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矿业竞争：中美相互制裁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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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下一步，能够深度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将集中指向跨国公司。中美如果开启螺旋式制裁，那指向和打击的必然是两国跨国公司。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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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于特朗普政府率先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报复。这些手段包含了近对等性的关税制裁；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为由，立案调查美国企业Google。此外，中国商务部宣布把美国PVH集团、生物科技公司因美纳（Illumina）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理由是其“违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国企业的正常交易，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同日商务部还增加出口管制措施，包含钨、碲、铋、钼、铟等金属及其相关产品。旋即，美国政府取消了长期实施的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小包裹免税的待遇，拟彻底堵住中国输美小商品关税豁免的“漏洞”。尽管这一措施很快解除，但中美密集的冲突与制裁确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回顾近十年中国对美制裁史，针对美国施加关税而展开如此密集的报复尚属首次。一系列报复措施，涉及到关税、跨国公司、反垄断、矿业禁售。其中矿业制裁比较有意思，从工业角度看，钨主要用来制造硬质合金或穿甲和防护装甲；碲主要运用于冶金及半导体生产；铋是重要的冶金添加剂；钼主要用于半导体和显示屏制作；铟同样是重要的半导体加工材料。加上此前中国政府限制了稀土、镓、锗、锑及相关冶金技术和初加工品对美出口，中国政府基本完成了系统性的金属系对美出口限制，当然其指向性也很明确，即利用美国市场对中国矿物的依赖，通过限制出口制裁美国军工、半导体等特种行业。总体而言，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击和弱化美国军民两用产业。这也是中国政府被动推动与美国“脱钩”的一种举措。

由于矿物金属均位列化学元素周期表内，在地球上有均值存在的概率，所以无论如何推动制裁，中国都不可能长期依赖矿业对美制裁这一手段，因为其效能边界在理论上是清晰的。同时美国本身也在积极展开矿业外交，比如针对格陵兰岛的稀土声索，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直接与稀土挂钩。目前，特朗普政府也积极吸引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国内头部企业成立初创公司等方式参与美国本土矿业、采掘业，力图打破中国在稀土方面的优势。而中国的禁运，以及特朗普政府推动矿业的本土开拓并力求在国际寻找新的代替中国矿物的举措，有可能对冲中国的努力。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对美国的矿业出口制裁大概率会被特朗普政府打破。当然，从报复特朗普政府对华制裁角度看，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转向对美国具备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展开制裁，而这种制裁可能会成为中美未来斗争的主线。

作为对美国政府关税战、芯片禁运和制裁特定跨国公司的回应，在拜登任期内的 2021 年6月，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由此中国政府有了展开对外反制裁的法律基础。在这一专门法支持下，中国对美同样展开了高频制裁。由于中美难以展开实际意义的军事对抗，所以制裁将会集中在经济层面。中美在关税层面出现了近十年的激烈对抗后，中国应时提出了“双循环”概念，并在实际中加以落实，力图弱化过往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的依存，在意识形态层面明示与美国斗争不妥协的决心。在这一背景下，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中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报复。

特朗普上任后旋即对中国展开新的关税战，中国政府采取的报复手段及其程度是空前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美在长期博弈中，中国已经基本熟悉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并且做好了提前预判与预防性削弱行动。中美间任何报复行动，其本质是对彼此依赖关系的重塑。由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普遍是全球细分方向的头部公司，而且对中国市场多少存在某种依赖。在这一点上，如何最大效能地制裁美国，中国政府以及政策制定者是明白的。

