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所谓“伟大”就是“现金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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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特朗普以现金最大化为目的，无视或低估难以变现的公共物品，减少相关现金支出，只能更多地减少现金收入，使美国离“伟大”越来越远。

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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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不到两个月，特朗普行为激烈，语言疯狂，为很多人所批评和指责。然而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上台的特朗普，却是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只是以他理解的“伟大”来兑现。透过看似混乱的言行，他目标明确，逻辑清晰。只是目标有些问题，逻辑也有偏差。

我曾说过，特朗普和马斯克作为商人，尤其是马斯克作为成功商人，当他们把自己的成功经验用于公共治理时，会犯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企业面对的是简单系统，而政府面对的是复杂系统。在简单系统中的成功经验不能适用于复杂系统，这就如同将在简单系统上成功的科学用于作为复杂系统的社会，想“设计”出一个“理性的”社会——计划经济，结果导致灾难。在这方面的论证可以很深入，可以是哲学的，认识论的，也可以是数学的（如NP问题）。但这些理论都不够直观，一般人不好理解。其实也可以用直观的、经验的观点来解释，进而可以用经济学来论证。

在企业中，什么叫效率，什么是成功，评判非常简单，就是在市场上的成功。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市场可以将商品的价值货币化，明确地衡量出企业努力的价值；一是市场直接给出现金的奖励。而现金，是企业运转的重要因素。如果一种产品未来预期很好，但当下不能给出现金回报，也不能贴现为可交易的资产价值，会导致企业的资金运转不畅甚至中断，企业无法按期偿还债务，企业就会破产。所以在企业中现金为王。企业里就视那种很有经济价值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无现金回报的投资为“无效率”。然而企业中的“价值”和“效率”是狭义的，不包括正外部性，即企业不能收取、却外溢到社会上或他人的利益。一个长期经营企业的人，会在经验中潜移默化地积淀这样的意识，以致成为习惯或本能，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

而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与企业提供的私人物品不同，公共物品的定义就是不能排他地占有和消费的物品，从而不能或不易被市场评价的物品。张五常教授通俗地说，公共物品就是不能向个人收费的物品。所以才发明了税收。因而，第一，公共物品的价值不能被市场直接评价出来；第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能直接获得现金回报。这类物品包括国防，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社会安全，扶助弱势群体，也包括对外援助等。然而公共物品又实际上创造了价值，比如国防保证了本国不受外来侵略，使民众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生产和交易；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并不能马上变成商品去出售，却可发展新的理论激发人们的创新。这说明恰当的合理的公共物品是一个企业效率的环境，是社会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

经济学早就对公共物品，其与私人物品的异同有很多讨论。在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就有有关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定价方式的描述。在供求曲线图上，众多个人的私人物品效用曲线是横向累加的，与供给曲线相交共同形成的价格，是每个个人可以直接感受的，也可以据此直接决定自己的需求量。而公共物品的效用曲线却是要纵向累加，这样每人个人并不知道累加的结果，及由此形成的公共物品的价格（理论的）。公共物品的价值只能通过公共选择过程来评价。要知道公共物品的价值几何，有时还要靠经济学家帮助。我们就曾受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委托，估价过该区建立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该区当时之所以委托我们来估计，是因为有人质疑这套系统得不偿失。

如此我们可以理解，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之“效率”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把那些只花钱而没有现金回报的项目都视为“没有效率”。他把目标定在削减两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这很好。但他简单地把没有当下现金回报的政府项目砍掉，就如同在企业里砍掉不挣钱的项目一样，但结果大不相同。在企业中减少的产品或服务供给，会由竞争者接替，减少的收入由它自己承担；但在政府中，这会同时减少相应的公共物品供给，却无人替代。这是他看不到的。而政府项目本来就没有现金收入，他也感受不到。这能解释他为什么一开始就关闭国际开发署，这不就一下了砍掉了每年400亿的支出（小林，2025），却没有减少现金回报吗？皆因为该机构所做之事，是帮助不同的具体人群，总体来讲是提高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这种公共物品更虚无飘渺，不为马斯克所看到。关于声誉，经济学也发展出“声誉资本”的概念，它可以增加企业销售，减少成本。也可以将其扩展到国家，只是国家太大、太复杂，声誉所带来的好处太不直接。

