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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12-03 18:51
谢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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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
要真正理解刘仁铖——这个胖乎乎、面相憨厚、喜欢穿颜色花哨短袖衬衫的脱口秀演员——我们需要提到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那是2017年5月21日，他站在这所985学府，突然感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自卑。「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都比你在应试教育上强非常多。」他对自己说。他没读过大学，他籍贯是铝合金门窗之乡江西安义，父母是做门窗生意的，亲戚们是做门窗的，此时的他也是做门窗的。找到喜剧这条路，成为热门播客《不开玩笑》的主播，在综艺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杀入决赛，这些事尚未发生。而他之所以出现在浙江大学，缘于一部名为《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的连续剧。我知道这些信息有些混乱，让我们慢慢来。
首先，让我们聊聊自卑。他199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城中村长大，小时差点被人贩子从家门口带上车掳走，母亲追上抢了回来。他们全家住在店铺里，真正的生活空间不到20平米，要出门上公厕。他从小没有自己房间，和爸妈住上下铺，干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人注视，这导致他行事谨慎，「极度的听话」。他虽自幼在常州长大，但父母是江西农村过来的，这让他有一种外来感，感觉自家与有房的本地人是不同的。
和家里开店有关，人来人往，他从小注意察言观色。「我需要记很多事情，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爸说一下，谁来过了，哪个村的多少号。」他说。这种无形的训练，令他对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有种敏锐的感知。这对他在人际关系中颇有帮助，比如点菜记得别人的忌口与喜好。
家同时也是仓库和干活场所，不可避免，他的衣服很容易沾上灰尘，感觉脏兮兮的。幼时的他有一种恐惧，害怕进入任何干净整洁的公共空间。与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坐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家咖啡馆。他环顾周围，说：「比如这种咖啡店，我小时候肯定是不敢进的。我会觉得我在里面是不是会很突兀。」
小时候放学，他非常抗拒父亲开电动三轮车去接他。三轮车很脏，摆着各种工具，一眼可知道家里营生。但实际上，怎么能瞒得住呢？「胖子门窗」的广告牌就挂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又不是看不见。
父亲是个实在人，自己是个胖子，就给店铺起名「胖子门窗」。但这给孩子造成了困扰，尤其当刘仁铖也变成胖子后，胖子的标签坐实了。人人都用胖子称呼他父亲，用胖子称呼他。「以前是挺介意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
有次他去同学家，同学母亲自然地喊他为「胖胖」。同学向母亲回击道：「你喊人家胖干嘛，人家怎么不喊你丑丑呢？」刘仁铖没敢说话，但他很惊讶，第一次有人在称呼这件事上维护他。他一直记得。在无数个别人喊他胖子的故事里，他选择告诉我这个故事。
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不平凡的人」。他察觉到身上自卑，不愿放任自卑，想通过一些外在方法，「让自己感觉了不起」。他从衣着下手了，故意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他不穿校服，最钟爱一套带着铆钉的黑色夹克，「觉得那衣服特别帅」。但作为一个胖子，看起来很酷其实挺难的。后来回想，他感到愚蠢。
另一个方法，是和混混们成为朋友。这事对他不难，他擅长与人打交道，知道该说什么，别人想听什么。打篮球时， 他认识了一些混混，一来二去就熟了。「一边学习很好，一边跟混混打交道。我内心其实是很骄傲的，黑白两道游刃有余。」他说。
但他远远算不上狠人，本质还是老实的。为了融入混混而抽烟喝酒，都是装装样子，并未留下习惯。有次与同校一个孩子互放狠话，约着要打一架。真到了冲突现场，他打了对方一下，那人没有还手，又打一下，还不还手。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就停了下来。「性质变了，你再打他，就感觉欺负人了。」他说。
有一天，他突然就不想跟混混玩了。那是一个周末上午，他在其中一个混混家里看NBA，那里是他们常聚会的窝点。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一伙人歪歪扭扭躺着抽烟。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肚子饿了，能不能买点吃的？接近成年的混混至少有七八个，凑不出10块钱，最后派刘仁铖去买了凤爪。他被这个事实击中了，「他们一天到晚说自己多么厉害，想打谁就能打谁，完全是在虚张声势，他们的力量太小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他感到巨大的失望。
还有段时间，他频繁去网吧。并不享受游戏本身，他只是享受坐在网吧里的那种叛逆的感觉。不要说包夜，盯着屏幕超过两小时他就头晕。爽感没有根基，来得快也去得快。整个青春期好像都是如此，他的叛逆，建立在虚无的抵抗上。他不断地否定之前的自己，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心秩序。
没有独立房间的自卑。外地人的自卑。脏的自卑。对家庭的自卑。胖的自卑。这些自卑，随着成长慢慢变化、消退。最终，一个最大的阴影盖过了其他所有。
辍学
让我们聊聊刘仁铖是如何错过大学的。他小时候学习不错，到高中成绩就掉落下来。按当时情况看，他最多上个普通大学。但他能感到，家里人对他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并无期待。
父母没读完初中，很早就进入经商的环境。「他们觉得只有做生意才能赚大钱，才能有很好的生活。」刘仁铖说。
高二时，他对应试教育产生疑惑，「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只按找工作的原因去分科，而不是在乎一个人真的喜欢什么。」最终，他的厌学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未来有什么可能性，也没有人告诉他。有了智能手机后，他再也没写过作业。同学把写好的作业拍照截图发给他，他照抄就行。他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不会，就越不学，越不学，就越不会。
高二暑假结束前，他突然对班主任说，他不想上学了。在一个所有人都对他没有更高期待的环境，这也许只是他的某种斗争，抑或是顺应。然后，他为自己这么说感到难过，哭了起来。
「你别装了，你就不想交作业。你还不上学，你家里人能同意吗？」班主任说。「你别装了」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在初中闹过一次退学。在一件事上，老师误会了他，双方僵持不下。他父亲被喊来办公室。
「你小孩子都不想学了，带回去。」老师说。父亲一句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他感到父亲情绪不对，到家才知道，大伯去世了。回乡处理大伯后事，他全程脑袋嗡嗡的，回城后再跟着父亲干活。活太重了，十四五岁的他根本撑不住。几天后，父亲问他，还要不要上学，他说要。回到学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这一次不同。开弓没有回头箭。高三开学第一天，他没有去上学。父母几乎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没有任何过渡期，第二天，带着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他就在店铺帮忙了。
一个困惑就此产生。为什么他如此轻易就实现了退学？为什么班主任没有再来找过他？他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后来的日子，他深感事情不合常理，向父母求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反复地求证。他渴求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父母就是说，「你都说不上学，怎么还会找你？」
他感到自己被放弃了。这个念头让他有被伤害的感觉。
他将用很长时间消化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他最害怕去别人家干活时，遇到同学。有次真的遇到了一个并不算熟的同学，对方没说什么。但他自己难受，「因为我们是算服务业，多少是那种比较低的姿态」。他羡慕那些普通的上班族。
辍学第一年，他都活在痛苦里。他很孤独。他经常梦到自己还在上学，那种气氛诡异的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和老师都出现在他身旁。每一次梦的结局都是一样，他意识到那是个梦，他明明已经不再上学了，然后醒了。
他没有与同学联系，害怕打扰他们，也害怕有人和他聊到退学这件事。过了一阵，发现根本没有人联系他，「无人在乎也挺难受的」。临近高考，他突然萌发出一种巨大的不甘心，想回学校看看，又找不到合适由头。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考加油」，在高考前一天来到校门口。「好丢人，有点滑稽。」他后来想。
他以为同学会笑话他，相反，他们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都哭了。一个记者跑过来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他立马跑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他回忆。
后来的日子，痛苦淡去了。他每天装完门窗，去打篮球，去网吧，根本不思考未来。他没有工资，也从没想过要。父亲让他去买货，多给他点钱当零花。内心里，他在逃避未来。
他崇拜同样高中辍学的韩寒，给韩寒主编的「一个」app投了三次稿，没有任何回响，「就算拉倒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是下一个韩寒了。但本质上，对于写小说，他没有真正投入过努力。
到了2017年，在家干活已至第四年。原本节奏稳定的生活，被一件事的发生打破了。父亲劳动时从脚手架摔下，手骨折了。刘仁铖感受到父亲的恐慌是双重的，一是自身的健康，二是儿子不能接班。父母督促他另开一处门店，自己做生意。但他害怕对他人负责，害怕承担风险。为逃避，他跑去当了一个月的房产中介，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很受挫。他与父母的关系日趋紧张，争吵不断。
那时他痴迷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在网上加了粉丝群，在里面，他自我感觉很好，「大家都愿意跟我交朋友」。南京搞线下聚会时，他很开心地去参加了。那里他遇到一个女生，聊得很投缘。她的大学适逢校庆活动，她邀请他去参观。她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就这样，他来到了浙江大学。网上与她聊天，名校背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标签」。直到他站在校园里，潜伏的自卑膨胀起来，压得他抬不起头。压向他的，不是到处张挂的彩旗与横幅，不是高耸的校门与任何一幢特别建筑，不是物理意义上看到的一切，而是脑子里的一个简单事实：他和她是不一样的人，唯一的联结是一部从未在中国上映过的小众的情景喜剧。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
脱口秀
如果说2017年有什么改变他命运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他产生了去说脱口秀的兴趣。他在网上搜，发现他所在的常州没有脱口秀俱乐部。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最近的开放麦在南京，是无名喜剧办的。他按照要求提前交了一份逐字稿，没被主理人选上。这是他遭遇的第二个挫折。但至少，对方接纳他作为场地志愿者。他看了演出，恰好赶上史炎等相对成熟的上海演员过来轧场，他深受鼓舞。
两周后的下一场，他的稿子通过了。他叫上在南京读大学的两个同学来捧场。正如大多数脱口秀演员的第一次表演一样，他搞砸了。灾难性冷场导致忘词，他讲了一分半就下台了。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去南京，坐了一个多小时车回常州。这是他遭遇的第三个挫折。但他「对自己还很有信心」，他继续参加，下一次表现好多了。他承认，为保效果他插了一两个网络段子。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在2017年——距离大众认知上的脱口秀元年2020年还有3年——一个常州高中辍学生在一档影响力尚有限、制作水准平平的节目里，接收到同频的讯号，并将其转换为持续行动。除了在开放麦练习，他还开始给脱口秀类节目投稿，一条段子被选上的话，有500块。他期期都投，期期都中。有个月赚了3500块，他打开银行入账记录给家人看。一条路在他面前缓缓展开，那条路叫喜剧。
对于困在家里、免费干活的他而言，喜剧不止是条路，是他的逃生通道。「脱口秀把我救了。」他说。北京新开张的一家喜剧公司招全职编剧，他应聘成功。在他人生前21年里，他从未离开常州生活，与父母同住，2018年春节后，他一个人去了北京。
白天他做编剧，给别人写稿子，晚上他到处跑开放麦，讲自己想说的。他孤独感少多了。中文脱口秀的世界，俱乐部之间彼此竞争，演员之间也会互相看不上，刘仁铖是少有的与各方各派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人。「可能是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小孩看。加上我又比较温和，从来不跟别人起冲突，而且我也挺愿意跟大家去交流、去学习。」他说。「正常应该像我这样，只不过这行业很多人太有个性了。」
很多让他在生活中感到羞愧的个人特质，在脱口秀里却变成某种优势。比如他的胖，这是他的独家标签，也是他的素材之源。他一上来就自然地写这类话题。
这又关联到他的另一个强项，讲故事。上学时，写作文从来对他不是难事。他说，这方面能力大概源自他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以及「受韩寒的影响也有点大」。他记得初一有次在班会演讲，讲到小时候他在河里游泳遇险，妈妈跳河救了他，讲着讲着哭起来。被他情绪带动，半个班以上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我的优点，感情上面比较细腻一些，这种人有做喜剧的天赋。」他说，「让人笑跟让人哭是一样的事。」
他的创作方法，与北京圈内主流推崇的「挖掘负面情绪」不同，多是自我嘲讽。「我这人很怕得罪人，很怕冲突。」他说。但文本上，他认真打磨，不再套网梗。付航有次和他同场后，主动加他微信：「我觉得你非常牛，我是你粉丝。」当时两人在圈内都算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他是文本专家，他每一段都要严丝合缝。双关用一次，谐音用一次，最后金句用一次，他就愿意研究这种东西。」付航说。
但不要误会，刘仁铖的脱口秀之路，并不是初来乍到即惊艳四座。他用半年多时间从开放麦晋级为商演演员——这意味着有俱乐部愿意把他放进拼盘演出的名单里，一场15分钟表演可有150-300元的酬劳——这速度令人满意，但也绝算不上快，徐志胜、童漠男只用了一两个月。三个挫折后，还有更多挫折。我在2018年底看到他主持的一场演出，堪称事故现场，他在台上急出了一头汗，与观众的互动一个梗没响。他屡次投报笑果训练营，没被选上。
但那是一段他最快乐的时光。成名，是件特别遥远的事，身边也没人想这些。仅仅是能上台，就足够让他开心了。「能挣到一点钱，不问家里要，我就满足了，日常吃吃喝喝什么也够用。」他说。他依然是个自卑的人，但一种自信在他身上萌生，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喜剧能力。
答案
2019年有次回常州，适逢教师节，刘仁铖突然想回高中去探望班主任。他生活状态变了，「我做脱口秀虽然没有出名，没有赚很多钱，但我觉得不是个难看的工作，可以回去见见她了。」
重逢很愉快，师生俩聊了许多话。旁边有个不认识的老师插话：「你这个学生聊天什么都好厉害，他上的什么大学？」刘仁铖一下尬住了，不知道说什么。
很自然地，他们谈起辍学那件事。无从知晓的片段重新浮现。
班主任说，开学第一天，见刘仁铖真的没来报到，她因为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当即去找他。但在那个周末，她决定去刘仁铖家里找他父母面谈，把孩子劝回来。但命运就是如此弄人，那天下起暴雨，班主任的车开到一半抛锚了。她给刘仁铖父母打电话，期待他们来接她。电话没有人接，也没有打回来。
「她以为这是我爸妈的一个态度。」刘仁铖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题的答案，这让他得到某种安慰：班主任没有放弃他，至少做过挽救的努力。被伤害的感觉消失了。但同时，答案的开启，也带给他极大震撼。父母肯定知道班主任要家访，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儿子？当班主任未能出现，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他日后反复求证，父母咬定的是同一个答案？
但在那一刻，他不能告诉班主任他被蒙在鼓里，他假装附和了几句。那之后，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太多信息需要消化，太多问题涌现出来。
关于新的问题，他再没去寻找过答案。他不知如何开口。他更怕父母感到内疚，虽然他没有产生怪责。他害怕那些并不存在的怪责，让父母背上更多负担。
「可能那个事儿，我父母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整体上我父母对我真的非常好。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不去阻挠我，也不给我任何压力。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眼角泛出泪光。
因为编剧工作，他在2019年上了一次河北卫视。母亲把那个节目到处播给邻居们看，有人说，你儿子现在这么厉害，当初就应该让他上大学。「确实，当时应该让你上大学。」向儿子转述这段话时，母亲说。他记得那一刻她的神情，「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愧疚」。
我问刘仁铖，如果当时班主任真的找到他，他会听话返校吗？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是把一个人放入同一条河流里。最后他说，不一定。「起码可以有个过程让我去想这个事，去纠结这个事，最终作出决定。但没想到做了一个决定，立马就直接落地了。」
他站在一条新的河流里。如果不是脱口秀，他也许无法重建自信，也许不会有胆量去找班主任，也许无法解开那个存在多年的谜团。而至于完整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事已经完全是过去式了。」他说。
