险。一个问题在于,帮助资本在全球流动的中介系统可能引发危机。只有本币也是可信储备货币的国家才能安全应对这类危机。这正是新兴市场国家政策制定者倾向于维持经常账户顺差的一个重要理由。

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国家如果维持经常账户顺差,它生产的可贸易商品和服务也会超过国内消费;反之亦然。因此,那些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如中国、德国和日本,其制造业部门相对庞大;而美国和英国则相反(尽管后者还有一项因素,即擅长生产可出口的服务,从而减少了对制造业产品出口的依赖)。

总的来说,痴迷于制造业的国家往往也倾向于痴迷顺差。因此,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这届美国政府中的重商主义者并没有错:如果美国有经常账户顺差,其制造业规模的确会更大。但他们完全错误地认为,这一问题只关乎储备资产。他们也没有妥善解决实现这种再平衡所需的基本条件。

如果美国要在不牺牲投资的情况下消除经常账户逆差,它需要将储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高至少3%(约合8500亿美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金伯莉•克劳辛(Kimberly Clausing)指出,如果征收一项广泛适用、使税收收入达到最大的50%关税,可以每年带来780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这种关税还可能通过降低进口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但关税是累退的(指收入越高的人税务负担越小——译者注),并将对全球和美国国内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伤害美国具备竞争力的出口企业。而且,特朗普似乎根本对这类全面性政策毫无兴趣。

因此,关键问题依旧存在:特朗普政府中的技术官僚到底设想所需的宏观经济调整会如何实现?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夹生的。关于强制转换外部持有的公共债务和推动货币贬值的计划,除非目标是征收“通胀税”,否则在道理上站不住脚。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尝试过这种做法,结局很糟糕。

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的确,如果能够消除经常账户逆差,制造业规模可能略有扩大。但对国家安全或其他深层目标真正重要的制造业部门,未必是那些获得增长的部门。而且,没有任何政策能阻止制造业就业占比长期下降的趋势。制造业正走上农业的老路:胜利将属于提高生产率的人。

因此,即便是最精致版本的“特朗普经济学”,也是无关紧要且逻辑混乱的。现实版的则更糟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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