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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8 09:51
商业与经济

大明王朝1566:谁为朝廷遮风挡雨

徐瑾:如果你穿越到明朝,户部亏空,海上有倭寇,边关有俺答,皇帝又要修宫殿,到处都要钱,你会如何做?海瑞和严嵩背后,其实是无法被制裁的皇权。
大明王朝1566:谁为朝廷遮风挡雨
徐瑾


谁为朝廷遮风挡雨?

如果你穿越到明朝嘉靖年间,又幸运地进入权力中心,担负大明朝两京十三省的重任,户部年年亏空,海上有倭寇,边关有俺答,皇帝又要修宫殿,到处都要钱,你会如何做?

这是经典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的开局。直到今天,这部戏依旧无法超越。除了全体演员无法挑剔的精湛演出,更重要的是,这部戏道尽了华夏政治的千古潜规则:无法被制裁的皇权。

01 财政危机:改稻为桑的死局

当时,皇帝嘉靖表面上一心修道,实际上操纵内阁首辅严嵩一党与宦官、锦衣卫等势力作为台前木偶。他的继承人裕王地位不稳,势单力薄,却成为朝廷清流的希望。

作为表面的行政首脑,严嵩需要为财政危机负责,否则可能马上下台。为解决危机,严嵩一党提出了 “改稻为桑” 的国策,即扩大浙江地区桑田种植面积,通过出口丝绸换取白银,这对内廷和国库来说都是好事。

浙江是个 “七山二水一分田” 的地方,改稻为桑并不得民心。如果你是清官海瑞,大概会认定这个政策就是与民争利,会加大土地兼并。你大概会选择与世俗抗争,为民众争利,下到县城小吏,上到首辅甚至皇帝本人,都是他对抗的对象。

对于严嵩的政治对手,比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来说,改稻为桑是一个打击严党的机会。他们表面以民生为大义举荐海瑞去正面对抗严党,实际上希望局面变得混乱,以便浑水摸鱼甚至让局势土崩瓦解,想着 “干脆,让浙江乱起来!”。他们不仅希望改稻为桑失败,更希望在浙江烧起一把大火,让火势波及京城。

在严嵩一党人看来,海瑞等人不过是政治对手的搅局者和马前卒。比如严世蕃就大言谵谵地表示,“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是在我的肩上担着”,是他们在力撑大局,“我替皇上遮风挡雨,谁替我遮风挡雨”。

至于夹在不同派系之间的浙江地方大员,有的像实心做事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看出反对严嵩的清流无非是书生之见,为了让浙江不乱,“上不误国,下不误民”,只能如小媳妇一样两头受气;有的则如同为人圆滑的浙江巡抚赵贞吉,不肯直接开罪皇帝,也抹不开朝廷党争的影响,只要求 “再苦一苦百姓”;还有的是死心塌地跟随严党,用非法暴力手段推行改稻为桑,最后却赔上性命和家财的前任浙江巡抚郑泌昌与浙江按察使何茂才。

有意思的是,这些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官居正三品以上,与当时担任淳安七品知县的海瑞有云泥之别。但是只有海瑞发问,“天下大弊不除,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有意思的是,反面角色严世蕃也如此看,“我就知道,你们算来算去,就会算到皇上的头上!”

可见,对皇权的认知,可以说是剧中反面角色和正面角色的最大共识。

02 《大明王朝 1566》的经典之处:政治剧的虚实结合

《大明王朝 1566》之所以经典,其实不在于多么如实地反映历史,而在于它是一部政治剧。

比如,上述的 “改稻为桑” 事件完全是虚构的,一些细节都与史实有出入,人物拍摄也有强烈的话剧风格,人物事件关系对比历史也有调整,朝廷议事场景以及皇帝服饰等细节也没有走写实路线,配乐则用了不少西洋乐器。恰恰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这部剧脱离了历史剧一板一眼的写实窠臼,通过虚构的事件揭示了最本质的真实。人物形象显得十分真实,嘉靖、徐阶、严嵩、海瑞自不待言,每个配角也几乎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演员演技精湛。

