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有效应对脱钩、遏制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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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欣：中国的全球战略升级迫在眉睫，而对美欧对华政策的脱钩、遏制和制裁等武器潜在危害的研判则成为核心中的核心。

宋欣

■当下，中国国际环境正面临改革开放40年以来最为严峻的系统挑战。

欧洲和美国同时调整“印太战略”已经付诸系统行动：姿态上，德国总理朔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先后在4月份和5月份访问亚洲，首访国家定为日本和韩国，对华关系降级意味明显，且含有某种程度“围堵”中国意味。深度开展美欧对华政策研究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平衡和博弈，更是关系到中国能否深化改革开放及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核心问题。

美国和欧盟是否会对华施行“俄罗斯式”制裁？这是很多人最直接的追问，“俄罗斯式制裁”，对双方的损失预估是什么概念？根据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日前发布的一篇题为《兵棋推演西方冻结中国外汇储备》文章，中国大约有3.4万亿美元的国际资产在西方制裁范围内，西方则有5.8万亿美元的资产在中国的制裁范围内，假如直接针对中国进行俄式制裁等于在中西方之间造成“核武器毁灭”。

基于杀伤性，美欧在没有极端敌对因素推动下主动使用“自杀式攻击”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大，但与此同时，美欧主导的一系列遏制性措施却已经悄然展开。因此，当下对此深入研究，并形成沙盘推演式分析预判已经是摆在中国战略研究者和决策者案头的最紧迫事项。

美国和欧洲、日本及其他盟友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的差异性正在逐渐缩小，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信号。俄乌战争之后的国际局势发展已经进一步明确，美欧已经全然放弃“贸易至上”、“通过贸易促进改变”对俄以及对华总体政策，全面走向“地缘安全“和“经济安全”双重考虑，安全甚至被更加突出位置。2015年之后美国内部对华趋势已经成为了跨党派的共识，而当下美欧日韩等已经逐渐以此共识为核心形成了对华战略同心圆。

中国的全球战略升级迫在眉睫，而对美欧对华政策的脱钩、遏制和制裁等武器的潜在危害的研判则成为核心中的核心。本文，掌柜智库结合国内外多位国际关系、政策法规、商业战略专家的真知灼见，希望提供基于全球视角的理性和建设性的政策研究洞察，支持中国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形成可行性的应对之策。全文包括五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美欧对华战略转向动因；第二部分：科技脱钩可能引发的“涡旋效应”；第三部分：美欧制裁的分类和历史特征；第四部分：美欧制裁的三个维度研究；第五部分：美欧对华潜在的组合措施预判。

希望掌柜智库多视角研究能成为推动中国和美欧日韩和解的积极声量，也期待双方领导者都能够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寻求最大化共识，避免出现单纯以削弱中国这种非建设性方式带来全球性政治对抗的双输局面。

第一部分：美欧对华战略转向动因

纷繁复杂的因果逻辑中，我们选择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展开前后的分析，这个节点既是过往的结果，也是后续的起因。

这个时间点就是2015年。这一年对于中国与欧美的关系有着特殊的里程碑意义，因为按照2001年中国入世时候获得的承诺，中国在入世之后的15年后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就意味着承认国必须修改自己的相关法律，进而无法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关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来是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努力的认可和嘉奖；然而事与愿，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不但没有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开始逐步释放了针对中国的“失望情绪”。

欧洲专家指出：当时的很多美国以及欧盟官员在内部会议中都有反复提到过两点，第一，中国距离西方最开始期待的发展路径越来越远；第二，中国的新模式已经在逐渐和西方模式形成了制度竞争。在很多欧美的智库内部讨论会上，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称他们当时开始出现一种“中国疲惫感”（China fatigue），认为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可交流空间在逐渐减少，共识可能性逐步降低。可以说这和90年代西方内部所形成的所谓的通过“贸易推动（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美欧对华视角来看，我们可以把2010年到当下划分为四个时期（平和期、初步转变期、加速转变以及形成期），为了更好的呈现出整个转变过程，我们制作了下表：

这个研究归纳清晰的告诉我们：在十年之内，欧美对中国原先的谨慎乐观态度逐步向担忧和惧怕转变。华盛顿方面逐步把中国认定为美国长期的“国家威胁”，并且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对华的依赖关系以及此前的对华政策方式；欧洲方面，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教授在2021年撰文所言：“随着欧盟对华认知和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在欧洲眼里复杂化了，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经济竞争者，还是制度性对手。这直接的后果是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碰撞期。”

但客观讲，这种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并不足以让美欧下定决心去遏制中国。真正让西方认识到要采取措施的导火线欧美的科技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思想的广泛兴起。当然也包括对中国国内区域政策诸多意见，这里不展开描述。

美国卡耐基智库的乔恩•贝特曼在《中美科技脱钩》中指出，从201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例如在线平台、移动设备、应用程序、流媒体和定向广告）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成为了强大的全球产业，逐渐颠覆了以往的经济结构。起初由于全球最成功的科技公司都是美国公司，华盛顿是非常乐观的并且持续宣扬这些来自的硅谷的国际力量。