懦弱的，勇敢的
脱口秀演员总是不放过任何身边的独家素材，对于如此戏剧的退学事件，刘仁铖却迟迟没有动笔把它完整写成段子，他确实说过辍学话题，但只是用在开场的身份介绍，根本没有展开。刘仁铖的理由是：「我怕我爸妈看了会有别的想法。」
他知道，自己是懦弱的，体谅别人，也是体谅自己。他在网吧和球场见过几次打架，「自己心里知道，看着别人打下去，我腿会抖，那种控制不住的颤抖」。他怕虫子，至今不敢剥活虾，更不要说杀鱼。
这让他的圈内好友孙书恒难以理解，「你可以潜入海里，但是你就是带游泳圈扑扑腾两下就这就结束了。」孙书恒说，「我的话我肯定就写，我直接一个专场我就能给你写出来。」
孙书恒是一个留着山羊胡、说话鼻音很重的清瘦青年，两人站一起像从漫画里走出的一对人物。「有点惺惺相惜，因为感觉两个人真的很像。」刘仁铖说。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入行，都经历过不被认可的阶段，都在高二那年辍了学。
他们在刘仁铖往南京跑开放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有一个群，总在里面聊天。后来有了新群，群友都换了，不变的是他们两个。用孙书恒的话说，他和刘仁铖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辱骂」上，「基本上就是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然后他骂个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玩互相拉黑的无聊游戏。
相比刘仁铖，山东长大的孙书恒看起来更潇洒，凡事持无所谓态度。他高中辍学是自主做下的决定，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我们山东是一个550考大专的地方，很残酷的。我当时考倒数第一，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仁铖对我说，孙书恒有一种和他一致的感受——身处高等学府，突然产生强烈自卑。但孙书恒说，刘仁铖弄错了意思，他走进的是上海戏剧学院，「他们都太漂亮了」。他焦虑的是容貌，而非学历，「我之前去什么复旦同济，觉得还行。」
但即便潇洒如孙书恒，也会为低学历而感到困扰。在创业失败后，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圈找的实习，「钻了空子进去的」，从而避开学历筛查。半年后要转正，他只有跟HR坦白，「甚至没有敢说我是高中辍学，我说我是大学辍学」。有一点，换过多份工作的他和刘仁铖是一样的，他们从没投过简历。
「脱口秀这个行业其实挺容易的，没吃多少苦。这个行业是我从事的最顺利的一份行业。」孙书恒说。这又是一则典型的孙书恒发言，但脱口秀似乎真的不存在学历歧视，它没有准入门槛，这是一个人的艺术，逗笑观众就是王道。脱口秀圈子里的低学历不止他们两个人。对于那些被优绩主义甩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核心关乎表达与创造的行业，提供了第二次的人生机会——在形容这件事时，孙书恒用的词是「容易」，刘仁铖用的是「幸运」。
尽管圈内人倾向于把刘仁铖和孙书恒当成一对组合来看待，但他们是如此不同。孙书恒愤世嫉俗，关注社会，他的专场《三堂会审伽利略》让一些喜剧评论者感叹，难以想象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刘仁铖，更像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忠诚，温厚，也许有点闷骚，不深刻也不愤怒。
把孙书恒介绍给我时，刘仁铖表示：「我怕他说我坏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这人没好话。」孙书恒说，「我一直觉得他底层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拦着。他不愿意挖掘自己。」
在孙书恒看来，刘仁铖还有很大一个毛病是懒散，他更新段子速度太慢了。他在2021年初有了个人专场《铖重》，过了3年，还在巡演同一个专场。「我用3年能写六个《铖重》！」孙书恒说。
对于刘仁铖，哥哥刘仁钢也说了同样的评价——懒散，「他为什么会这么胖，他就是不注重。」
他打小是个脆弱的人，哥哥说。就连某些不常相见的远亲提起他，第一印象都是，特别容易哭。刘仁铖三四年级时，父母早早出去干活，他醒来发现家里没人，又没有开灯，就嚎啕大哭，一直哭到父母回来。
刘仁钢大刘仁铖4岁。两兄弟没在一起长大。因为刘家在常州没有户口，他们也搞不清楚政策，听说长子未来不能高考，就在他小学五六年级时把他送回老家读书了。次子本也面临同样问题，刘家在常州买房落户后就解决了。
刘仁铖对哥哥始终有一种愧疚感。他觉得，是他独占了父母的爱。他明明不是独生子，却在童年时，度过了一段独生子的人生。哥哥肝病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为他感到难过。他打电话会哭，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盼着和哥哥讲话，他想和他分享开心的事。
很多年后，刘仁钢听刘仁铖在一档播客节目谈起对哥哥的亏欠——他关注弟弟的一切动态——他感到意外。他早已理解了父母的决定，那是迫于对现实的无奈。父母也是爱他的，把他送到托管学校每年要五六千块，对家庭不是笔小钱。但作为留守儿童，初中毕业他就不读了。他有了女朋友，带着她住进常州的家里，弟弟不得不腾出房间，和父母去住。他20刚过就当了父亲。
有次哥俩吵架，刘仁铖扯到旧事。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在家里，影响我学习，我也不会辍学了，他说。刘仁钢愣住了。他回房冷静了一个小时，回来很认真地对弟弟说，如果你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我和嫂子想办法让你回去读书。但刘仁铖知道，一切已经晚了，那时他的同学都在读大学了。
门窗店是个苦力活，赚的是最下游的安装费。「我们用的是5毫米玻璃，2层，一个平方就是25公斤。一扇窗户的话大概六七十斤。」刘仁钢说。从经销部按量好的尺寸买材料，打螺丝组装，再去客人家安装。没有帮工，老小区的顶楼，也要手动搬上去。天热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早上把窗户先搬上楼，下午三四点钟再过去装。一天能做一户。
两兄弟跟着父亲干活时，哥哥远比弟弟主动。最核心的技能是安装和电焊，哥哥第一年就全部掌握了，弟弟过了三四年，还只做搬运和组装这类基础工作。「打心底里面他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他也从来不去学。」刘仁钢说，「他偷懒。」
在2018年，弟弟去北京闯荡时，刘仁钢为他高兴。「我希望他去闯一闯，跳出门窗这个圈子。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里面了，不希望他跟我一样做苦力活。」他给了弟弟一张他的信用卡。母亲很担心刘仁铖，他不会做饭，「在家连地都不会扫」。送他上火车时，刘仁钢偷偷对母亲说，「半年之内就得回来」。
弟弟成功留在了北京。有段时间，刘仁钢带着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弟弟没邀请他们去家里，而是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见面。「可能他住的环境不好。」刘仁钢想。晚上有开放麦，哥哥去当观众。和刘仁钢想象完全不同，演出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地下仓库，石墙上挂着一块布就成了舞台，观众只有三五个。
「这是啥玩意？也太落魄了。你这个行业这能混得起来？」刘仁钢对弟弟说。
父母对刘仁铖从事的喜剧并无概念，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过对这个儿子卷入传销团体的担心。哥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我只要证明给我哥，我哥去给他们解释。」刘仁铖说，「他帮我分担了很多压力，因为他很早结婚生子，最起码我父母他们不用从我这里催孙子出来。」
直到现在，刘仁钢都是这么认为的，弟弟没有幽默、不搞笑，他只认可弟弟的创作能力。「我们一家人搞怪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只有我会搞怪，逗他们笑。」他说。对于表达能力，他觉得弟弟最突出的特质是嘴硬，兄弟吵架，弟弟哭得再厉害，嘴也不会停，「就算我打他，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有时候是很轴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他所描述的懒散、爱哭、不搞笑的弟弟，做到了哥哥没能做到的事情，「我这么多年说要摆脱我父母，其实我是没有做到的，」刘仁钢说，「他能迈出这一步去北京，是让我刮目相看。我最欣赏的是他的那份坚持，也可以说是勇敢。」还记得那最初的三个挫折吗？足以击退大多数人。脱口秀，原本只是一个遥远、微弱的讯号。
自救
2020年的疫情让一切都中断了。刘仁铖回到常州，在家里住了四五个月。那是去北京后，他与父母待的最长一段时间。刚回来时，全家都不戴口罩，不把病毒当回事，他还是通过同事弄到了一些口罩。他意识到，以前是家人保护他，而现在，他要保护他们。整个世界可以在瞬息之间发生变化，生命如此脆弱，他感到，当下的情感应该紧紧抓住。
他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重新审视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有了一个重新看待辍学的视角。他怀念那些相处。他和父亲依然从不谈心事，但情感层面上更近了。人都会做出一些后来才知道错误的选择，父亲错过买房时机，错过盖房时机，小本生意从未做大。这让父亲对自己产生了挫败感，对儿子也没有更高的期待。他理解了父亲的无力，理解他在辍学那件事上的反应。
到了七八月，各地逐渐放开。刘仁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可以不必去北京。上海离家更近。公司正好要在上海开拓新剧场，他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那年底，在上海线下举办「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孙书恒第二，刘仁铖夺冠。一直以来，他是个全面自卑的人，唯独对喜剧能力有一种自信，但这种自信更像是建立在空穴上。通过这场比赛，他的自信有了锚点。
但焦虑也出现了。他的好朋友付航的互动视频在抖音上火了，有了上千万粉丝。另一些朋友通过综艺《脱口秀大会》，变成大众意义上的明星。他感到，「你身边的人把你给甩开了。」他也想往上走，付航的模式很难复制，互动也并非刘仁铖擅长，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登上节目。从他这几年的微信名字变化上，你能看出故事的走向：刘仁铖（阳光版），刘仁铖（好笑版），刘仁铖（备战脱5版），刘仁铖（悲伤版），刘仁铖（随便版）。他从未在海选中胜出过。
变化在发生。他有了女朋友，他们在另一个演员的粉丝群里认识。脱口秀演员之间，调侃与打岔是常态，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模式。但在女朋友那里，他得到了许多勉励、安慰与支持。孙书恒写过一篇刘仁铖的文章，对他极尽讽刺，但提到他女朋友时写道，「一位真正的天使。」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刘仁铖说。处在稳定的关系里，他的许多内耗（包括他对外在条件的苦恼）被治愈了。
入行最初两年，他讲的话题都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租房、地铁、减肥。直到最近一两年，他尝试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经验。他能够处理这些以前不想去碰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脱口秀技术在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和家庭都更接纳了。
很多演员喜欢使用callback技巧，但他对callback有着更高的追求，不是强行重复，「首先，梗本身得是这个稿子里面第一好或第二好的梗你才值得call一下；其次，你得提得顺理成章一点。」他感到，正是当他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后，他的段子变好了。
2023年对他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来所在的那家喜剧公司闹出丑闻，刘仁铖等演员集体提出解除经纪约。对方反诉他。他不是一个习惯冲突的人，每次手机上收到法庭消息，他的心都会抽动一下。有次从上海赶去深圳开庭，出门后他发现忘了文件，又骑车回去取，折腾一番全身汗湿了。他在地铁上，飞机眼看要赶不上了，所有的委屈奔涌而出，躲在一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最后赶上了飞机）。他承认，这一年多来，他情绪波动严重，很难静心创作，这也是他没有写出新专场的部分原因。
好消息是，在综艺节目和短视频之外，他找到了第三条被大众看见的路：播客。他作为嘉宾，受邀上了几期喜剧播客《不开玩笑》，表现很出众，后来被确定为主播之一。这档播客入选播客app「小宇宙」年度热门播客，常常登上首页推荐。
他的角色是副咖，给主持人史炎打配合，插科打诨。「他接梗挺快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孙书恒说。而轮到刘仁铖分享时，他总是很真诚，几乎听不到夸张的语气。「他不是通过展示幽默的方式来实现幽默。」史炎说，某种角度，他像在呼应刘仁钢所说的，刘仁铖不是一个搞笑的人，「他是属于幽默而不自知的那种。他有一种脆弱感，你想去理解他，保护他，这比好笑重要得多。」
刘仁铖承认，播客算是他的自救。看不见的努力在幕后。每一期《不开玩笑》，主创用两三个小时进行策划，讨论大纲。他认真参与，努力贡献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录制讲出来。他的另一优势是人缘好，深入演员社群。「我们请了很多喜剧演员，更想聊的是他们段子之外的人生。」史炎说，「对于这些演员生活的其他侧面，阿铖他了解的是比较多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容的点。」
一直以来，他被认为是一个懒散的人，他并不否认，适度的懒散让他预期和欲望得以降低，对冲了他的职业焦虑。但史炎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他只是能量很低，所以他会把能量保留在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史炎说。点开「小宇宙」你会发现，刘仁铖至少出现在十几档节目里。如果大张伟是线上综艺节目的万能插座，他是这个平行宇宙里的「大张伟」。
受众在增多，他有了一定的线下带动票房的能力。「正面反馈比较多，也会激励你。」他说。在北京时期就和他认识的周奇墨不久前告诉我，他感到刘仁铖已进化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发现演员要想成（功），他得先成为某个俱乐部的台柱子，这个对自信很重要。」他说，「他来上海以后慢慢演，演出了自己的风格。」
一场大考
线上节目的机会，在2024年终于来了。《脱口秀大会》原导演班底筹办新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时，经好友付航推荐，他受邀成为44位选手之一。第一次上台，他讲了「胖子门窗」的故事，那恰好也是他故事的起点。演员们常说，线上节目是一年一度的大考，作为一个荧屏新人，他对这场考试成绩预期不高，他希望能至少留下两个作品再淘汰。
节目组从综艺效果考虑，会给选手一些内容上的方向建议。一些选手很抗拒，但刘仁铖对此很尊重。正是根据建议，他抛弃了老段子。第二赛段过后的四场比赛，他全部是新创作的。第三赛段，他讲父亲与那辆曾让他不好意思的电动三轮车。第四赛段，他讲自己的口音。这些主题下，他也在完成着与自己的和解。纵观他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小人物在成长的故事线，到了半决赛，他讲他对家乡作为门窗之都的宣传引起一些正面反响，被地方政府人员称为「乡贤」——这是真事。
他的创作能力被激活了。入行7年来，他从未如此高产创作。他最喜欢的段子是，如果他是国王就取消前后鼻音，「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以后再发现你们背贯口，就得惩罚你们了，也不摘字了，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岳云盆，阎鹤咸，郭德干」。可能无法归纳到任何技巧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就有种浑然天成的好笑。
他一路晋级，留在舞台上的选手越来越少。决赛有两轮，10个选手中，只有进入四强才需要讲第二个稿子，他认为自己无法杀出重围，索性没有针对性准备。时间有限，他把重心放在第一个稿子。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讲自己与成名后的老友周奇墨见面时的境遇落差，他想将两人比作初中课文《少年闰土》的闰土与周老爷。初稿里只有一个笑点，「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那是课文原话。但他感觉这句话并没有家喻户晓，观众理解不到这个文化梗，就删掉了。他把那段节选自鲁迅小说的课文反复阅读，把其中可用元素扣合到他的段子里，把笑点不断往上翻。其中「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那段话，改了十几版，才找到最顺的念法。
他向所有人请教稿子，甚至跨节目去问了《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那边的选手Kid，他们在不同公司，通过打篮球成为好朋友，Kid帮他调了稿子结构。庞博是他最后一个去问意见的人，作为艺人加入节目的他看起来有点高冷，刘仁铖一直没好意思打扰。决赛阶段，他鼓起勇气主动给他发了微信。庞博给他提供了一个意见，要把「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直接点出来，这才是线上节目逻辑。在线下表演里，话不说那么实，让观众去感受出来，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表演逻辑。刘仁铖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他认为这对整段故事成立，有关键作用。
现场炸裂了，他爆冷进入最后四强，因为没有准备决赛第二轮的比赛，那个讲身材的段子现场反响平平，他最终得到第四名。
这也许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刘仁铖却感觉「自己闯祸了」，他担心自己最后一轮的表现影响整体节目播出效果，担心导演组对他失望，担心自己在网络上被群嘲。这种不配得感与谨小慎微，习惯性支配着他。另一个例子是，此前哥哥刘仁钢在网名前加上「胖子门窗」，在弟弟的社交媒体下回复别人，他对此感觉怪怪的，让哥哥不要再继续。
实际上，他担心的那些情况均未发生。后来，他把自己在决赛第一轮的表演看了很多遍，「我觉得演得真好，10天写出来这么一段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单论那段演出，他觉得自己配得上前四。遗憾只是第二轮。慢慢地，对于这场「大考」，他能接受这个结果了。他开心起来。
那么，对于10年前，另一场错过的大考呢？
辍学这个命运转折，在他生命坐标里曾无比显著，他曾不断追问，平行时空那个没有离经叛道的自己，那个经过高考洗礼进入大学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随着脱口秀生涯的展开，学历的自卑在消退。「起码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连基本的谈吐都决定不了，对话的逻辑思维都决定不了。」他想。
