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海淀精英二代，坚信天赋决定论：专访社会学学者姜以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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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贫富差距加剧拉大时，上名校的收益就越发明显。

袁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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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为基础的精英再生产中，学神如何养成？”

这句话被印在《学神》一书的封面上，容易让人以为是一本教育手册。副标题“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对于想把孩子送入清华北大和“常青藤”的海淀家长而言更是极具吸引力。

《学神》的作者、社会学者姜以琳对北京5所重点高中的28名学生进行了为期7年的跟踪调查，记录了他们从高中到大学，以及初入职场的表现。这些90后学生来自收入位列全国前10%家庭。父母用丰富资源悉心培养孩子，也密切关注着对教育竞争的全球动向，或是在本科阶段申请美国名校，或是提前规划孩子从清北毕业后的留学时间线。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精英地位。

在万圣书园办的发售活动上，我身旁的一位中年女性全程认真地在纸上记录作者和主持人的发言。在被刻板印象中的海淀家长震撼之余，我不禁疑惑：这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吗？

“这就是中产跟精英家长厉害的地方。他们收集资讯的能力强大到不可思议，竟可以在这样的书里面找到有用的资讯。”姜以琳在专访中确认了我的观察：尽管她反复强调这是一本社会学田野调查，她的研究并不能教给家长什么东西，仍然意外收获了家长们的热烈反应。

距离新书发售已过数月，在数家媒体采访姜以琳博士的文章评论区，另一种声音呈现出社会对于“精英”的复杂态度。一类反馈是质疑“精英”的定义，认为书中描写的群体只是“焦虑的中产”，认为他们高强度投入跻身金领的竞争是出于阶层滑落的恐惧。

另一种对“精英”的消极观感则指向对优绩主义的反思，认为精英教育的系统把这些孩子包裹在了特权的泡泡里。与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的描述如出一辙：“精英大学的申请人需要付出多年的艰苦努力，这几乎让他们完全相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劳，如果他们达不到要求，那他们只能怪自己。”

《学神》作者访谈过的一些优等生“学神”对“学弱”的评价是“他们脑子有问题”“没找到方法”或者“心理有障碍”。精英中学里学生按照成绩高低和获得高分的轻松程度分成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四个等级。少数“学神”是不太用功就能拿高分的人，学霸是努力且有高分的，学渣是不用功且分数不好的，学弱是学习努力但成绩不好的学生。为了避免被视为最底层的学弱，学渣要展现出轻松的姿态（不过就算是当“学渣”，他们的出路仍然是就读欧美名校）。

书中写到，“高成绩的学生哪怕违反课堂规范也受人钦佩，低地位群体的学生则没有类似特权，学生们互相支持监督，确保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地位界限内行事。”在成年之后，他们的人际交往模式仍会延续自己在高中时期扮演某种社会群体角色的习惯。当精英学生们接受自己身处的地位体系并学会如何划分群体，无论身处何方，他们都会为与地位相关的互动模式辩护，学会将维系并合理化不平等。

另外，成年人的作用至关重要。是成人世界对地位竞争的认可让孩子们学会了识别和行使特权，让孩子在校园中提前模拟真实社会的残酷，擅长察觉、融入甚至玩转社会规则。《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于精英的自我复制》揭示了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对于孩子能否进入名牌大学、获得高收入工作的作用。其中，文化资源是指人们进入社会的各种知识和行为框架，但由于其不可见性，人们常常把它和个人能力混为一谈。

精英中学的教学和文化环境让学生们意识到自己的意见是值得被成年人重视的。他们会向老师寻求帮助也敢于公开质疑老师的权威。对此，老师们一方面支持和赞扬成绩好的学生，又对他们展露的特权意识有所芥蒂。比如，首都中学（化名）的聂老师会对“学神”诗颖感到失望，因为她被清华录取后从未回母校看望老师，一句感谢也没有；孙老师虽然反对“学神”于朗同学把奥赛仅视为加分的工具，但仍尽力帮她争取到了清北的冬令营和高考加分。

家长的反应也一度让姜以琳的研究无处落脚，因为家长们无一例外地告诉她，自己对于孩子的学习毫无帮助。但事实上，这群家长自身毕业于名校，拥有富足的财力和人脉，不仅擅长搜索升学信息、准备申请文书、租下学校附近公寓、找辅导老师，甚至会为了照顾孩子备考淡出职场，让“帮不上忙”的父亲搬出家门，让可以帮忙照顾孩子的祖父母搬进家里......

