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康丽（Emily Conrad）：尽管特朗普即将上台，但中美两国仍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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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丽表示，特朗普的选民对中国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误解。两国最终需要在彼此间建立更多的信任，而沟通是这一过程的关键。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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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丽（Emily Conrad）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目前是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生，同时是乔治•H•W•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研究员。

过去十年，她在中国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2018 年，她获得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硕士学位。之后，她担任《中文世界》杂志的记者和编辑，该杂志由商务印书馆（中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出版社）出版。她在北京遇到了丈夫（武汉人），并于 2019 年结婚。作为一名作家， 2020年她出版了《无信者？选举团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Faithles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这本书受到了两党政客的赞扬，《柯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称其为“含蓄地庆祝民主”。今年早些时候，她在美国创办了一家小型儿童图书出版公司，名为“认识世界图书”（Meet the World Books），通过这个平台，她已经出版了五本关于中国的书。业余时间，她喜欢读书、弹古典钢琴、唱歌剧。她和她的丈夫也喜欢旅行，经常一起探访新的国度。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你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并在中国遇到了你的人生伴侣。在中国长期生活和学习后，你对中国的整体看法是怎样的？

康丽：我非常热爱我和我丈夫在中国共同创造的生活。我不会说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也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我们生活在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交汇点：我们同时用英语和中文相互交流；我们既庆祝圣诞节也庆祝中国春节。我觉得我们享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最佳部分。

当然，我也意识到，在中国一线城市生活、学习和工作（这一直是我的经历）是非常幸运的。我住在一座巨型城市的高层建筑中的一个温馨公寓里，周围机会丰富，有各种新体验，从不缺乏乐趣。几乎所有生活需求都在步行或骑自行车可达范围内。生活极为便利高效——从点外卖到发快递，都非常快捷。

然而，这只是中国的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生活体验千姿百态。在我做记者期间，我有幸因工作在中国各地旅行。我去过许多美丽的地方，包括小城市和乡村。在四川一个偏远的村庄、神农架的森林等不同的地方，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回忆。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发展故事还在不断演变——这一点对许多仅仅参观过中国一线城市的外国人来说常常被忽略。乡村地区和小城市的发展与一线城市有着显著的差异。

尽管这些地区的经济现实还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我深深地被那里的人民的友善和开放所打动。不久前，我去青海西宁旅行。许多年轻人跑过来热情地欢迎我来中国！(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其实我在中国已经很久了。)他们想练习英语，并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这些年轻人渴望出国旅行并体验新文化——这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问：你正在中国复旦大学学习，我想你也知道随着中美关系紧张，中美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也存在不少矛盾。你能谈谈为什么选择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吗？在复旦读书的感觉如何？

康丽：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2015年，那时我在清华大学上课。这原本是一个短期体验，而且我对北京的生活几乎毫无准备。我记得抵达北京机场，坐上出租车，发现我记住的几句中文短语司机完全听不懂。但他很有耐心，我很幸运地到达了清华大学校园！

在中国的第一年，我学习了很多——既包括世界，也包括我自己。于是我决定寻找更多教育机会来拓展我在中国的时间。我申请了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并在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位。

我在疫情期间开始了复旦大学的博士进修——这意味着大部分课程都是在线进行的。尽管教授们面对着不便的教学条件，但教学质量依然优秀。目前，我正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兼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的指导下撰写我的博士论文。

正如我的人生经历所体现的那样，我认为教育是中美之间真正而持久的桥梁。两国都有开放思想的年轻人，他们渴望为自己创造未来。然而，目前我们面临着严重的不平衡。美国有近30万中国学生，而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却只有大约1100人。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成为了一个难以接近的目的地。几乎没有人进出，这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未被控制的公关危机。然而，事情正在开始好转。上个月，美国国务院将中国的旅行建议从“第三级（重新考虑旅行）”降为“第二级（谨慎行事）”。现在，中国与法国和德国处于相同的旅行分类级别。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认为未来会有更多家长愿意让孩子来中国旅行。

我认为有两件事可以吸引更多的美国年轻人来中国：（1）向美国人开放更多15天或30天的免签证选项（类似于许多欧洲国家享有的政策）；（2）增加中美之间的航班数量——目前航班仍然只有疫情前的很小一部分。

问：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你投票给他了吗？他表示要改造美国，重塑中美关系，这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波动和挑战。你认为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势如何？

康丽：我的目标是成为中美关系领域的专家。我认为专家的职责是与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分享自己积累的信息和经验。在此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做出自己认为最好的决定。因此，我在日常生活和研究中尽量保持非党派和中立态度。至于我在2024年选举中的投票决定，这是个人选择，我会保持私密。

话虽如此，我来自美国被称为“圣经带”的地区。这个地区在社会和政治上都相对保守。因此，我觉得自己对特朗普的支持者和选民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许多中国人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不喜欢中国。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不喜欢，而是恐惧。虽然双方对彼此都有合理的关切，但我认为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误解——不仅是对中国意图的误解，也包括对中国能力的误解。例如，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将中国归类为“发达国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远比这一分类复杂，需要更深入的实地了解。