一个默认共识是，脱口秀里所有的知识梗最多只能到初中，高中以上就有很多人听不懂了。个人的创造力、感受力与幽默感是更重要的事。他也承认，保持输入是重要的。他有听社科类播客的习惯。也许有一天，他的技巧更成熟了，一切准备好了，他会深入地写一个辍学的段子。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退学的整个故事里，所有的人终于得到原谅，而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是那个做出退学决定的自己。
应激反应还是偶尔出现。前不久录播客，一个观众站起来发言，说她也休学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还好，她说的是因病休学，不是辍学。「我很害怕大家真的去学我这样。」他说。辍学与脱口秀，不构成因果，不构成转折，不是一条河流并入另一条河流。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而他是一个冲动的幸运儿，他总结。
要真正理解刘仁铖——这个胖乎乎、面相憨厚、喜欢穿颜色花哨短袖衬衫的脱口秀演员——我们需要提到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那是2017年5月21日，他站在这所985学府，突然感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自卑。「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都比你在应试教育上强非常多。」他对自己说。他没读过大学，他籍贯是铝合金门窗之乡江西安义，父母是做门窗生意的，亲戚们是做门窗的，此时的他也是做门窗的。找到喜剧这条路，成为热门播客《不开玩笑》的主播，在综艺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杀入决赛，这些事尚未发生。而他之所以出现在浙江大学，缘于一部名为《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的连续剧。我知道这些信息有些混乱，让我们慢慢来。
首先，让我们聊聊自卑。他199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城中村长大，小时差点被人贩子从家门口带上车掳走，母亲追上抢了回来。他们全家住在店铺里，真正的生活空间不到20平米，要出门上公厕。他从小没有自己房间，和爸妈住上下铺，干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人注视，这导致他行事谨慎，「极度的听话」。他虽自幼在常州长大，但父母是江西农村过来的，这让他有一种外来感，感觉自家与有房的本地人是不同的。
和家里开店有关，人来人往，他从小注意察言观色。「我需要记很多事情，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爸说一下，谁来过了，哪个村的多少号。」他说。这种无形的训练，令他对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有种敏锐的感知。这对他在人际关系中颇有帮助，比如点菜记得别人的忌口与喜好。
家同时也是仓库和干活场所，不可避免，他的衣服很容易沾上灰尘，感觉脏兮兮的。幼时的他有一种恐惧，害怕进入任何干净整洁的公共空间。与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坐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家咖啡馆。他环顾周围，说：「比如这种咖啡店，我小时候肯定是不敢进的。我会觉得我在里面是不是会很突兀。」
小时候放学，他非常抗拒父亲开电动三轮车去接他。三轮车很脏，摆着各种工具，一眼可知道家里营生。但实际上，怎么能瞒得住呢？「胖子门窗」的广告牌就挂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又不是看不见。
父亲是个实在人，自己是个胖子，就给店铺起名「胖子门窗」。但这给孩子造成了困扰，尤其当刘仁铖也变成胖子后，胖子的标签坐实了。人人都用胖子称呼他父亲，用胖子称呼他。「以前是挺介意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
有次他去同学家，同学母亲自然地喊他为「胖胖」。同学向母亲回击道：「你喊人家胖干嘛，人家怎么不喊你丑丑呢？」刘仁铖没敢说话，但他很惊讶，第一次有人在称呼这件事上维护他。他一直记得。在无数个别人喊他胖子的故事里，他选择告诉我这个故事。
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不平凡的人」。他察觉到身上自卑，不愿放任自卑，想通过一些外在方法，「让自己感觉了不起」。他从衣着下手了，故意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他不穿校服，最钟爱一套带着铆钉的黑色夹克，「觉得那衣服特别帅」。但作为一个胖子，看起来很酷其实挺难的。后来回想，他感到愚蠢。
另一个方法，是和混混们成为朋友。这事对他不难，他擅长与人打交道，知道该说什么，别人想听什么。打篮球时， 他认识了一些混混，一来二去就熟了。「一边学习很好，一边跟混混打交道。我内心其实是很骄傲的，黑白两道游刃有余。」他说。
但他远远算不上狠人，本质还是老实的。为了融入混混而抽烟喝酒，都是装装样子，并未留下习惯。有次与同校一个孩子互放狠话，约着要打一架。真到了冲突现场，他打了对方一下，那人没有还手，又打一下，还不还手。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就停了下来。「性质变了，你再打他，就感觉欺负人了。」他说。
有一天，他突然就不想跟混混玩了。那是一个周末上午，他在其中一个混混家里看NBA，那里是他们常聚会的窝点。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一伙人歪歪扭扭躺着抽烟。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肚子饿了，能不能买点吃的？接近成年的混混至少有七八个，凑不出10块钱，最后派刘仁铖去买了凤爪。他被这个事实击中了，「他们一天到晚说自己多么厉害，想打谁就能打谁，完全是在虚张声势，他们的力量太小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他感到巨大的失望。
还有段时间，他频繁去网吧。并不享受游戏本身，他只是享受坐在网吧里的那种叛逆的感觉。不要说包夜，盯着屏幕超过两小时他就头晕。爽感没有根基，来得快也去得快。整个青春期好像都是如此，他的叛逆，建立在虚无的抵抗上。他不断地否定之前的自己，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心秩序。
没有独立房间的自卑。外地人的自卑。脏的自卑。对家庭的自卑。胖的自卑。这些自卑，随着成长慢慢变化、消退。最终，一个最大的阴影盖过了其他所有。
辍学
让我们聊聊刘仁铖是如何错过大学的。他小时候学习不错，到高中成绩就掉落下来。按当时情况看，他最多上个普通大学。但他能感到，家里人对他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并无期待。
父母没读完初中，很早就进入经商的环境。「他们觉得只有做生意才能赚大钱，才能有很好的生活。」刘仁铖说。
高二时，他对应试教育产生疑惑，「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只按找工作的原因去分科，而不是在乎一个人真的喜欢什么。」最终，他的厌学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未来有什么可能性，也没有人告诉他。有了智能手机后，他再也没写过作业。同学把写好的作业拍照截图发给他，他照抄就行。他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不会，就越不学，越不学，就越不会。
高二暑假结束前，他突然对班主任说，他不想上学了。在一个所有人都对他没有更高期待的环境，这也许只是他的某种斗争，抑或是顺应。然后，他为自己这么说感到难过，哭了起来。
「你别装了，你就不想交作业。你还不上学，你家里人能同意吗？」班主任说。「你别装了」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在初中闹过一次退学。在一件事上，老师误会了他，双方僵持不下。他父亲被喊来办公室。
「你小孩子都不想学了，带回去。」老师说。父亲一句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他感到父亲情绪不对，到家才知道，大伯去世了。回乡处理大伯后事，他全程脑袋嗡嗡的，回城后再跟着父亲干活。活太重了，十四五岁的他根本撑不住。几天后，父亲问他，还要不要上学，他说要。回到学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这一次不同。开弓没有回头箭。高三开学第一天，他没有去上学。父母几乎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没有任何过渡期，第二天，带着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他就在店铺帮忙了。
一个困惑就此产生。为什么他如此轻易就实现了退学？为什么班主任没有再来找过他？他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后来的日子，他深感事情不合常理，向父母求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反复地求证。他渴求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父母就是说，「你都说不上学，怎么还会找你？」
他感到自己被放弃了。这个念头让他有被伤害的感觉。
他将用很长时间消化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他最害怕去别人家干活时，遇到同学。有次真的遇到了一个并不算熟的同学，对方没说什么。但他自己难受，「因为我们是算服务业，多少是那种比较低的姿态」。他羡慕那些普通的上班族。
辍学第一年，他都活在痛苦里。他很孤独。他经常梦到自己还在上学，那种气氛诡异的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和老师都出现在他身旁。每一次梦的结局都是一样，他意识到那是个梦，他明明已经不再上学了，然后醒了。
他没有与同学联系，害怕打扰他们，也害怕有人和他聊到退学这件事。过了一阵，发现根本没有人联系他，「无人在乎也挺难受的」。临近高考，他突然萌发出一种巨大的不甘心，想回学校看看，又找不到合适由头。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考加油」，在高考前一天来到校门口。「好丢人，有点滑稽。」他后来想。
他以为同学会笑话他，相反，他们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都哭了。一个记者跑过来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他立马跑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他回忆。
后来的日子，痛苦淡去了。他每天装完门窗，去打篮球，去网吧，根本不思考未来。他没有工资，也从没想过要。父亲让他去买货，多给他点钱当零花。内心里，他在逃避未来。
他崇拜同样高中辍学的韩寒，给韩寒主编的「一个」app投了三次稿，没有任何回响，「就算拉倒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是下一个韩寒了。但本质上，对于写小说，他没有真正投入过努力。
到了2017年，在家干活已至第四年。原本节奏稳定的生活，被一件事的发生打破了。父亲劳动时从脚手架摔下，手骨折了。刘仁铖感受到父亲的恐慌是双重的，一是自身的健康，二是儿子不能接班。父母督促他另开一处门店，自己做生意。但他害怕对他人负责，害怕承担风险。为逃避，他跑去当了一个月的房产中介，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很受挫。他与父母的关系日趋紧张，争吵不断。
那时他痴迷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在网上加了粉丝群，在里面，他自我感觉很好，「大家都愿意跟我交朋友」。南京搞线下聚会时，他很开心地去参加了。那里他遇到一个女生，聊得很投缘。她的大学适逢校庆活动，她邀请他去参观。她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就这样，他来到了浙江大学。网上与她聊天，名校背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标签」。直到他站在校园里，潜伏的自卑膨胀起来，压得他抬不起头。压向他的，不是到处张挂的彩旗与横幅，不是高耸的校门与任何一幢特别建筑，不是物理意义上看到的一切，而是脑子里的一个简单事实：他和她是不一样的人，唯一的联结是一部从未在中国上映过的小众的情景喜剧。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
脱口秀
如果说2017年有什么改变他命运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他产生了去说脱口秀的兴趣。他在网上搜，发现他所在的常州没有脱口秀俱乐部。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最近的开放麦在南京，是无名喜剧办的。他按照要求提前交了一份逐字稿，没被主理人选上。这是他遭遇的第二个挫折。但至少，对方接纳他作为场地志愿者。他看了演出，恰好赶上史炎等相对成熟的上海演员过来轧场，他深受鼓舞。
两周后的下一场，他的稿子通过了。他叫上在南京读大学的两个同学来捧场。正如大多数脱口秀演员的第一次表演一样，他搞砸了。灾难性冷场导致忘词，他讲了一分半就下台了。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去南京，坐了一个多小时车回常州。这是他遭遇的第三个挫折。但他「对自己还很有信心」，他继续参加，下一次表现好多了。他承认，为保效果他插了一两个网络段子。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在2017年——距离大众认知上的脱口秀元年2020年还有3年——一个常州高中辍学生在一档影响力尚有限、制作水准平平的节目里，接收到同频的讯号，并将其转换为持续行动。除了在开放麦练习，他还开始给脱口秀类节目投稿，一条段子被选上的话，有500块。他期期都投，期期都中。有个月赚了3500块，他打开银行入账记录给家人看。一条路在他面前缓缓展开，那条路叫喜剧。
对于困在家里、免费干活的他而言，喜剧不止是条路，是他的逃生通道。「脱口秀把我救了。」他说。北京新开张的一家喜剧公司招全职编剧，他应聘成功。在他人生前21年里，他从未离开常州生活，与父母同住，2018年春节后，他一个人去了北京。
白天他做编剧，给别人写稿子，晚上他到处跑开放麦，讲自己想说的。他孤独感少多了。中文脱口秀的世界，俱乐部之间彼此竞争，演员之间也会互相看不上，刘仁铖是少有的与各方各派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人。「可能是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小孩看。加上我又比较温和，从来不跟别人起冲突，而且我也挺愿意跟大家去交流、去学习。」他说。「正常应该像我这样，只不过这行业很多人太有个性了。」
很多让他在生活中感到羞愧的个人特质，在脱口秀里却变成某种优势。比如他的胖，这是他的独家标签，也是他的素材之源。他一上来就自然地写这类话题。
这又关联到他的另一个强项，讲故事。上学时，写作文从来对他不是难事。他说，这方面能力大概源自他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以及「受韩寒的影响也有点大」。他记得初一有次在班会演讲，讲到小时候他在河里游泳遇险，妈妈跳河救了他，讲着讲着哭起来。被他情绪带动，半个班以上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我的优点，感情上面比较细腻一些，这种人有做喜剧的天赋。」他说，「让人笑跟让人哭是一样的事。」
他的创作方法，与北京圈内主流推崇的「挖掘负面情绪」不同，多是自我嘲讽。「我这人很怕得罪人，很怕冲突。」他说。但文本上，他认真打磨，不再套网梗。付航有次和他同场后，主动加他微信：「我觉得你非常牛，我是你粉丝。」当时两人在圈内都算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他是文本专家，他每一段都要严丝合缝。双关用一次，谐音用一次，最后金句用一次，他就愿意研究这种东西。」付航说。
但不要误会，刘仁铖的脱口秀之路，并不是初来乍到即惊艳四座。他用半年多时间从开放麦晋级为商演演员——这意味着有俱乐部愿意把他放进拼盘演出的名单里，一场15分钟表演可有150-300元的酬劳——这速度令人满意，但也绝算不上快，徐志胜、童漠男只用了一两个月。三个挫折后，还有更多挫折。我在2018年底看到他主持的一场演出，堪称事故现场，他在台上急出了一头汗，与观众的互动一个梗没响。他屡次投报笑果训练营，没被选上。
但那是一段他最快乐的时光。成名，是件特别遥远的事，身边也没人想这些。仅仅是能上台，就足够让他开心了。「能挣到一点钱，不问家里要，我就满足了，日常吃吃喝喝什么也够用。」他说。他依然是个自卑的人，但一种自信在他身上萌生，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喜剧能力。
答案
2019年有次回常州，适逢教师节，刘仁铖突然想回高中去探望班主任。他生活状态变了，「我做脱口秀虽然没有出名，没有赚很多钱，但我觉得不是个难看的工作，可以回去见见她了。」
重逢很愉快，师生俩聊了许多话。旁边有个不认识的老师插话：「你这个学生聊天什么都好厉害，他上的什么大学？」刘仁铖一下尬住了，不知道说什么。
很自然地，他们谈起辍学那件事。无从知晓的片段重新浮现。
班主任说，开学第一天，见刘仁铖真的没来报到，她因为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当即去找他。但在那个周末，她决定去刘仁铖家里找他父母面谈，把孩子劝回来。但命运就是如此弄人，那天下起暴雨，班主任的车开到一半抛锚了。她给刘仁铖父母打电话，期待他们来接她。电话没有人接，也没有打回来。
「她以为这是我爸妈的一个态度。」刘仁铖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题的答案，这让他得到某种安慰：班主任没有放弃他，至少做过挽救的努力。被伤害的感觉消失了。但同时，答案的开启，也带给他极大震撼。父母肯定知道班主任要家访，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儿子？当班主任未能出现，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他日后反复求证，父母咬定的是同一个答案？
但在那一刻，他不能告诉班主任他被蒙在鼓里，他假装附和了几句。那之后，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太多信息需要消化，太多问题涌现出来。
关于新的问题，他再没去寻找过答案。他不知如何开口。他更怕父母感到内疚，虽然他没有产生怪责。他害怕那些并不存在的怪责，让父母背上更多负担。
「可能那个事儿，我父母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整体上我父母对我真的非常好。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不去阻挠我，也不给我任何压力。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眼角泛出泪光。
因为编剧工作，他在2019年上了一次河北卫视。母亲把那个节目到处播给邻居们看，有人说，你儿子现在这么厉害，当初就应该让他上大学。「确实，当时应该让你上大学。」向儿子转述这段话时，母亲说。他记得那一刻她的神情，「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愧疚」。
