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新理解金融对创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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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力：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制度性变革，学习香港的先进经验、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都是必由之路。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是什么？

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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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到底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起着什么作用？

凯文•凯利说“所有的企业都难逃一死，所有的城市都近乎不朽”。金融及其深远意义、发展实践首先应该聚焦于城市和城市化。而在“从大城市群到金融中心群”的这一大湾区的发展线索中，香港这座集中体现聚集和开放特点的“东方之珠”，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化全面加速的一句话莫过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20世纪80年代，这句口号与“三天起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一同在全国流传。其实，这句名言的产生有一个故事，而且跟香港相关。

“蛇口模式”的创造者袁庚多次讲到，早年他在香港代表招商局买楼的过程中，发现临近周五下班办完手续后，香港人为了拿到卖楼款在周末的利息，拿到支票飞奔一样地冲向银行，赶在下班之前抓紧存款。这让他深切体会到为甚么当时深圳河北岸的宝安县农民与南岸香港农民的年收入会相差70倍之多。1982年，他提出一系列的企业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择了前两句做成标语并在蛇口推行开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探索者，袁庚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的称号，这固然归功于他敢为人先、义无反顾的奋斗历程，但也离不开在解放思想上的开放和担当。

深圳速度实则是香港速度，深圳的历史跟香港紧密相连。香港的现代化成就，无一不在冲击着深圳人的思维和理念，这些都能在无形中转化为深圳内部的制度创新动力。因此，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冲击，首当其冲来自香港。

当初深圳选择对外开放的时候，首先就是对香港开放，而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深圳建立的就是面向港澳地区的工农业产品出口基地，就连经济特区实行的很多管理政策，也基本是从香港借鉴而来的。另外，深圳早期能够实现工业化，也跟香港的资金、管理、技术、人才推动有关。

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最终取决于香港自身的独特优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强调，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货物、资金、人员、信息等自由流动，拥有最自由、最开放、最国际化的美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拥有全球重要的证券市场、全球重要的国际银行业务中心、全球重要的保险市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等；香港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有10万多家贸易公司，商业网络遍布全球，专业服务发达；香港是全球最大的航运中心之一，铁路、公路、水路网络十分发达，香港港口每周约有240班国际货柜班轮，连接全球460多个目的地，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繁忙的空港，货运量全球第一；香港是全球法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地区，全球排名前100的律师事务所半数以上在香港执业；香港是全球最安全、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犯罪率长期处于低位，医疗卫生水平位于世界前列，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等等。香港拥有的全球之最不胜枚举。这些独特地位和优势是在香港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和赖以成功的重要元素。

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对内地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更是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深圳引以为傲的多个本土代表性金融机构，如中国平安、博时基金、招商银行、招商证券等，不但多为招商局旗下或者控股的公司，而且是全面学习借鉴香港金融业成功经验的结果。即使到今天，这些已经具备领先优势的全国头部金融机构——其中不乏全球500强企业——仍然带有明显的港式基因和国际化气质，以及相对突出的合规标准和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为内地提供了资金、技术和市场，帮助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经济特区可以看作是内地在经济发展上学习香港的桥头堡。

特区的称谓来自中国革命的重要根据地——陕甘宁特区，因此其中也有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事业新征程中将其作为新根据地的深意。当初，邓小平向中央提出：“关于这些城镇我想可以叫做特区，当初根据地也叫特区，现在经济上的根据地也可以叫做特区嘛。”

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创造了伟大奇迹，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

但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经济特区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产物。但与当时的“小岗村”相似，深圳的经济特区也有一个“自下而上”的基层首创过程。

早在1978年11月，交通部下属的香港招商局就开始积极推动中央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出口加工区—蛇口工业区。1979年4月1日，招商局正式成立了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而在这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显然最为特别。在当时，深圳是个鲜为人知的城市。1980年1月，经过中央的批准，广东省深圳市才正式挂牌成立。

无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是经济特区的创举，都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与中央高层高瞻远瞩相结合的产物。但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制度性变革，学习香港的先进经验，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都是必由之路。在新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仍然有必要认真总结成功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吸纳民间基层智慧、筑牢发展根基。

