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局部加速 推动力就是中国工厂。
发布日期：2025-01-14 14:48
蒋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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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之际，中国最大的新能源车企比亚迪在巴西卷入了一场“劳工风波”。12月23日，巴西六个联邦部门对比亚迪在巴伊亚州一座在建工厂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指控该工地163名中国工人住宿条件恶劣，并存在超时劳动、扣押工资和护照等问题，责令该工地暂时关闭。比亚迪在当天终止了与该工程承包商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的合同，并表示其对“侵犯人权和劳动法行为持零容忍态度”，支持巴西行政部门对金匠的调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此事的发生，正值中国新能源行业国内竞争过度“内卷”，产品出口在欧美受阻，因此产能出海对中国新能源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气候危机下加速全球脱碳进程都至关重要。领军企业在海外的成功开拓，将为更多企业跟进创造有利条件。讨论这起事件及其应对措施，有助于为更多出海企业照亮前路。
上世纪90年代，资源开采和制衣、制鞋行业行业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的人权侵犯问题开始获得国际关注。200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致采纳了一个叫做“保护、尊重和救济”的框架来应对这个问题，该框架的核心要义是：国家有责任保护人权免受工商业活动侵犯，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受害者有权获得补救。
201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一致通过了这个框架的实施细则——《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该文件有两个核心思想：其一，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不限于其自身直接业务，也覆盖其供应链和业务伙伴网络；其二，实现这种手段是建立相应制度，并开展尽责管理（due diligence）来识别、预防、应对和补救其业务相关的人权侵犯行为。
在此前后，国际上针对黄金、珠宝和矿产的行业行人权尽责管理规范陆续出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经合组织（OECD）为了应对钨、锡、钽、金四种矿产的贸易助长刚果民主共和国（下称“刚果（金）”）等地的武装冲突问题而制定的《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下文简称“经合组织指南”）。
这些“原则”和“指南”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是能够决定市场准入的供应链审核机制的基础。被审核机构认为未能建立人权和环境保护政策并实施相应尽责管理的企业，常常被下游大企业排除在供应商名单之外。
事实上，早在八年前，一批中国出海冶金企业就曾因为供应链劳工问题险些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但是随后的积极应对不仅为其迅速化解了危机，还推动了中国企业供应链尽责管理加速发展，使其能够平等参与国际对话、参与国际行业规则制定，赢得了国际产业界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和尊重。
2016年，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刚果（金）钴手采矿（指当地贫困社区使用简陋设备的手工矿石开采）行业存在极端危险工作条件、使用童工、剥削劳工等人权侵犯现象。报告称，钴冶炼商浙江华友钴业在刚果（金）的子公司是该国最主要的钴手采矿收购商，其产品被下游电池制造商用于生产锂电池，并可能最终进入了包括苹果、三星、大众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个人电子设备和汽车产品。报告根据上述《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指南”，“点名羞辱”其中涉及的数十家企业未能履行其尽责管理责任。在一个人人使用锂电池的时代，报告揭示的问题引发西方媒体和消费者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其中的童工问题。钴手采矿在西方骤然成为“丑闻”，引发下游跨国集体避险行为，纷纷砍断一切与刚果（金）钴手采矿有关联的供应链，使华友钴业和其他在当地收购钴手采矿的中国冶炼企业面临严峻的声誉乃至生存危机。
