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重启不能单靠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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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岩：科技创新可以提升投资回报、拉动投资，但也会扩大贫富差距、降低消费比重。单靠技术突破未必足够推动总需求回暖，改革仍旧是需要选择。

梁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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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两会”上刚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扩大内需之外，排在第二位的任务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此前，中国量化投资公司幻方DeepSeek-R1模型发布引爆全球，并引发世界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重估。近期以来，即使面对外部关税压力加大，中国科技股推动中国股票市场持续上行，大幅提振投资者信心。叠加宏观刺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也有所改善。笔者预计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超过5%，本轮中国经济重启已经有个好的开始。

然而，笔者注意到自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科技创新虽然一方面可以提升资本真实回报拉动投资，一方面也会扩大贫富差距、降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因此单靠技术突破未必足够推动总需求回暖。考虑到科技创新本身也取决于外部的制度环境，而政策刺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是阶段性的，推动深层次改革仍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的必要选择。

中国总需求低迷之谜

除了疫情的阶段性冲击，最近两三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低迷的直接原因当然主要与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有关；然而，即使中国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明显下滑，理论上地产以外的其他投资或者消费都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如果中国仍然是个资本相对稀缺的经济体，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自然意味着资本的回报较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消费需求不振，但是投资可以通过“供给创造需求”的方式（参见《2025年展望：中国如何重启经济？》）推动经济重启。反过来，如果中国人均资本存量已经明显提升，投资回报显著下降，那么资本密集型的经济体一般意味着劳动报酬相对可观，劳动报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相对较高；同时由于中低收入群体主要依靠劳动报酬，收入分配差距也会缩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则会发挥作用支撑总需求，推动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然而，即使考虑到资本回报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并排除经济周期处于偏底部的影响，中国的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却同时表现低迷，这是十分异常的现象。

一方面，多项证据都指向中国经济可能存在投资回报趋势性下行的风险。从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严控来看，显然对于地方基建的回报预期不高——而且这种预期并非仅仅是基于当前处于经济周期偏底部的位置而进行的估计（否则政府只需要鼓励基建投资推动经济周期回暖即可）。此外，即使近期有所回升，反映出中长期资金价格的中国10年期国债利率整体仍然处于偏低的水平，反映出市场对长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回报信心不足。而古典经济模型利率的“黄金法则”指出，一国的自然利率和潜在经济增速是一致的；2023年IMF下调了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速预测，本质上也是对中长期资本回报预期的下调。

另一方面，在中国长期资本长期回报已经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居民的劳动回报与发达经济体也相差甚远。例如，2021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小时工资还不到8美元，仅仅是德国工人的约16%。根据资金流量表算出来的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似乎与美国大体相当，都略超GDP的50%；但是中国的数据对于个体工商户的自雇收入没有剔除资本的贡献，导致估计值偏高。如果按照国际统一口径进行处理，则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主要发达经济体低5-10%。

当资本和劳动的回报都比较低迷，投资和消费需求就会同时疲软；中国经济就会显得内生性动能不足，通缩压力上升肯定不足为奇。但问题是，这种情况为何会出现？

全要素生产效率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在要素价格仍然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回报就已经面临如此严重的衰减；经济学只能从效率的角度进行解释。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太低，导致中国资本回报边际递减速度太快。因此，重启中国经济，要提振投资和消费，就要提高资本和劳动的回报，绕不开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

从决策层一系列部署来看，似乎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全要素生产效率由广义的技术进步决定，既包括科学技术等“硬要素”，也包括制度安排等“软要素”。在中国的体制改革因为多方面原因难以取得进展的当下，帮助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的主攻方向就集中在了科技攻关方面。近几年以来，政府通过各种产业政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投入了巨额资源，并试图改革科研体系，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推动科技创新。这些措施都着眼于提升中国硬科技水平，为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打开出路。

人工智能是可以和蒸汽机、电动机、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技术突破像媲美的新一代通用技术，对全要素生产效率有着重大影响。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大模型的成功虽然不是“举国体制”的直接成果，但是它的出现大大缩小了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若中国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再配合其他领域的科技创新，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肯定不容忽视。

科技创新不能包打天下

这是否意味着依靠DeepSeek以及更多类似的科技创新，中国经济就可以在避免改革的情况下有效重启甚至实现可持续增长？笔者以为并不见得如此乐观。

回顾经济史，与蒸汽机与电动机的发明使得社会各阶层广谱受益不同，在信息技术革命兴起之后，科技进步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冲击日益显著。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化，而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发展大量替代了一些常规性的中等技能的工作被认为是两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也同时经历了优势年龄（25-54岁）阶段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而且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男性人群。研究表明，这种下降一定程度上与自动化带来的中等收入工作岗位减少有关——一些人不愿意接受更低收入的岗位又没有能力从事高收入的工作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上述讨论还是新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偏长期的影响；就短期而言，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对一些工作的替代可能会明显增加摩擦性失业，对收入分配产生更大影响。

一旦收入分配差距恶化，储蓄率就会进一步上升，消费也就持续受到抑制。即使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能够一定程度提升中国的投资需求，是否能够有效对冲消费需求的下降，结果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在G20国家名列前茅的情况下，如果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与科技创新可能引发收入分配恶化同等需要关注的是，技术创新本身也取决于制度安排。DeepSeek的成功要感谢在中国监管部门整顿量化基金导致数千家基金公司被迫关闭的过程中，幻方量化仍然坚持不懈；也要感谢“远洋捕捞”对公司关键人物的手下留情。但是如果权力始终无法被约束，中国的创新者难道每次都能如此幸运？此外，若人工智能技术像当年的互联网技术一样再度向各行各业渗透，当财富和威望又一次向体制外转移，有关部门是不是还会再来一轮“反对资本无序扩张？”

绕不开的体制改革

笔者以为，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决策者都不应该心怀侥幸。推进深层次改革既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关键，也是有效弥补科技创新可能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必要安排，更是解决中国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在纯粹科技的领域，中国可能未必落后太多。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OECD国家的水平。而无论是居于上一轮科技创新关键位置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还是当下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普遍的看法都是中国是美国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回报仍然低迷，“软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抑制作用令人乍舌。实际上，在当年日本、韩国、台湾等其他东亚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类似DeepSeek的人工智能技术甚至都不存在，也没有出现当下中国资本劳动回报同时低迷的困境。

这样看来，推进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在中国具有最大的潜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瞄准真正的薄弱环节，才能产生最高的边际回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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