然而，随着这场科技革命的深入，逐渐出现了超出西方政府预想的挑战：首先，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甚至开始具备类似国家的职能，例如为公共话语设定边界、限制政府获取公民的私人信息能力等；其次，数字技术也为网络战和信息战开辟了新的战场，来自其他国家的黑客团体的攻击行为可能会让受攻击领域以及整个国家陷入瘫痪，此外虚假信息也会扰乱社会的稳定。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发布的《优势变成劣势：数字世界如何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明确指出：随着大规模外部网络袭击，让美国政界逐渐意识到，美国的数字、科技开放性也会成为美国的一个软肋。而下一波以AI深度学习和5G为核心的科技浪潮更具有颠覆性。在此之上，最让美国方面担心的是，中国在这一波浪潮中颇有着后来者居上的势头。美国的科技战略研究者清晰的发现中国科技创新的生命力之强，特别是互联网通过商业模式的大规模创新驱动了中国通讯基础设施领先世界，而国家大规模在数字经济的投入形成了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体。而这一切，却是建立在主要以欧美科技研发的半导体和基础工业软件等底层技术以及美国公司的创新产品之上，这让长期领先世界的美国科技界及商界如坐针毡。

华盛顿已经很清醒的认识到：科学技术已经不再具备中立的角色，也不再是一个市场范围内的概念，这是一个国家间竞争的关键领域。如果单纯留给市场，国家安全很快会成为隐忧。这种科技民族主义的思想很快就在华盛顿生根，并且逐渐成为了跨越党派间的新共识。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欧盟方面也逐渐意识到这场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危机。相比美国，欧盟在一些核心使能技术（key enabling technology）研发和应用上一直处于落后位置。欧盟在其官方发布的《欧洲技术主权的核心使能技术》文件中清晰的指出：欧盟在先进制造和材料、生命科学技术、微/纳米电子和光子学、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和应用上在全球处于劣势。背后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缺乏研发资金，特别是来自私营领域的资金，欧洲远远落后于中国和美国；二是鉴于欧盟缺乏必要的技术技能以及相关行业领导者，欧洲有潜质的公司往往被他国企业收购。

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通讯技术在5G领域崛起，Tik Tok为代表的中国控股公司在互联网领域开始部分拥有全球性话语权，而且腾讯、阿里、百度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具备了和美国巨头接近的创新研发基础和全球影响力，海康威视等公司的产品形态被广泛应用。另外，欧美诸多企业随着在华业务绝对竞争力的下降，以及对于中国公司知识产权进攻性的质疑，部分公司开始动员政治家发酵对中国发展方式的质疑。

从欧盟的角度看，残酷的现实也让其意识到，面对美中两个数字科技强国的竞争必须维护自身的数字和科技主权，否则自己最后的阵地也会被蚕食殆尽。欧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一直以来所坚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向：从斯诺登事件到新冠疫情，欧盟幡然醒悟，再不自主，便再无自主的可能，再不回归主权，便再无战略的可谈。2021年6月欧盟安全事务研究所发布的《欧洲主权：战略和相互依赖》报告也明确说明：“欧盟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主权’（strategic souvereignty），它不仅仅是国防军事方面的战略自主能力，更适用于对于贸易和核心供应链相互依赖的管理上。”背后的逻辑是要重新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维持因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全球多边秩序压力。”

回到对华问题上，我们清晰的看到，无论是美国主张的科技民族主义，还是欧盟所主张的战略自主权，有两点认识是趋于一致的：一方面，科技本身不是中性的，科技所创造的新型跨地域、跨国家甚至是全球性的公共空间的边界和规则制定权不能只掌握在科技公司手中，这不仅是内政问题也是外交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国家力量必须有所行动，于内启动针对科技巨头的大规模监管行动，于外扩大针对中国的监管，减少本国技术生态系统对于中国的相互依赖。

除去这些长期趋势，特朗普执政期间所带来的极端主义可以是点燃了这场大火。美国国会前政策顾问罗贝贝在接受掌柜智库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是第一个系统的提出要中美竞争以及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美国政客。最开始面对他的激进主义，内阁成员接连要求辞职，国会议员也都认为他的判断极不合理。这直接导致在2017年-18年整个华盛顿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对华强硬程度变成了一个对特朗普忠诚度的测试。由于特朗普当时人气急升，一批想借机上位的共和党成员开始找各种对华强硬的依据。与此同时，特朗普换了一批内阁，新上任的各个部门开始更加深入研究对华方案。随着各种潜在的问题被不断深度挖掘，也开始越来越深入的影响到原本不支持特朗普的人，以至于最后整个华盛顿形成了所谓的新对华共识。”