回顾过往，针对跨国公司的制裁，首先动手“发难”的是美国。奥巴马执政第二任期之际展开对中兴与华为的制裁，开启了美国对中国大型跨国公司的明确不信任，以及对违反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执法”性压制。在历史的较长时期，中国层面的反制是比较弱的，中国跨国公司长期处于一种受到压制但无力反抗和逆转局面的地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力比较弱，中企对美国无论在市场还是科技方面，依赖都比较大；同时中国很多企业刚起步参与全球化，实力相对弱小，在经验、知识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均处于学习积累的初级阶段，这导致哪怕受到美国政府制裁，敢于动用司法手段维权的企业在绝对数上都比较少。很多企业在受到美国政府制裁后，无论是财务稳健性还是影响力均出现严重下降，个体企业无法对抗美国。而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国政府所能提供的帮助除了外交抗议外，基本没有对等制裁和干预行动，中国企业承担了中美对抗的巨大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时过境迁，中国通过万亿人民币级的科教投入，培养了庞大的理工科技术人才，推动中国实现对美赶超。中国政府在科技领域通过各类研究计划和人才计划着力塑造本土的科研实力（当然也不能排除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和使用，比如1956年就成立的“外国专家局”）。近20年来，中国科研实力实现了质的增长，从在科技领域“搭便车”甚至“抄袭”闹了不少笑话，到目前在一些细分领域出现引领性的科学成就，尤其是以“中国制造2025”为产业科技布局与实践的高峰，中国实现了诸多细分科技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甚至赶超世界一流。在科技领域的实力累积是中国政府敢于同美国政府“硬碰硬”的底气。基于对中美关系现实的评估，中国政府在受到美国政府制裁之际，一改以往的保守含蓄姿态，开始做出对等甚至更加激烈的报复，一方面是要对美造成必然的制裁效果，另一方面，争取实现某种“脱钩”。制裁与反制裁的螺旋是中美实现“脱钩”最为便捷高效的方式，美国是这样做，当然中国政府也深刻明白其中的逻辑。

特定矿产可能是美国政府在有形实体上对中国最后的依赖。中国这一优势源于地球自然的孕育，集中在稀土层面，而稀土直接与军工生产、芯片等有有着高关联。而控制稀土出口貌似可以影响到美国部分产业的生产，但稀土所能施加的影响力毕竟有限，不可能形成持久稳定的威慑。随着美国在拉美、格陵兰和乌克兰等地的稀土开拓，中国的稀土对外贸易可能要回到普通大宗出口产品的层面。在中美利用彼此的经济依赖展开制裁，矿业的“机会窗口”越发被压缩的背景下，相互制裁对方跨国公司将是下一步两方会采取的共同行动。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近半个世纪，构造的最深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是在贸易层面，而是中国与外国跨国公司通过相互直接投资塑造的生产协作网络。自2017年开始，欧美媒体纷纷炒作外资撤离中国。近日中国权威媒体《人民日报》发表专门主题评论文章《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这一话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但中国政府始终强调本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避免误判和信息模糊导致规模化的外资撤离对中国经济带来消极冲击。

中国开启规模性的对美国跨国公司制裁，表明中国已经将打击跨国公司运用于反制美国制裁。对竞争国家跨国公司的制裁能够有力地削弱具体公司在中国乃至亚洲甚至全球的市场及盈利能力，这对特定公司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而美国“产业-政治-经济”复合体的现实可能使这种打击效果的压力传导到决策层，由此实现改变美国政府政策同时释放中国政府报复信号的多重目的。

下一步，能够深度影响中美关系的变量将集中指向跨国公司。当然，在特朗普和拜登执政的八年中，中国已有上千家各行业头部企业受到制裁，这在大国关系中是罕见的。中美如果开启螺旋式制裁，那指向和打击的必然是两国跨国公司。中国在美的一些公司，比如中航工业、TikTok、国轩高科、福耀玻璃、中国银行等，均可能成为“人质”，而美国在华的一些公司，如特斯拉、星巴克、沃尔玛等，同样可能面临类似的风险。当普通的民用企业也规模性地卷入中美制裁旋涡时，中美“脱钩”就进入了新的时期和阶段。超越矿业冲突，转向对跨国公司的制裁与因应，将是中美关系研究的新课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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