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神圣无花果之种》｜一部质问电影的坚决与盲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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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电影而言，过度坚决的立场是利弊参半的，影片尾段部分叙事推进的乏力，正是源于其人物之刻板、正邪之分明，这削弱了电影的说服力。

《神圣无花果之种》剧照

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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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等待这样一部电影已经近两年的时间。自从2022年9月伊朗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在德黑兰因“未正确佩戴头巾”而被道德警察逮捕，不久后在拘留期间死亡所引发的波及伊朗全国的示威以来，很多人都在等待着来自伊朗电影界对于这次抗议事件的回应。

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以降，伊朗电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它以细腻的叙事、简洁的镜头语言与现实主义的关怀著称于国际影坛。这些温吞的影像中的吸引人之处更在于其含蓄的、不动声色的批评性。它们探讨社会、宗教与道德困境，但是叙事方式倾向隐晦，通常避免直接冲突。

《神圣无花果之种》显然是这样一种电影传统的“逆子”。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的立场、怒意与决心。拉索罗夫曾凭借《无邪》斩获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他多次因其作品批评政府而被伊朗当局逮捕和审查。

《神圣无花果之种》在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展映更使其成为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眼中钉。2024年5月8日，拉索罗夫的律师宣布，导演被判处八年监禁，并处以鞭刑、罚款和没收财产。但不久之后，拉索罗夫经过事先计划的漫长徒步抵达伊朗边境的一个村庄，并最终顺利流亡德国。然而，对于一部电影来说，过度坚决的道德立场是利弊参半的，《神圣无花果之种》在影片尾段推进叙事的动机之匮乏，正是来自于其人物形象之刻板、正邪之分明，这事实上削弱了电影的说服力。

电影中的父亲伊曼（Iman）显然是父权制与宗教体制的某个共谋者，他刚刚获得一个调查法官的职务，这意味着，他与体制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紧密，而不巧的是，“头巾运动”就在这时爆发，这让他成为了社会运动人士的众矢之的。他的妻子Najmeh显然与丈夫拥有近似的立场，她观念保守、对参与政治保持警惕，她认为街头校园那些不戴头巾的女人有失体统，劝诫她的两位女儿远离德黑兰大学里那些示威的人群，但女儿们却已经到了喜欢染头发、涂指甲油的年纪……

观众也可以看到，Najmeh作为一个母亲心软的时刻，尽管她厌恶那些“闹事”的人群，但当两个女儿将被流弹击中、满脸是血的Sadaf回家之时，她也会出于人道地为其包扎，在她疑似被逮捕失踪后帮女儿们打听其下落。

事实上，这部电影本可以呈现更复杂的世界，在它的前三分之二，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个男人的人性的必然、命运的无奈与挣扎的时刻。他犹豫且谨慎，他有着朴素的宗教情感，以及基本的人道关怀，女儿与他的争辩让他动怒，但他并不诉诸暴力。在某一时刻，他尊重女儿们已经形成的个人主体性。甚至当他丢失了枪支，他都没有丧失基本的体面。

导演拉索罗夫做出的一个正确决定是：他试着从一个家庭出发去讲述一个社会的故事。因为一个家庭必然包含了不同的代际，因此它也必然牵涉了观念的差异；家庭意味着亲密，也意味着对于亲密感丧失的隐微觉察；它意味一个暂时不被公权力所染指的私人角落，也意味着最小单元的金字塔结构。因此，一个小家庭屏蔽了权力，但它内部也充满了权力——而当其中的父亲拥有一个公务员的身份之时，你会发现，外部的权力系统实质上通过这位父亲延伸到了家庭的内部。

这是这部电影在前三分之二所吸引人之处，它既关于一种日常的生活，也关于一种日常的统治。然而影片的调性却从父亲带着全家回到农村开始崩坏，从这时开始，似乎有一个突如其来的进度条期限催促着导演需要让节奏加速，让整部电影走向一个酣畅淋漓的高潮，或者一个革命性的时刻。

这种瑕疵其实情有可原——历经如此汹涌的历史时刻，很难要求一位真诚的导演不带情绪地去叙述这个故事，就像你没法要求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人原地冥想打坐。但这终究不是一篇檄文或者一部自由主义的样板戏，而是一部需要提纯、反刍、精加工的剧情片。而一味轻易地脸谱化，并不会让人们收获什么，它无法增进人们的智识，更无法为历史提供殷鉴。电影是，也必须是复杂性的艺术。

就像英国导演肯•洛奇（Ken Loach）的《风吹麦浪》那样，对于历史的、历史中人的关怀并不是义愤填膺式的，而是带着超越立场的普遍的悲悯。在这里，没有摩尼教般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而是各自有其理由和哲学，这并不会滑向一种道德相对主义，反而能在披砂沥金之后，在更加细微之处看到了具体的生活形式的优良分殊。相反，如果不进入问题的核心进行思考，斗争的成果也将会是不稳固的。