总结来看，对于中国的失望情绪和新型的科技保护主义共同触发了美欧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西方新的认知中，科技领域的高度依赖不但不会促使中国更加靠近西方，反而会让中国在诸多方面对西方的价值体系形成挑战。中国的文明发展形态也和欧美十几年前接纳中国融入WTO预判的表现出不一致，具有更加内敛的国家主义倾向。在这样的判断之中，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开始试图大规模增加关税即“贸易战”，并减少双方在科技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方面的互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脱钩”。而俄乌战争的打响以及新冠疫情都加速了美欧双方落实对于削减对华供应链依赖的一些列举措。

周掌柜咨询CEO周掌柜长期服务中国顶尖科技巨头，他对此的看法是：“欧美的科技竞争焦虑引发了对中国的政策转变，这一方面是欧美无法解决内部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另一方面和东西方治理体系的思维矛盾相关，对于中国是否有必要集中统一的构建产业实力双方矛盾非常突出。中国在矛盾中处于被动者角色，但确实也存在自身改革动能下降的问题，中国公司在东西方之间推动融合的纽带作用也弱于商业角度的成功，中国政府始终对于中国跨国公司是否应该保持政治中性态度摇摆。”

第二部分：科技脱钩可能引发的“涡旋效应”

进一步来看中美“科技战”带来的系列影响，我们会发现科技脱钩可能会引发“漩涡效应“，这个效应的危害将远超越科技战本身。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科技脱钩并不等同于制裁，科技脱钩属于一种遏制措施。具体来看，制裁的目的是剥夺其他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依靠的是既有的法律；而遏制措施则是经济和科技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下的一种产物，它依靠的是一种战略判断。从期限和目的来看，制裁往往都是有一定的时间范畴和明确的目标，制裁如果到期了是需要再次延期或者取消制裁，如果目的达到了也会提前结束制裁；但是遏制性措施并没有明确的时间段，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可以是国家、组织或个人）对于其程度的把握。

或者可以这么说，制裁是国家层面的硬性的有规章制度的一种限制，而其他的遏制性措施、不同的领域脱钩则是一种多方面利益攸关方基于共识的系统性选择。由于制裁更加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引起更大范围的恐慌，而脱钩或者遏制手段往往需要时间才能感受到其威力，所以只要人们还可以吃饱穿暖的时候，往往不会太多考虑后者对经济以及社会长期的杀伤力。但有一点特别的是：国内外舆论在多个事件的推动下，普遍将遏制和脱钩升级为制裁和对抗的认知，这某种程度加剧了双方在维护国家利益方法的误判。

但也正因为遏制或者说脱钩措施是相对软性措施，所以它的整个周期以及所引发效应也是不可限定的。具体来说，它所动员的不只是制定这些政策的官员和相关领域而已。在它背后是一股社会合力，它本身就是跨越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学术、非政府组织等不同领域。最终这些来自整个社会大生态的利益攸关者共同推动脱钩。而这就脱钩引发的涡旋效应。或许每个组织以及个人的方式方法不同、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唯一确定的是，他们都有意无意间参与到这场“脱钩”运动中来。

“脱钩”的影响正在发生，但不加干预或许也是一个开始。有美媒指出，2020年头10个月里“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 China）字样的搜索量比之前三年加起来相比还要多三倍。与此同时，相关提案、研究、报告也在不断增多，这里试举两个例子。2021年初，美国参议院议员汤姆˙科顿炮制了一篇名为《击败中国——精准脱钩与经济持久战》的所谓专题报告，鼓吹美国可以通过切断中国高端半导体设计和设备来源、停止购买中国的稀土和关键矿物等，从而减少对华依赖。2022年4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贝特曼撰写的《美中技术“脱钩”：一个战略和政策框架》认为美国两党已达成进一步对华遏制共识，将通过出口限制、技术禁令、投资限制、关税及贸易制裁等多种手段强化对华技术脱钩

具体拿企业来说，基于以上不确定性带来的法律遵从和合规、风险防控需求，有的企业可能选择直接撤离中国、有的选择降低对于中国制造产品的依赖度、有的将亚太区域的核心转移。跨国公司战略很多从之前的“All in China”（全力投入中国）或者“China+1”（中国为主加一个备选）转变为“N+中国”（中国为辅）或“中国闭环”（围绕中国业务剥离其他职能），这就意味着将核心技术研发、供应链等部门转移出中国的趋势正在形成；拿个人来说，很多科研领域的外国专家会拒绝参与中国组织的学术研讨或者联合项目、海外的汉学研究者可能失去相应的多元视角研究资金支持、在中国工作的西方人离开中国、在西方社会当地人在一段时间内不愿意顶着社会压力加入中国企业工作等；在国际媒体杂志中，我们可能不会看到专门为中国特设的固定区块和栏目，在大学中我们可能也不会看到汉学研究院，而重新变成了亚洲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在很多国际组织中中国可能不是单列的一部分，而变成亚洲区域下的一个模块。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断推动和加深着这场脱钩运动的滚动前进。从报告的美国专家角度研判：中国要面临的是对于“中国”所包含的国家、政府、社会、团体、人的全面性降级和脱钩。所以最终脱钩带来的是宏观到国家，微观到个人的全方位的疏离。这种跨界、跨文化、跨国家的脱钩力量依靠的不是国家政策，而是一种社会共识，一种西方不同国家之间的跨社会的共识。所以，控制双方民族主义共振非常重要。