我问刘仁铖，如果当时班主任真的找到他，他会听话返校吗？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是把一个人放入同一条河流里。最后他说，不一定。「起码可以有个过程让我去想这个事，去纠结这个事，最终作出决定。但没想到做了一个决定，立马就直接落地了。」
他站在一条新的河流里。如果不是脱口秀，他也许无法重建自信，也许不会有胆量去找班主任，也许无法解开那个存在多年的谜团。而至于完整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事已经完全是过去式了。」他说。
懦弱的，勇敢的
脱口秀演员总是不放过任何身边的独家素材，对于如此戏剧的退学事件，刘仁铖却迟迟没有动笔把它完整写成段子，他确实说过辍学话题，但只是用在开场的身份介绍，根本没有展开。刘仁铖的理由是：「我怕我爸妈看了会有别的想法。」
他知道，自己是懦弱的，体谅别人，也是体谅自己。他在网吧和球场见过几次打架，「自己心里知道，看着别人打下去，我腿会抖，那种控制不住的颤抖」。他怕虫子，至今不敢剥活虾，更不要说杀鱼。
这让他的圈内好友孙书恒难以理解，「你可以潜入海里，但是你就是带游泳圈扑扑腾两下就这就结束了。」孙书恒说，「我的话我肯定就写，我直接一个专场我就能给你写出来。」
孙书恒是一个留着山羊胡、说话鼻音很重的清瘦青年，两人站一起像从漫画里走出的一对人物。「有点惺惺相惜，因为感觉两个人真的很像。」刘仁铖说。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入行，都经历过不被认可的阶段，都在高二那年辍了学。
他们在刘仁铖往南京跑开放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有一个群，总在里面聊天。后来有了新群，群友都换了，不变的是他们两个。用孙书恒的话说，他和刘仁铖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辱骂」上，「基本上就是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然后他骂个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玩互相拉黑的无聊游戏。
相比刘仁铖，山东长大的孙书恒看起来更潇洒，凡事持无所谓态度。他高中辍学是自主做下的决定，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我们山东是一个550考大专的地方，很残酷的。我当时考倒数第一，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仁铖对我说，孙书恒有一种和他一致的感受——身处高等学府，突然产生强烈自卑。但孙书恒说，刘仁铖弄错了意思，他走进的是上海戏剧学院，「他们都太漂亮了」。他焦虑的是容貌，而非学历，「我之前去什么复旦同济，觉得还行。」
但即便潇洒如孙书恒，也会为低学历而感到困扰。在创业失败后，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圈找的实习，「钻了空子进去的」，从而避开学历筛查。半年后要转正，他只有跟HR坦白，「甚至没有敢说我是高中辍学，我说我是大学辍学」。有一点，换过多份工作的他和刘仁铖是一样的，他们从没投过简历。
「脱口秀这个行业其实挺容易的，没吃多少苦。这个行业是我从事的最顺利的一份行业。」孙书恒说。这又是一则典型的孙书恒发言，但脱口秀似乎真的不存在学历歧视，它没有准入门槛，这是一个人的艺术，逗笑观众就是王道。脱口秀圈子里的低学历不止他们两个人。对于那些被优绩主义甩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核心关乎表达与创造的行业，提供了第二次的人生机会——在形容这件事时，孙书恒用的词是「容易」，刘仁铖用的是「幸运」。
尽管圈内人倾向于把刘仁铖和孙书恒当成一对组合来看待，但他们是如此不同。孙书恒愤世嫉俗，关注社会，他的专场《三堂会审伽利略》让一些喜剧评论者感叹，难以想象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刘仁铖，更像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忠诚，温厚，也许有点闷骚，不深刻也不愤怒。
把孙书恒介绍给我时，刘仁铖表示：「我怕他说我坏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这人没好话。」孙书恒说，「我一直觉得他底层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拦着。他不愿意挖掘自己。」
在孙书恒看来，刘仁铖还有很大一个毛病是懒散，他更新段子速度太慢了。他在2021年初有了个人专场《铖重》，过了3年，还在巡演同一个专场。「我用3年能写六个《铖重》！」孙书恒说。
对于刘仁铖，哥哥刘仁钢也说了同样的评价——懒散，「他为什么会这么胖，他就是不注重。」
他打小是个脆弱的人，哥哥说。就连某些不常相见的远亲提起他，第一印象都是，特别容易哭。刘仁铖三四年级时，父母早早出去干活，他醒来发现家里没人，又没有开灯，就嚎啕大哭，一直哭到父母回来。
刘仁钢大刘仁铖4岁。两兄弟没在一起长大。因为刘家在常州没有户口，他们也搞不清楚政策，听说长子未来不能高考，就在他小学五六年级时把他送回老家读书了。次子本也面临同样问题，刘家在常州买房落户后就解决了。
刘仁铖对哥哥始终有一种愧疚感。他觉得，是他独占了父母的爱。他明明不是独生子，却在童年时，度过了一段独生子的人生。哥哥肝病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为他感到难过。他打电话会哭，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盼着和哥哥讲话，他想和他分享开心的事。
很多年后，刘仁钢听刘仁铖在一档播客节目谈起对哥哥的亏欠——他关注弟弟的一切动态——他感到意外。他早已理解了父母的决定，那是迫于对现实的无奈。父母也是爱他的，把他送到托管学校每年要五六千块，对家庭不是笔小钱。但作为留守儿童，初中毕业他就不读了。他有了女朋友，带着她住进常州的家里，弟弟不得不腾出房间，和父母去住。他20刚过就当了父亲。
有次哥俩吵架，刘仁铖扯到旧事。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在家里，影响我学习，我也不会辍学了，他说。刘仁钢愣住了。他回房冷静了一个小时，回来很认真地对弟弟说，如果你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我和嫂子想办法让你回去读书。但刘仁铖知道，一切已经晚了，那时他的同学都在读大学了。
门窗店是个苦力活，赚的是最下游的安装费。「我们用的是5毫米玻璃，2层，一个平方就是25公斤。一扇窗户的话大概六七十斤。」刘仁钢说。从经销部按量好的尺寸买材料，打螺丝组装，再去客人家安装。没有帮工，老小区的顶楼，也要手动搬上去。天热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早上把窗户先搬上楼，下午三四点钟再过去装。一天能做一户。
两兄弟跟着父亲干活时，哥哥远比弟弟主动。最核心的技能是安装和电焊，哥哥第一年就全部掌握了，弟弟过了三四年，还只做搬运和组装这类基础工作。「打心底里面他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他也从来不去学。」刘仁钢说，「他偷懒。」
在2018年，弟弟去北京闯荡时，刘仁钢为他高兴。「我希望他去闯一闯，跳出门窗这个圈子。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里面了，不希望他跟我一样做苦力活。」他给了弟弟一张他的信用卡。母亲很担心刘仁铖，他不会做饭，「在家连地都不会扫」。送他上火车时，刘仁钢偷偷对母亲说，「半年之内就得回来」。
弟弟成功留在了北京。有段时间，刘仁钢带着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弟弟没邀请他们去家里，而是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见面。「可能他住的环境不好。」刘仁钢想。晚上有开放麦，哥哥去当观众。和刘仁钢想象完全不同，演出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地下仓库，石墙上挂着一块布就成了舞台，观众只有三五个。
「这是啥玩意？也太落魄了。你这个行业这能混得起来？」刘仁钢对弟弟说。
父母对刘仁铖从事的喜剧并无概念，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过对这个儿子卷入传销团体的担心。哥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我只要证明给我哥，我哥去给他们解释。」刘仁铖说，「他帮我分担了很多压力，因为他很早结婚生子，最起码我父母他们不用从我这里催孙子出来。」
直到现在，刘仁钢都是这么认为的，弟弟没有幽默、不搞笑，他只认可弟弟的创作能力。「我们一家人搞怪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只有我会搞怪，逗他们笑。」他说。对于表达能力，他觉得弟弟最突出的特质是嘴硬，兄弟吵架，弟弟哭得再厉害，嘴也不会停，「就算我打他，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有时候是很轴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他所描述的懒散、爱哭、不搞笑的弟弟，做到了哥哥没能做到的事情，「我这么多年说要摆脱我父母，其实我是没有做到的，」刘仁钢说，「他能迈出这一步去北京，是让我刮目相看。我最欣赏的是他的那份坚持，也可以说是勇敢。」还记得那最初的三个挫折吗？足以击退大多数人。脱口秀，原本只是一个遥远、微弱的讯号。
自救
2020年的疫情让一切都中断了。刘仁铖回到常州，在家里住了四五个月。那是去北京后，他与父母待的最长一段时间。刚回来时，全家都不戴口罩，不把病毒当回事，他还是通过同事弄到了一些口罩。他意识到，以前是家人保护他，而现在，他要保护他们。整个世界可以在瞬息之间发生变化，生命如此脆弱，他感到，当下的情感应该紧紧抓住。
他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重新审视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有了一个重新看待辍学的视角。他怀念那些相处。他和父亲依然从不谈心事，但情感层面上更近了。人都会做出一些后来才知道错误的选择，父亲错过买房时机，错过盖房时机，小本生意从未做大。这让父亲对自己产生了挫败感，对儿子也没有更高的期待。他理解了父亲的无力，理解他在辍学那件事上的反应。
到了七八月，各地逐渐放开。刘仁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可以不必去北京。上海离家更近。公司正好要在上海开拓新剧场，他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那年底，在上海线下举办「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孙书恒第二，刘仁铖夺冠。一直以来，他是个全面自卑的人，唯独对喜剧能力有一种自信，但这种自信更像是建立在空穴上。通过这场比赛，他的自信有了锚点。
但焦虑也出现了。他的好朋友付航的互动视频在抖音上火了，有了上千万粉丝。另一些朋友通过综艺《脱口秀大会》，变成大众意义上的明星。他感到，「你身边的人把你给甩开了。」他也想往上走，付航的模式很难复制，互动也并非刘仁铖擅长，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登上节目。从他这几年的微信名字变化上，你能看出故事的走向：刘仁铖（阳光版），刘仁铖（好笑版），刘仁铖（备战脱5版），刘仁铖（悲伤版），刘仁铖（随便版）。他从未在海选中胜出过。
变化在发生。他有了女朋友，他们在另一个演员的粉丝群里认识。脱口秀演员之间，调侃与打岔是常态，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模式。但在女朋友那里，他得到了许多勉励、安慰与支持。孙书恒写过一篇刘仁铖的文章，对他极尽讽刺，但提到他女朋友时写道，「一位真正的天使。」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刘仁铖说。处在稳定的关系里，他的许多内耗（包括他对外在条件的苦恼）被治愈了。
入行最初两年，他讲的话题都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租房、地铁、减肥。直到最近一两年，他尝试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经验。他能够处理这些以前不想去碰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脱口秀技术在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和家庭都更接纳了。
很多演员喜欢使用callback技巧，但他对callback有着更高的追求，不是强行重复，「首先，梗本身得是这个稿子里面第一好或第二好的梗你才值得call一下；其次，你得提得顺理成章一点。」他感到，正是当他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后，他的段子变好了。
2023年对他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来所在的那家喜剧公司闹出丑闻，刘仁铖等演员集体提出解除经纪约。对方反诉他。他不是一个习惯冲突的人，每次手机上收到法庭消息，他的心都会抽动一下。有次从上海赶去深圳开庭，出门后他发现忘了文件，又骑车回去取，折腾一番全身汗湿了。他在地铁上，飞机眼看要赶不上了，所有的委屈奔涌而出，躲在一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最后赶上了飞机）。他承认，这一年多来，他情绪波动严重，很难静心创作，这也是他没有写出新专场的部分原因。
好消息是，在综艺节目和短视频之外，他找到了第三条被大众看见的路：播客。他作为嘉宾，受邀上了几期喜剧播客《不开玩笑》，表现很出众，后来被确定为主播之一。这档播客入选播客app「小宇宙」年度热门播客，常常登上首页推荐。
他的角色是副咖，给主持人史炎打配合，插科打诨。「他接梗挺快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孙书恒说。而轮到刘仁铖分享时，他总是很真诚，几乎听不到夸张的语气。「他不是通过展示幽默的方式来实现幽默。」史炎说，某种角度，他像在呼应刘仁钢所说的，刘仁铖不是一个搞笑的人，「他是属于幽默而不自知的那种。他有一种脆弱感，你想去理解他，保护他，这比好笑重要得多。」
刘仁铖承认，播客算是他的自救。看不见的努力在幕后。每一期《不开玩笑》，主创用两三个小时进行策划，讨论大纲。他认真参与，努力贡献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录制讲出来。他的另一优势是人缘好，深入演员社群。「我们请了很多喜剧演员，更想聊的是他们段子之外的人生。」史炎说，「对于这些演员生活的其他侧面，阿铖他了解的是比较多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容的点。」
一直以来，他被认为是一个懒散的人，他并不否认，适度的懒散让他预期和欲望得以降低，对冲了他的职业焦虑。但史炎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他只是能量很低，所以他会把能量保留在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史炎说。点开「小宇宙」你会发现，刘仁铖至少出现在十几档节目里。如果大张伟是线上综艺节目的万能插座，他是这个平行宇宙里的「大张伟」。
受众在增多，他有了一定的线下带动票房的能力。「正面反馈比较多，也会激励你。」他说。在北京时期就和他认识的周奇墨不久前告诉我，他感到刘仁铖已进化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发现演员要想成（功），他得先成为某个俱乐部的台柱子，这个对自信很重要。」他说，「他来上海以后慢慢演，演出了自己的风格。」
一场大考
线上节目的机会，在2024年终于来了。《脱口秀大会》原导演班底筹办新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时，经好友付航推荐，他受邀成为44位选手之一。第一次上台，他讲了「胖子门窗」的故事，那恰好也是他故事的起点。演员们常说，线上节目是一年一度的大考，作为一个荧屏新人，他对这场考试成绩预期不高，他希望能至少留下两个作品再淘汰。
节目组从综艺效果考虑，会给选手一些内容上的方向建议。一些选手很抗拒，但刘仁铖对此很尊重。正是根据建议，他抛弃了老段子。第二赛段过后的四场比赛，他全部是新创作的。第三赛段，他讲父亲与那辆曾让他不好意思的电动三轮车。第四赛段，他讲自己的口音。这些主题下，他也在完成着与自己的和解。纵观他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小人物在成长的故事线，到了半决赛，他讲他对家乡作为门窗之都的宣传引起一些正面反响，被地方政府人员称为「乡贤」——这是真事。
他的创作能力被激活了。入行7年来，他从未如此高产创作。他最喜欢的段子是，如果他是国王就取消前后鼻音，「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以后再发现你们背贯口，就得惩罚你们了，也不摘字了，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岳云盆，阎鹤咸，郭德干」。可能无法归纳到任何技巧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就有种浑然天成的好笑。
他一路晋级，留在舞台上的选手越来越少。决赛有两轮，10个选手中，只有进入四强才需要讲第二个稿子，他认为自己无法杀出重围，索性没有针对性准备。时间有限，他把重心放在第一个稿子。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讲自己与成名后的老友周奇墨见面时的境遇落差，他想将两人比作初中课文《少年闰土》的闰土与周老爷。初稿里只有一个笑点，「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那是课文原话。但他感觉这句话并没有家喻户晓，观众理解不到这个文化梗，就删掉了。他把那段节选自鲁迅小说的课文反复阅读，把其中可用元素扣合到他的段子里，把笑点不断往上翻。其中「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那段话，改了十几版，才找到最顺的念法。
他向所有人请教稿子，甚至跨节目去问了《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那边的选手Kid，他们在不同公司，通过打篮球成为好朋友，Kid帮他调了稿子结构。庞博是他最后一个去问意见的人，作为艺人加入节目的他看起来有点高冷，刘仁铖一直没好意思打扰。决赛阶段，他鼓起勇气主动给他发了微信。庞博给他提供了一个意见，要把「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直接点出来，这才是线上节目逻辑。在线下表演里，话不说那么实，让观众去感受出来，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表演逻辑。刘仁铖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他认为这对整段故事成立，有关键作用。
现场炸裂了，他爆冷进入最后四强，因为没有准备决赛第二轮的比赛，那个讲身材的段子现场反响平平，他最终得到第四名。
这也许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刘仁铖却感觉「自己闯祸了」，他担心自己最后一轮的表现影响整体节目播出效果，担心导演组对他失望，担心自己在网络上被群嘲。这种不配得感与谨小慎微，习惯性支配着他。另一个例子是，此前哥哥刘仁钢在网名前加上「胖子门窗」，在弟弟的社交媒体下回复别人，他对此感觉怪怪的，让哥哥不要再继续。
实际上，他担心的那些情况均未发生。后来，他把自己在决赛第一轮的表演看了很多遍，「我觉得演得真好，10天写出来这么一段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单论那段演出，他觉得自己配得上前四。遗憾只是第二轮。慢慢地，对于这场「大考」，他能接受这个结果了。他开心起来。