好在，此时中国本土机构已经在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上做了一些工作，为中国钴价值链企业化危机为转机创造了条件。2014年，出于保护中国出海矿产企业的考虑，在中德政府签署的“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框架下，当时仍隶属于商务部的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以下简称“五矿商会”）编制了《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推动中国矿企在海外投资中严格贯彻《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尊重人权、推广包容性发展、确保透明度。同年，五矿商会又与经合组织合作，参考《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指南”，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开发了《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在2022年更新中更名为《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这份操作性指南。
在2016年报告发布后不久，五矿商会在光明网发布了对报告的公开回应，在“严厉谴责”使用童工等行为的同时，指出钴手采矿行业有助于刚果（金）消除极端贫困，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终止贸易关系来解决问题，这只会加剧当地居民的贫困。声明表示，将在《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钴和其他有关矿产资源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
这个“体系”，就是同年开始筹建，并在次年正式成立的“责任钴业倡议”（Responsible Cobalt Initiative，下文简称“RCI”），初始成员既包括了浙江华友等中国钴价值链企业，也包括一些下游的电子、汽车行业国际大品牌。
而在华友方面，它在被报告点名后三个月后迅速根据“经合组织指南”建立了风险控制体系，其总裁陈红良随后向《华盛顿邮报》坦然承认此前在原料溯源工作上的不足，表示将采取措施、建立制度。次年8月，华友钴业宣布完成了“经合组织指南”所要求的所有五个尽责管理步骤，并通过了RCI委托的第三方审核。
RCI在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对刚果（金）钴手采矿产业的实地调研，开始为会员企业提供供应链尽责管理培训和制度建设支持，并开始带领华友钴业等中国冶炼企业频繁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经合组织负责任矿产供应链论坛等国际会议，介绍中国企业在钴供应链尽责管理上的进展，并阐述中国业界对于如何解决钴手采矿人权问题的立场和见解。
当时西方业界对钴手采矿人权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解，受到他们在钨、锡、钽、金四种“冲突矿产”上的经验，以及《血钻》等影视作品的强烈影响，片面强调通过溯源找出问题供应链，然后将其切断。但RCI及其成员企业则指出，钴不是“冲突矿产”（注：刚果（金）的武装冲突在其东部，而钴产区在南部，两地相距一两千公里），而是该国南部数十到上百万贫困人口的生计来源，因此是“生计矿产”，不可能用斩断供应链来解决钴手采矿的童工等人权问题——因为即便不再有钴手采矿，极端贫困依然会把他们推向其他危险、艰苦的营生。他们同时提出，正确的方式是通过供应链上下游合作，渐进地改善劳动条件，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根源——极端贫困。这一立场在 2019年也被经合组织正式采纳。
这一立场甚至也得到了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国际NGO的认同。2018年，一些在刚果（金）运作的跨国工业化矿企企图利用上述报告游说伦敦金属交易所排除钴手采矿这个竞争对手，同时把自己的工业开采钴矿塑造为“可持续”和“伦理”产品，尽管它们自身卷入的商业贿赂丑闻造成了刚果（金）国有矿业资产的流失，间接固化了手采矿工社区的贫困。此举遭到了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14家NGO的批评——理由之一是这会破坏当地社区的生计——最终未能得逞。
RCI及其成员企业发起的另一种“建设性批判”，则是关于尽责管理的方法论。西方业界在2010年前后开始对“冲突矿产”的追溯，和2016年后开始对钴的追溯，都严重依赖审核标签和文件，而缺少对上游开采环节的实地调研。对钴的审核还高度集中在供应链中游的冶炼环节——这正是中国企业最集中的环节。这种做法一方面难以揭示矿区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给弄虚作假留出了空间。它所反映的是下游跨国公司、大品牌维护自身声誉和合规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在问题发生的地方带来真实的可持续变革。而这背后又是跨国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下游大品牌只管把责任推向其上游的供应商，而不关心如何解决问题，以及谁来支付成本。
针对这种局面，RCI及其成员企业则主张，钴手采矿的供应链尽责管理应当从最上游的开采环节开始，而且不应只做追溯，而是应该通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在矿区开展治理，从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比如，解决童工问题和极端危险劳动条件问题，除了要建立矿区准入制度和安全规章，提供安全培训和劳防装备，但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消除手采矿工社区的极端贫困，并创造教育机会。