其立意高远,超越了普通历史视野将海瑞与严嵩简单对立的模式。实际上,剧中真正对立的是海瑞和嘉靖。反贪的青天遇到贪财的皇上,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耐人寻味的是,朝堂之上诸多达官贵人,为何只有海瑞一人挺身而出呢?这里不得不留意海瑞的背景,他是海南人,在明朝官场中,可谓是少数派,在当时被视为 “南蛮”。海南海氏始祖是明朝回族将官海达尔,他是海瑞的曾祖父,在剧中海家甚至还设定有明教信仰。

直到今天,海瑞的情怀仍令人动容,能深切感受到他强大的道德感召力。然而,他也带有中国式的法家精神,随时以大明律作为准则,可以说有些固执,缺少儒家的宽容与随和。剧中这种看似矛盾的处理,恰恰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这种虚实结合的处理,正是《大明王朝 1566》的精妙之处,我甚至认为它超越导演张黎另一部神作《走向共和》。若过分拘泥于展现历史,多多少少会引发是非与争论。《大明王朝 1566》设置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但通过虚构的主线展现历史。比如,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在剧中一直类似丑角,他却多次坦然宣称两京十三省由他一人担着,这听起来着实可笑。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发现,即便像努力做事、被塑造成正面角色的胡宗宪,也认为内阁中的清流只是清谈误事之徒。

03 明朝政治生态:皇权独大

明朝可能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朝代之一,代表着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种种矛盾集合。

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江南等地经济繁荣,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皇权独大,官僚制度极度混乱。

表面上,严嵩、徐阶以及后来的高拱、张居正等人轮流登场,看似明朝内阁大学士地位尊崇。但实际上,内阁学士的地位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产生的,并无宪法依据。所以,这些人的权势一方面依附于王权,另一方面其自身行为也缺乏法理依据,因此明朝内阁权臣大多结局不佳。

我们看待历史不能只看表面,而要洞察其本质。剧中看明朝首辅权力很大,文官集团抱团形成党争。然而,不能简单地将明朝首辅与此前各朝代的宰相甚至国外的首相相类比,也不能把明朝的党争等同于后世的情况。实际上,无论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斗,还是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对立,本质上都是明朝的特殊现象。明朝皇权极为强大,但制度化的皇权也使皇帝在面对诸多祖宗遗训时束手束脚。而文官集团在丞相之权被剥夺后实力大减,此时他们只能依靠抱团来对抗皇权。 清流常用的手段是将皇帝所青睐的官僚贬斥为小人,甚至是奸臣,如此构成明朝党争剧烈的基础条件。

更进一步,明朝的太监干政饱受诟病,文人提及他们便咬牙切齿。事实上,太监干政无非是皇权强大的体现。司礼监和内阁大学士存在竞争关系,在生态位上存在一致性,都是皇帝用来对抗官僚集团的手段。重用太监,无非是因为他们更顺手,更没有根基。就像《大明王朝 1566》中大太监杨金水的感叹,“你们地方官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不行,我头上只有一片云,这片云在宫里!” 实际上,后来的皇帝重用刘瑾、魏忠贤也是类似的逻辑,只是那些皇帝比较愚笨,像嘉靖这般精明的少之又少,所以容易陷入各种反噬困境。

直到今天,谈到明朝末期,好像都是阉党小人和东林党人的善恶对决。本质上,这恰恰是明朝过度道德化的体现,在打击敌人的手段中,无非是将竞争对手刻画为小人。事实上,当时君子和小人的定义十分复杂,清流未必贤明,而阉党未必全坏。就像《大明王朝 1566》的太监各有特点,也不乏人情味,真实的张居正上位也离不开与太监的合作。

04江南与英伦

为什么大明王朝的博弈不在京城,而是在 “改稻为桑” 的浙江?