马斯克的另一个大目标是科研。他一刀砍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减少其三分之二的经费，约61亿美元，又砍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减少40亿美元。理由是科研成果在减少，或管理费用过高（第一财经，2025）。说到底，是科研不能带来直接的现金回报。科研的最终结果可以是新产品和新技术，这些是可以销售获得现金回报的。但从最初始的创意到最终产品的量产，要经过多个环节，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在最初的创意萌发，理论创新酝酿，学术交流和辩论，以致新理论的提出，是没有什么直接现金回报，几与公共物品无异。在这时私人投资寥寥，私人捐献也会有缺口。政府向科研这种公共物品投入是保证领先的重要因素。而在美国，政府资助科研的基金主要用于基础的学术研究，较少用于应用研究。这还是比较符合公共物品的性质。正因此性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就缺少明确性。

实际上，除了有些对科研的量化指标，如颠覆率等，最终还是要看整个国家在科研上是否领先。这是有较明确的判断的。美国至少自20世纪起，就是世界科技创新的火车头。美国不仅发明了汽车、飞机、电力及家用电器等普及世界的新产品、新技术，而且也一路引领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几个重大革命。再看诺贝尔奖，美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多达409名。美国在科技上的领先一直是其他国家追赶的目标。虽然美国科技体制，它的国家资助科研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从战略角度看，政府对科研的投入是成功的。存在的这些问题，如管理费过高或研究项目没有意义的问题，显然不是要大刀阔斧地砍掉科研经费所能解决的，而是要针对具体情况，通过法律正当程序加以解决。

将国防这种公共物品推广一下，它就不仅指本国的国防力量，还应包括国际联盟体系。这一体系是对本国国防的补充，同时也需要本国对该体系的付出。而其功用就不仅会增强本国的国防力量，而且会增加盟国的国防力量，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保证。这又反过来降低对本国的战争威胁，因为对其他国家的战争难免会漫延到本国，就如同日本侵略中国就增加了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一样。因而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也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当然在出资份额上可以讨论，但特朗普以“北约不会保护美国”为理由，以“退约”要挟北约各国增资，似乎是一种过高的叫价，其实质还是严重低估了北约对美国的价值，这就是，即使北约只保护欧洲各国，也是对美国安全的贡献。这显然是另一种现金至上的表现。

特朗普和马斯克“效率”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迅速”、“数量多”和“规模大”。他们因国际开发署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项目，就在第一天关闭该机构，可谓飞速；立刻裁员1600名（熊茂伶，2025），可谓数量多，由此节省了每年400亿美元，可谓规模大。然而如前所述，这是不计该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价值。这与马斯克接管推特后的裁员80%很不相同，因为减少的私人物品服务也可能同时减少他的收入，不会影响社会的公共环境。他在关闭国际开发署或其他联邦机构时不考虑公共服务的损失，所以“快”和“大”就是效率。但这似乎可与集权国家的“运动”相媲美。追求名义上和形式上的数量和速度，而不管其结果如何。实际上，如果目标是反腐，肯定不会是整个机构都是腐败的，而是局部会有些腐败，正确的作法是经过法律正当程序将腐败部分揭露和定罪。这个程序当然会较慢，但它能保证尽可能做出正确的辨认和裁定，谨慎不冤枉任何人。如果错判，所带来的对社会和法律的损害才是最大的无效率。而马斯克的“效率”显然不包括这种公正司法。