由于这种脱钩的动力最终并不只是来自于政界，所以它也不会因为政界的叫停而停止。如同企业有自己的决策周期，其他组织或者社会也有自己的周期去构建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周期很长，往往需要几十年。也就意味着，一旦形成了，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想要推动这种共识的迅速演变或者化解都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对于这种由于科技战引发的系统性中外矛盾，周掌柜认为：科技竞争引发的“科技战”实际上完全有机会限制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进而防止出现“科技脱钩”引发的“涡旋效应”。原因在于科技竞争本身拥有全球性规则，主要就是知识产权体系和法律诉讼体系的支持，相对来说，科技产品的知识产权和规则比较好用法律界定。因此，中国企业和政府在全球性科技争端中的弱势地位是由于局部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的，存在商业解决的可能性。而科技全球化目前来看依然是值得中国参与的全球化准则，从贸易和市场的角度，可能减少政府过多宣扬官方主导的自主创新的决心，交给产业政策市场化推动企业创新是更加务实之举。另外，科技公司全球合作应超越政治对立，应该存在可以基于共同规则进一步合作的空间。所以，避免双方脱钩行动的叠加升级，建立互信沟通管道，结构性的探讨合作之道完全有可能。

通俗的说，他认为：中国国家战略不能被局部科技竞争绑架上升为国家性敌对，这可能让加速对抗的不信任感快速发酵到不可挽回的脱钩漩涡。另外，他提到应该限制极端舆论参与国家科技竞争的片面解读，不应该陷入民意对抗的脱钩效应之中，这对中国更加不利。

第三部分：美欧制裁的分类和历史特征

以上从科技战展开的分析，起码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启发：其一，此消彼长的科技实力变化确实成为了中国与欧美的矛盾导火线，使得中-美-欧三方的稳定“三角关系”越来越趋于中国-西方之间的“点对点”的直线对立关系；其二，中国在推动科技全球化中缺少获得普遍性共识的主张，在于欧美规则融合过程中带有着较强的中国视角代入感，也是一些人所言的“内政思维看外交”。

而中外舆论又迅速的将这些矛盾放大化升级，客观上让本来应该在知识产权体系、法律体系内的有限科技竞争升级为“科技战”和全面对抗，这无异在之前相对可控的贸易纷争之后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冲突。应该说，被“科技战”绑架的多国媒体，实际上在加速推动全方面脱钩，这个趋势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大常规贸易体量的国家非常不利。

进一步来看，如果说“贸易战”激化了矛盾，“科技战”推动了全面对抗，那么“俄乌战争”则是间接的让中国和欧美的关系进入了针锋相对的对立困境，这种对立开始超越利益平衡，形成了一种制度上根本差异的战略对抗。从俄乌战争打响的第一天起，掌柜智库团队就开始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方是否会在某一天转向制裁中国？”这不仅因为中国对中俄伙伴关系的表达引发西方猜疑，更因为欧美普遍对于中俄同盟的预期和恐惧。

那么到底欧美和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矛头是否会指向中国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更加广泛的读者，我们需要做一些关于“制裁”的铺垫叙述。

总体来看，在东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对“制裁”理解不尽相同，欧美更倾向于是一种基于法律的有限期内的惩戒手段，但其本身也可以谈判和交易的筹码，中国视角则更多感受到的是对“敌人”的一切遏制和打击。通俗一点说，欧美语境制裁是一种“掰手腕”，中国语境制裁就是“敌我矛盾”。简言之，欧美对制裁对理解是基于法律的体系出发的，也就是说只有违法了国际既定法律以及美国或者欧洲国内的法律，才能对违法的实体进行惩罚，并不能因为别的一些没有根据的推测进行所谓的制裁。

具体来看，制裁可以区分为定向制裁（targeted sanctions）以及全面制裁体系（comprehensive sanction regime）。所谓的定向制裁就是针对某个个人、企业或者组织实体进行的；而全面制裁体系则是直接限制基本上一切的经济活动。

从过去100年的制裁历史中，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是少数的达到预期目标的案例，因为在制裁的过程中美国保留了其他的有效外交途径。最后奥巴马得以在对伊的处理上让伊朗保留了通过第三方确保的民用核设施的权利。而1990年美国针对伊拉克的制裁可以说是最为严厉的，基本上在最开始切断了伊拉克与外界的一切往来，后来才慢慢降低制裁程度。