那么，对于10年前，另一场错过的大考呢？
辍学这个命运转折，在他生命坐标里曾无比显著，他曾不断追问，平行时空那个没有离经叛道的自己，那个经过高考洗礼进入大学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随着脱口秀生涯的展开，学历的自卑在消退。「起码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连基本的谈吐都决定不了，对话的逻辑思维都决定不了。」他想。
一个默认共识是，脱口秀里所有的知识梗最多只能到初中，高中以上就有很多人听不懂了。个人的创造力、感受力与幽默感是更重要的事。他也承认，保持输入是重要的。他有听社科类播客的习惯。也许有一天，他的技巧更成熟了，一切准备好了，他会深入地写一个辍学的段子。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退学的整个故事里，所有的人终于得到原谅，而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是那个做出退学决定的自己。
应激反应还是偶尔出现。前不久录播客，一个观众站起来发言，说她也休学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还好，她说的是因病休学，不是辍学。「我很害怕大家真的去学我这样。」他说。辍学与脱口秀，不构成因果，不构成转折，不是一条河流并入另一条河流。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而他是一个冲动的幸运儿，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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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30 14:54
社会与生活
刘仁铖 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
刘仁铖 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
他高中辍学，曾是家族门窗生意的免费劳动力，以及并不情愿的未来继承者。他一度困惑、茫然、自卑，与父母关系紧张。直到一些年后，他才弄清楚命运里一切开始出错的那个确切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谢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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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
要真正理解刘仁铖——这个胖乎乎、面相憨厚、喜欢穿颜色花哨短袖衬衫的脱口秀演员——我们需要提到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那是2017年5月21日，他站在这所985学府，突然感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自卑。「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都比你在应试教育上强非常多。」他对自己说。他没读过大学，他籍贯是铝合金门窗之乡江西安义，父母是做门窗生意的，亲戚们是做门窗的，此时的他也是做门窗的。找到喜剧这条路，成为热门播客《不开玩笑》的主播，在综艺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杀入决赛，这些事尚未发生。而他之所以出现在浙江大学，缘于一部名为《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的连续剧。我知道这些信息有些混乱，让我们慢慢来。
首先，让我们聊聊自卑。他199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城中村长大，小时差点被人贩子从家门口带上车掳走，母亲追上抢了回来。他们全家住在店铺里，真正的生活空间不到20平米，要出门上公厕。他从小没有自己房间，和爸妈住上下铺，干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人注视，这导致他行事谨慎，「极度的听话」。他虽自幼在常州长大，但父母是江西农村过来的，这让他有一种外来感，感觉自家与有房的本地人是不同的。
和家里开店有关，人来人往，他从小注意察言观色。「我需要记很多事情，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爸说一下，谁来过了，哪个村的多少号。」他说。这种无形的训练，令他对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有种敏锐的感知。这对他在人际关系中颇有帮助，比如点菜记得别人的忌口与喜好。
家同时也是仓库和干活场所，不可避免，他的衣服很容易沾上灰尘，感觉脏兮兮的。幼时的他有一种恐惧，害怕进入任何干净整洁的公共空间。与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坐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家咖啡馆。他环顾周围，说：「比如这种咖啡店，我小时候肯定是不敢进的。我会觉得我在里面是不是会很突兀。」
小时候放学，他非常抗拒父亲开电动三轮车去接他。三轮车很脏，摆着各种工具，一眼可知道家里营生。但实际上，怎么能瞒得住呢？「胖子门窗」的广告牌就挂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又不是看不见。
父亲是个实在人，自己是个胖子，就给店铺起名「胖子门窗」。但这给孩子造成了困扰，尤其当刘仁铖也变成胖子后，胖子的标签坐实了。人人都用胖子称呼他父亲，用胖子称呼他。「以前是挺介意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
有次他去同学家，同学母亲自然地喊他为「胖胖」。同学向母亲回击道：「你喊人家胖干嘛，人家怎么不喊你丑丑呢？」刘仁铖没敢说话，但他很惊讶，第一次有人在称呼这件事上维护他。他一直记得。在无数个别人喊他胖子的故事里，他选择告诉我这个故事。
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不平凡的人」。他察觉到身上自卑，不愿放任自卑，想通过一些外在方法，「让自己感觉了不起」。他从衣着下手了，故意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他不穿校服，最钟爱一套带着铆钉的黑色夹克，「觉得那衣服特别帅」。但作为一个胖子，看起来很酷其实挺难的。后来回想，他感到愚蠢。
另一个方法，是和混混们成为朋友。这事对他不难，他擅长与人打交道，知道该说什么，别人想听什么。打篮球时， 他认识了一些混混，一来二去就熟了。「一边学习很好，一边跟混混打交道。我内心其实是很骄傲的，黑白两道游刃有余。」他说。
但他远远算不上狠人，本质还是老实的。为了融入混混而抽烟喝酒，都是装装样子，并未留下习惯。有次与同校一个孩子互放狠话，约着要打一架。真到了冲突现场，他打了对方一下，那人没有还手，又打一下，还不还手。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就停了下来。「性质变了，你再打他，就感觉欺负人了。」他说。
有一天，他突然就不想跟混混玩了。那是一个周末上午，他在其中一个混混家里看NBA，那里是他们常聚会的窝点。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一伙人歪歪扭扭躺着抽烟。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肚子饿了，能不能买点吃的？接近成年的混混至少有七八个，凑不出10块钱，最后派刘仁铖去买了凤爪。他被这个事实击中了，「他们一天到晚说自己多么厉害，想打谁就能打谁，完全是在虚张声势，他们的力量太小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他感到巨大的失望。
还有段时间，他频繁去网吧。并不享受游戏本身，他只是享受坐在网吧里的那种叛逆的感觉。不要说包夜，盯着屏幕超过两小时他就头晕。爽感没有根基，来得快也去得快。整个青春期好像都是如此，他的叛逆，建立在虚无的抵抗上。他不断地否定之前的自己，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心秩序。
没有独立房间的自卑。外地人的自卑。脏的自卑。对家庭的自卑。胖的自卑。这些自卑，随着成长慢慢变化、消退。最终，一个最大的阴影盖过了其他所有。
辍学
让我们聊聊刘仁铖是如何错过大学的。他小时候学习不错，到高中成绩就掉落下来。按当时情况看，他最多上个普通大学。但他能感到，家里人对他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并无期待。
父母没读完初中，很早就进入经商的环境。「他们觉得只有做生意才能赚大钱，才能有很好的生活。」刘仁铖说。
高二时，他对应试教育产生疑惑，「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只按找工作的原因去分科，而不是在乎一个人真的喜欢什么。」最终，他的厌学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未来有什么可能性，也没有人告诉他。有了智能手机后，他再也没写过作业。同学把写好的作业拍照截图发给他，他照抄就行。他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不会，就越不学，越不学，就越不会。
高二暑假结束前，他突然对班主任说，他不想上学了。在一个所有人都对他没有更高期待的环境，这也许只是他的某种斗争，抑或是顺应。然后，他为自己这么说感到难过，哭了起来。
「你别装了，你就不想交作业。你还不上学，你家里人能同意吗？」班主任说。「你别装了」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在初中闹过一次退学。在一件事上，老师误会了他，双方僵持不下。他父亲被喊来办公室。
「你小孩子都不想学了，带回去。」老师说。父亲一句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他感到父亲情绪不对，到家才知道，大伯去世了。回乡处理大伯后事，他全程脑袋嗡嗡的，回城后再跟着父亲干活。活太重了，十四五岁的他根本撑不住。几天后，父亲问他，还要不要上学，他说要。回到学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这一次不同。开弓没有回头箭。高三开学第一天，他没有去上学。父母几乎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没有任何过渡期，第二天，带着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他就在店铺帮忙了。
一个困惑就此产生。为什么他如此轻易就实现了退学？为什么班主任没有再来找过他？他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后来的日子，他深感事情不合常理，向父母求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反复地求证。他渴求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父母就是说，「你都说不上学，怎么还会找你？」
他感到自己被放弃了。这个念头让他有被伤害的感觉。
他将用很长时间消化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他最害怕去别人家干活时，遇到同学。有次真的遇到了一个并不算熟的同学，对方没说什么。但他自己难受，「因为我们是算服务业，多少是那种比较低的姿态」。他羡慕那些普通的上班族。
辍学第一年，他都活在痛苦里。他很孤独。他经常梦到自己还在上学，那种气氛诡异的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和老师都出现在他身旁。每一次梦的结局都是一样，他意识到那是个梦，他明明已经不再上学了，然后醒了。
他没有与同学联系，害怕打扰他们，也害怕有人和他聊到退学这件事。过了一阵，发现根本没有人联系他，「无人在乎也挺难受的」。临近高考，他突然萌发出一种巨大的不甘心，想回学校看看，又找不到合适由头。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考加油」，在高考前一天来到校门口。「好丢人，有点滑稽。」他后来想。
他以为同学会笑话他，相反，他们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都哭了。一个记者跑过来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他立马跑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他回忆。
后来的日子，痛苦淡去了。他每天装完门窗，去打篮球，去网吧，根本不思考未来。他没有工资，也从没想过要。父亲让他去买货，多给他点钱当零花。内心里，他在逃避未来。
他崇拜同样高中辍学的韩寒，给韩寒主编的「一个」app投了三次稿，没有任何回响，「就算拉倒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是下一个韩寒了。但本质上，对于写小说，他没有真正投入过努力。
到了2017年，在家干活已至第四年。原本节奏稳定的生活，被一件事的发生打破了。父亲劳动时从脚手架摔下，手骨折了。刘仁铖感受到父亲的恐慌是双重的，一是自身的健康，二是儿子不能接班。父母督促他另开一处门店，自己做生意。但他害怕对他人负责，害怕承担风险。为逃避，他跑去当了一个月的房产中介，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很受挫。他与父母的关系日趋紧张，争吵不断。
那时他痴迷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在网上加了粉丝群，在里面，他自我感觉很好，「大家都愿意跟我交朋友」。南京搞线下聚会时，他很开心地去参加了。那里他遇到一个女生，聊得很投缘。她的大学适逢校庆活动，她邀请他去参观。她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就这样，他来到了浙江大学。网上与她聊天，名校背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标签」。直到他站在校园里，潜伏的自卑膨胀起来，压得他抬不起头。压向他的，不是到处张挂的彩旗与横幅，不是高耸的校门与任何一幢特别建筑，不是物理意义上看到的一切，而是脑子里的一个简单事实：他和她是不一样的人，唯一的联结是一部从未在中国上映过的小众的情景喜剧。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
脱口秀
如果说2017年有什么改变他命运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他产生了去说脱口秀的兴趣。他在网上搜，发现他所在的常州没有脱口秀俱乐部。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最近的开放麦在南京，是无名喜剧办的。他按照要求提前交了一份逐字稿，没被主理人选上。这是他遭遇的第二个挫折。但至少，对方接纳他作为场地志愿者。他看了演出，恰好赶上史炎等相对成熟的上海演员过来轧场，他深受鼓舞。
两周后的下一场，他的稿子通过了。他叫上在南京读大学的两个同学来捧场。正如大多数脱口秀演员的第一次表演一样，他搞砸了。灾难性冷场导致忘词，他讲了一分半就下台了。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去南京，坐了一个多小时车回常州。这是他遭遇的第三个挫折。但他「对自己还很有信心」，他继续参加，下一次表现好多了。他承认，为保效果他插了一两个网络段子。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在2017年——距离大众认知上的脱口秀元年2020年还有3年——一个常州高中辍学生在一档影响力尚有限、制作水准平平的节目里，接收到同频的讯号，并将其转换为持续行动。除了在开放麦练习，他还开始给脱口秀类节目投稿，一条段子被选上的话，有500块。他期期都投，期期都中。有个月赚了3500块，他打开银行入账记录给家人看。一条路在他面前缓缓展开，那条路叫喜剧。
对于困在家里、免费干活的他而言，喜剧不止是条路，是他的逃生通道。「脱口秀把我救了。」他说。北京新开张的一家喜剧公司招全职编剧，他应聘成功。在他人生前21年里，他从未离开常州生活，与父母同住，2018年春节后，他一个人去了北京。
白天他做编剧，给别人写稿子，晚上他到处跑开放麦，讲自己想说的。他孤独感少多了。中文脱口秀的世界，俱乐部之间彼此竞争，演员之间也会互相看不上，刘仁铖是少有的与各方各派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人。「可能是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小孩看。加上我又比较温和，从来不跟别人起冲突，而且我也挺愿意跟大家去交流、去学习。」他说。「正常应该像我这样，只不过这行业很多人太有个性了。」
很多让他在生活中感到羞愧的个人特质，在脱口秀里却变成某种优势。比如他的胖，这是他的独家标签，也是他的素材之源。他一上来就自然地写这类话题。
这又关联到他的另一个强项，讲故事。上学时，写作文从来对他不是难事。他说，这方面能力大概源自他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以及「受韩寒的影响也有点大」。他记得初一有次在班会演讲，讲到小时候他在河里游泳遇险，妈妈跳河救了他，讲着讲着哭起来。被他情绪带动，半个班以上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我的优点，感情上面比较细腻一些，这种人有做喜剧的天赋。」他说，「让人笑跟让人哭是一样的事。」
他的创作方法，与北京圈内主流推崇的「挖掘负面情绪」不同，多是自我嘲讽。「我这人很怕得罪人，很怕冲突。」他说。但文本上，他认真打磨，不再套网梗。付航有次和他同场后，主动加他微信：「我觉得你非常牛，我是你粉丝。」当时两人在圈内都算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他是文本专家，他每一段都要严丝合缝。双关用一次，谐音用一次，最后金句用一次，他就愿意研究这种东西。」付航说。
但不要误会，刘仁铖的脱口秀之路，并不是初来乍到即惊艳四座。他用半年多时间从开放麦晋级为商演演员——这意味着有俱乐部愿意把他放进拼盘演出的名单里，一场15分钟表演可有150-300元的酬劳——这速度令人满意，但也绝算不上快，徐志胜、童漠男只用了一两个月。三个挫折后，还有更多挫折。我在2018年底看到他主持的一场演出，堪称事故现场，他在台上急出了一头汗，与观众的互动一个梗没响。他屡次投报笑果训练营，没被选上。
但那是一段他最快乐的时光。成名，是件特别遥远的事，身边也没人想这些。仅仅是能上台，就足够让他开心了。「能挣到一点钱，不问家里要，我就满足了，日常吃吃喝喝什么也够用。」他说。他依然是个自卑的人，但一种自信在他身上萌生，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喜剧能力。
答案
2019年有次回常州，适逢教师节，刘仁铖突然想回高中去探望班主任。他生活状态变了，「我做脱口秀虽然没有出名，没有赚很多钱，但我觉得不是个难看的工作，可以回去见见她了。」
重逢很愉快，师生俩聊了许多话。旁边有个不认识的老师插话：「你这个学生聊天什么都好厉害，他上的什么大学？」刘仁铖一下尬住了，不知道说什么。
很自然地，他们谈起辍学那件事。无从知晓的片段重新浮现。
班主任说，开学第一天，见刘仁铖真的没来报到，她因为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当即去找他。但在那个周末，她决定去刘仁铖家里找他父母面谈，把孩子劝回来。但命运就是如此弄人，那天下起暴雨，班主任的车开到一半抛锚了。她给刘仁铖父母打电话，期待他们来接她。电话没有人接，也没有打回来。
