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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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来讲，未来四年我们对美关系当务之急是止损，不是再扩大合作，也不是谋求稳定，因为这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吴心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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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研究来说，特朗普回归，说明“特朗普现象”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插曲，而是一个会带来重大变化的趋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未来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会有多快、能走多远？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拘泥于这次选举就事论事，也不能只讨论“特朗普现象”，我觉得需要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里思考这个问题。

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的美国

美国研究，其实是区域国别研究，这种研究的知识来源一方面是书本，更重要的是实践。对研究对象国和这一地区的长期观察、跟踪、思考和研究所积累的实践经验，能够弥补书面知识的不足。

其实从我们目前对美国的研究来看，书本知识已经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现有的分析逻辑和研究范式，已经不足以来解释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经常跟学生开玩笑，今年对美国研究来讲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是美国大选，特朗普要竞选连任；第二个事件是，今年是我第一次访美三十周年（开玩笑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4年1月份，当时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待了一年。从那开始到现在三十年的时间里，除了疫情中的两年没去之外，我基本上年年都去美国，中间还曾长期在美国工作和生活。

所以，我结合这三十年的对美研究，特别是在美国的实践、观察和了解，来看这个国家的变化。因为三十年的时间是判断、观察一个国家走向比较合理的时间框架。

我觉得，这三十年，我看到了三个不同的美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到的是一个自信、乐观的美国。

冷战结束，美国一家独大。克林顿政府出台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有两个关键词——“Engagement”（接触）和“Enlargement”（扩大）——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Engagement，就是指跟以前的对手，包括中国、俄罗斯都要接触。

Enlargement，就是指要把美国的战略触角，从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扩展到全世界。美国要推动全球化，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打造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看到的美国。记得千禧年到来之前，克林顿专门到旧金山发表了一个演讲，题目叫《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雄心勃勃。他说这个世界需要领导，而这个领导非美国莫属。

变化来得很快，而且超出我们的预料。接下来，我看到了第二个美国：一个沮丧、挫折和愤怒的美国。

一切从9·11开始，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观察者网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让整个美国的局面一下子改变了。

记得2007年前后，我当时在美国待了一年，跟很多美国人聊起时，他们都很愤怒，觉得美国好好的，怎么搞成这样子？正是这种不满和愤怒，诞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就是在这种变革的背景下上台的。

现在回头想，这个十年中，美国的两场战争和一场危机不是不可避免的，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和政策上的失误。如果换一个更有智慧的领导人，或者顾问团队更聪明一些的话，其实可以避免一些失误。

进入2010年代，也就是差不多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了第三个美国：一个撕裂和对立的美国。就是从奥巴马开始一直到特朗普时期，那个我们熟悉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观念对立、充斥文化战争的美国。

这些问题比前面的问题更加棘手，因为它是结构性的，关系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关系到利益的冲突，还有观念的对立。某种程度上，你会感觉这可能是美国在发展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一些矛盾。它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变化趋势所带来的挑战。

特朗普，就是这种趋势的产物。当然，他本身也加强了这种趋势。

这就是我在感性上认识到的三个不同的美国。

美国未来变化的三个关健词

那么，美国发生这些变化的逻辑在哪里？怎么从逻辑上去解释这些变化，然后预测未来的变化？

我觉得这要回到二战之后，因为现在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形成，实际上是从二战开始的。

国内是自由主义的上升，体现在治理方式上，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带来了多元种族文化与社会的开放、包容。在这个期间，自由主义一直是个趋势，在奥巴马时期达到了顶峰。

对外则是国际主义或者是世界主义的上升。美国要转向多边主义，转向国际机制和规则，要打造同盟体系。这跟二战前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这些变化有两个重要前提：从内部来讲，这些变化不能挑战白人的主导地位。讲不好听的，就是白人至上。从外部来讲，就是不能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

但恰恰是在过去十年，这两大前提都受到了挑战。

在内部，人口结构、价值观和文化的变化，影响到了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传统的主导地位。在外部，中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战略复兴让美国的战略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所以它要开始战略转型。

内部的转型就是回归保守主义。外部的转变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收缩，体现为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另一个是进攻，就是对挑战国的遏制打压，即遏制中国。

为什么俄罗斯这样跟美国对抗，包括在欧洲打这么大规模的代理人战争，美国还一口咬定中国是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真正崛起的大国，俄罗斯不是。美国觉得中国从根本上挑战了自己的优势地位，而俄罗斯只是形成对美国的局部挑战。

根据这样的逻辑判断，我们就知道，美国未来的变化有三个关健词：第一个叫“回归”，即内部回归保守主义；第二个叫“收缩”，从国际多边主义收缩，甚至从同盟体系收缩；第三个叫“霸权的护持”，就是打压崛起国。

那么，美国要回到过去，究竟是要回到什么样的过去？如果从国内来看，有不同版本的美国。

我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是1.0版本的美国，就是WASP主导的基督教价值观，缺乏种族和文化的多元。

从19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之后是2.0版本的美国，一定程度上接受种族和文化的多元，但还是维持WASP的主导地位。