全面制裁体系的所造成的损害是非常深的：一来，它会直接导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害，招致全世界的批判；二来，全面封锁也意味着很多西方企业的利益受损。如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美国经济和全球化项目主任丹尼尔•T•格里斯沃尔德教授所言，这些制裁不但阻止了美国公司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并伤害了受制裁国家中最贫穷的阶层。因此，从制裁方式上来看，美国已经逐渐将制裁由“核弹式”的全面制裁转向“无人机式”的定向打击。

制裁并非现代国际政治的产物。要想真正了解制裁，还需要回过头来看制裁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尼古拉斯•莫尔德教授在其著作《经济武器：制裁上升为现代战争工具》中所言，制裁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把制裁真正当成一种战争武器可以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制裁应用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条件：

首先，经济的全球化。1870年到1914年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当时的放任自由主义和金本位早就了一个空前的国际贸易全盛时期。经济的互相依赖性让国与国之间产生共生的关系，而切断这种共生就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制裁手段；

其次，民选政治和行政国的发展。1910年代普选权利的不断夸大让大众民主成为了主要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国家政府在行政职能中大幅扩张增强了国家在一战期间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国家选择通过给其他社会施加压力和震慑，最终通过民选制度达到影响他国政策的效果，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

两次大战期间我们看到制裁的又一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制裁由战时手段过渡为和平时期的常规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停战协议的签署为终结，然而当时协约国仍然保持着对于魏玛共和国以及苏联治下的俄罗斯和匈牙利的经济封锁。这就使得制裁之间演变成了和平时期外交手段的一部分，而这种转变也一直延续至今。

但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国家领导人提出“一万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的坦诚建设性预期被打破；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舆论普遍感受到的是欧美不顾长期友谊和合作关系的“翻脸”行为，这也让长期以来亲近西方的知识精英产生反感，要知道中国长期以来无论是对供应欧美廉价商品，还是挽救20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念旧情”的判断加深了中国决策者的警惕心和忧患意识。

加速彼此不信任的当然也包括俄乌战争期间西方世界所主导了对俄前所未有的制裁，并且要求中国在俄美之间选边站，逼迫中国对于公开的中俄“合作无上限”进行澄清，逼迫中国进行主权范围内的调整。这里我们需要打开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细节，掌柜智库分析研究了里面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是制裁的速度、范围以及体量前所未有。要知道，虽然说在此之前，美国也主导过针对某些中小型国家的制裁，像是伊朗、委内瑞拉、朝鲜以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但这些经济体由于本身和世界的连接度并不高，所以但是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很有限。而这次制裁完全在不同的维度上，俄罗斯和世界特别是欧洲之间的经济、能源连接度非常高，制裁俄罗斯需要牺牲掉自身巨大的经济利益甚至导致经济衰退。

其次，是参与制裁的主体呈几何式增长前所未有。这次对俄制裁中施加制裁的主体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虽然说是西方国家政府所主导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私营领域的反应是非常巨大的，西方的企业的撤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根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发布了关于战争开始之后，全球企业在俄运营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到已经有超过1000家企业、机构以及媒体撤出了俄罗斯。无论背后是因为害怕俄罗斯反制没收其资产也好，为了维护西方社会所形成的价值观也罢。西方企业和投资者的撤退可以说无形之间加剧了制裁本身可能对俄罗斯造成的伤害，这种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剧烈脱钩行为已经超过了制裁本身。

最后，是受损害人由最开始的定向转向了全体前所未有。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强制征收俄罗斯企业以及个人财产问题上。可以说当MasterCard以及VISA退出俄罗斯的时候，受直接影响的已经不再只是俄罗斯的寡头财阀，而是平头百姓，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动用自己的储蓄。而俄罗斯人在乌房产被没收，也导致俄罗斯很多中产阶级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本来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之后这种极端的战时措施已经不被列入常用制裁工具范畴，然而如今在对俄制裁中的再度被采用，确实有一种恍惚的历史倒退感。这种做法必然也会引起诸多的不安情绪，特别是归在非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国家。

总结来看，俄罗斯所承受的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公私夹击的混合大战，这种夹击不只是给俄罗斯政府，更是给俄罗斯社会以及俄罗斯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警示压力尤其明显，这不仅是政府之间的对抗，更是对民族国家立体的清剿，也是对双边合作关系所有利益的清算。由此，欧美对俄罗斯的混合制裁和俄乌战争之间双方武力较量一样，注定将成为中国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部分：美欧制裁的三个维度研究

在预判欧美可能具体对中国的脱钩、遏制和制裁的武器使用之前，我们还有必要深入剖析一下美欧制裁的三个维度。因为其政策制定者从最大化杀伤对手的角度，混合型制裁和遏制政策同样需要考虑到杀伤和自我保护的关系，这个机理对于中国判断潜在的制裁挑战是核心依据。

要想真正理解制裁的运行机制，就必须从以下的三个角度去剖析，即：制裁的合法性、制裁的可行性以及制裁的有效性。

所谓制裁的合法性，就是要依法执行，从法律上来看。这种法律依据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国际法，另一方面是制裁方的国内法。