姜以琳把家长的各显神通归结为对教育的普遍重视，毕竟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家长会不重视孩子的学习。只是家长的能力不同，选择和策略也会不一样。“如果我的小孩说想上普林斯顿，我会拒绝，因为我没那么有钱，但这并不代表我不重视教育。”

2/3的学生来自全美收入排名前20%的家庭，这是桑德尔在2021年出版《精英的傲慢》时引用的常青藤盟校录取数据。到了2023年，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常春藤盟校的招生越来越偏好家庭财富前1%以上的家庭出身的小孩。结合各种捐赠、成绩造假等招生舞弊丑闻，桑德尔认为“卷名校”的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今天，名校学位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是向上流动的工具，也是防止向下滑落的兜底。

当教育已然变成固化不平等的场域，会有什么危害？我把这个困扰我许久的宏大问题抛给这位社会学者，却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现阶段教育如果是没有增加不平等，我就满足了”。

这让我再次想起在售书会上埋头苦记的海淀家长，以及那份笔记和这本书对于她的意义。她的家庭也在托举学神吗？她的孩子有什么梦想呢？是翻身、向上，还是说尽力留在原地已然不易？

以下是专访全文：

记者：您为什么会把研究聚焦在中国的精英中学生这个群体上？

姜以琳：其实我一开始是想研究台湾的中学生，但找不到允许我进去做调研的学校，最终能让我跟着学生一起上课的就只有北京的学校。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北京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和我想象的不一样的是顶尖高中有国际部。国际部的学生大多数准备申请美国大学。我只在美国完成了研究生学历，如何申请去美国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说是新鲜的知识。

记者：学生们自觉地形成了“学神-学霸-学渣-学弱”的等级秩序。我在中国的高考体系成长起来，对这套等级秩序并不意外，但令我感到诧异的是书中的学生们不仅各安其位，还会捍卫和加固这一秩序，甚至对学霸和学神间的分野也会严格界定。根据您的研究，这一现象背后有什么推动因素？

姜以琳：推动力应该是大的社会情境。他们周遭所有的人，甚至是媒体都在告诉他们：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读一个好的学校。尤其是对这些精英中学的学生而言，他们的目标不是上一个好学校而已，而是北大和清华，或者排名前30以内的美国大学。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学生会按照大人或是教育体制给他们设立的目标靠拢。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介绍我的书，说学校要求学生卷什么，家长就会卷什么。Ta举的例子是，如果今天自主招生的科目是健美操，大家就会去“卷”健美操。我觉得这其实是蛮有趣，也蛮贴切的想法。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才能上大学？人们就会去往那个方向靠拢。如果说看的是分数，人们就会很在意分数，然后绝对地捍卫分数所代表的界限。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卷”在健美操上的分数，大家就会去非常严肃地捍卫健美操的评分标准：举手投足哪个姿势对？哪个姿势不对？哪个姿势漂亮？

记者：为了去争抢一个有限的资源所产生的竞争会按照能力高低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

姜以琳：其实也不能说是有限。为什么不能是大家都考很高的分数呢？但是，我们基于分数设计了一套排名秩序。只要有排名，就会有优劣之分。问题是，这些学生的分数一样地优秀，全班有一半的人可以上清华。所以他们才会去区别拿到同样分数的人是怎么拿到的。是轻松地拿到，还是努力才能拿到? 是我们给了高中生如此残酷的世界。

记者：家长和老师都在托举精英学生走向国际名校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您的访谈却注意到，家长会说自己没做什么，但他们几乎都是专业的“教育经理人”，或者最起码通过资金、人脉和文化资本随时准备好了安全网来防止孩子的失败。为什么家长，甚至他们的孩子，仍会把成功归结于天赋和努力？

姜以琳：老实说，我不知道。我每次问家长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没做什么”。家长可能觉得只要自己不是帮小孩考试，没有帮小孩递交申请，小孩就是靠自己得到了好成绩。这也只是我的猜测，我本来是要以家长做了什么帮助小孩升学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结果家长都说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我只好换题目。

记者：在您的书中，老师的角色也很微妙：既有管教学生的权威，又在市场化的作用下变得更像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学生甚至会公然讨论老师的教学成绩与薪资，也会在凌晨要求老师帮忙。老师们在精英学生展示特权的行为中，扮演什么角色？

姜以琳：当精英学生展示和捍卫自己的特权时候，老师通常是接受展示的一方。当老师都觉得自己是特权展示的接受者的时候，情况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问题就在于，老师其实也是主动创造和定义了学生所拥有的“特权”的人。毕竟在学校里，老师是成年人，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接受了精英学生对待老师和对待其他同学的方式，没有阻止，甚至同意帮忙的情况下，老师对于创造精英学生的特权是有一些作用的。