这就不得不说说江南地区在明朝的特殊地位。明朝的一条暗线是,江南地区在经济上承担了巨额赋税,在明朝初期政治上却大受打压。朱元璋厌恶苏州等地曾经拥护张士诚,还规定江南人不能担任户部官员,这使得承担着最重要赋税的江南人,在自身财税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发言权。松江人徐阶取代严嵩,但又被来自河南的高拱取代,并不完全是偶然。

更不必说白银流入对明朝产生的影响。正如我在《白银帝国》等书中指出,白银流入的地区,如江南,变得极度富庶,市民社会涌现。与此同时,像李自成起兵的西北等地,白银未能渗透,虽然赋税看似低于江南,但是一旦情况有变,百姓生活困苦,极易发生动乱。

也正因此,整体而言,江南人对纳税持消极态度,这也是张居正也无法改变的民情。明朝时江南已经成为经济主力,甚至生活水平与当时欧洲相当,有学者甚至就此论述中国与欧洲此刻并非存在差距。确实,如果大力开展民间商业,明朝可以在江南征收更多商税,但是不是所有地区都是江南。明朝传统的洪武体制,框定了明朝的路径,使得明朝直到灭亡都不得不大量依靠农业税。

明朝面临的困境,既包含传统中国王朝的固有难题,也有传统农业经济遭受全球化贸易冲击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是僵化的洪武体制与全球化秩序冲突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从嘉靖、万历到崇祯,在这如自由落体般走向灭亡的过程中,看似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改变历史走向,但最终明朝还是沿着既定轨迹发展。

我们谈论明朝时,不少人最爱提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核心观点探讨明朝缺乏数目化管理等问题。然而,从《大明王朝》中可以看出,嘉靖对数字极为敏感,严世蕃同样如此,所有人都对数字很敏感,可见所谓的数目管理的问题其实是指对底层经济活动缺乏有机联系,与将经济活动转化为国家财力的系统。

在明朝嘉靖时期,大概对应英国的都铎王朝。当时亨利八世开展了宗教改革,王室与议会达成了共识,为英国开拓了新时代。实际上,即使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当时数目管理也并非那么清晰。嘉靖要户部补贴不敢走明账,而英王缺钱时,可以要求议会提供补贴,议会议员与底层组织单元存在有机联系,能够在不过分伤害民情的基础上征得所需数目。所以数目化管理不是问题的本质,也不在于一些学者所说的建立现代财政体制、增强国家能力,而是整个国家、社会运行方式的不同。

对比明朝和英国,就财政而言,本质上是两条不同路径的演进。一条是郡县国家基于洪武体制的集权体制的进化,另一条是英国基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进化出的财税体制。二者不能简单类比,就如同不能对两种不同的生物进行类比一样。

回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人都被困于自身的局限之中,每一步抉择都建立在前人的选择之上。就像嘉靖皇帝,他算是明朝皇帝中智商不错的,但他的决策深受朱元璋和朱棣选择的影响;而他的子孙,无论是万历还是崇祯,又在他的选择框架下前行。即便贵为皇帝,即便聪明睿智,也只能在既定的轨道上做些局部调整。历史的关键节点少之又少,哪怕贵为天子,最终也得服从既定的路径和制度。

也正因此,《大明王朝 1566》没有拍以张居正为主角的续集,并不是遗憾,而是因为张居正很多做法其实也是严嵩曾经做法的延续。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严嵩说只有皇帝一人才能呼风唤雨,可有人呼风唤雨,自然也得有人遮风挡雨。可这遮风挡雨之人究竟是谁呢?是自以为肩负重任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是心怀苍生、为民请命的海瑞,还是一心实心用事的胡宗宪?或许他们都有担当,又或许都不完全是,这是历史的暧昧与复杂之处。

每个人在当时所获的名声,与后世的评判未必一致。但历史的审判终究会降临,这便是历史的公正与不可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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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8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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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谁为朝廷遮风挡雨

徐瑾:如果你穿越到明朝,户部亏空,海上有倭寇,边关有俺答,皇帝又要修宫殿,到处都要钱,你会如何做?海瑞和严嵩背后,其实是无法被制裁的皇权。
徐瑾


谁为朝廷遮风挡雨?