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总统可以宣布对外制裁的主要依据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以及《移民和国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这是在70年代由美国国会通过，授予总统在应对外国的任何异常状况或者特殊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对商业的规范权利。总统必须宣布进入到了国际紧急状态，并宣布他想要做的事情。

具体操作方面，在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都可以起草制裁。而美国总统则可以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通过行政法案的方式宣布国家紧急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对贸易相关的规定进行重新规范，根据规定这种紧急措施有效期为一年，时间到了之后需要总统下令或者国会通过联合决议以延长时效。

欧盟方面来看的话，如果欧盟要对第三国进行制裁，是由欧委会根据国际法以及欧盟法律起草制裁法案，之后在欧盟理事会上获得所有28个国家的同意的。当然，每个欧盟国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法律框架之下制定自己国家的更为严苛的制裁规定。

欧盟由于缺少统一的军事力量，它一直是把经济制裁作为自身最强大的惩治工具。这也是它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欧盟利用制裁的历史来看，可以说在不断的扩大制裁的范围——由最开始的个人以及公司扩大到国家。特别是2012年欧盟针对伊朗的全面制裁可以说让欧盟方面的制裁上升到了针对第三国国家的维度。

制裁的可行性主要是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现在制裁追求“精准打击”，因此更加要求其他牵扯到的利益攸关方深度配合。这个就需要一个内部不断沟通形成共识的过程，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在制裁制定之前的事前咨询（pre-consulting）；二是在公布制裁范围后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探讨。特别是在制裁出来之后具体执行是往返进行的。更具体来说，最开始是政府部门起草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公之于众。之后，被牵扯的银行以及商业领域要开始执行，它们都是有自己的合规部门去操作这个事情，但它们也会去询问政府一些具体的实践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一定会忽视很多具体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执行调整期，由具体执行者和制定者共同去探讨制裁的细节问题。

另一方面，制裁的可行性还要具体体现在如何“查漏补缺”。任何制裁措施都不是天衣无缝的，受制裁方以及利益牵扯重大的集团都会想办法去绕过现有制裁。比如说当下对于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制裁，俄罗斯完全可以通过找到其他不参与制裁的买方国家的方式继续维持这方面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制裁国家没有办法确保可能出现的漏洞被及时并且全面的堵上，那么制裁本身的意义就会被削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美欧开始讨论所谓的二级制裁，就是要通过制裁那些仍然和俄罗斯进行交易的国家和实体企业、组织以及个人，保证原本制裁的效力。

最后，要讨论制裁的有效性。这可能也是制裁相关的最关键的话题。制裁的核心逻辑是说希望通过制裁或者制裁的可能起到震慑的作用，从而让（可能）被制裁方按照制裁方的想法去做。但是要想行之有效，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否则最终只会事与愿违。

制裁的有效性其实是回答两个问题：一，我们可能要去看制裁是否造成损害；二，我们要看制裁是否达到了制裁目标。第二个问题可能更重要。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与刑事司法领域相类似，我们也可以通过威慑（deterrence）、执行（enforcement）、惩罚（punishment）和改变（rehabilitation）四个方面去衡量制裁的有效性。

换言之，如果对俄制裁在短时间内没有带来直观的变化，那么长期下去也很难真正产生预设的效果。与此同时，制裁方又会很难取消这些制裁，毕竟围绕着制裁已经产生在社会中产生了一种政治共识。所以我们认为：最终可能会看到的是俄罗斯长期被困于制裁的困境中。

周掌柜对此的看法是：“对于中国而言，如果俄乌战争引发的矛盾不可避免的蔓延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那么应对脱钩、遏制和制裁则需要中国长期全球战略支撑，并且对于其中的挑战和回应弹性做出理性合理的判断。目前从中美在俄罗斯问题的微妙博弈中，我们发现美国的底线是中国不进行实质性的支持，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趋向强迫中国表达对美国支持，而从中国角度是否需要把俄罗斯和‘普京主义’区别开或许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他认为中国国家战略应该动态评估俄乌战争走向并考虑到如果俄罗斯战败后，去“普京主义”潜在的倒向西方的战略风险。

第五部分：美欧对华武器潜在的组合措施预判

客观看待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可能不需要过于悲观和畏惧。但作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我们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努力也不应该设定天花板，对于“逆全球化”背后西方寻求力量再平衡的现实考虑，也有值得冷静看待的多重角度。

目前中国与美欧及其盟国仍处于相互依赖之中，这也就意味着美欧简单化采取“俄罗斯式”制裁的可能性不大，背后的博弈注定复杂化和长期化。这不仅包括双方在对方制裁范围内的资产数量都极其庞大，而且中国的市场有着全球企业非常依赖的庞大体量，中国的供应链总体竞争力全球无与伦比，这些都不是越南、印度等国家10年内能够完全追赶上的。但中国在美欧不信任的大背景下，经济前景注定因为制裁风险面对高位崩塌的极端可能性，经济发展预期的改变是我们需要极力避免的。

