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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1-07 11:03
商业与经济

2025展望:中国如何重启经济?

梁岩:中国亟需参考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经济政策;在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之外的领域,阻断“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反复折腾“。
2025展望:中国如何重启经济?
梁岩


2024年9月以来,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从专注供给驱动向增加需求侧管理转变。而近期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提振消费排在了2025年各项工作的首位。近期以来,市场的信心有所恢复,股票市场明显反弹,而经济基本面也略有改善。在中国经济经历房地产调整导致的持续下行之后,需求侧管理是否就是重启经济循环的关键?

笔者以为,在当下产业政策主导、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无所不在的模式下,无论是供给驱动还是需求刺激的经济模式恐怕都不利于经济重启。经济循环的健康运转既需要需求引导供给,也需要供给创造需求,而实现它的基本前提是市场可以充分出清。中国亟需参考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经济政策,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之外的领域,阻断“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反复折腾“,才更有利于经济走上可持续复苏之路。

供给为什么不能创造需求?

对比疫后中美对经济的扶持措施,批评者认为美国通过财政大规模向居民部门转移支付,刺激消费需求有效重启了经济。而中国则侧重救助企业,鼓励投资,结果导致了愈演愈烈的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

然而,最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普遍把经济增长视作总供给扩张、或者说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一个经济体需要通过增加投资,提升就业产出和收入,才能最终带动需求的上升。如果把鲁宾逊一个人生活的小岛上当作一个经济体研究,约束鲁宾逊改善生活的主要是小岛上的供给能力。鲁宾逊肯定需要给自己的土地、房屋、制作衣服的场所进行大量投资,改善生产能力,才能吃得饱、住的好,穿得暖,让日子过的越来越好。由于人的欲望无穷无尽,只要供给有了,需求根本不是问题。比如,基本的衣食住行满足了,鲁宾逊还可以制造电子游戏机、海上游艇,进一步享受生活。鲁宾逊可以看作是人类整体的代表,而小岛就是地球本身;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不断通过投资积累资本、扩大产出、改善福利的过程。实际上,从宏观来看,产出的增长就是收入的增长,会同步带来需求的增长。中国政府通过扩大供给重启经济的初始想法如同教科书一般标准。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力投资、补贴企业却造成了大量出现的产能过剩呢?笔者以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的前提是生产必须与需求相匹配,市场可以出清。反过来,如果总是有个“伟大政府”指导鲁宾逊,要求他多种粮食多养猪,那么本来用于建设房屋、乃至于生产电子游戏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就被配置在了食品生产上,在这种情况下鲁宾逊可能一方面吃的东西产能过剩了,一方面其他的需要又得不到满足。实现供给创造需求,对于鲁宾逊小岛这样一个人的经济体而言,必须由他自己决定生产什么;而对于一个由千千万万人组成的社会而言,则需要有市场机制、有企业家试错、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在中国经济经历房地产长周期调整之后,与房地产相关的需求大幅萎缩。参考鲁宾逊的小岛,中国需要从生产钢铁、水泥、住房转向生产中国人仍然需要的其他产品和服务来重建就业和恢复和经济增长。但是这个需求是什么,只能由企业家试错和市场机制来获得。如果政府盲目指挥,并且提供各种激励,那就会出现上文所述的一些产品生产过剩而人们的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却无人问津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经济萧条本身就是生产要素大范围出清的结果;经济逐步复苏则意味着处于过剩领域(如地产上下游)的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逐步重新配置到长期看真正有需求的部门,于是就业可以逐步改善,新的经济循环就可以启动。当政府的干预重新增加了产能过剩的领域,让资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错配的时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曲折的进程才能完成资源再配置,经济萧条的时间也会被人为的延长。就笔者看来,这才是中国式供给无法创造需求、经济循环无法像教科书一样通过扩大供给完成启动的根源。

刺激消费能够起到作用吗?

在出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策做出一定调整,开始谋求对于消费和服务业的刺激。其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和医保补助等措施,有利于补上社保短板,激发消费需求,值得击节叫好。但是,大量政策仍然延续了政府对于微观市场选择性的干预,能否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重启经济循环的效果也并不确定。

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参考历史经验,这些文字的背后必然最终对应着相关的产业政策和各类补贴,其实也就是“制造业2025”的服务业版本。笔者以为,在相关的领域重新产生产能过剩的风险需要密切关注,比如全国各地如果都一窝蜂的投资滑雪场以提振“冰雪经济”,从本质上看与前些年地方政府一拥而上的搞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区别。

另一方面,即使政府通过对某些领域的消费进行直接补贴而短期提振了相关需求,那么从需求端启动经济循环的下一步——需求引导供给——能否跟上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媒体已经报道由于政府的大力补贴,伊犁有酒店的价格已经价格低至4元一晚。问题是,如果因为便宜的价格酒店订单大幅上升,企业家是否敢于扩大产能兴建更多酒店并进一步带动就业和收入的上升?考虑到这种需求并非居民内生的需求,可持续性存疑,而未来政府补贴也很不确定,企业家一般不会这么莽撞。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循环也难以启动,而政府对于经济的刺激的效果恐怕也就是昙花一现。

非中性的政策干预对需求的刺激难以带动供给响应,就如同非中性政策对于供给的补贴无法激发需求一样,都是“看得见的手““越位“的自然后果,都很难对经济重启发挥积极作用。

1998-2001年中国做对了什么?