如果你穿越到明朝嘉靖年间,又幸运地进入权力中心,担负大明朝两京十三省的重任,户部年年亏空,海上有倭寇,边关有俺答,皇帝又要修宫殿,到处都要钱,你会如何做?

这是经典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的开局。直到今天,这部戏依旧无法超越。除了全体演员无法挑剔的精湛演出,更重要的是,这部戏道尽了华夏政治的千古潜规则:无法被制裁的皇权。

01 财政危机:改稻为桑的死局

当时,皇帝嘉靖表面上一心修道,实际上操纵内阁首辅严嵩一党与宦官、锦衣卫等势力作为台前木偶。他的继承人裕王地位不稳,势单力薄,却成为朝廷清流的希望。

作为表面的行政首脑,严嵩需要为财政危机负责,否则可能马上下台。为解决危机,严嵩一党提出了 “改稻为桑” 的国策,即扩大浙江地区桑田种植面积,通过出口丝绸换取白银,这对内廷和国库来说都是好事。

浙江是个 “七山二水一分田” 的地方,改稻为桑并不得民心。如果你是清官海瑞,大概会认定这个政策就是与民争利,会加大土地兼并。你大概会选择与世俗抗争,为民众争利,下到县城小吏,上到首辅甚至皇帝本人,都是他对抗的对象。

对于严嵩的政治对手,比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来说,改稻为桑是一个打击严党的机会。他们表面以民生为大义举荐海瑞去正面对抗严党,实际上希望局面变得混乱,以便浑水摸鱼甚至让局势土崩瓦解,想着 “干脆,让浙江乱起来!”。他们不仅希望改稻为桑失败,更希望在浙江烧起一把大火,让火势波及京城。

在严嵩一党人看来,海瑞等人不过是政治对手的搅局者和马前卒。比如严世蕃就大言谵谵地表示,“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是在我的肩上担着”,是他们在力撑大局,“我替皇上遮风挡雨,谁替我遮风挡雨”。

至于夹在不同派系之间的浙江地方大员,有的像实心做事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看出反对严嵩的清流无非是书生之见,为了让浙江不乱,“上不误国,下不误民”,只能如小媳妇一样两头受气;有的则如同为人圆滑的浙江巡抚赵贞吉,不肯直接开罪皇帝,也抹不开朝廷党争的影响,只要求 “再苦一苦百姓”;还有的是死心塌地跟随严党,用非法暴力手段推行改稻为桑,最后却赔上性命和家财的前任浙江巡抚郑泌昌与浙江按察使何茂才。

有意思的是,这些朝堂之上的衮衮诸公,官居正三品以上,与当时担任淳安七品知县的海瑞有云泥之别。但是只有海瑞发问,“天下大弊不除,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有意思的是,反面角色严世蕃也如此看,“我就知道,你们算来算去,就会算到皇上的头上!”

可见,对皇权的认知,可以说是剧中反面角色和正面角色的最大共识。

02 《大明王朝 1566》的经典之处:政治剧的虚实结合

《大明王朝 1566》之所以经典,其实不在于多么如实地反映历史,而在于它是一部政治剧。

比如,上述的 “改稻为桑” 事件完全是虚构的,一些细节都与史实有出入,人物拍摄也有强烈的话剧风格,人物事件关系对比历史也有调整,朝廷议事场景以及皇帝服饰等细节也没有走写实路线,配乐则用了不少西洋乐器。恰恰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这部剧脱离了历史剧一板一眼的写实窠臼,通过虚构的事件揭示了最本质的真实。人物形象显得十分真实,嘉靖、徐阶、严嵩、海瑞自不待言,每个配角也几乎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演员演技精湛。