从时间维度，这种“效率”也会对当下、而不是较长时间后的情况更感兴趣，对经过几个因果链环的结果不感兴趣。例如特朗普持续使用关税大棒要挟其他国家，虽然有纠正关税不对等的动机，但也超出了贸易的范围，如对中国增税的理由是芬太尼，墨西哥是移民问题，加拿大则是能源问题，关税虽然作为施压手段，却表面上增加关税收入和减少国内企业的国外竞争，也有现金效应。但这种算法却没有考虑几个因果链环以后的情形，以及综合的效果。首先这会遭到别国的报复以及双方的多次互相报复；第二，因为美国一直以适当的贸易逆差在发放美元——这才是利润绝高的产品，减少贸易逆差会减少美元的出口；第三，加关税会增加国内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恶化本国的营商环境。据专家估计，特朗普对铝加征关税可能会使美国失去10万个工作职位（界面新闻，2025）。最后，如果全球打起贸易战，将引起世界经济衰退，美国也不会独善其身。

特朗普关于俄乌和平谈判的作法也是类现金式的。且不谈他的立场和态度，只从这一方案的实际效果来看，它在当下似乎是一个最佳方案，因为立即停火、不再死伤。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这就是一个最为拙劣的方案，因为它不分侵略与被侵略，让被侵略者接受屈辱条件，就是对侵略者的鼓励，将会导致更多的战争，会死更多的人。这已为历史所证明，尤其为现代两次世界大战所证明。这样一个停火方案，特朗普也不忘要乌克兰用矿产报恩。类似地，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加拿大的觊觎，也明显有着现金的意义。他说巴拿马运河对美国船只收费过高，一旦将该运河归于美国，就会有实际的现金收入（约50亿美元/年）；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油气稀土等资源，加拿大也有着巨量的油气森林资源，这些资源的租值就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

因而，我们可以大略地得出结论，特朗普在说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他心目中的“伟大”就是“现金最大化”。在一定条件下，现金最大化也没有错。一个社会需要公共物品的提供，也需要有长远眼光，做一些当下无回报，但未来有好处的事情。然而公共机构的运转终究是要靠资金。只是国家与企业不同，它既可以发行新债偿还旧债，还可以增发纸币以获得额外的铸币税。当下的现金缺口不会导致政府立即破产。然而，这样一些缓冲措施也是有限度的。很多年以前，就有本畅销书名为《破产1995：美国即将垮台及如何阻止》，其中预言，如果美国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利息，它将面临破产（Figgie and Swanson, 1992）。这限制了美国政府无限借债。到2024年1月8日美国政府的债务高达3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已多次提高债务上限，才避免了债务违约。如果违约，美国的信誉会一落千丈。现金最大化就是要减少现金支出，增加现金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减少债务。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会让政治精英接受。

以“现金最大化”为现实目标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好处，这就是它会征服普通民众的人心。一般来说，普通民众对当下利益清楚敏感。所谓“当下利益”，就是能够用市场评价的利益，就是现金。普通民众知道物价是否上涨，自己的收入是否受到负面影响，如外国产品的直接竞争，非法移民争夺工作岗位等。他们对宪法带来的好处缺少感觉，所以对违宪行为并不愤恨，轻易原谅1月6日暴乱，对谎话连篇也非常宽容。所以他们就是使特朗普第二次上台的主要力量，不能说他们被特朗普的谎言欺骗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之所以较之第一任期更加过激，就是因为他反过来受到了这股民众力量的鼓励，行为中更为不加掩饰、反而突出他的现金目的，而无视他应该遵循的宪法和法律。

然而，在一个国家的规模和结构下，现金最大化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保证合理的公共物品仍能得到提供，它必须在宪法框架下实施。如果减少政府现金支出是以减少必要的公共物品为代价，就会得不偿失。因为必要的公共物品是企业和民众正常获得现金的条件，如果国家不安全、科学少发展，传染病肆虐，等等，大家赚取现金的努力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宪法受到挑战，行政权力突破限制，就会打破权力制衡，也会侵犯民众权利，这就会动摇美国繁荣的根本基础——公民权利体系。人权和产权受到有效保护，才是美国领先和强大的基础原因。但这一基础原因却一般是“太上不知有知”的，它们发挥作用，人们却较少地与自己的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商人们多把成功归于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却不想一下，若他们在其他国家，还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吗？