而且，居安思危的考虑，笔者认为目前有利因素或许可以作为对华遏制程度和方式的考量，但根本上并不足以消除欧美对华遏制，这需要我们谨慎评估。原因有多方面，在掌柜智库在FT中文网发表的研究报告《俄乌战争影响深化，中国如何破局？》一文中阐述了核心原因，就是冷战之后的诸多西方国家所诉诸的贸易之上原则已经被证明无法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经济考量已经无法成为作战略判断最核心的依据，地缘安全考量已经逐步成为未来战略考量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退一步说，就算是经济上和中国的连接再紧密，也无法消除在地缘安全问题上欧美国家的安全忧虑。西方是否要对华采取遏制战略、西方如何对华遏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否要制裁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而如何做是一个策略问题。

正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撰文《为什么中国应对俄乌战争需要平衡策略？》一文中所提到：一方面，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陷入了一种战略困境，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压力；另一方面，中国清楚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拖垮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不论中国是否支持俄罗斯，美国对华遏制的整体战略都不会改变。所以，中国只能坚持平衡策略，延续和平发展道路，避免因选边站队而带来重大风险。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极可能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欧美将对华制裁作为震慑，只要中国没有具体的行动，不可能像俄罗斯一样被西方“一刀切”制裁。但西方对华不同领域的脱钩和遏制措施可以说已经是战略性的决策，已经在不同领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具体来看这些遏制措施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防御性政策和进攻型政策。防御性策略是指用来直接遏制威胁，而进攻性措施是寻求对于自身能力的构建和提升。在这样大分类下，防御型政策又可以分为主动防御型政策和被动防御型政策。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世平教授在2020年撰文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将会体现出越来越多的“预防性战争”的逻辑。事实上，我们确实也看到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压倒性关注防御性措施，比如出口管制、投资限定以及拒绝给中国雇员、学生签发签证和拒绝给企业签发监管许可证等。在拜登时期，上述政策中有一部分仍然保留，但更多的回归到自身的能力构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以及《美国竞争法》，这两个庞大的立法草案包含了投资促进研发的措施。和阎学通教授的认知逻辑类似，两位教授对于全球格局的判断都是中国学者中最具全球视野和现实意义的代表。

再从欧盟方面来看，这几年可以说是防御性和进攻性措施齐头并进。在进攻性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建了百亿欧元的2020-2030欧盟创新基金、2022年2月创建的欧洲技术冠军联合倡议（ETCI）以及在2022年2月通过了《欧盟芯片法》。在这些法案中，“中国”并没有（高频）出现，但是“中国”就像是屋子的大象一样，可以说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推动因素。

为了更清晰的展现出美欧在对华防御性的措施，我们做了如下系统梳理：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各种政策上，美国由于特朗普时期多次重拳出击，因此这种限制性措施不但涉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内容已经非常详细。再看欧盟这边，其实还是一直保留着一定的“中立、不歧视”态度。特别是此前针对中国通讯设备的规定上，始终没有强势的姿态去设置禁令。

但是在2020年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欧盟在对华一些限制性措施上已经越来越加快脚步。特别是在对于中国境外投资的限制方面，欧盟除了此前所设置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之外，现在又要更进一步加大对于外国企业的补贴监管。根据目前的法案草稿内容，如果一家外国公司在过去三年中获得超过500亿欧元的政府支持，那么欧盟委员会将有权调查涉及这些公司参与的收购并购以及公共投标。这项法案内容处处散发着欧盟对于中国资金的不安，因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欧洲公司股价受挫，理论上是给了中国很好的投资并购的机会。同时，欧盟也非常担心外国企业（特别是中国）以自己在本国的补贴优势增加市场份额或者以低于欧洲企业的价格获得具有战略价值的市场准入以及垄断核心基础设施市场。

近来针对对华产业链过分依赖的问题上，美欧之间已经有了共识。在5月15-16日法国巴黎所举办的第二届美国欧盟贸易和科技委员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上双方都特别强调了美欧对中国在稀土开采和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以及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风险的担忧。为此，会议特别强调了推动建立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S) 的“可信赖供应商”体系。就此，法国巴黎的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马修•杜沙泰尔分析说：“跨大西洋技术领域中的协调会阻碍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超越西方的目标。而对中国获得西方半导体技术的限制不会是一刀切式的，而是逐步严格起来。”

虽然美欧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度的共识，但还没有给出一套明确的行动计划，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针对供应链安全性危机，双方给出了两套不尽相同的解决方案。