「她以为这是我爸妈的一个态度。」刘仁铖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题的答案，这让他得到某种安慰：班主任没有放弃他，至少做过挽救的努力。被伤害的感觉消失了。但同时，答案的开启，也带给他极大震撼。父母肯定知道班主任要家访，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儿子？当班主任未能出现，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他日后反复求证，父母咬定的是同一个答案？
但在那一刻，他不能告诉班主任他被蒙在鼓里，他假装附和了几句。那之后，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太多信息需要消化，太多问题涌现出来。
关于新的问题，他再没去寻找过答案。他不知如何开口。他更怕父母感到内疚，虽然他没有产生怪责。他害怕那些并不存在的怪责，让父母背上更多负担。
「可能那个事儿，我父母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整体上我父母对我真的非常好。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不去阻挠我，也不给我任何压力。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眼角泛出泪光。
因为编剧工作，他在2019年上了一次河北卫视。母亲把那个节目到处播给邻居们看，有人说，你儿子现在这么厉害，当初就应该让他上大学。「确实，当时应该让你上大学。」向儿子转述这段话时，母亲说。他记得那一刻她的神情，「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愧疚」。
我问刘仁铖，如果当时班主任真的找到他，他会听话返校吗？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是把一个人放入同一条河流里。最后他说，不一定。「起码可以有个过程让我去想这个事，去纠结这个事，最终作出决定。但没想到做了一个决定，立马就直接落地了。」
他站在一条新的河流里。如果不是脱口秀，他也许无法重建自信，也许不会有胆量去找班主任，也许无法解开那个存在多年的谜团。而至于完整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事已经完全是过去式了。」他说。
懦弱的，勇敢的
脱口秀演员总是不放过任何身边的独家素材，对于如此戏剧的退学事件，刘仁铖却迟迟没有动笔把它完整写成段子，他确实说过辍学话题，但只是用在开场的身份介绍，根本没有展开。刘仁铖的理由是：「我怕我爸妈看了会有别的想法。」
他知道，自己是懦弱的，体谅别人，也是体谅自己。他在网吧和球场见过几次打架，「自己心里知道，看着别人打下去，我腿会抖，那种控制不住的颤抖」。他怕虫子，至今不敢剥活虾，更不要说杀鱼。
这让他的圈内好友孙书恒难以理解，「你可以潜入海里，但是你就是带游泳圈扑扑腾两下就这就结束了。」孙书恒说，「我的话我肯定就写，我直接一个专场我就能给你写出来。」
孙书恒是一个留着山羊胡、说话鼻音很重的清瘦青年，两人站一起像从漫画里走出的一对人物。「有点惺惺相惜，因为感觉两个人真的很像。」刘仁铖说。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入行，都经历过不被认可的阶段，都在高二那年辍了学。
他们在刘仁铖往南京跑开放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有一个群，总在里面聊天。后来有了新群，群友都换了，不变的是他们两个。用孙书恒的话说，他和刘仁铖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辱骂」上，「基本上就是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然后他骂个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玩互相拉黑的无聊游戏。
相比刘仁铖，山东长大的孙书恒看起来更潇洒，凡事持无所谓态度。他高中辍学是自主做下的决定，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我们山东是一个550考大专的地方，很残酷的。我当时考倒数第一，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仁铖对我说，孙书恒有一种和他一致的感受——身处高等学府，突然产生强烈自卑。但孙书恒说，刘仁铖弄错了意思，他走进的是上海戏剧学院，「他们都太漂亮了」。他焦虑的是容貌，而非学历，「我之前去什么复旦同济，觉得还行。」
但即便潇洒如孙书恒，也会为低学历而感到困扰。在创业失败后，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圈找的实习，「钻了空子进去的」，从而避开学历筛查。半年后要转正，他只有跟HR坦白，「甚至没有敢说我是高中辍学，我说我是大学辍学」。有一点，换过多份工作的他和刘仁铖是一样的，他们从没投过简历。
「脱口秀这个行业其实挺容易的，没吃多少苦。这个行业是我从事的最顺利的一份行业。」孙书恒说。这又是一则典型的孙书恒发言，但脱口秀似乎真的不存在学历歧视，它没有准入门槛，这是一个人的艺术，逗笑观众就是王道。脱口秀圈子里的低学历不止他们两个人。对于那些被优绩主义甩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核心关乎表达与创造的行业，提供了第二次的人生机会——在形容这件事时，孙书恒用的词是「容易」，刘仁铖用的是「幸运」。
尽管圈内人倾向于把刘仁铖和孙书恒当成一对组合来看待，但他们是如此不同。孙书恒愤世嫉俗，关注社会，他的专场《三堂会审伽利略》让一些喜剧评论者感叹，难以想象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刘仁铖，更像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忠诚，温厚，也许有点闷骚，不深刻也不愤怒。
把孙书恒介绍给我时，刘仁铖表示：「我怕他说我坏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这人没好话。」孙书恒说，「我一直觉得他底层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拦着。他不愿意挖掘自己。」
在孙书恒看来，刘仁铖还有很大一个毛病是懒散，他更新段子速度太慢了。他在2021年初有了个人专场《铖重》，过了3年，还在巡演同一个专场。「我用3年能写六个《铖重》！」孙书恒说。
对于刘仁铖，哥哥刘仁钢也说了同样的评价——懒散，「他为什么会这么胖，他就是不注重。」
他打小是个脆弱的人，哥哥说。就连某些不常相见的远亲提起他，第一印象都是，特别容易哭。刘仁铖三四年级时，父母早早出去干活，他醒来发现家里没人，又没有开灯，就嚎啕大哭，一直哭到父母回来。
刘仁钢大刘仁铖4岁。两兄弟没在一起长大。因为刘家在常州没有户口，他们也搞不清楚政策，听说长子未来不能高考，就在他小学五六年级时把他送回老家读书了。次子本也面临同样问题，刘家在常州买房落户后就解决了。
刘仁铖对哥哥始终有一种愧疚感。他觉得，是他独占了父母的爱。他明明不是独生子，却在童年时，度过了一段独生子的人生。哥哥肝病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为他感到难过。他打电话会哭，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盼着和哥哥讲话，他想和他分享开心的事。
很多年后，刘仁钢听刘仁铖在一档播客节目谈起对哥哥的亏欠——他关注弟弟的一切动态——他感到意外。他早已理解了父母的决定，那是迫于对现实的无奈。父母也是爱他的，把他送到托管学校每年要五六千块，对家庭不是笔小钱。但作为留守儿童，初中毕业他就不读了。他有了女朋友，带着她住进常州的家里，弟弟不得不腾出房间，和父母去住。他20刚过就当了父亲。
有次哥俩吵架，刘仁铖扯到旧事。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在家里，影响我学习，我也不会辍学了，他说。刘仁钢愣住了。他回房冷静了一个小时，回来很认真地对弟弟说，如果你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我和嫂子想办法让你回去读书。但刘仁铖知道，一切已经晚了，那时他的同学都在读大学了。
门窗店是个苦力活，赚的是最下游的安装费。「我们用的是5毫米玻璃，2层，一个平方就是25公斤。一扇窗户的话大概六七十斤。」刘仁钢说。从经销部按量好的尺寸买材料，打螺丝组装，再去客人家安装。没有帮工，老小区的顶楼，也要手动搬上去。天热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早上把窗户先搬上楼，下午三四点钟再过去装。一天能做一户。
两兄弟跟着父亲干活时，哥哥远比弟弟主动。最核心的技能是安装和电焊，哥哥第一年就全部掌握了，弟弟过了三四年，还只做搬运和组装这类基础工作。「打心底里面他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他也从来不去学。」刘仁钢说，「他偷懒。」
在2018年，弟弟去北京闯荡时，刘仁钢为他高兴。「我希望他去闯一闯，跳出门窗这个圈子。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里面了，不希望他跟我一样做苦力活。」他给了弟弟一张他的信用卡。母亲很担心刘仁铖，他不会做饭，「在家连地都不会扫」。送他上火车时，刘仁钢偷偷对母亲说，「半年之内就得回来」。
弟弟成功留在了北京。有段时间，刘仁钢带着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弟弟没邀请他们去家里，而是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见面。「可能他住的环境不好。」刘仁钢想。晚上有开放麦，哥哥去当观众。和刘仁钢想象完全不同，演出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地下仓库，石墙上挂着一块布就成了舞台，观众只有三五个。
「这是啥玩意？也太落魄了。你这个行业这能混得起来？」刘仁钢对弟弟说。
父母对刘仁铖从事的喜剧并无概念，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过对这个儿子卷入传销团体的担心。哥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我只要证明给我哥，我哥去给他们解释。」刘仁铖说，「他帮我分担了很多压力，因为他很早结婚生子，最起码我父母他们不用从我这里催孙子出来。」
直到现在，刘仁钢都是这么认为的，弟弟没有幽默、不搞笑，他只认可弟弟的创作能力。「我们一家人搞怪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只有我会搞怪，逗他们笑。」他说。对于表达能力，他觉得弟弟最突出的特质是嘴硬，兄弟吵架，弟弟哭得再厉害，嘴也不会停，「就算我打他，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有时候是很轴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他所描述的懒散、爱哭、不搞笑的弟弟，做到了哥哥没能做到的事情，「我这么多年说要摆脱我父母，其实我是没有做到的，」刘仁钢说，「他能迈出这一步去北京，是让我刮目相看。我最欣赏的是他的那份坚持，也可以说是勇敢。」还记得那最初的三个挫折吗？足以击退大多数人。脱口秀，原本只是一个遥远、微弱的讯号。
自救
2020年的疫情让一切都中断了。刘仁铖回到常州，在家里住了四五个月。那是去北京后，他与父母待的最长一段时间。刚回来时，全家都不戴口罩，不把病毒当回事，他还是通过同事弄到了一些口罩。他意识到，以前是家人保护他，而现在，他要保护他们。整个世界可以在瞬息之间发生变化，生命如此脆弱，他感到，当下的情感应该紧紧抓住。
他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重新审视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有了一个重新看待辍学的视角。他怀念那些相处。他和父亲依然从不谈心事，但情感层面上更近了。人都会做出一些后来才知道错误的选择，父亲错过买房时机，错过盖房时机，小本生意从未做大。这让父亲对自己产生了挫败感，对儿子也没有更高的期待。他理解了父亲的无力，理解他在辍学那件事上的反应。
到了七八月，各地逐渐放开。刘仁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可以不必去北京。上海离家更近。公司正好要在上海开拓新剧场，他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那年底，在上海线下举办「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孙书恒第二，刘仁铖夺冠。一直以来，他是个全面自卑的人，唯独对喜剧能力有一种自信，但这种自信更像是建立在空穴上。通过这场比赛，他的自信有了锚点。
但焦虑也出现了。他的好朋友付航的互动视频在抖音上火了，有了上千万粉丝。另一些朋友通过综艺《脱口秀大会》，变成大众意义上的明星。他感到，「你身边的人把你给甩开了。」他也想往上走，付航的模式很难复制，互动也并非刘仁铖擅长，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登上节目。从他这几年的微信名字变化上，你能看出故事的走向：刘仁铖（阳光版），刘仁铖（好笑版），刘仁铖（备战脱5版），刘仁铖（悲伤版），刘仁铖（随便版）。他从未在海选中胜出过。
变化在发生。他有了女朋友，他们在另一个演员的粉丝群里认识。脱口秀演员之间，调侃与打岔是常态，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模式。但在女朋友那里，他得到了许多勉励、安慰与支持。孙书恒写过一篇刘仁铖的文章，对他极尽讽刺，但提到他女朋友时写道，「一位真正的天使。」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刘仁铖说。处在稳定的关系里，他的许多内耗（包括他对外在条件的苦恼）被治愈了。
入行最初两年，他讲的话题都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租房、地铁、减肥。直到最近一两年，他尝试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经验。他能够处理这些以前不想去碰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脱口秀技术在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和家庭都更接纳了。
很多演员喜欢使用callback技巧，但他对callback有着更高的追求，不是强行重复，「首先，梗本身得是这个稿子里面第一好或第二好的梗你才值得call一下；其次，你得提得顺理成章一点。」他感到，正是当他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后，他的段子变好了。
2023年对他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来所在的那家喜剧公司闹出丑闻，刘仁铖等演员集体提出解除经纪约。对方反诉他。他不是一个习惯冲突的人，每次手机上收到法庭消息，他的心都会抽动一下。有次从上海赶去深圳开庭，出门后他发现忘了文件，又骑车回去取，折腾一番全身汗湿了。他在地铁上，飞机眼看要赶不上了，所有的委屈奔涌而出，躲在一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最后赶上了飞机）。他承认，这一年多来，他情绪波动严重，很难静心创作，这也是他没有写出新专场的部分原因。
好消息是，在综艺节目和短视频之外，他找到了第三条被大众看见的路：播客。他作为嘉宾，受邀上了几期喜剧播客《不开玩笑》，表现很出众，后来被确定为主播之一。这档播客入选播客app「小宇宙」年度热门播客，常常登上首页推荐。
他的角色是副咖，给主持人史炎打配合，插科打诨。「他接梗挺快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孙书恒说。而轮到刘仁铖分享时，他总是很真诚，几乎听不到夸张的语气。「他不是通过展示幽默的方式来实现幽默。」史炎说，某种角度，他像在呼应刘仁钢所说的，刘仁铖不是一个搞笑的人，「他是属于幽默而不自知的那种。他有一种脆弱感，你想去理解他，保护他，这比好笑重要得多。」
刘仁铖承认，播客算是他的自救。看不见的努力在幕后。每一期《不开玩笑》，主创用两三个小时进行策划，讨论大纲。他认真参与，努力贡献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录制讲出来。他的另一优势是人缘好，深入演员社群。「我们请了很多喜剧演员，更想聊的是他们段子之外的人生。」史炎说，「对于这些演员生活的其他侧面，阿铖他了解的是比较多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容的点。」
一直以来，他被认为是一个懒散的人，他并不否认，适度的懒散让他预期和欲望得以降低，对冲了他的职业焦虑。但史炎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他只是能量很低，所以他会把能量保留在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史炎说。点开「小宇宙」你会发现，刘仁铖至少出现在十几档节目里。如果大张伟是线上综艺节目的万能插座，他是这个平行宇宙里的「大张伟」。
受众在增多，他有了一定的线下带动票房的能力。「正面反馈比较多，也会激励你。」他说。在北京时期就和他认识的周奇墨不久前告诉我，他感到刘仁铖已进化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发现演员要想成（功），他得先成为某个俱乐部的台柱子，这个对自信很重要。」他说，「他来上海以后慢慢演，演出了自己的风格。」
一场大考
线上节目的机会，在2024年终于来了。《脱口秀大会》原导演班底筹办新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时，经好友付航推荐，他受邀成为44位选手之一。第一次上台，他讲了「胖子门窗」的故事，那恰好也是他故事的起点。演员们常说，线上节目是一年一度的大考，作为一个荧屏新人，他对这场考试成绩预期不高，他希望能至少留下两个作品再淘汰。
节目组从综艺效果考虑，会给选手一些内容上的方向建议。一些选手很抗拒，但刘仁铖对此很尊重。正是根据建议，他抛弃了老段子。第二赛段过后的四场比赛，他全部是新创作的。第三赛段，他讲父亲与那辆曾让他不好意思的电动三轮车。第四赛段，他讲自己的口音。这些主题下，他也在完成着与自己的和解。纵观他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小人物在成长的故事线，到了半决赛，他讲他对家乡作为门窗之都的宣传引起一些正面反响，被地方政府人员称为「乡贤」——这是真事。
他的创作能力被激活了。入行7年来，他从未如此高产创作。他最喜欢的段子是，如果他是国王就取消前后鼻音，「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以后再发现你们背贯口，就得惩罚你们了，也不摘字了，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岳云盆，阎鹤咸，郭德干」。可能无法归纳到任何技巧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就有种浑然天成的好笑。
他一路晋级，留在舞台上的选手越来越少。决赛有两轮，10个选手中，只有进入四强才需要讲第二个稿子，他认为自己无法杀出重围，索性没有针对性准备。时间有限，他把重心放在第一个稿子。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讲自己与成名后的老友周奇墨见面时的境遇落差，他想将两人比作初中课文《少年闰土》的闰土与周老爷。初稿里只有一个笑点，「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那是课文原话。但他感觉这句话并没有家喻户晓，观众理解不到这个文化梗，就删掉了。他把那段节选自鲁迅小说的课文反复阅读，把其中可用元素扣合到他的段子里，把笑点不断往上翻。其中「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那段话，改了十几版，才找到最顺的念法。