所以，特朗普采取激进手段实现“现金最大化”，却是事与愿违，现金反而减少。最近美国股市大跌恰反映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而这正来自特朗普关税政策带来的连锁反应。提高关税直接带来的是相应物价（如鸡蛋）的上涨，别国的报复又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出尔反尔、忽启忽停的关税手段让人们不知所措。早有经济学家提出“特朗普衰退”的概念，特朗普本人也不排除关税对经济衰退的影响。在这之上是整个公共治理环境和制度环境，以及美国与别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干扰，人们没有稳定预期。许多机构调低的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亚特兰大联储预估，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为-2.8%（港股那点事，2025）。这真切反映了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社会生产的条件，一旦其供给减少或供给体系遭到破坏，就直接减少了现金收入。因而，我们的结论是，以现金最大化为目的，无视或低估难以变现的公共物品，减少相关的现金支出，只能更多地减少现金收入。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适当目标不应是“现金最大化”，而应是“现金可持续”，“价值最大化”。这就是在保证现金链不断裂前提下的社会价值——包括所有个人利益的总和以及公共物品价值最大化。这就是在遵循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在不减少必要公共物品供应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现金支出，增加现金收益。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支出总是超出收入，也超出恰当的规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就深入探究过其中的机理。布坎南指出，在民主投票制度下，民众在经济萧条时倾向于扩张的宏观政策，政府即使出现赤字，也可以由借债弥补。而人们有一种“财政幻觉”，即借债是要由后代偿还，他们自己不会负担，因而就更倾向于政府借债以缓解自己当下的窘境。更加上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财政平衡传统被打破。这是民主制度的内在弊端，无法由它自身克服。

再有就是，美国虽然有着孤立主义的历史，二战以后却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当面临国际冲突时，民族主义情绪和扩张倾向会支持发动战争。例如9•11以后的伊拉克战争是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国会两院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对伊拉克动武的授权。诺奖得主斯蒂格利兹估计，这场战争的（直接的间接的）总支出约3万亿美元（Stiglitz and Bilmes, 2008）。而事后发现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假情报。看来美国国会也很难约束政府谨慎开战。如此，可以认为，民主制度本身不能约束政府在财政收支上保持平衡。民众倾向于扩张性宏观政策，扩张的对外政策，导致美国债台高筑，从2000年5.6万亿美元（GDP占比34%）增长到2025年3月的 36.8万亿美元（GDP占比135%）。现在美国已经在债务违约的边缘，更重要是这一趋势还在不断扩大，如果不去制止，美国注定会走向破产。

马斯克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美国破产。”“政府效率部”确实是以此为主要目标，只是这种“现金最大化”的方法却会减少现金，不能解决美国破产问题。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布坎南在《赤字中的民主》一书中就提出了在宪法框架下遏止财政赤字膨胀的建议，这就是“将私人的财务责任原则转化为政府的行为准则”（1988，第178页），即修改宪法，强制性让财政收支平衡。他同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即“当缺口超过预定限额时，全面降低所有预算的开支率。”（第182页）与国家破产相比，压缩一下每年的开支还是一件更易接受的事情。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旨在“平衡财政预算”的修宪一直没有成功。

如果特朗普能够化解成为美国难题的“国家破产危险”，他真的可以成为“最伟大”的总统。只是当他把“伟大”理解为“现金最大化”，他离“伟大”就更远了。他在上任以后两月内做的事情，让人们看清“现金最大化”此路不通。如果他没有别的弱点，如权力欲，蔑视宪法，个人及党派利益优先，刚愎自用，急功近利，文过饰非……，他满可以调整一下他的作法。他不应该绕开国会，成立“政府效率部”，让马斯克拿着“人工智能”直接到政府机构去削减支出，而是应将评价政府预算项目的模型提供给每一个国会议员，让他们在对预算进行表决时有更好的判断。如果他重拾布坎南的建议，开启“预算平衡”的修宪过程，当这个修正案最终通过，以后的国会议员在政府赤字超出限额时，拿起手中的“预算平衡模型”，将预算拉回平衡，…… 那时再谈“伟大”不迟。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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