记者：那老师们自身对此是否有觉察？

姜以琳：我觉得有一些老师是有自觉的，尤其是书里提到的，对于学生的越界行为感到不开心的老师，有时会觉得学生的行为过分了，不太喜欢学生用一种功利的心态去利用别人。也有对此不以为意的老师，Ta会觉得是自己自愿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尽管很累，但还是要凌晨起床帮忙。

如果老师没有“惯着”这些精英学生的行为和举止模式，就容易和学生起一些直接的冲突，他们都知道有些学生得“惯着”。当然，每个老师和学生相处的风格会有差异。老师在学生的学习历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从容忍他们的特权，支持他们的特权，到试着影响或者是试着控制学生展示自己的特权，老师们其实都有在做一些努力。

记者：精英学生的自主意识、权利观念，甚至特权意识在和家长、老师等有权威的成年人的互动中得到了鼓励。或许精英学生的确因为拥有高自我效能而成绩卓越。

教育过程对自我效能感的培养，是否原本旨在让学生成为独立的、有自驱力的终生学习者。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了向对优绩主义的转向，乃至将家人、老师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

姜以琳：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的，不是只有精英。换作是一个普通高中的学生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表现。这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一胎化之后每一个小孩都是家里的宝，也肩负着家里所有的期待。家长通常给孩子第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考到一个好学校，或者考高分，越高越好。而老师承受着整个社会的压力，要让每一个家庭里的宝都学得好，都拿到好成绩。但同时我们又给老师一个任务：给学生排名。这等于给了老师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你要让每个孩子都做得好，又要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对他们进行明确区分。我觉得让老师们来为孩子们的行为负责有一点不太公允，应该是社会来为孩子的行为负责。

你说这些孩子们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说“相当自私”，我其实没有看出他们哪里自私，因为这是一些在成年人社会里很正常的行为。我们光是买火车票就有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一等座的人绝对不可以去坐商务座、二等座的人也绝对不可以去坐一等座。成年人的社会是用钱作区分。我们用金钱在给人作区分的时候觉得很正常。学生们没有钱，他们做区分的方式就是用分数。所以我觉得他们完全知道社会的规则是什么，也非常擅长融入社会。但正因为他们还是青少年，就算用分数来区分人，他们还是愿意跟自己完全不同类型的同学做朋友。实际上，学生们比我们成年人用钱来区分人还更友善一些。

记者：中国的精英学生在进入国际名校和职场竞争后遭遇了什么新的评价体系和冲击？他们如何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认可？这是不是他们在国内中学接触的训练中较少触及的？

姜以琳：我只观察了他们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状况，所以后续比较少资料，有些是推测。在学校国际部，他们的教学环境几乎完全只用英语，跟国际学校差不了太多。除此之外，学校会给他们配咨询师。外籍咨询师通常是各个美国大学的前招生官，国内的咨询师也有送过很多学生出国的经验。在高中阶段他们能接触到国外的评价体系，大学出国也试着融入校园，但是又不完全能融入西方社会，因此想必会遇到一些在国内没有经历的冲击。像是种族歧视、中美关系问题、外国人工作机会缩减、这些都是他们需要在外国想办法克服的困难。

记者：书中有一个“学弱”的例子让我印象深刻。这位同学为了避免比较，早早放弃了高中的地位竞争，升学申请了成绩最优异的同学不会考虑的加拿大院校。或许是换到了竞争不太激烈的环境，他的发展也挺好的。我很好奇，这些学生对于自己出国后会面对的文化差异，包括国外学校评价精英的不同标准，有没有心理预期？

姜以琳：这些学生出国后几乎都是只跟中国人玩他们自己就成了一个小社会。他们无论是吃什么，看什么电视节目都是非常类似的，因此他们内部的“社会阶层”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他们在出国之前俨然是有所准备的，他们自己也觉得西方的大学不会跟国内一样强调分数的重要性。甚至一些学生就是因为不喜欢在分数上的高度竞争才想要出国读书。但实际上英美的顶尖大学里，学生的分数竞争也非常激烈。

我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念硕士，每一科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全班只有5%的人可以拿到A，所以大家都非常努力地求取分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我跟沃顿商学院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一起上课，本科生都在告诉我他们非常需要那个A，“一定要拿到A”“Ta不可以没有A”，因为将来找工作的时候是需要看GPA的。换句话说，美国大学的竞争是基于成绩的竞争之外还要加上其他方面的竞争。美国学生并不是不重视竞争，只是他们竞争的阶段和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中国的学生们只是从国内的竞争环境到了另一个不太一样，但仍旧充满竞争的环境。他们大部分会去读商学院，依然会留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