笔者以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面临经济新循环需要重建的挑战,中央政府一方面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稳定需求,一方面推动改革释放资源、降低利率允许市场利用这些资源,最终成功实现经济重启。这一经验值得今天借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方面外部需求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长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进一步恶化,继续通过金融等手段对国企进行支援对公共财政上已经难以负担。与今天面临的情况类似,旧有的经济循环已经难以为继,经济需要找到新的循环并重新启动。

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激进的产业政策来决定中国应该生产什么、发展哪些产业,而是一方面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对当时公共服务的短板——基础设施大幅投入,一方面通过关停并转、抓大放小让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退出经营,让土地、劳动力自然出清。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多次大幅下调利率,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重新将资源动员起来。2000年初,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当然,2000年的复苏因为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后的全球经济下行被打断了;到2002年全球经济再度复苏,叠加加入WTO的红利,中国经济从此一飞冲天。

学术界普遍研究也表明,在中国不断接受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多作用的1978-2008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增长更高。而2008年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TFP)明显下降,潜在经济增速与中性利率水平也持续下滑。虽然TFP下行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产业政策的大范围实施以及其他方面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上升,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解释。

政策应该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重启?

经历了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上升。地产市场调整之后,笔者相信,有相当多的资源出清和再配置仍然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在有序进行,这也是笔者对于中国经济仍有信心的根源。

然而,宏观政策到底应该如何助推而非阻碍新的经济循环启动,笔者以为决策者需要仔细斟酌。大范围的产业政策、微观干预极大的浪费了财政的空间,造成了福利损失,还影响了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除了高端芯片等少数牵扯国家安全的领域,笔者以为有关措施应该大幅缩减和退出。与此同时,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局面下,政府应该精兵简政,同时推动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释放资源。此外,财政政策的扩张应该是中性的,可以考虑主要用于当前中国公共服务的短板——社会保障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方面。货币政策也可以择机降准降息。

参考历史经验,笔者相信,只要尊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尊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一定能够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步发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循环重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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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岩:中国亟需参考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经济政策;在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之外的领域,阻断“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反复折腾“。
梁岩


2024年9月以来,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从专注供给驱动向增加需求侧管理转变。而近期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把提振消费排在了2025年各项工作的首位。近期以来,市场的信心有所恢复,股票市场明显反弹,而经济基本面也略有改善。在中国经济经历房地产调整导致的持续下行之后,需求侧管理是否就是重启经济循环的关键?

笔者以为,在当下产业政策主导、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无所不在的模式下,无论是供给驱动还是需求刺激的经济模式恐怕都不利于经济重启。经济循环的健康运转既需要需求引导供给,也需要供给创造需求,而实现它的基本前提是市场可以充分出清。中国亟需参考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经济政策,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之外的领域,阻断“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反复折腾“,才更有利于经济走上可持续复苏之路。

供给为什么不能创造需求?

对比疫后中美对经济的扶持措施,批评者认为美国通过财政大规模向居民部门转移支付,刺激消费需求有效重启了经济。而中国则侧重救助企业,鼓励投资,结果导致了愈演愈烈的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

然而,最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普遍把经济增长视作总供给扩张、或者说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一个经济体需要通过增加投资,提升就业产出和收入,才能最终带动需求的上升。如果把鲁宾逊一个人生活的小岛上当作一个经济体研究,约束鲁宾逊改善生活的主要是小岛上的供给能力。鲁宾逊肯定需要给自己的土地、房屋、制作衣服的场所进行大量投资,改善生产能力,才能吃得饱、住的好,穿得暖,让日子过的越来越好。由于人的欲望无穷无尽,只要供给有了,需求根本不是问题。比如,基本的衣食住行满足了,鲁宾逊还可以制造电子游戏机、海上游艇,进一步享受生活。鲁宾逊可以看作是人类整体的代表,而小岛就是地球本身;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不断通过投资积累资本、扩大产出、改善福利的过程。实际上,从宏观来看,产出的增长就是收入的增长,会同步带来需求的增长。中国政府通过扩大供给重启经济的初始想法如同教科书一般标准。

