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手机成瘾”是伪命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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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 Zheng：切勿过度诊断，也不鼓励对青少年直接贴上“上瘾”标签，特别是在手机成瘾这一诊断标准不明确的概念上。

Nova Zheng

■如果你家有“数字时代原住民”，或许不难发现他们对待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态度，多多少少和上一辈人是有“壁”的。从前，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更多依赖线下的集体和个人生活，而眼下疫情进展和防控措施重塑了青少年的部分生活方式，尤其是移动设备使用习惯。与2019年对比，中国青少年2020年互联网使用时间显著增加，这也引发了部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对于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担忧。

然而，家长的担忧是否合理呢？“手机成瘾”真的是一种“病”吗？基于“成瘾”的概念，本文将剖析青少年手机成瘾的现象，分析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机制、判断、危害，给出干预建议。

谁能无“瘾”？

成瘾状态的特征是行为强化，严重的快感缺乏，由于大脑多巴胺敏感度降低而无法体验日常快乐，以及对个人内部和与行为或药物使用相关的环境的线索的过度反应(Grant. et.al, 2014)。在现有研究中，手机成瘾被描述为一个人无法控制他或她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从而导致显著的痛苦和/或功能损伤，进而造成心理、社交、学校和/或工作困难的心理障碍(Burnay et al., 2015, p.28)。

根据DSM-5（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目前我国精神诊断的通行标准），手机成瘾并不单独成为一个临床概念，与其相关的临床概念是行为成瘾，相近的子类是赌博成瘾。对于这类问题，DSM-5没有直接推荐药物治疗。因此，国内尚无针对手机成瘾的干预或治疗方案标准。但通过类似的概念如行为成瘾，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手机成瘾以及相关的应对建议。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年的报告，超九成家长会对孩子的上网时长进行限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家长认识到青少年过度使用移动设备的危害。那么，家长如何判断孩子目前的行为，属不属于手机成瘾呢？

首先，据上文所述，临床上并没有针对手机成瘾的诊断标准。虽然在2013年，文化部、教育部等15个部门联合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针对目前我国尚无符合国情的网瘾诊断测评量表的现状，要调动研究机构、精神卫生机构各方的力量，研制本土化的网瘾诊断测评系统”，但目前我国并无针对手机或互联网成瘾的诊断标准与相关执业资格体系。因此，家长最应切记的是，不轻易到除了医院以外任何所谓的专业机构为孩子鉴定所谓的网瘾或者手机成瘾。

针对这一客观存在但缺乏临床判断标准的概念，我们可以借助心理学学术研究的一些现有成果比如针对手机成瘾的一份信效度优秀的结构化量表(Kwon et al. 2013)。在这一量表中，有一些维度可供家长作为观察的参考：

1. 为达到满足感而不断增加使用网络的时间和投入的程度；（使用时间不断增加）

2. 使用网络的开始、结束及持续时间难以控制，经多次努力后均未成功；（自控力下降）

3. 固执使用网络而不顾其明显的危害性后果，即使知道网络使用的危害仍难以停止；（面对手机使用限制的抗拒表现）

4. 因使用网络而减少或放弃了其他的兴趣、娱乐或社交活动；

5. 将使用网络作为一种逃避问题或缓解不良情绪的途径；（一不开心或遇到困难就玩手机）

网络成瘾的病程标准为平均每日连续使用网络时间达到或超过６个小时，且符合症状标准已达到或超过３个月。

如果家长开始怀疑孩子对手机上瘾，可以先从上述的角度去观察而不是直接给孩子贴标签。在此需要提醒家长的是，切勿过度判断/诊断。过度诊断是心理咨询和诊断常常发生的问题，特别是在手机成瘾这一诊断标准不明确的概念上。

在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场景中，过度诊断表现为对青少年的手机使用行为武断地贴上“手机上瘾”的标签，存在对青少年提供负面刻板印象反馈、心理压力甚至会削弱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已被证明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对于心理健康与学业成绩的积极作用（Lin, 2008）。同时，在手机上瘾方面，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到青少年对手机使用的时间控制以及戒断效果（Murat，2010）。所以，笔者极不鼓励对青少年直接贴手机上瘾的标签，但鼓励家长关注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的行为，并利用现有的量表维度参考。

如何预防和干预？一些可供参考的视角

一、选择靠谱的咨询

家长对于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存在焦虑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上文已经提及，国内目前并无针对手机或者网络成瘾的临床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

据多家媒体统计，在2014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至少300家以戒网瘾为主要业务的培训机构。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2016年的报道，中国戒网瘾学校普遍以军事训练为主，存在不同程度的体罚等不规范问题。这种行为主义的矫正方案，通常存在场景局限以及效果消退等问题，并不能够保障手机上瘾戒断效果的可持续性。

如果家长和子女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达成共识，以纠正过度使用手机的行为，可以到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咨询专业的医生。DSM-5中并不推荐针对行为成瘾用药，但医生或许可以推荐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给出其他专业的建议。

二、回到根源问题：亲密关系与社会关系

一项针对疫情期间社会关系变化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Moti，2022）指出，疫情期间青少年的家庭关系问题增多，同时社会关系的维系更加薄弱。现有的多项研究已经证明了亲密关系与自我效能感、成瘾行为的相关关系。

在警惕或者尝试干预手机成瘾的时候，家长可以先审视亲子关系与子女的社会关系是否健康。良好的亲密关系来自于有效的沟通。了解子女对生活的感受和愿景，也让子女理解父母的期待与担忧，是沟通的目标。当然，如果针对家庭关系本身，心理咨询存在一个家庭治疗的门类。很多时候，缺乏专业指引的沟通与长久累积的亲子心结，需要由外部专业的心理咨询协助解决。

三、使用时间干预

上文提及，DSM-5中针对行为成瘾对于减少刺激物曝露的推荐。换言之，就是科学地限制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间。

针对手机使用时间，主流的手机操作系统（安卓和iOS）都部署了针对手机以及各种app使用时间的限制设置，同时大部分的app也部署了青少年模式，这些模式都可以推荐家长认识并使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手机成瘾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细分门类，包括短视频成瘾、游戏成瘾、社交成瘾、信息依赖等，所以有的家长会在与孩子的沟通妥协下针对特定类别的app设置时间限度。

但是，现在的app功能已经非常复合化，举例来说，很多的社交app如微信同时兼具短视频、游戏、新闻等等的通道，而游戏app也存在很多的社交、信息交互功能。故笔者更推荐家长针对手机整体进行限时设置。

基于对孩子的爱意和期望，家长们对孩子对于疫情期间的手机成瘾问题的重视和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家长均需要承认现实正在不断演化（包括疫情居家期间，学习和休闲场景都持续地转向线上；app功能复合化延长了使用者的停留时间等等）。家长能做到的是有效判断而非过度诊断，在良好的亲子关系和沟通的前提下，可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用如手机限时等技术手段进行过度使用手机的干预。

（Nova Zheng，香港大学信息技术与教育硕士，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心理学博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