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中美经济战正在成为恶性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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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教授李巍表示，中美间的每一次制裁与反制裁都在向市场传递负面信号，施压企业减少对对方产供链的依赖。脱钩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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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经济外交与全球治理。曾先后在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等机构担任访问学者。著有《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2017年）、《制衡美元》（2015年）、《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2010年）等学术专著。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你怎么看待美国自特朗普第一任期至今持续快十年对华高关税行为？如果说起初他设立高关税包含对华的某种政治目标，他近期新加10%的关税，那这种目标现在看是否已经实现？中美相互以高关税报复，这一冲突螺旋这是否可持续？

李巍：特朗普是一个缺乏系统性执政思想的人，他不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家。特朗普最初决定对华加征关税源自于他简单的重商主义直觉，即长期的贸易逆差是美国财富的流失。第一任期中，特朗普还只是期待通过关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到了第二任期，特朗普显然是把关税当做复兴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手段。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精英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美国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难以实现制造业的再崛起。曾经高歌猛进的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浪潮对美国本土产业生态形成了巨大破坏，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美国在工人素质、制造能力、制造成本以及要素禀赋等多个方面都无法与中国展开竞争。为了实现制造业复兴，特朗普只能选择通过关税在中美之间修建一堵“墙”，这实际上反映出一种弱者思维。

关税带来的后果是长期而深远的。一方面，美国对华高额关税将导致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受限。近年来中国“内卷”的市场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企业逐渐丢失了美国市场，从而只能被迫开拓新市场以及挖掘国内市场。然而，新市场的开拓极其艰难，国内市场又渐趋饱和。在此背景下，关于“产能过剩”的讨论引起广泛关注。所谓“产能过剩”不如说是“市场不足”，中国此前是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2018年“关税战”之后中国已经降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国，在未来还可能进一步下降。

另一方面，“关税战”直接加剧了中国的对外产业转移。为了规避关税，中国的很多企业特别是对美出口导向型企业将产供链转移到东南亚、南亚地区。继中国工业崛起之后，目前正在出现“第五波”工业化浪潮，这很可能是中美贸易战助推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说，中美贸易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正面结果，它很可能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当然具体结果还需要时间来观察。

特朗普认为过去对华20%的关税发挥的力度还不够，因而上台伊始就新增了10%的对华关税。在当前30%的关税下中美一般性贸易要如何展开，这实际上非常令人忧虑。中国企业将被迫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地区，并且以更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开拓国内市场、培育国内中产阶级并发挥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规模效应已经成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任务。

问：你此前提出分析美国霸权走向包含了三个维度即外交、融资和创新能力。目前马斯克及“政府效率部”（DOGE）似乎扮演了某种“破局者”角色，从审计角度造成联邦政府机构动荡；在国际层面，特朗普外交有更明确的功利性和交易性。这种内部的政治动荡与外交风格的变化，对美国的霸权会带来什么影响？

李巍：目前我们都在讨论“特朗普冲击波”，在对外方面，特朗普对加拿大、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加沙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表态，这些更多是噱头，大部分难以成为现实。然而，目前特朗普采取的对欧“越顶外交”，即抛开欧洲、乌克兰直接与俄罗斯达成妥协，在外交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并将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全世界都不再相信美国的“软实力”以及“灯塔国”这样的谎言，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对美国的理想主义期待彻底破灭了。

对于美国内部，最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在特朗普支持下成立的政府效率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对美国政府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其第一刀就是直接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我看来，美国政府的确需要一场“瘦身”。特朗普的举动有点类似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新保守主义革命，即拆散福利国家，激发市场活力，推行“小政府大市场”。两者的逻辑一脉相承，但不同在于，特朗普和马斯克都不是老练的改革家。改革不仅需要正确的方向，还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和特定的政治环境。目前从美国国内极化的政治环境以及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政治禀赋来看，他们很难驾驭这样一场激进的、规模浩大的政治改革。政治讲究“成王败寇”。如果特朗普的国内改革失败，那么他会以“王莽式”的枭雄形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改革取得重大成功，那么很可能激发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有助于美国捍卫21世纪的全球霸权地位。

关于这场改革我的另一个思考是，马斯克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商鞅？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对秦国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商鞅最后却结局悲惨。企业治理的逻辑不能简单用于政府治理。目前来看，马斯克的改革在美国国内已经激起了强烈反弹，特朗普和选民的蜜月期也肯定会结束，他和马斯克的关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微妙变化。他们的合作能够持续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场改革最终是一场闹剧、悲剧还是喜剧。

问：高关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基于规避关税而带来的外资对美投资效应。在特朗普新的执政四年你可否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走势做个预判？包括电池和风能等产业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对美投资潮？还是基于中美关系恶化和美国新的产业政策（如特朗普倾向于颠覆、否决拜登的政策）而出现撤资潮？

李巍：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态度很复杂，但总体上日趋负面。理论上，美国推行制造业回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完善的产业链，美国应当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然而，在美国目前“泛安全化”的背景下，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存在日益加深的恐惧，其直接后果是美国在过去几年利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大大加强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查，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