你将收获的不是解放，而会是另一种盲视。在观看影片中那些偶尔穿插着的抗议现场实录时，我屡屡想到1989年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时，德黑兰人头攒动的景象，那些信众从伊朗的农村自发赶来参加这位大阿亚图拉的葬礼，他们围绕着霍梅尼的棺木，拉扯着他的裹尸布，只为带走其一小部分，当作圣物供奉。政府只好出动直升机将棺椁带走，而居然有狂热的信众攀附在直升机的起落架上，险些导致其坠落制造更大的惨剧。

即使是如今的伊朗社会，同样有大量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群众，那些在苏莱曼尼将军被暗杀后走上街头的民众，那些狂热支持圣城旅、真主党与胡塞武装的什叶派民众，也像TikTok上因为阿米尼的死走上街头的人们一样是真实的人民。

这也是我对于《神圣无花果之种》的另一大疑问：一位伊朗导演的电影，怎么可以仅仅表现宗教的外观，但却不表达宗教的内核。它怎么能够只将宗教作为一种压迫的教条，而不去考察它厚重的哲学？在这部电影中，宗教/政权/父权其实被同构在伊曼一人的身上，它们是可以相互代换的符号，伊曼带着黑色玛瑙的戒指，象征主宰者的权力。他贯穿全片的面部布光硬朗而分明，让这个人物的脸部显得陡峭尖锐，他本身附着了一种权力的惧怖感，神秘而不可亲近。

而令人同样感到好奇、而影片没有解释的是，母亲是否也曾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她是否曾经也如女儿们一样年轻、理想主义而充满躁动，她如何变成了一个像如今这般保守的女性？

同样是关于价值冲突的家庭，另一位伊朗导演阿斯加•法哈蒂（代表作《一次别离》）的电影则能够彰显一种更为落地的现实感，它不直接地宣讲道德高调，但却可以让你判明他的主张，它具有生活呛人的烟火气与粗糙的颗粒感，他的对白不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类型片式的冲突营造，而是使你本能地记忆起某次始于琐碎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的日常争吵。

《神圣无花果之种》拼装出这个既典型又粗疏的家庭现实，究竟是一种积极的道德介入，还是在为人们许诺一种虚幻的愿望。人们为世俗化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泡泡，当它来临时，人们会意识到它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地慈眉善目，人们会在自由中迷惘、会在竞争中疲惫、会在物质中眩晕，这时候他们重新会倒过头来拥抱宗教，人们在理念的楼阁上攀得越高，着陆时也会摔得越重。就像本•拉登的理论导师萨义德•库特布评价美国他在留学时期的生活时说：“（物欲横流的）原始性使我们勾连起人类过去的丛林和洞穴时代”。

伊朗所需争取的不只是涂指甲油的、打游戏机的自由，或者说一种轻佻的、莽撞的激情，而是一些更加深沉、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一种能够支撑人们持久的信念、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建立新的意义支柱的、足以代替宗教的超越性理由。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够让电影拥有直击人性的、汹涌的情感力量。

比如，一个家庭成员内部最基础的“信任”。在电影最精彩的段落中，父亲丢失了他放在床边的手枪，这会为他带来数年的牢狱之灾，而他终于开始将嫌疑投向了自己的家人——他把自己的家人们诱骗到警察同行那里审讯，外部的权力给这个家庭内部种下了猜忌的种子，撕裂了他们彼此的亲情。这个段落符合情节的逻辑，并真正切中了人性的要害，它违背了所有身份、信仰与性别观众的道德直觉。这样的理由足够深沉和普遍，而影片在这上面的着墨实在太少。

而也正是“深沉的理由”的匮乏，让它在呈现另一极——宗教——时也显得干瘪，宗教失去了它救赎的面向，而被诠释成一种过时的压迫形式，在影片的最后，它与父亲一同被埋葬进坍塌的土堆之中。但也偶有一处，在老家的小屋里，他们一家谈论到了宗教，女儿指着老照片问父亲为什么年轻时要去参拜伊玛目的圣陵，母亲回答：“这是一种绝对服从的信仰的姿态”，女儿说，“我明白了，这也是你们对我的期望，”父亲回答，“不是我们的期望，是真主的期望……失去信仰的人会非常痛苦。”但正待我期许着能看到一段关于世俗与宗教的讨论之时，对话戛然而止了，没有发问也不再回答。一切停留于此，电影的深度也仅限于此。

无花果的种子随著鸟粪落在其他树上，根在空中生长并扎根地面。随后它的枝条会缠绕在宿主树上，直到把它勒死，最终这颗神圣的无花果树便自立于大地上。

这是《神圣无花果之种》电影中关于其片名的释义，这个故事颇有一种“弑父”的倾向。但这颗“神圣无花果的种子”，也同样该是一颗坚韧茁壮的种子，而不是一击即碎的种子。像阿富汗的卡尔扎伊政府或者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那样的世俗主义，终究是一个建在沙滩上的城堡。欣赏与褒奖拉索罗夫的勇气，同时也明白此间有一种已经不合时宜的乐观和天真。观看这部电影，让我在心中升起一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唏嘘感受——人们欢庆柏林围墙倒塌的光辉岁月一去不返，如今的世界已经不再适合人们做梦，而每个民族都在重新沿着最传统的道路前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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