其立意高远,超越了普通历史视野将海瑞与严嵩简单对立的模式。实际上,剧中真正对立的是海瑞和嘉靖。反贪的青天遇到贪财的皇上,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耐人寻味的是,朝堂之上诸多达官贵人,为何只有海瑞一人挺身而出呢?这里不得不留意海瑞的背景,他是海南人,在明朝官场中,可谓是少数派,在当时被视为 “南蛮”。海南海氏始祖是明朝回族将官海达尔,他是海瑞的曾祖父,在剧中海家甚至还设定有明教信仰。

直到今天,海瑞的情怀仍令人动容,能深切感受到他强大的道德感召力。然而,他也带有中国式的法家精神,随时以大明律作为准则,可以说有些固执,缺少儒家的宽容与随和。剧中这种看似矛盾的处理,恰恰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

这种虚实结合的处理,正是《大明王朝 1566》的精妙之处,我甚至认为它超越导演张黎另一部神作《走向共和》。若过分拘泥于展现历史,多多少少会引发是非与争论。《大明王朝 1566》设置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但通过虚构的主线展现历史。比如,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在剧中一直类似丑角,他却多次坦然宣称两京十三省由他一人担着,这听起来着实可笑。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发现,即便像努力做事、被塑造成正面角色的胡宗宪,也认为内阁中的清流只是清谈误事之徒。

03 明朝政治生态:皇权独大

明朝可能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朝代之一,代表着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种种矛盾集合。

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江南等地经济繁荣,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皇权独大,官僚制度极度混乱。

表面上,严嵩、徐阶以及后来的高拱、张居正等人轮流登场,看似明朝内阁大学士地位尊崇。但实际上,内阁学士的地位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产生的,并无宪法依据。所以,这些人的权势一方面依附于王权,另一方面其自身行为也缺乏法理依据,因此明朝内阁权臣大多结局不佳。

我们看待历史不能只看表面,而要洞察其本质。剧中看明朝首辅权力很大,文官集团抱团形成党争。然而,不能简单地将明朝首辅与此前各朝代的宰相甚至国外的首相相类比,也不能把明朝的党争等同于后世的情况。实际上,无论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斗,还是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对立,本质上都是明朝的特殊现象。明朝皇权极为强大,但制度化的皇权也使皇帝在面对诸多祖宗遗训时束手束脚。而文官集团在丞相之权被剥夺后实力大减,此时他们只能依靠抱团来对抗皇权。 清流常用的手段是将皇帝所青睐的官僚贬斥为小人,甚至是奸臣,如此构成明朝党争剧烈的基础条件。

更进一步,明朝的太监干政饱受诟病,文人提及他们便咬牙切齿。事实上,太监干政无非是皇权强大的体现。司礼监和内阁大学士存在竞争关系,在生态位上存在一致性,都是皇帝用来对抗官僚集团的手段。重用太监,无非是因为他们更顺手,更没有根基。就像《大明王朝 1566》中大太监杨金水的感叹,“你们地方官可以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不行,我头上只有一片云,这片云在宫里!” 实际上,后来的皇帝重用刘瑾、魏忠贤也是类似的逻辑,只是那些皇帝比较愚笨,像嘉靖这般精明的少之又少,所以容易陷入各种反噬困境。

直到今天,谈到明朝末期,好像都是阉党小人和东林党人的善恶对决。本质上,这恰恰是明朝过度道德化的体现,在打击敌人的手段中,无非是将竞争对手刻画为小人。事实上,当时君子和小人的定义十分复杂,清流未必贤明,而阉党未必全坏。就像《大明王朝 1566》的太监各有特点,也不乏人情味,真实的张居正上位也离不开与太监的合作。

04江南与英伦

为什么大明王朝的博弈不在京城,而是在 “改稻为桑” 的浙江?