我肯定认为不会存在一个中国对美投资浪潮。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对美贸易总额变化不大，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却发生了断崖式的下跌。一些明显有利于提升美国就业机会的投资项目也被美国政府、国会以各种理由阻挡。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但由于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战略总体上支持传统能源，中国新能源企业同样不会出现对美投资浪潮。

那么是否会有撤资潮？实际上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总额已经很少了，去年宁德时代的赴美投资计划也遭遇多重阻碍，所以谈不上出现大规模撤资潮。中美的经贸脱钩正在发生，且在特朗普任内可能以更快速度向前发展。这种脱钩首先发生在投资领域，呈现出双向脱钩的态势，一方面中国对美投资出现了大幅下降，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对中国也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撤资。

问：最近，包括国内与国际的金价均创下新高，而黄金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与权重经常被忽略，你怎么看待黄金（储备）在中美竞争中的分量与可能的角色？

李巍：黄金在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中已经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黄金已经大幅退出了货币职能。但每一轮的金价上涨都是其货币属性某种程度的重新回归，它意味着全世界对信用货币的不信任和因此而来的避险情绪，这充分说明投资者对当今市场形势的悲观态度。这一悲观态度主要源自于对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现状的担忧，这也是国际市场对特朗普投下的一个重要的不信任投票。

由于美国在全球具有金融霸权地位，目前大量的黄金正在向美国流动，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每一次危机反而强化了美国的金融地位。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黄金储备大国，黄金储备是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当年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加持之下成为全球霸权货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持有世界上2/3的黄金储备，后来体系崩溃也是因为美国黄金储备大幅流失。尽管目前不是中国政府增持黄金的最好时机，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货币抱负的世界性大国，应当从战略高度来增持黄金储备，为自身金融大国的地位提供信用基础，并且以此获得更多干预世界货币市场的杠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稳压阀”。

目前黄金的上涨不排除是美国的金融集团在进行套利操作，但整体悲观的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是本轮金价上涨的根本原因。黄金价格的上涨给2025年的开局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大量资本涌入黄金本身就是低效的，因为黄金就如古董字画或曾经的郁金香一样，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实际价值，这和投资教育、科技截然不同，投资黄金是没有意义的金融游戏。因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说，我并不乐见黄金价格的上涨。

问：美国兴起了所谓的“科技右翼”，比如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等，这些人物通过对科技跨国公司的控制并融合政治权力进而成势，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治理口号，你怎么看待这一群体的崛起？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如何？

李巍：拜登在离任演讲中提醒美国和全世界注意美国正在兴起的科技—工业复合体，他的提醒当然十分重要，但我认为民主党更应反思他们为什么丢掉了科技精英。你所提到的三个人都属于以硅谷为中心的科技精英集团，而硅谷位于民主党的基本盘——加州。这些科技精英大幅转向共和党，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的惨败。

这一利益集团更贴切的说法是以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支持者为代表的小集团，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科技界。这一利益集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犹如当年克林顿政府和以高盛为代表的金融投资机构共同形成的强大的华尔街-华盛顿复合体，是一股强大甚至令人生畏的力量。当前这个利益集团对世界的影响已经逐渐显现。首先，他们正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推广人工智能领域的“去管制”运动。大家可以看到万斯在慕安会严厉批评欧洲对人工智能过度管制，认为这是欧洲落后之源，美国也拒绝在《巴黎人工智能宣言》上签字。同时，他们鼓励加密货币的发展。发展加密货币实际上和美国推行的制造业回流背道而驰，其类似于17世纪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是一场新的金融赌博。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分别对既有的社会伦理和传统的以主权货币为中心的信用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美国的科技精英们正在掀开“潘多拉的魔盒”，将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两只巨兽释放出来，这对全球的影响和冲击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的“去管制”运动。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金融自由化运动中，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保持了必要的战略定力，才有了今日的发展成就。面对当前呼啸而来的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去监管运动，我认为中国应当审慎评估，既不能盲目随之起舞，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

问：稀土矿及其加工品在中美竞争中的分量凸显，中国在最近的对美关税制裁中展现了系统且规模性的报复能力，你怎么看待相互制裁在中美产业“脱钩”中的角色？稀土禁运作为中国政府的对美制裁工具，其韧性你怎么看？

李巍：对于中国和美国这种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很难指望依靠某个单一产业或产品对对方造成致命性伤害。正如美国难以单靠高端芯片管制杀伤中国经济，中国当然也难以仅依靠稀土对美国造成重大打击。两国经济都有巨大的韧性，都有应对制裁的调试能力。

但毫无疑问，过去十年来中美多轮的经济战正在成为恶性螺旋，推动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从非常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速走向经济脱钩。中美之间的每一次制裁与反制裁都是在向市场传递负面信号，施压企业减少对对方产供链的依赖。所以中美脱钩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是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

现在看来，我们高估了自由市场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中美过去十年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表明，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权力竞争仍然是主导性、支配性的力量。权力竞争会压倒对市场效率的追求，这当然是一场大国政治的巨大悲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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