五矿商会开发的制度体系也在一些方面领先国际业界。虽然《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的编制参考了“经合组织指南”这份国际通行标准，但它指引企业应对的风险类型则从一开始就比后者丰富。除了囊括“经合组织指南”中列明的“向非国家武装组织采购”、“强迫劳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商业行贿”、“非法征税”等严重风险，它还把“违反中国和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或行业最低标准”、“破坏环境”、“未能保护劳工权利”、“不尊重原住民文化”等恶劣性略低、但在矿产开发和贸易中常见的风险也纳入其中。此外，在2021年的更新中，这份“中国指南”进一步贯彻了《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的精神，在经合组织的尽责管理“五步法”（这五步分别为：建立企业尽责管理体系、识别与评估风险、制定策略预防和缓解风险、开展内外部评估、报告与沟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步——补救。
这也是为什么这份中国标准及其相关文件一律将“due diligence”翻译成“尽责管理”，而非更常见的“尽职调查”。在中文里，“尽职调查”通常被狭义理解为签署合同之前对合同对家的财务和法律情况进行摸底，是一种一次性的判断。但是《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所指的“due diligence”却是需要伴随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它的目标也超越“尽职”，而是履行《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所界定的企业的责任，所以是“尽责”。
这些工作，使中国钴价值链企业从指责的对象，转变为国际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领域的平等参与者和对话者，从而纠正误解、克服“文化差异”，有效防止其因为劳工和人权问题而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
回应全球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对“关键矿产”需求的爆发，“责任钴业倡议”在2023年更名为“关键矿产责任倡议”，将会员范围扩大到钴以外的镍、锂、石墨、铜、云母、稀土等更多“关键矿产”的价值链企业，其会员已经包括宁德时代、天齐锂业等国内动力电池价值链领军企业。
中国关键矿产价值链企业长期以来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需要同时面对上游原料供应端的问题，和来自下游大品牌客户的合规压力，这培养了它们对海外运作环境和市场要求的敏锐和警醒。同样是因为“两头在外”，中国的天然橡胶（轮胎的原料）和木材（建材和家具的原料）价值链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也早已开始类似的未雨绸缪。相比之下，中国新能源车企本身已经位于供应链的最下游，且迄今市场主要在国内，只是近两年才开始在海外部署产能，因此相对缺少来自外部的讯息和压力。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主动的求索与被动的承压，加上积极的国际对话合作，共同促成了中国关键矿产行业在供应链尽责管理上的长足进步，帮助让它们成功捍卫了市场准入资格，并参与规则制定。随着新一轮中国新能源产能出海的展开，加入和加深这个领域的探索，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即将变得更加汹涌的“逆全球化”浪潮中扬帆远航。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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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13 08:19
商业与经济
一些中国新能源企业已有经验应对出海“劳工风波”
一些中国新能源企业已有经验应对出海“劳工风波”
蒋亦凡：比亚迪在巴西卷入劳工风波，宣布对侵犯人权和劳动法的行为零容忍。讨论这起事件及其应对措施，有助于为更多出海企业照亮前路。
蒋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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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之际，中国最大的新能源车企比亚迪在巴西卷入了一场“劳工风波”。12月23日，巴西六个联邦部门对比亚迪在巴伊亚州一座在建工厂开展了联合执法行动，指控该工地163名中国工人住宿条件恶劣，并存在超时劳动、扣押工资和护照等问题，责令该工地暂时关闭。比亚迪在当天终止了与该工程承包商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的合同，并表示其对“侵犯人权和劳动法行为持零容忍态度”，支持巴西行政部门对金匠的调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此事的发生，正值中国新能源行业国内竞争过度“内卷”，产品出口在欧美受阻，因此产能出海对中国新能源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气候危机下加速全球脱碳进程都至关重要。领军企业在海外的成功开拓，将为更多企业跟进创造有利条件。讨论这起事件及其应对措施，有助于为更多出海企业照亮前路。
上世纪90年代，资源开采和制衣、制鞋行业行业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的人权侵犯问题开始获得国际关注。2008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致采纳了一个叫做“保护、尊重和救济”的框架来应对这个问题，该框架的核心要义是：国家有责任保护人权免受工商业活动侵犯，企业有责任尊重人权，受害者有权获得补救。