时至今日，“双循环”的战略布局，粤港澳大湾区的统筹规划，国际金融中心群的蓄势待发，都使香港作为中国内外循环的“超级连络人”和国际金融枢纽中枢的地位更为突出。可以说是未来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例如，通过“双总部”实际上就让香港“扩容”了，可以迅速提升深圳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营商环境和国际竞争力。从大城市群到国际金融中心群，从国际金融枢纽到世界级科创枢纽的发展路径，正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途中，一如既往地读懂香港内涵、用好香港优势、扩散香港基因，并对标硅谷、纳斯达克等全球标杆的路线图和方法论。

二、如何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群与世界级开放城市群？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地区的城市化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金融发展在中国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以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为标志，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大战略部署。文件中对这一规划的背景有着这样的说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对应的是各世界级湾区。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大城市群的发展阶段后，如何服务国家的全球战略大局，并着眼于提升和进一步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产业、创新、金融等方面的整体优势，就成为其新的历史使命。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建设对于金融强国的意义也非同寻常。在各权威的排行榜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五个城市，都稳居全球前30大金融中心之列，与美国相比在数量上基本一致。而其中，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占了一半以上，且香港排名最前并在全球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中毫无争议地位居第一阵营。

无庸讳言，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发展虽然保持着在国内的相对优势，但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或者金融过度房地产成为大湾区在过往经济发展中的“顽疾”，与香港长期为人诟病的高房价及产业空心化类似，这两个互为表里的问题也干扰了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纵观历史，全球金融强国的兴衰演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替换过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整体的高质量转型，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其国际金融中心群更有理由成为我国大城市群战略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协同创新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三、创新驱动为么么强调聚集和开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和“美国高科技”曾被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并称为当代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因素。

而且，正如我们几十年来所惊叹的那样，中国的房价一直在上涨，而美国的股市也一直在上涨。前者无疑受益于城市化，后者主要归功于高科技。只不过是，2019年之后，这个故事的逻辑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房价不再上涨，但美国的股市上涨的态势却更加令人侧目。尤其是被称之为“七姐妹”的微软、英伟达、亚马逊等高科技公司不断创新高的股价，成为新兴技术促进财富增长的最好例证。

价格的变化来自市场的力量，也藉助金融体系直接而集中反映在资本市场上。但是，由此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中“金融何为”。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土壤在城市及正确的城市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实现，需要“城市化”，更需要源源不断带来“高科技”的“城市化”。本书从探讨城市化及城市群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来开启所有的问题及探讨。这是因为城市化内在的逻辑和发展演变路径，既与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一致，也与金融及金融中心的兴起及前沿趋势完全吻合。其中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就在于，“从大城市群到金融中心群”的路线图，可以在开放与合作中放大集聚效应的有利因素，减少其中的不利因素。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并且逐步向产业链上游迈进。以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为例，早在2015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中就提到：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也逐渐占据了效率驱动型创新的领先地位。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再只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来源，它们开始在知识密集度更高的制造领域发展，比如电气设备（占全球行业收入的16%、全球出口的9%）和工程机械（占全球行业收入的19%、全球出口的6%）。促成这种变化的不仅是中国规模庞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也有城市化带来的创新生态的贡献。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业与创意力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城市是科技创新、财富创造、社会进步，以及培养开放性思维、进步价值观与政治自由思想的重要平台，它还是我们试行新政策、激发创造力、创造高薪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佳实验室。作为中国城市化最发达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2023年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超过很多发达经济体，有望跃居全球四大湾区之首，成为全球最具前景的增长极之一。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短板仍然是缺乏硅谷的创新金融生态，以及纳斯达克那样能够培育出全球领先高科技企业的金融体系。这也正对应着金融强国与新质生产力互为因果的关系。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创新”一词出现了102次，可见国家对大湾区在创新方面的期待。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风险和不确定性非常强，各种创新要素在大湾区的进一步聚集，必然需要进一步在开放中促进体制性的变革，尤其是形成有利于创新驱动的强大金融体系。而在其中，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会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将香港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能力、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和金融监管能力“扩容”至大湾区并辐射全国，是打通了金融强国与新质生产力“任督二脉”的“四两拨千斤”之策。

因此，对于“金融何为”这个问题，本书到这里已经给出了基本的线索和初步的解答。而“从大城市群到金融中心群”，以及大湾区通过“国际金融枢纽助力世界级科创枢纽”的蓝图，才徐徐打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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