这就不得不说说江南地区在明朝的特殊地位。明朝的一条暗线是,江南地区在经济上承担了巨额赋税,在明朝初期政治上却大受打压。朱元璋厌恶苏州等地曾经拥护张士诚,还规定江南人不能担任户部官员,这使得承担着最重要赋税的江南人,在自身财税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发言权。松江人徐阶取代严嵩,但又被来自河南的高拱取代,并不完全是偶然。

更不必说白银流入对明朝产生的影响。正如我在《白银帝国》等书中指出,白银流入的地区,如江南,变得极度富庶,市民社会涌现。与此同时,像李自成起兵的西北等地,白银未能渗透,虽然赋税看似低于江南,但是一旦情况有变,百姓生活困苦,极易发生动乱。

也正因此,整体而言,江南人对纳税持消极态度,这也是张居正也无法改变的民情。明朝时江南已经成为经济主力,甚至生活水平与当时欧洲相当,有学者甚至就此论述中国与欧洲此刻并非存在差距。确实,如果大力开展民间商业,明朝可以在江南征收更多商税,但是不是所有地区都是江南。明朝传统的洪武体制,框定了明朝的路径,使得明朝直到灭亡都不得不大量依靠农业税。

明朝面临的困境,既包含传统中国王朝的固有难题,也有传统农业经济遭受全球化贸易冲击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是僵化的洪武体制与全球化秩序冲突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从嘉靖、万历到崇祯,在这如自由落体般走向灭亡的过程中,看似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改变历史走向,但最终明朝还是沿着既定轨迹发展。

我们谈论明朝时,不少人最爱提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核心观点探讨明朝缺乏数目化管理等问题。然而,从《大明王朝》中可以看出,嘉靖对数字极为敏感,严世蕃同样如此,所有人都对数字很敏感,可见所谓的数目管理的问题其实是指对底层经济活动缺乏有机联系,与将经济活动转化为国家财力的系统。

在明朝嘉靖时期,大概对应英国的都铎王朝。当时亨利八世开展了宗教改革,王室与议会达成了共识,为英国开拓了新时代。实际上,即使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当时数目管理也并非那么清晰。嘉靖要户部补贴不敢走明账,而英王缺钱时,可以要求议会提供补贴,议会议员与底层组织单元存在有机联系,能够在不过分伤害民情的基础上征得所需数目。所以数目化管理不是问题的本质,也不在于一些学者所说的建立现代财政体制、增强国家能力,而是整个国家、社会运行方式的不同。

对比明朝和英国,就财政而言,本质上是两条不同路径的演进。一条是郡县国家基于洪武体制的集权体制的进化,另一条是英国基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进化出的财税体制。二者不能简单类比,就如同不能对两种不同的生物进行类比一样。

回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个人都被困于自身的局限之中,每一步抉择都建立在前人的选择之上。就像嘉靖皇帝,他算是明朝皇帝中智商不错的,但他的决策深受朱元璋和朱棣选择的影响;而他的子孙,无论是万历还是崇祯,又在他的选择框架下前行。即便贵为皇帝,即便聪明睿智,也只能在既定的轨道上做些局部调整。历史的关键节点少之又少,哪怕贵为天子,最终也得服从既定的路径和制度。

也正因此,《大明王朝 1566》没有拍以张居正为主角的续集,并不是遗憾,而是因为张居正很多做法其实也是严嵩曾经做法的延续。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严嵩说只有皇帝一人才能呼风唤雨,可有人呼风唤雨,自然也得有人遮风挡雨。可这遮风挡雨之人究竟是谁呢?是自以为肩负重任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是心怀苍生、为民请命的海瑞,还是一心实心用事的胡宗宪?或许他们都有担当,又或许都不完全是,这是历史的暧昧与复杂之处。

每个人在当时所获的名声,与后世的评判未必一致。但历史的审判终究会降临,这便是历史的公正与不可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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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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