201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再次一致通过了这个框架的实施细则——《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该文件有两个核心思想：其一，企业尊重人权的责任不限于其自身直接业务，也覆盖其供应链和业务伙伴网络；其二，实现这种手段是建立相应制度，并开展尽责管理（due diligence）来识别、预防、应对和补救其业务相关的人权侵犯行为。
在此前后，国际上针对黄金、珠宝和矿产的行业行人权尽责管理规范陆续出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经合组织（OECD）为了应对钨、锡、钽、金四种矿产的贸易助长刚果民主共和国（下称“刚果（金）”）等地的武装冲突问题而制定的《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下文简称“经合组织指南”）。
这些“原则”和“指南”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是能够决定市场准入的供应链审核机制的基础。被审核机构认为未能建立人权和环境保护政策并实施相应尽责管理的企业，常常被下游大企业排除在供应商名单之外。
事实上，早在八年前，一批中国出海冶金企业就曾因为供应链劳工问题险些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但是随后的积极应对不仅为其迅速化解了危机，还推动了中国企业供应链尽责管理加速发展，使其能够平等参与国际对话、参与国际行业规则制定，赢得了国际产业界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和尊重。
2016年，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披露刚果（金）钴手采矿（指当地贫困社区使用简陋设备的手工矿石开采）行业存在极端危险工作条件、使用童工、剥削劳工等人权侵犯现象。报告称，钴冶炼商浙江华友钴业在刚果（金）的子公司是该国最主要的钴手采矿收购商，其产品被下游电池制造商用于生产锂电池，并可能最终进入了包括苹果、三星、大众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个人电子设备和汽车产品。报告根据上述《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指南”，“点名羞辱”其中涉及的数十家企业未能履行其尽责管理责任。在一个人人使用锂电池的时代，报告揭示的问题引发西方媒体和消费者的强烈关注，尤其是其中的童工问题。钴手采矿在西方骤然成为“丑闻”，引发下游跨国集体避险行为，纷纷砍断一切与刚果（金）钴手采矿有关联的供应链，使华友钴业和其他在当地收购钴手采矿的中国冶炼企业面临严峻的声誉乃至生存危机。
好在，此时中国本土机构已经在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上做了一些工作，为中国钴价值链企业化危机为转机创造了条件。2014年，出于保护中国出海矿产企业的考虑，在中德政府签署的“中德贸易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行为规范项目”框架下，当时仍隶属于商务部的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以下简称“五矿商会”）编制了《中国对外矿业投资行业社会责任指引》，推动中国矿企在海外投资中严格贯彻《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尊重人权、推广包容性发展、确保透明度。同年，五矿商会又与经合组织合作，参考《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指南”，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开发了《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在2022年更新中更名为《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这份操作性指南。
在2016年报告发布后不久，五矿商会在光明网发布了对报告的公开回应，在“严厉谴责”使用童工等行为的同时，指出钴手采矿行业有助于刚果（金）消除极端贫困，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终止贸易关系来解决问题，这只会加剧当地居民的贫困。声明表示，将在《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钴和其他有关矿产资源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
这个“体系”，就是同年开始筹建，并在次年正式成立的“责任钴业倡议”（Responsible Cobalt Initiative，下文简称“RCI”），初始成员既包括了浙江华友等中国钴价值链企业，也包括一些下游的电子、汽车行业国际大品牌。
而在华友方面，它在被报告点名后三个月后迅速根据“经合组织指南”建立了风险控制体系，其总裁陈红良随后向《华盛顿邮报》坦然承认此前在原料溯源工作上的不足，表示将采取措施、建立制度。次年8月，华友钴业宣布完成了“经合组织指南”所要求的所有五个尽责管理步骤，并通过了RCI委托的第三方审核。
RCI在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对刚果（金）钴手采矿产业的实地调研，开始为会员企业提供供应链尽责管理培训和制度建设支持，并开始带领华友钴业等中国冶炼企业频繁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论坛、经合组织负责任矿产供应链论坛等国际会议，介绍中国企业在钴供应链尽责管理上的进展，并阐述中国业界对于如何解决钴手采矿人权问题的立场和见解。