就像你说那个去了加拿大的马克同学，他其实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成绩，只是看起来像是不在乎。他上大四的时候，我在微信上面看到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自己某一科拿了A很开心。所以我不觉得他有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他其实还是很想要A。这就是我认为做长期田野最有趣的地方。在做访谈的时候，学生告诉你他不在意成绩，他在加拿大这个没有那么多竞争的环境里觉得很开心。

但实际上，当你长期追踪他的行为，会发现两年前他跟我说自己不太在意成绩，却在两年后因为拿A而发朋友圈。可能是生长在一个以分数为主的竞争环境下，人早已把竞争意识内化了，很难离开它。

无论在哪个国家，精英教育都是要投入多种竞争的。

记者：在中国，走常规高考升学路线的学生，以衡水中学为代表的刷题和苦学的模式尤为典型。这群自嘲“做题家”的学生有很多的劣势，比如没有北京户口、所在的省份能上清北的人数比较少，除了刷题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这是结构性的因素对人的限制。

您研究的学生群体可以免于资源上的限制，是否因此拥有了探索其他道路的勇气和自由？

姜以琳：家长的背景不同，培养小孩的方式可能会不太一样。我研究的这群精英学生的家长，他们目标不是北大、清华。上北大清华、上美国顶尖大学只是第一步而已。

记者：他们真正的目标通常会是什么呢？

姜以琳：是复制父母的阶层，从中国走向世界。

当我们希望这个世界的各大领域都有看到中国人的脸孔，要如何做到？我们就需要从培养这群精英学生开始。

我们身为亚洲人，进入西方世界就必须面对种族上的弱势，女性甚至有性别上的弱势。处于这种弱势地位之中，你要怎么办？你只能靠着实力来想办法打入别人的圈子。我们在世界竞争中的角色，是不是也像衡水中学的学生一样，在拼命努力刷题？

但是对于欧美名校来说，可能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天之骄子也像衡水模式出来的“做题家”一样。实际上他们对于中国的学生也好像是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中国学生只在乎成绩，只会刷题。这种批评，是不是像是有些人称来自县城的名校学生为“做题家”那样？衡水的学生在当地也是很厉害的一群人，但是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他们的形象就变得不一样了。

记者：哈佛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常春藤盟校的招生越来越偏好家庭财富前1%以上的家庭出身的小孩。（注：对于拥有相同SAT或ACT成绩的申请者来说，来自前1%家庭【父母年收入超61.1万美元】的孩子被录取的可能性比普通申请者高出34%，而来自前0.1%家庭的孩子被录取的可能性是普通申请者的两倍多。）

比起您观察到的中国精英学生，他们在SAT分数以及课外活动、AP课程、体育奖项、志愿活动上的投入更是全面，甚至是校友子女。中产家庭正在担忧，孩子越来越难上名校。

您怎么看待经历了平权法案等诸多争议和改革后，美国顶级高校招生政策中日益牢固的不平等偏好？

姜以琳：教育社会学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教育能完全实现平权，教育只要没有让阶层更加巩固，我们就会觉得它满足要求了。

实际上，教育平权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落实。以前在美国只有WASP男性（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可以上大学，现在各个种族、性别、宗教的学生都可以读书。

在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率几乎达到100%，男生女生都能够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但高中及以上并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政府没有责任让每个人都接受高中或大学教育。进入这些阶段需要通过筛选机制，使得教育机会在高中阶段开始出现差异。

在美国，教育的筛选机制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近年来，金融危机和疫情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巨富阶层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教育系统中，许多顶尖学校更倾向于接受巨富阶层的学生。中产阶层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眼看着自己无法追赶上巨富阶层。尤其是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许多家长担心他们的孩子无法进入顶尖学校。

我的学生在论文中访谈了上海的劳工阶层和中产阶层家长，发现劳工阶层家庭认为“双减”政策（减少家庭作业和课外辅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不公平，但中产阶层则对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过去依赖的家教等教育资源受到限制。这种焦虑不仅源于顶尖学校在招生政策上的变化，还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记者：我观察到尤其是一些家长读者，会希望把这本书当成窥探和学习精英学生培养方式的窗口。这对一个想要去拆解教育中的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学家来说，会不会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反馈，您怎么看？

姜以琳：有一些读者，尤其是以北京家长为主，会私信给我，跟我说他们在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开心。我想他们的小孩有这么认真的家长，应该不用太担心未来，但是我也很惊讶他们想要从书里学什么东西。出版社也告诉我，“这本书卖得异常地好，不过好像都是家长在买，他们把你这本书当作教育手册了。”