中美关系在拜登政府下似乎逐步变得更加糟糕——这对我个人来说非常令人沮丧。特朗普有点像个“独行侠”，这意味着可能出现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最坏的情况或最好的情况做准备，而是要为未来道路上的许多坎坷做好准备。我注意到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1月的就职典礼，我希望这表明他愿意增加接触，即便这种接触会引发艰难的对话。两国最终需要在彼此间建立更多的信任，而沟通是这一过程的关键。

问：在中国，美国研究已成为“显学”，但据我了解，美国的中国研究并不像中国国内对美国的研究那样普及。从你的角度看，你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研究与真实的美国之间的差距如何？

康丽：尽管美国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门“显学”，我觉得中国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政治问题上。虽然美国政治确实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主题，但它无法与我们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经济割裂开来。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拓宽研究范围，使其更加跨学科化。

许多中国人和我交谈时提到，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因此除了政治以外似乎没有太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我会说，虽然美国的确很年轻（我的祖先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来到美洲，也仅仅是14代人以前的事情），但它是建立在丰富的西方文明传统之上的。

我相信，中国学者希望了解美国运行的规则。然而，美国的政治是出了名的难以预测。这一点在我们2024年的总统选举中得到了体现：许多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对选举结果感到惊讶。美国本质上是一个流动的实体，不断变化，适用于20年前的政治规则今天可能已经不再适用。

对于希望更好地理解美国的中国年轻人，我鼓励他们尽可能多地花时间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亲身、实地的体验。同时，我对他们有两条建议：

第一，带着想要“融入”的愿望去美国。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公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许多美国人讲英语的流利程度各不相同。我鼓励中国年轻人基于兴趣主动寻找美国的朋友和社区。我自己的家人（包括祖父母）经常接待外国学生。这种交往让人们可以换位思考，通过别人的视角理解美国。

第二，考虑加州、纽约、马萨诸塞州和德克萨斯州以外的工作、旅行和学习机会。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体验各不相同。美国的“心脏地带”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被忽视。

问：你能向我们介绍下你的研究工作吗？当前，中美两国围绕稀土等矿产资源存在激烈冲突。重要原材料已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之一。你如何看待中美在重要产业上的脱钩？你认为会发生什么？

康丽：我正在研究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如何促进或抑制中国公司在美的制造业投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为我的博士论文在密歇根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进行了实地研究。

最好的学术问题总是从一个谜题开始：这个现象看起来不太合理，所以我想搞清楚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正是我对我的研究课题产生兴趣的起点。

2015年，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名为《当中国遇见卡罗莱纳》的短视频，讲述了一些在我的家乡州被中国企业收购后得以拯救的工厂的故事。当我在暑假和春节回家时，我开始联系这些中国企业以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发现，南卡罗来纳州是第一个引入中国全新工厂（绿地投资）的地方：海尔于1999年在一个叫卡姆登的小镇开始了运营。

在2000年和2010年左右，许多州政府甚至在中国开设了办公室，目的是吸引制造业投资。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地方政府发挥着显著作用。联邦层面的协调有限，一些批评者认为这导致了一场“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可以为选址过程提供便利，对现有场地进行基础设施改善，提供税收减免或土地赠与，并为未来的劳动力提供培训。

对于一些高端产品来说，美国制造业在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中仍有优势。较高的美国工资成本可以通过较低的运输成本和更便宜的公用事业费用来抵消。由于制造业工作相对薪资较高，许多州（尤其是“锈带”和东南部地区）都在积极努力扩大其制造业基础。

尽管特朗普政府期间共和党内对中国的批评日益增多，我仍对许多州坚持吸引中国投资的战略感到出乎意料。这正是我最初开始研究我的博士课题时想要理解的谜题。有趣的是，自疫情以来，地方政府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州政治人物对中国投资日益谨慎。尽管有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对中国公司的激励政策基本停止；一些州甚至推出了限制未来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新立法。

我相信市场的“无形之手”最终会胜出。我认为我们会看到对中国企业的支持减少，但中国公司仍会继续进入美国以拓展市场。地方政府的补贴并不最终决定企业的成功。

问：你未来的职业愿望是什么？你的家庭是中美合作的典范，你今后将如何拓展中美关系，促进两国相互了解？

康丽：我在中国追求未来，最初有些偶然——但最终成了一次幸福的“意外”！我收获了爱情；我当过记者；我开始了博士研究——这些都不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未来。我坚信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对未来保持灵活的愿景同样重要。

与此同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意识到，在中美沟通与合作减少的当下，我有责任成为两国之间的桥梁。我的目标是促进双方的交流与理解。

正如你提到的，我与丈夫共同组建的家庭是一个中美合作的典范。像任何夫妻一样，我们有时会有误解和争吵。然而，我们始终明白，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并通过沟通寻找解决方案。有时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但我们依然选择继续前行。我并不天真到认为地缘政治与婚姻完全相同。然而，中美两国确实有一个相似的目标——一个和平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双方的沟通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虽然两国永远无法完全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合作。

毕业后，我希望通过博士后研究继续我的研究工作。我也想写一本关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书。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轶事，这些内容或许不完全学术化，但却非常值得分享。从过去25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总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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