他向所有人请教稿子，甚至跨节目去问了《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那边的选手Kid，他们在不同公司，通过打篮球成为好朋友，Kid帮他调了稿子结构。庞博是他最后一个去问意见的人，作为艺人加入节目的他看起来有点高冷，刘仁铖一直没好意思打扰。决赛阶段，他鼓起勇气主动给他发了微信。庞博给他提供了一个意见，要把「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直接点出来，这才是线上节目逻辑。在线下表演里，话不说那么实，让观众去感受出来，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表演逻辑。刘仁铖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他认为这对整段故事成立，有关键作用。
现场炸裂了，他爆冷进入最后四强，因为没有准备决赛第二轮的比赛，那个讲身材的段子现场反响平平，他最终得到第四名。
这也许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刘仁铖却感觉「自己闯祸了」，他担心自己最后一轮的表现影响整体节目播出效果，担心导演组对他失望，担心自己在网络上被群嘲。这种不配得感与谨小慎微，习惯性支配着他。另一个例子是，此前哥哥刘仁钢在网名前加上「胖子门窗」，在弟弟的社交媒体下回复别人，他对此感觉怪怪的，让哥哥不要再继续。
实际上，他担心的那些情况均未发生。后来，他把自己在决赛第一轮的表演看了很多遍，「我觉得演得真好，10天写出来这么一段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单论那段演出，他觉得自己配得上前四。遗憾只是第二轮。慢慢地，对于这场「大考」，他能接受这个结果了。他开心起来。
那么，对于10年前，另一场错过的大考呢？
辍学这个命运转折，在他生命坐标里曾无比显著，他曾不断追问，平行时空那个没有离经叛道的自己，那个经过高考洗礼进入大学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随着脱口秀生涯的展开，学历的自卑在消退。「起码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连基本的谈吐都决定不了，对话的逻辑思维都决定不了。」他想。
一个默认共识是，脱口秀里所有的知识梗最多只能到初中，高中以上就有很多人听不懂了。个人的创造力、感受力与幽默感是更重要的事。他也承认，保持输入是重要的。他有听社科类播客的习惯。也许有一天，他的技巧更成熟了，一切准备好了，他会深入地写一个辍学的段子。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退学的整个故事里，所有的人终于得到原谅，而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是那个做出退学决定的自己。
应激反应还是偶尔出现。前不久录播客，一个观众站起来发言，说她也休学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还好，她说的是因病休学，不是辍学。「我很害怕大家真的去学我这样。」他说。辍学与脱口秀，不构成因果，不构成转折，不是一条河流并入另一条河流。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而他是一个冲动的幸运儿，他总结。
要真正理解刘仁铖——这个胖乎乎、面相憨厚、喜欢穿颜色花哨短袖衬衫的脱口秀演员——我们需要提到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那是2017年5月21日，他站在这所985学府，突然感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自卑。「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人中龙凤，都比你在应试教育上强非常多。」他对自己说。他没读过大学，他籍贯是铝合金门窗之乡江西安义，父母是做门窗生意的，亲戚们是做门窗的，此时的他也是做门窗的。找到喜剧这条路，成为热门播客《不开玩笑》的主播，在综艺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杀入决赛，这些事尚未发生。而他之所以出现在浙江大学，缘于一部名为《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的连续剧。我知道这些信息有些混乱，让我们慢慢来。
首先，让我们聊聊自卑。他1997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城中村长大，小时差点被人贩子从家门口带上车掳走，母亲追上抢了回来。他们全家住在店铺里，真正的生活空间不到20平米，要出门上公厕。他从小没有自己房间，和爸妈住上下铺，干什么事情似乎都有人注视，这导致他行事谨慎，「极度的听话」。他虽自幼在常州长大，但父母是江西农村过来的，这让他有一种外来感，感觉自家与有房的本地人是不同的。
和家里开店有关，人来人往，他从小注意察言观色。「我需要记很多事情，经常会有人跟我说，你跟你爸说一下，谁来过了，哪个村的多少号。」他说。这种无形的训练，令他对旁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有种敏锐的感知。这对他在人际关系中颇有帮助，比如点菜记得别人的忌口与喜好。
家同时也是仓库和干活场所，不可避免，他的衣服很容易沾上灰尘，感觉脏兮兮的。幼时的他有一种恐惧，害怕进入任何干净整洁的公共空间。与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我们坐在上海永嘉路的一家咖啡馆。他环顾周围，说：「比如这种咖啡店，我小时候肯定是不敢进的。我会觉得我在里面是不是会很突兀。」
小时候放学，他非常抗拒父亲开电动三轮车去接他。三轮车很脏，摆着各种工具，一眼可知道家里营生。但实际上，怎么能瞒得住呢？「胖子门窗」的广告牌就挂在家门口，街坊邻居又不是看不见。
父亲是个实在人，自己是个胖子，就给店铺起名「胖子门窗」。但这给孩子造成了困扰，尤其当刘仁铖也变成胖子后，胖子的标签坐实了。人人都用胖子称呼他父亲，用胖子称呼他。「以前是挺介意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
有次他去同学家，同学母亲自然地喊他为「胖胖」。同学向母亲回击道：「你喊人家胖干嘛，人家怎么不喊你丑丑呢？」刘仁铖没敢说话，但他很惊讶，第一次有人在称呼这件事上维护他。他一直记得。在无数个别人喊他胖子的故事里，他选择告诉我这个故事。
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应该是不平凡的人」。他察觉到身上自卑，不愿放任自卑，想通过一些外在方法，「让自己感觉了不起」。他从衣着下手了，故意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他不穿校服，最钟爱一套带着铆钉的黑色夹克，「觉得那衣服特别帅」。但作为一个胖子，看起来很酷其实挺难的。后来回想，他感到愚蠢。
另一个方法，是和混混们成为朋友。这事对他不难，他擅长与人打交道，知道该说什么，别人想听什么。打篮球时， 他认识了一些混混，一来二去就熟了。「一边学习很好，一边跟混混打交道。我内心其实是很骄傲的，黑白两道游刃有余。」他说。
但他远远算不上狠人，本质还是老实的。为了融入混混而抽烟喝酒，都是装装样子，并未留下习惯。有次与同校一个孩子互放狠话，约着要打一架。真到了冲突现场，他打了对方一下，那人没有还手，又打一下，还不还手。他突然感到特别难受，就停了下来。「性质变了，你再打他，就感觉欺负人了。」他说。
有一天，他突然就不想跟混混玩了。那是一个周末上午，他在其中一个混混家里看NBA，那里是他们常聚会的窝点。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一伙人歪歪扭扭躺着抽烟。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肚子饿了，能不能买点吃的？接近成年的混混至少有七八个，凑不出10块钱，最后派刘仁铖去买了凤爪。他被这个事实击中了，「他们一天到晚说自己多么厉害，想打谁就能打谁，完全是在虚张声势，他们的力量太小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他感到巨大的失望。
还有段时间，他频繁去网吧。并不享受游戏本身，他只是享受坐在网吧里的那种叛逆的感觉。不要说包夜，盯着屏幕超过两小时他就头晕。爽感没有根基，来得快也去得快。整个青春期好像都是如此，他的叛逆，建立在虚无的抵抗上。他不断地否定之前的自己，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内心秩序。
没有独立房间的自卑。外地人的自卑。脏的自卑。对家庭的自卑。胖的自卑。这些自卑，随着成长慢慢变化、消退。最终，一个最大的阴影盖过了其他所有。
辍学
让我们聊聊刘仁铖是如何错过大学的。他小时候学习不错，到高中成绩就掉落下来。按当时情况看，他最多上个普通大学。但他能感到，家里人对他接受高等教育这件事，并无期待。
父母没读完初中，很早就进入经商的环境。「他们觉得只有做生意才能赚大钱，才能有很好的生活。」刘仁铖说。
高二时，他对应试教育产生疑惑，「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只按找工作的原因去分科，而不是在乎一个人真的喜欢什么。」最终，他的厌学情绪达到了高潮。他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未来有什么可能性，也没有人告诉他。有了智能手机后，他再也没写过作业。同学把写好的作业拍照截图发给他，他照抄就行。他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不会，就越不学，越不学，就越不会。
高二暑假结束前，他突然对班主任说，他不想上学了。在一个所有人都对他没有更高期待的环境，这也许只是他的某种斗争，抑或是顺应。然后，他为自己这么说感到难过，哭了起来。
「你别装了，你就不想交作业。你还不上学，你家里人能同意吗？」班主任说。「你别装了」这句话刺痛了他。
他在初中闹过一次退学。在一件事上，老师误会了他，双方僵持不下。他父亲被喊来办公室。
「你小孩子都不想学了，带回去。」老师说。父亲一句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他感到父亲情绪不对，到家才知道，大伯去世了。回乡处理大伯后事，他全程脑袋嗡嗡的，回城后再跟着父亲干活。活太重了，十四五岁的他根本撑不住。几天后，父亲问他，还要不要上学，他说要。回到学校，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这一次不同。开弓没有回头箭。高三开学第一天，他没有去上学。父母几乎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没有任何过渡期，第二天，带着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他就在店铺帮忙了。
一个困惑就此产生。为什么他如此轻易就实现了退学？为什么班主任没有再来找过他？他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坏学生。后来的日子，他深感事情不合常理，向父母求证。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反复地求证。他渴求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父母就是说，「你都说不上学，怎么还会找你？」
他感到自己被放弃了。这个念头让他有被伤害的感觉。
他将用很长时间消化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他最害怕去别人家干活时，遇到同学。有次真的遇到了一个并不算熟的同学，对方没说什么。但他自己难受，「因为我们是算服务业，多少是那种比较低的姿态」。他羡慕那些普通的上班族。
辍学第一年，他都活在痛苦里。他很孤独。他经常梦到自己还在上学，那种气氛诡异的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和老师都出现在他身旁。每一次梦的结局都是一样，他意识到那是个梦，他明明已经不再上学了，然后醒了。
他没有与同学联系，害怕打扰他们，也害怕有人和他聊到退学这件事。过了一阵，发现根本没有人联系他，「无人在乎也挺难受的」。临近高考，他突然萌发出一种巨大的不甘心，想回学校看看，又找不到合适由头。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考加油」，在高考前一天来到校门口。「好丢人，有点滑稽。」他后来想。
他以为同学会笑话他，相反，他们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都哭了。一个记者跑过来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他立马跑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事情。」他回忆。
后来的日子，痛苦淡去了。他每天装完门窗，去打篮球，去网吧，根本不思考未来。他没有工资，也从没想过要。父亲让他去买货，多给他点钱当零花。内心里，他在逃避未来。
他崇拜同样高中辍学的韩寒，给韩寒主编的「一个」app投了三次稿，没有任何回响，「就算拉倒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是下一个韩寒了。但本质上，对于写小说，他没有真正投入过努力。
到了2017年，在家干活已至第四年。原本节奏稳定的生活，被一件事的发生打破了。父亲劳动时从脚手架摔下，手骨折了。刘仁铖感受到父亲的恐慌是双重的，一是自身的健康，二是儿子不能接班。父母督促他另开一处门店，自己做生意。但他害怕对他人负责，害怕承担风险。为逃避，他跑去当了一个月的房产中介，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很受挫。他与父母的关系日趋紧张，争吵不断。
那时他痴迷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在网上加了粉丝群，在里面，他自我感觉很好，「大家都愿意跟我交朋友」。南京搞线下聚会时，他很开心地去参加了。那里他遇到一个女生，聊得很投缘。她的大学适逢校庆活动，她邀请他去参观。她只邀请了他一个人。
就这样，他来到了浙江大学。网上与她聊天，名校背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标签」。直到他站在校园里，潜伏的自卑膨胀起来，压得他抬不起头。压向他的，不是到处张挂的彩旗与横幅，不是高耸的校门与任何一幢特别建筑，不是物理意义上看到的一切，而是脑子里的一个简单事实：他和她是不一样的人，唯一的联结是一部从未在中国上映过的小众的情景喜剧。所有的浪漫都消失了。
脱口秀
如果说2017年有什么改变他命运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播出。他产生了去说脱口秀的兴趣。他在网上搜，发现他所在的常州没有脱口秀俱乐部。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最近的开放麦在南京，是无名喜剧办的。他按照要求提前交了一份逐字稿，没被主理人选上。这是他遭遇的第二个挫折。但至少，对方接纳他作为场地志愿者。他看了演出，恰好赶上史炎等相对成熟的上海演员过来轧场，他深受鼓舞。
两周后的下一场，他的稿子通过了。他叫上在南京读大学的两个同学来捧场。正如大多数脱口秀演员的第一次表演一样，他搞砸了。灾难性冷场导致忘词，他讲了一分半就下台了。他坐了一个多小时火车去南京，坐了一个多小时车回常州。这是他遭遇的第三个挫折。但他「对自己还很有信心」，他继续参加，下一次表现好多了。他承认，为保效果他插了一两个网络段子。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在2017年——距离大众认知上的脱口秀元年2020年还有3年——一个常州高中辍学生在一档影响力尚有限、制作水准平平的节目里，接收到同频的讯号，并将其转换为持续行动。除了在开放麦练习，他还开始给脱口秀类节目投稿，一条段子被选上的话，有500块。他期期都投，期期都中。有个月赚了3500块，他打开银行入账记录给家人看。一条路在他面前缓缓展开，那条路叫喜剧。
对于困在家里、免费干活的他而言，喜剧不止是条路，是他的逃生通道。「脱口秀把我救了。」他说。北京新开张的一家喜剧公司招全职编剧，他应聘成功。在他人生前21年里，他从未离开常州生活，与父母同住，2018年春节后，他一个人去了北京。
白天他做编剧，给别人写稿子，晚上他到处跑开放麦，讲自己想说的。他孤独感少多了。中文脱口秀的世界，俱乐部之间彼此竞争，演员之间也会互相看不上，刘仁铖是少有的与各方各派都维持良好关系的人。「可能是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小孩看。加上我又比较温和，从来不跟别人起冲突，而且我也挺愿意跟大家去交流、去学习。」他说。「正常应该像我这样，只不过这行业很多人太有个性了。」
很多让他在生活中感到羞愧的个人特质，在脱口秀里却变成某种优势。比如他的胖，这是他的独家标签，也是他的素材之源。他一上来就自然地写这类话题。
这又关联到他的另一个强项，讲故事。上学时，写作文从来对他不是难事。他说，这方面能力大概源自他读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以及「受韩寒的影响也有点大」。他记得初一有次在班会演讲，讲到小时候他在河里游泳遇险，妈妈跳河救了他，讲着讲着哭起来。被他情绪带动，半个班以上的人都哭了。「我觉得是我的优点，感情上面比较细腻一些，这种人有做喜剧的天赋。」他说，「让人笑跟让人哭是一样的事。」
他的创作方法，与北京圈内主流推崇的「挖掘负面情绪」不同，多是自我嘲讽。「我这人很怕得罪人，很怕冲突。」他说。但文本上，他认真打磨，不再套网梗。付航有次和他同场后，主动加他微信：「我觉得你非常牛，我是你粉丝。」当时两人在圈内都算名不见经传的演员。
「他是文本专家，他每一段都要严丝合缝。双关用一次，谐音用一次，最后金句用一次，他就愿意研究这种东西。」付航说。
但不要误会，刘仁铖的脱口秀之路，并不是初来乍到即惊艳四座。他用半年多时间从开放麦晋级为商演演员——这意味着有俱乐部愿意把他放进拼盘演出的名单里，一场15分钟表演可有150-300元的酬劳——这速度令人满意，但也绝算不上快，徐志胜、童漠男只用了一两个月。三个挫折后，还有更多挫折。我在2018年底看到他主持的一场演出，堪称事故现场，他在台上急出了一头汗，与观众的互动一个梗没响。他屡次投报笑果训练营，没被选上。
但那是一段他最快乐的时光。成名，是件特别遥远的事，身边也没人想这些。仅仅是能上台，就足够让他开心了。「能挣到一点钱，不问家里要，我就满足了，日常吃吃喝喝什么也够用。」他说。他依然是个自卑的人，但一种自信在他身上萌生，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喜剧能力。
答案
2019年有次回常州，适逢教师节，刘仁铖突然想回高中去探望班主任。他生活状态变了，「我做脱口秀虽然没有出名，没有赚很多钱，但我觉得不是个难看的工作，可以回去见见她了。」
重逢很愉快，师生俩聊了许多话。旁边有个不认识的老师插话：「你这个学生聊天什么都好厉害，他上的什么大学？」刘仁铖一下尬住了，不知道说什么。
很自然地，他们谈起辍学那件事。无从知晓的片段重新浮现。
班主任说，开学第一天，见刘仁铖真的没来报到，她因为处理其他事情，没有当即去找他。但在那个周末，她决定去刘仁铖家里找他父母面谈，把孩子劝回来。但命运就是如此弄人，那天下起暴雨，班主任的车开到一半抛锚了。她给刘仁铖父母打电话，期待他们来接她。电话没有人接，也没有打回来。
「她以为这是我爸妈的一个态度。」刘仁铖说。
他终于得到了一个长期困扰他的谜题的答案，这让他得到某种安慰：班主任没有放弃他，至少做过挽救的努力。被伤害的感觉消失了。但同时，答案的开启，也带给他极大震撼。父母肯定知道班主任要家访，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儿子？当班主任未能出现，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他日后反复求证，父母咬定的是同一个答案？
但在那一刻，他不能告诉班主任他被蒙在鼓里，他假装附和了几句。那之后，他的脑袋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太多信息需要消化，太多问题涌现出来。
关于新的问题，他再没去寻找过答案。他不知如何开口。他更怕父母感到内疚，虽然他没有产生怪责。他害怕那些并不存在的怪责，让父母背上更多负担。