那么为什么中国大力投资、补贴企业却造成了大量出现的产能过剩呢?笔者以为供给能够创造需求的前提是生产必须与需求相匹配,市场可以出清。反过来,如果总是有个“伟大政府”指导鲁宾逊,要求他多种粮食多养猪,那么本来用于建设房屋、乃至于生产电子游戏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就被配置在了食品生产上,在这种情况下鲁宾逊可能一方面吃的东西产能过剩了,一方面其他的需要又得不到满足。实现供给创造需求,对于鲁宾逊小岛这样一个人的经济体而言,必须由他自己决定生产什么;而对于一个由千千万万人组成的社会而言,则需要有市场机制、有企业家试错、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在中国经济经历房地产长周期调整之后,与房地产相关的需求大幅萎缩。参考鲁宾逊的小岛,中国需要从生产钢铁、水泥、住房转向生产中国人仍然需要的其他产品和服务来重建就业和恢复和经济增长。但是这个需求是什么,只能由企业家试错和市场机制来获得。如果政府盲目指挥,并且提供各种激励,那就会出现上文所述的一些产品生产过剩而人们的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却无人问津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经济萧条本身就是生产要素大范围出清的结果;经济逐步复苏则意味着处于过剩领域(如地产上下游)的资源(如土地、劳动力等)逐步重新配置到长期看真正有需求的部门,于是就业可以逐步改善,新的经济循环就可以启动。当政府的干预重新增加了产能过剩的领域,让资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错配的时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曲折的进程才能完成资源再配置,经济萧条的时间也会被人为的延长。就笔者看来,这才是中国式供给无法创造需求、经济循环无法像教科书一样通过扩大供给完成启动的根源。

刺激消费能够起到作用吗?

在出现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策做出一定调整,开始谋求对于消费和服务业的刺激。其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和医保补助等措施,有利于补上社保短板,激发消费需求,值得击节叫好。但是,大量政策仍然延续了政府对于微观市场选择性的干预,能否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重启经济循环的效果也并不确定。

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参考历史经验,这些文字的背后必然最终对应着相关的产业政策和各类补贴,其实也就是“制造业2025”的服务业版本。笔者以为,在相关的领域重新产生产能过剩的风险需要密切关注,比如全国各地如果都一窝蜂的投资滑雪场以提振“冰雪经济”,从本质上看与前些年地方政府一拥而上的搞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区别。

另一方面,即使政府通过对某些领域的消费进行直接补贴而短期提振了相关需求,那么从需求端启动经济循环的下一步——需求引导供给——能否跟上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媒体已经报道由于政府的大力补贴,伊犁有酒店的价格已经价格低至4元一晚。问题是,如果因为便宜的价格酒店订单大幅上升,企业家是否敢于扩大产能兴建更多酒店并进一步带动就业和收入的上升?考虑到这种需求并非居民内生的需求,可持续性存疑,而未来政府补贴也很不确定,企业家一般不会这么莽撞。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循环也难以启动,而政府对于经济的刺激的效果恐怕也就是昙花一现。

非中性的政策干预对需求的刺激难以带动供给响应,就如同非中性政策对于供给的补贴无法激发需求一样,都是“看得见的手““越位“的自然后果,都很难对经济重启发挥积极作用。

1998-2001年中国做对了什么?

笔者以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也面临经济新循环需要重建的挑战,中央政府一方面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稳定需求,一方面推动改革释放资源、降低利率允许市场利用这些资源,最终成功实现经济重启。这一经验值得今天借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方面外部需求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另一方面,长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的亏损问题进一步恶化,继续通过金融等手段对国企进行支援对公共财政上已经难以负担。与今天面临的情况类似,旧有的经济循环已经难以为继,经济需要找到新的循环并重新启动。

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激进的产业政策来决定中国应该生产什么、发展哪些产业,而是一方面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对当时公共服务的短板——基础设施大幅投入,一方面通过关停并转、抓大放小让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退出经营,让土地、劳动力自然出清。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多次大幅下调利率,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重新将资源动员起来。2000年初,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当然,2000年的复苏因为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后的全球经济下行被打断了;到2002年全球经济再度复苏,叠加加入WTO的红利,中国经济从此一飞冲天。

学术界普遍研究也表明,在中国不断接受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多作用的1978-2008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增长更高。而2008年以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TFP)明显下降,潜在经济增速与中性利率水平也持续下滑。虽然TFP下行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产业政策的大范围实施以及其他方面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上升,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解释。

政策应该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重启?

经历了4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有了明显上升。地产市场调整之后,笔者相信,有相当多的资源出清和再配置仍然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在有序进行,这也是笔者对于中国经济仍有信心的根源。

然而,宏观政策到底应该如何助推而非阻碍新的经济循环启动,笔者以为决策者需要仔细斟酌。大范围的产业政策、微观干预极大的浪费了财政的空间,造成了福利损失,还影响了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除了高端芯片等少数牵扯国家安全的领域,笔者以为有关措施应该大幅缩减和退出。与此同时,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局面下,政府应该精兵简政,同时推动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释放资源。此外,财政政策的扩张应该是中性的,可以考虑主要用于当前中国公共服务的短板——社会保障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方面。货币政策也可以择机降准降息。

参考历史经验,笔者相信,只要尊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尊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一定能够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步发力,推动中国经济的新循环重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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