这很有趣。这是一本纯粹的社会学研究，里面其实并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教导家长，它只是讲述了一个现象、产生现象的来源以及未来可能的状况。但这就是家长厉害的地方。他们收集资讯的能力强大到不可思议，竟可以在这样的书里面找到有用的资讯。谢谢家长们的厚爱。

FT中文网：社会学的精英研究均在揭露和反思教育中隐匿的特权和不平等，但精英的话语权和光环仍然强大，您在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是否会感到悲观？

姜以琳：作为社会学家，我只是去分析社会现象，指出问题的所在。我们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们发现了问题，总有人可以来解决吧？如果大家觉得现在培育精英方式有问题，政策就会开始来解决他们看到的问题。不过，通常解决方案会衍生其他的问题。就像刚刚提到的“双减”政策，本意是取消补习，结果“下有对策”，大家开始请私教。

记者：当教育变成一个固化不平等的场域，会有什么危害？

姜以琳：能够让大多数人靠教育翻身的年代，通常是大家普遍没有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年代。经济起飞后，社会开始大量需要白领工人，大学扩招，就出现高比例的教育翻身。但是，现在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过半、经济已经发展起来，很难让下一代出现像上个世纪那样大规模的翻身现象了。取而代之的，教育在维系不平等的作用就受到更多关注。

教育社会学上有两种假说。第一种是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MI，Maximum Maintained Inequality），根据这一假设，教育系统并不会有效减少社会中的不平等，反而会通过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筛选机制维持和再生产这种不平等。因为竞争在每个阶段都会饱和，然后转移到下一个阶段。比如，当小学教育普及后，竞争就转移到初中，初中普及后又转移到高中，高中的竞争体现在谁能进入大学。

第二种假说是有效维持不平等（EM，Efficiently Maintained Inequality）。与MMI不同，EMI假说教育竞争不会转移到下一个阶段，而是在同一阶段保持水平竞争。高考的竞争焦点就不再是是否能上大学，而是上哪所大学。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什么北大、清华等顶尖大学在国内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要注意的是，这两个观点都是说教育维系不平等，不是加剧不平等。所以我觉得，现阶段而言，如果教育没有增加不平等，我就满足了。）

记者：在OECD国家的教育质量评估中，公平性也是重要指标之一。或许不同的国家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可能对教育公平的定义和重视程度有所不同。是不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的公平性通常是受重视的，但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公平似乎就不再是教育政策的优先级，而更多地聚焦于筛选有能力的个人？

姜以琳：若不是基础教育，就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可以去上的学，那么政府就会制订筛选学生的方式。至于怎么筛、筛多少人、筛出什么学生、就看各国想要什么了。

但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每个政府都必须关注社会的财富分配，以确保政权的持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然而，至少现在全世界好像没有哪个有效的模式能在不引发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实现财富的均等化。

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疫情等事件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导致Wall Street上的巨富阶层跟main street上普通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层的焦虑主要来自于他们意识到与富裕阶层的差距日益扩大。这个财富距离的焦虑，直接反映在教育焦虑上。

记者：因此有部分中产家庭开始寻找传统之外的出路，比如将子女送往教育竞争较小的地区，比如泰国、北欧、澳大利亚甚至大理，以逃避激烈的教育竞争。

姜以琳：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讲中产阶层家长会把小孩送去大理上创新学校，但是在与这些家长做访谈之后发现，他们几乎都是有后备方案的。比如让小孩在大理上到小学四年级，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后，立刻转回上海、深圳上学。

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可能对某些家长具有吸引力，但高税收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需要仔细权衡。他们知不知道要怎么去？去了之后可以怎么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符合他们的预期？真的就不卷了吗？这些可能都是家长们为了逃避内卷需要去收集的资料。但问题又来了，谁有能力收集这样的资料？当然就是精英跟中产的家长了。

记者：你为什么会去研究教育社会学？

姜以琳：我接触教育社会学是在芝加哥大学修的一门课，它甚至不叫教育社会学，它叫作《教育机构（Institution of Education）》。我就是这样懵懵懂懂地去修了，然后觉得其中有很多概念都很有趣。这门课程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教育对于华人中产家庭而言如此重要。中产阶层的教育价值观，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论文题目。

因为所有阶层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重点是不同家长的区别在哪？区别在于家长有没有资源。这才是我觉得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资源差异如何影响家长的教育决策。不同阶层的家庭，在受限的结构之内，如何发展出不同的教育策略？以及这些教育策略对小孩有什么样的影响？

记者：这是教育社会学领域长期以来都在研究的问题，对吗？

姜以琳：对，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命题。所以我其实没有剑走偏锋，就是一个乖乖地跟着大家一起走的教育社会学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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