「可能那个事儿，我父母处理得不是很好，但整体上我父母对我真的非常好。他们从来不干涉我，不去阻挠我，也不给我任何压力。我一直很感谢我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眼角泛出泪光。
因为编剧工作，他在2019年上了一次河北卫视。母亲把那个节目到处播给邻居们看，有人说，你儿子现在这么厉害，当初就应该让他上大学。「确实，当时应该让你上大学。」向儿子转述这段话时，母亲说。他记得那一刻她的神情，「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愧疚」。
我问刘仁铖，如果当时班主任真的找到他，他会听话返校吗？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是把一个人放入同一条河流里。最后他说，不一定。「起码可以有个过程让我去想这个事，去纠结这个事，最终作出决定。但没想到做了一个决定，立马就直接落地了。」
他站在一条新的河流里。如果不是脱口秀，他也许无法重建自信，也许不会有胆量去找班主任，也许无法解开那个存在多年的谜团。而至于完整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这些事已经完全是过去式了。」他说。
懦弱的，勇敢的
脱口秀演员总是不放过任何身边的独家素材，对于如此戏剧的退学事件，刘仁铖却迟迟没有动笔把它完整写成段子，他确实说过辍学话题，但只是用在开场的身份介绍，根本没有展开。刘仁铖的理由是：「我怕我爸妈看了会有别的想法。」
他知道，自己是懦弱的，体谅别人，也是体谅自己。他在网吧和球场见过几次打架，「自己心里知道，看着别人打下去，我腿会抖，那种控制不住的颤抖」。他怕虫子，至今不敢剥活虾，更不要说杀鱼。
这让他的圈内好友孙书恒难以理解，「你可以潜入海里，但是你就是带游泳圈扑扑腾两下就这就结束了。」孙书恒说，「我的话我肯定就写，我直接一个专场我就能给你写出来。」
孙书恒是一个留着山羊胡、说话鼻音很重的清瘦青年，两人站一起像从漫画里走出的一对人物。「有点惺惺相惜，因为感觉两个人真的很像。」刘仁铖说。他们同年出生，同年入行，都经历过不被认可的阶段，都在高二那年辍了学。
他们在刘仁铖往南京跑开放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有一个群，总在里面聊天。后来有了新群，群友都换了，不变的是他们两个。用孙书恒的话说，他和刘仁铖的关系建立在互相「辱骂」上，「基本上就是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我一直骂他，然后他骂个大的」。他们动不动就玩互相拉黑的无聊游戏。
相比刘仁铖，山东长大的孙书恒看起来更潇洒，凡事持无所谓态度。他高中辍学是自主做下的决定，那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我们山东是一个550考大专的地方，很残酷的。我当时考倒数第一，没有什么必要了。」刘仁铖对我说，孙书恒有一种和他一致的感受——身处高等学府，突然产生强烈自卑。但孙书恒说，刘仁铖弄错了意思，他走进的是上海戏剧学院，「他们都太漂亮了」。他焦虑的是容貌，而非学历，「我之前去什么复旦同济，觉得还行。」
但即便潇洒如孙书恒，也会为低学历而感到困扰。在创业失败后，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圈找的实习，「钻了空子进去的」，从而避开学历筛查。半年后要转正，他只有跟HR坦白，「甚至没有敢说我是高中辍学，我说我是大学辍学」。有一点，换过多份工作的他和刘仁铖是一样的，他们从没投过简历。
「脱口秀这个行业其实挺容易的，没吃多少苦。这个行业是我从事的最顺利的一份行业。」孙书恒说。这又是一则典型的孙书恒发言，但脱口秀似乎真的不存在学历歧视，它没有准入门槛，这是一个人的艺术，逗笑观众就是王道。脱口秀圈子里的低学历不止他们两个人。对于那些被优绩主义甩下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核心关乎表达与创造的行业，提供了第二次的人生机会——在形容这件事时，孙书恒用的词是「容易」，刘仁铖用的是「幸运」。
尽管圈内人倾向于把刘仁铖和孙书恒当成一对组合来看待，但他们是如此不同。孙书恒愤世嫉俗，关注社会，他的专场《三堂会审伽利略》让一些喜剧评论者感叹，难以想象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创作的，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刘仁铖，更像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忠诚，温厚，也许有点闷骚，不深刻也不愤怒。
把孙书恒介绍给我时，刘仁铖表示：「我怕他说我坏话。」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这人没好话。」孙书恒说，「我一直觉得他底层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拦着。他不愿意挖掘自己。」
在孙书恒看来，刘仁铖还有很大一个毛病是懒散，他更新段子速度太慢了。他在2021年初有了个人专场《铖重》，过了3年，还在巡演同一个专场。「我用3年能写六个《铖重》！」孙书恒说。
对于刘仁铖，哥哥刘仁钢也说了同样的评价——懒散，「他为什么会这么胖，他就是不注重。」
他打小是个脆弱的人，哥哥说。就连某些不常相见的远亲提起他，第一印象都是，特别容易哭。刘仁铖三四年级时，父母早早出去干活，他醒来发现家里没人，又没有开灯，就嚎啕大哭，一直哭到父母回来。
刘仁钢大刘仁铖4岁。两兄弟没在一起长大。因为刘家在常州没有户口，他们也搞不清楚政策，听说长子未来不能高考，就在他小学五六年级时把他送回老家读书了。次子本也面临同样问题，刘家在常州买房落户后就解决了。
刘仁铖对哥哥始终有一种愧疚感。他觉得，是他独占了父母的爱。他明明不是独生子，却在童年时，度过了一段独生子的人生。哥哥肝病住了很长时间的院，他为他感到难过。他打电话会哭，是因为他每天都在盼着和哥哥讲话，他想和他分享开心的事。
很多年后，刘仁钢听刘仁铖在一档播客节目谈起对哥哥的亏欠——他关注弟弟的一切动态——他感到意外。他早已理解了父母的决定，那是迫于对现实的无奈。父母也是爱他的，把他送到托管学校每年要五六千块，对家庭不是笔小钱。但作为留守儿童，初中毕业他就不读了。他有了女朋友，带着她住进常州的家里，弟弟不得不腾出房间，和父母去住。他20刚过就当了父亲。
有次哥俩吵架，刘仁铖扯到旧事。如果不是你们所有人在家里，影响我学习，我也不会辍学了，他说。刘仁钢愣住了。他回房冷静了一个小时，回来很认真地对弟弟说，如果你是真的这么认为的，我和嫂子想办法让你回去读书。但刘仁铖知道，一切已经晚了，那时他的同学都在读大学了。
门窗店是个苦力活，赚的是最下游的安装费。「我们用的是5毫米玻璃，2层，一个平方就是25公斤。一扇窗户的话大概六七十斤。」刘仁钢说。从经销部按量好的尺寸买材料，打螺丝组装，再去客人家安装。没有帮工，老小区的顶楼，也要手动搬上去。天热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早上把窗户先搬上楼，下午三四点钟再过去装。一天能做一户。
两兄弟跟着父亲干活时，哥哥远比弟弟主动。最核心的技能是安装和电焊，哥哥第一年就全部掌握了，弟弟过了三四年，还只做搬运和组装这类基础工作。「打心底里面他就不喜欢这个行业，他也从来不去学。」刘仁钢说，「他偷懒。」
在2018年，弟弟去北京闯荡时，刘仁钢为他高兴。「我希望他去闯一闯，跳出门窗这个圈子。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被困在这里面了，不希望他跟我一样做苦力活。」他给了弟弟一张他的信用卡。母亲很担心刘仁铖，他不会做饭，「在家连地都不会扫」。送他上火车时，刘仁钢偷偷对母亲说，「半年之内就得回来」。
弟弟成功留在了北京。有段时间，刘仁钢带着一家人去北京旅游。弟弟没邀请他们去家里，而是去他们下榻的宾馆见面。「可能他住的环境不好。」刘仁钢想。晚上有开放麦，哥哥去当观众。和刘仁钢想象完全不同，演出在一个光线阴暗的地下仓库，石墙上挂着一块布就成了舞台，观众只有三五个。
「这是啥玩意？也太落魄了。你这个行业这能混得起来？」刘仁钢对弟弟说。
父母对刘仁铖从事的喜剧并无概念，他们不是没有表达过对这个儿子卷入传销团体的担心。哥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我只要证明给我哥，我哥去给他们解释。」刘仁铖说，「他帮我分担了很多压力，因为他很早结婚生子，最起码我父母他们不用从我这里催孙子出来。」
直到现在，刘仁钢都是这么认为的，弟弟没有幽默、不搞笑，他只认可弟弟的创作能力。「我们一家人搞怪的事情都是我做的，只有我会搞怪，逗他们笑。」他说。对于表达能力，他觉得弟弟最突出的特质是嘴硬，兄弟吵架，弟弟哭得再厉害，嘴也不会停，「就算我打他，他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有时候是很轴的人。」
但就是这么一个他所描述的懒散、爱哭、不搞笑的弟弟，做到了哥哥没能做到的事情，「我这么多年说要摆脱我父母，其实我是没有做到的，」刘仁钢说，「他能迈出这一步去北京，是让我刮目相看。我最欣赏的是他的那份坚持，也可以说是勇敢。」还记得那最初的三个挫折吗？足以击退大多数人。脱口秀，原本只是一个遥远、微弱的讯号。
自救
2020年的疫情让一切都中断了。刘仁铖回到常州，在家里住了四五个月。那是去北京后，他与父母待的最长一段时间。刚回来时，全家都不戴口罩，不把病毒当回事，他还是通过同事弄到了一些口罩。他意识到，以前是家人保护他，而现在，他要保护他们。整个世界可以在瞬息之间发生变化，生命如此脆弱，他感到，当下的情感应该紧紧抓住。
他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重新审视与家人的关系，也让他有了一个重新看待辍学的视角。他怀念那些相处。他和父亲依然从不谈心事，但情感层面上更近了。人都会做出一些后来才知道错误的选择，父亲错过买房时机，错过盖房时机，小本生意从未做大。这让父亲对自己产生了挫败感，对儿子也没有更高的期待。他理解了父亲的无力，理解他在辍学那件事上的反应。
到了七八月，各地逐渐放开。刘仁铖突然意识到，其实他可以不必去北京。上海离家更近。公司正好要在上海开拓新剧场，他便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那年底，在上海线下举办「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孙书恒第二，刘仁铖夺冠。一直以来，他是个全面自卑的人，唯独对喜剧能力有一种自信，但这种自信更像是建立在空穴上。通过这场比赛，他的自信有了锚点。
但焦虑也出现了。他的好朋友付航的互动视频在抖音上火了，有了上千万粉丝。另一些朋友通过综艺《脱口秀大会》，变成大众意义上的明星。他感到，「你身边的人把你给甩开了。」他也想往上走，付航的模式很难复制，互动也并非刘仁铖擅长，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登上节目。从他这几年的微信名字变化上，你能看出故事的走向：刘仁铖（阳光版），刘仁铖（好笑版），刘仁铖（备战脱5版），刘仁铖（悲伤版），刘仁铖（随便版）。他从未在海选中胜出过。
变化在发生。他有了女朋友，他们在另一个演员的粉丝群里认识。脱口秀演员之间，调侃与打岔是常态，这就是他们的交流模式。但在女朋友那里，他得到了许多勉励、安慰与支持。孙书恒写过一篇刘仁铖的文章，对他极尽讽刺，但提到他女朋友时写道，「一位真正的天使。」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刘仁铖说。处在稳定的关系里，他的许多内耗（包括他对外在条件的苦恼）被治愈了。
入行最初两年，他讲的话题都是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租房、地铁、减肥。直到最近一两年，他尝试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经验。他能够处理这些以前不想去碰的东西，是因为他的脱口秀技术在进步，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和家庭都更接纳了。
很多演员喜欢使用callback技巧，但他对callback有着更高的追求，不是强行重复，「首先，梗本身得是这个稿子里面第一好或第二好的梗你才值得call一下；其次，你得提得顺理成章一点。」他感到，正是当他给自己定下更高目标后，他的段子变好了。
2023年对他来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原来所在的那家喜剧公司闹出丑闻，刘仁铖等演员集体提出解除经纪约。对方反诉他。他不是一个习惯冲突的人，每次手机上收到法庭消息，他的心都会抽动一下。有次从上海赶去深圳开庭，出门后他发现忘了文件，又骑车回去取，折腾一番全身汗湿了。他在地铁上，飞机眼看要赶不上了，所有的委屈奔涌而出，躲在一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最后赶上了飞机）。他承认，这一年多来，他情绪波动严重，很难静心创作，这也是他没有写出新专场的部分原因。
好消息是，在综艺节目和短视频之外，他找到了第三条被大众看见的路：播客。他作为嘉宾，受邀上了几期喜剧播客《不开玩笑》，表现很出众，后来被确定为主播之一。这档播客入选播客app「小宇宙」年度热门播客，常常登上首页推荐。
他的角色是副咖，给主持人史炎打配合，插科打诨。「他接梗挺快的，我没想到能这么快。」孙书恒说。而轮到刘仁铖分享时，他总是很真诚，几乎听不到夸张的语气。「他不是通过展示幽默的方式来实现幽默。」史炎说，某种角度，他像在呼应刘仁钢所说的，刘仁铖不是一个搞笑的人，「他是属于幽默而不自知的那种。他有一种脆弱感，你想去理解他，保护他，这比好笑重要得多。」
刘仁铖承认，播客算是他的自救。看不见的努力在幕后。每一期《不开玩笑》，主创用两三个小时进行策划，讨论大纲。他认真参与，努力贡献自己的故事，然后等着录制讲出来。他的另一优势是人缘好，深入演员社群。「我们请了很多喜剧演员，更想聊的是他们段子之外的人生。」史炎说，「对于这些演员生活的其他侧面，阿铖他了解的是比较多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内容的点。」
一直以来，他被认为是一个懒散的人，他并不否认，适度的懒散让他预期和欲望得以降低，对冲了他的职业焦虑。但史炎有另外一个观察角度。「他只是能量很低，所以他会把能量保留在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上。」史炎说。点开「小宇宙」你会发现，刘仁铖至少出现在十几档节目里。如果大张伟是线上综艺节目的万能插座，他是这个平行宇宙里的「大张伟」。
受众在增多，他有了一定的线下带动票房的能力。「正面反馈比较多，也会激励你。」他说。在北京时期就和他认识的周奇墨不久前告诉我，他感到刘仁铖已进化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发现演员要想成（功），他得先成为某个俱乐部的台柱子，这个对自信很重要。」他说，「他来上海以后慢慢演，演出了自己的风格。」
一场大考
线上节目的机会，在2024年终于来了。《脱口秀大会》原导演班底筹办新综艺《喜剧之王单口季》时，经好友付航推荐，他受邀成为44位选手之一。第一次上台，他讲了「胖子门窗」的故事，那恰好也是他故事的起点。演员们常说，线上节目是一年一度的大考，作为一个荧屏新人，他对这场考试成绩预期不高，他希望能至少留下两个作品再淘汰。
节目组从综艺效果考虑，会给选手一些内容上的方向建议。一些选手很抗拒，但刘仁铖对此很尊重。正是根据建议，他抛弃了老段子。第二赛段过后的四场比赛，他全部是新创作的。第三赛段，他讲父亲与那辆曾让他不好意思的电动三轮车。第四赛段，他讲自己的口音。这些主题下，他也在完成着与自己的和解。纵观他的作品，人们可以看到一条小人物在成长的故事线，到了半决赛，他讲他对家乡作为门窗之都的宣传引起一些正面反响，被地方政府人员称为「乡贤」——这是真事。
他的创作能力被激活了。入行7年来，他从未如此高产创作。他最喜欢的段子是，如果他是国王就取消前后鼻音，「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以后再发现你们背贯口，就得惩罚你们了，也不摘字了，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岳云盆，阎鹤咸，郭德干」。可能无法归纳到任何技巧里，没有任何意义，但就有种浑然天成的好笑。
他一路晋级，留在舞台上的选手越来越少。决赛有两轮，10个选手中，只有进入四强才需要讲第二个稿子，他认为自己无法杀出重围，索性没有针对性准备。时间有限，他把重心放在第一个稿子。
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讲自己与成名后的老友周奇墨见面时的境遇落差，他想将两人比作初中课文《少年闰土》的闰土与周老爷。初稿里只有一个笑点，「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那是课文原话。但他感觉这句话并没有家喻户晓，观众理解不到这个文化梗，就删掉了。他把那段节选自鲁迅小说的课文反复阅读，把其中可用元素扣合到他的段子里，把笑点不断往上翻。其中「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那段话，改了十几版，才找到最顺的念法。
他向所有人请教稿子，甚至跨节目去问了《脱口秀与Ta的朋友们》那边的选手Kid，他们在不同公司，通过打篮球成为好朋友，Kid帮他调了稿子结构。庞博是他最后一个去问意见的人，作为艺人加入节目的他看起来有点高冷，刘仁铖一直没好意思打扰。决赛阶段，他鼓起勇气主动给他发了微信。庞博给他提供了一个意见，要把「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直接点出来，这才是线上节目逻辑。在线下表演里，话不说那么实，让观众去感受出来，被认为是更高级的表演逻辑。刘仁铖听取了这个建议，后来，他认为这对整段故事成立，有关键作用。
现场炸裂了，他爆冷进入最后四强，因为没有准备决赛第二轮的比赛，那个讲身材的段子现场反响平平，他最终得到第四名。
这也许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但刘仁铖却感觉「自己闯祸了」，他担心自己最后一轮的表现影响整体节目播出效果，担心导演组对他失望，担心自己在网络上被群嘲。这种不配得感与谨小慎微，习惯性支配着他。另一个例子是，此前哥哥刘仁钢在网名前加上「胖子门窗」，在弟弟的社交媒体下回复别人，他对此感觉怪怪的，让哥哥不要再继续。
实际上，他担心的那些情况均未发生。后来，他把自己在决赛第一轮的表演看了很多遍，「我觉得演得真好，10天写出来这么一段作品，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单论那段演出，他觉得自己配得上前四。遗憾只是第二轮。慢慢地，对于这场「大考」，他能接受这个结果了。他开心起来。
那么，对于10年前，另一场错过的大考呢？
辍学这个命运转折，在他生命坐标里曾无比显著，他曾不断追问，平行时空那个没有离经叛道的自己，那个经过高考洗礼进入大学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他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随着脱口秀生涯的展开，学历的自卑在消退。「起码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连基本的谈吐都决定不了，对话的逻辑思维都决定不了。」他想。
一个默认共识是，脱口秀里所有的知识梗最多只能到初中，高中以上就有很多人听不懂了。个人的创造力、感受力与幽默感是更重要的事。他也承认，保持输入是重要的。他有听社科类播客的习惯。也许有一天，他的技巧更成熟了，一切准备好了，他会深入地写一个辍学的段子。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关于退学的整个故事里，所有的人终于得到原谅，而最终那个被原谅的人，是那个做出退学决定的自己。
应激反应还是偶尔出现。前不久录播客，一个观众站起来发言，说她也休学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还好，她说的是因病休学，不是辍学。「我很害怕大家真的去学我这样。」他说。辍学与脱口秀，不构成因果，不构成转折，不是一条河流并入另一条河流。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
而他是一个冲动的幸运儿，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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