美国的解决方案核心是为后俄乌时代的全球化体系预设了一个新的框架，那就是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朋友圈”体系。美国财长耶伦近期多次提出了所谓的“朋友圈产业链回流（friend-shoring）”，她表示：“要激励各产品的供应链回流到可以信赖的‘朋友圈’内，以便可以更加安全的扩大市场准入”。换言之，她希望可以通过设立一些防御性机制，减轻西方对华产业链的依赖，进一步为美国的构建自身能力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欧盟方面虽然认同对华供应链过度依赖所造成的安全隐患，但欧盟却并不希望只在美国主导的“朋友圈”产业链圈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背后的原因是：欧盟意识到在对俄以及对华问题上过度依赖美国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且欧盟和美国在能源消耗、全球气变以及可再生能源问题上根本性的差异让欧盟和美国对于所谓“朋友圈”有着很本质性的区别。

欧盟的对外战略自主核心构建以自身的绿色价值主张为基石的全球绿色国际秩序。这也解释了欧盟和日本在近期双方峰会上深入的互动。双方明显都已经意识到了已经到了必须建立“自主和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了。基于此，欧日宣布了数字伙伴关系并且通过了《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达成关于促进基于规则的贸易深度共识。这也是掌柜智库之前建议通过积极参与欧盟的全球绿色国际秩序修复对欧关系建议的根本出发点。

周掌柜咨询欧洲合伙人Guus Keder对此的研究洞察是：如果中国的行为对西方构成真正的威胁，例如将向俄罗斯运送武器供乌克兰使用，则可能触发受到制裁。但仅仅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实力而实施制裁是没有依据的，这种制裁甚至相当于经济侵略。因此，携手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很重要。中国过去对市场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所以对中国而言改变意味着深化开放经济和改革，并且允许外国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所以中国要想避免被遏制，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和西方共创一个公平的市场规则。说到底，最终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中欧还是应该回归到长期主义的思路上，欧盟非常强硬的要求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选边站的行为，是比较短视的，要想真正的创建一个长期的稳固关系，双方长时间的投入，而不是挑战对方。

周掌柜则认为中国看美国及欧洲主导的全球秩序需要更强的务实视角，其一，他认为不能简单的将规则制定者等同于霸权，就像很多跨国公司都长期默认对美国法律遵从，这些细节都不宜于完全放大到长臂管辖范畴；其二，中国目前在构建全球秩序的核心差距是我们的法律系统与国际的不兼容性，以及缺少足够多的全球化法律人才定义和诠释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上遵从欧美国际法律系统并不是政治示弱的表现；其三，长期化解欧美对中国的敌意，除了需要考虑大格局的政治协商之外，更需要给予更多的中国公民、企业和社会团体与国外对等交流的机会，包括公共外交等方面，都需要重新建立东西方的多重纽带。而且，对于美欧潜在对华系列制裁的情况下，通过沙盘推演形成多重应对策略也是一项极其紧要的工作。在欧美日政策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分而治之已经不够现实，可能需要一揽子全面谈判推动下一步的互信措施，特别是在欧盟全球绿色国际秩序切入合作这样的具体行动。以便迅速制止全面敌对中国思维的蔓延，这方面中国的需求显然比欧美更加迫切。

如上述分析，中国将要面对的是一套复杂的限制性措施的组合，这些组合由于跨越领域众多、牵扯的利益攸关方网络十分复杂、过程周期漫长的因素，给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者其他组织都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如周掌柜所言：“通过坦诚解决分歧控制有限脱钩，通过彼此克制和维护对方核心利益防止彼此制裁，这些都是可行和可为的。但对于‘遏制’背后的战略竞争中国则需要用更加理性的心态面对，可控的战略竞争和激化敌对相比并非不可以接受。但美欧需要清楚一点就是叠加自身内部矛盾因素还不足以和中国进行一场全面冷战，中国则也应该理性看待国际压力推动下可以接受的顺应潮流之举。”

此外，基于目前国外的俄乌战争影响和国内的疫情因素等多方面挑战，通过政治谈判推动新型的大国关系全新框架，并启动多方对话避免进一步脱钩，防止制裁导致的全方位敌对是当务之急。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摒弃斗争思维参与更加建设性对话是急需显性改变，达成这个的政治勇气和成本付出都是当下需要面对和权衡的，对于由此引发的深层次制度化变革也应成为重要选项。

因为，以上全方面评估和应变不仅涉及到未来10-20年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大国地位和领导力展现，也涉及到十几亿人的福祉和世界的未来，更体现在留给中国年轻人什么样的政治资产，现在看来决断和改革都已迫在眉睫。

注：本文内容节选自掌柜智库《中国全球战略研究报告》，由中国及欧洲、美国共6位专家顾问共同参与起草，目标是通过全球视角政策研究审视中国国际环境变化，为中国全球战略提供决策依据，并通过外部视角分析促进中美欧修复多边关系。研究组成员包括：周掌柜，掌柜智库联合创始人，周掌柜战略咨询CEO，多家全球化公司战略顾问；Guus Keder（荷兰籍），周掌柜咨询欧洲合伙人，欧盟创新发展项目评委，风险投资专家；另外3位博士专家在美国、欧洲政府及研究单位任职，因故暂不公开具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