当时西方业界对钴手采矿人权问题解决方案的理解，受到他们在钨、锡、钽、金四种“冲突矿产”上的经验，以及《血钻》等影视作品的强烈影响，片面强调通过溯源找出问题供应链，然后将其切断。但RCI及其成员企业则指出，钴不是“冲突矿产”（注：刚果（金）的武装冲突在其东部，而钴产区在南部，两地相距一两千公里），而是该国南部数十到上百万贫困人口的生计来源，因此是“生计矿产”，不可能用斩断供应链来解决钴手采矿的童工等人权问题——因为即便不再有钴手采矿，极端贫困依然会把他们推向其他危险、艰苦的营生。他们同时提出，正确的方式是通过供应链上下游合作，渐进地改善劳动条件，并最终解决问题的根源——极端贫困。这一立场在 2019年也被经合组织正式采纳。
这一立场甚至也得到了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国际NGO的认同。2018年，一些在刚果（金）运作的跨国工业化矿企企图利用上述报告游说伦敦金属交易所排除钴手采矿这个竞争对手，同时把自己的工业开采钴矿塑造为“可持续”和“伦理”产品，尽管它们自身卷入的商业贿赂丑闻造成了刚果（金）国有矿业资产的流失，间接固化了手采矿工社区的贫困。此举遭到了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14家NGO的批评——理由之一是这会破坏当地社区的生计——最终未能得逞。
RCI及其成员企业发起的另一种“建设性批判”，则是关于尽责管理的方法论。西方业界在2010年前后开始对“冲突矿产”的追溯，和2016年后开始对钴的追溯，都严重依赖审核标签和文件，而缺少对上游开采环节的实地调研。对钴的审核还高度集中在供应链中游的冶炼环节——这正是中国企业最集中的环节。这种做法一方面难以揭示矿区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给弄虚作假留出了空间。它所反映的是下游跨国公司、大品牌维护自身声誉和合规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在问题发生的地方带来真实的可持续变革。而这背后又是跨国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权力不平等——下游大品牌只管把责任推向其上游的供应商，而不关心如何解决问题，以及谁来支付成本。
针对这种局面，RCI及其成员企业则主张，钴手采矿的供应链尽责管理应当从最上游的开采环节开始，而且不应只做追溯，而是应该通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在矿区开展治理，从而解决问题的根本。比如，解决童工问题和极端危险劳动条件问题，除了要建立矿区准入制度和安全规章，提供安全培训和劳防装备，但根本的解决之道是消除手采矿工社区的极端贫困，并创造教育机会。
五矿商会开发的制度体系也在一些方面领先国际业界。虽然《中国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的编制参考了“经合组织指南”这份国际通行标准，但它指引企业应对的风险类型则从一开始就比后者丰富。除了囊括“经合组织指南”中列明的“向非国家武装组织采购”、“强迫劳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商业行贿”、“非法征税”等严重风险，它还把“违反中国和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或行业最低标准”、“破坏环境”、“未能保护劳工权利”、“不尊重原住民文化”等恶劣性略低、但在矿产开发和贸易中常见的风险也纳入其中。此外，在2021年的更新中，这份“中国指南”进一步贯彻了《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的精神，在经合组织的尽责管理“五步法”（这五步分别为：建立企业尽责管理体系、识别与评估风险、制定策略预防和缓解风险、开展内外部评估、报告与沟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步——补救。
这也是为什么这份中国标准及其相关文件一律将“due diligence”翻译成“尽责管理”，而非更常见的“尽职调查”。在中文里，“尽职调查”通常被狭义理解为签署合同之前对合同对家的财务和法律情况进行摸底，是一种一次性的判断。但是《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所指的“due diligence”却是需要伴随供应链的全生命周期，它的目标也超越“尽职”，而是履行《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所界定的企业的责任，所以是“尽责”。
这些工作，使中国钴价值链企业从指责的对象，转变为国际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领域的平等参与者和对话者，从而纠正误解、克服“文化差异”，有效防止其因为劳工和人权问题而被排除在国际市场之外。
回应全球能源转型所带来的对“关键矿产”需求的爆发，“责任钴业倡议”在2023年更名为“关键矿产责任倡议”，将会员范围扩大到钴以外的镍、锂、石墨、铜、云母、稀土等更多“关键矿产”的价值链企业，其会员已经包括宁德时代、天齐锂业等国内动力电池价值链领军企业。
中国关键矿产价值链企业长期以来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需要同时面对上游原料供应端的问题，和来自下游大品牌客户的合规压力，这培养了它们对海外运作环境和市场要求的敏锐和警醒。同样是因为“两头在外”，中国的天然橡胶（轮胎的原料）和木材（建材和家具的原料）价值链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也早已开始类似的未雨绸缪。相比之下，中国新能源车企本身已经位于供应链的最下游，且迄今市场主要在国内，只是近两年才开始在海外部署产能，因此相对缺少来自外部的讯息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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