到了奥巴马时期，开始打造3.0版本的美国。这个3.0版本的美国具有颠覆性，包括现在我们熟悉的所有的所谓政治正确，这就挑战了WASP的主导地位。

这次选举里涉及到的性别问题、对美国历史的修正主义观点、揭露白人犯下的种种罪行并进行自我批判等等，就是3.0版本美国的表现。

从当下的变化看，一部分人认为，美国如果能回到1.0版本是最好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有些变化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固化，包括人口结构变化。所以，最终可能也就是回到2.0版本，即尽可能维持WASP的地位，适度接受种族和文化的多元。

从外部来看，也有三个版本的美国，美国的回归要到一个怎样的边界？

1.0版本的美国是二战前孤立主义的美国，即西半球美国。

2.0版本的美国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它打造了一个西方阵营，塑造了一套国际机制。这个时候的美国更多是一个西方的美国，把欧洲很多国家变成自己的盟友，在亚洲也有一些盟国。

3.0版本的美国，就是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全球美国。

如果要往回推，这个边界在哪里？我感觉现在的美国不仅仅是要回到2.0版本，因为2.0版本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国际机制和规则，还有同盟体系。对特朗普来讲，他很可能希望回到1.5版本，介于1.0和2.0之间，有选择性地维护同盟体系，包括承担领导责任；对国际机制和规则也是有选择地来决定美国的立场，标准就是美国利益。

特朗普的三部曲

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特朗普接下来会推动哪些变化？我觉得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这个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本来2020年大选以后，共和党可以去特朗普化的，但是这四年没有成功实现。这次特朗普归来，共和党完全团结在特朗普的周围，建制派基本上被清洗掉了。

第二部曲，内政外交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在第二任期内，他会加快对美国内政外交的调整，即特朗普主义的全面铺开。

第三部曲，就是打造特朗普体制。改革美国的治理体制，重塑联邦政府的架构和运作模式，清洗深层政府。十分耸人听闻的说法是，70%以上的联邦雇员要被解雇掉。当然，这能不能做到还很难说，估计会有很多的司法诉讼和冲突，但很多联邦雇员心里已经有准备了。

这三部曲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三部——打造特朗普体制。只有重塑体制，才能确保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得以贯彻，确保他卸任以后，这套东西还能继承下去。当然他们希望最好万斯能接班，明显看得出特朗普就是把万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特朗普体制的打造。

“新美国”带来的风险

这样雄心勃勃的变革、回归、收缩和进攻，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

第一，内部调整的张力，主要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

民主党掌控的蓝州，已经开始考虑搞蓝州联盟了。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各个州有很大权限，所以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会不会走到宣布独立那一步，我觉得目前应该不会，但长远很难讲。由于内部的张力，红州和蓝州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会加快。

第二，外部收缩的张力，这肯定会对同盟体系造成冲击。特朗普当选，美国盟友从亚洲到欧洲都感到阵阵寒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美国的盟友都往中国跑，就是为了给自己留点后路。

还有对国际机制的冲击。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经发生了，第二任期内应该也会继续“退群”，而且做得更彻底。

第三个就是霸权护持的风险，就是与中国的冲突。中美的冲突不一定是在指军事上，也可能是在经济、外交等各个层面。

基于这些分析，基本上可以预测，大选后的美国会更加分裂对抗、更加内向、在经济上更加保护主义、在外交上更加单边主义。美国的对华政策，会更加穷凶极恶。

中美关系的逻辑也变了

接下来看看中美关系的变化。这方面，我觉得也发生了重要的逻辑变化。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中美总的来讲是合作时代，双方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在不断扩大的合作中增加自身的收益。把蛋糕做大，然后多拿一点。同时管控分歧，以减少分歧对合作的冲击。大家要克制，合作为上。

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的逻辑变成了如何在斗争中减少自己的损失，增加对方的损失。如何在战略较量中，推进不得不开展的合作。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要对方去帮你，比如说美国芬太尼问题等等。还有如何避免发生重大冲突，包括军事上的冲突。拜登也好，特朗普也好，我相信他们都不希望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根据这个逻辑来分析，可以有三个判断：

第一，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我们可以预测的是，两国的联系和交往会大幅减少，包括经贸关系、社会层面的联系和人文交流，包括政府之间目前差不多二十个左右的对华机制。而且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探底，危机和冲突的风险也会上升，甚至会大大上升。

第二，中美战略博弈会更加激烈和结构化。两国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会越来越多地反映出这种张力。同时，中美竞争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也更加明显。从联合国到世界贸易组织，到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再到很多其他的多边机制，都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中美战略竞争的冲击。中美战略竞争的外溢效应会更加明显，包括美国盟友、伙伴，也都会越来越多地受到中美竞争的牵连。

第三个判断，对中国来讲，未来四年我们对美关系当务之急是止损，不是再扩大合作，也不是谋求稳定，因为这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未来要做的，是怎么样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并且要为最坏的可能做准备。

总体上，今年大选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长周期内美国这个国家的趋势性变化，以及这个变化背后的逻辑。看清楚了这样的趋势，把握了这样的变化逻辑，对我们今后研究美国和中美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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