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绪：中美竞争与21世纪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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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教授王正绪受访表示，大国竞争、区域冲突以及全球资源争夺将持续，各国都将更注重对本国战略资源的掌控，以及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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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教育学联合博士（2005）。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任职，2015-2022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作为中国著名学者，请问据您的观察，在目前中国经济承压的环境下，中央政府在执政层面出现了什么新的特征？央地互动模式有什么新的变化？这里是否可能出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新的理论研究契机？

王正绪：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一方面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另一方面也呈现出突出的战略定力，而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干预的模式和行动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政府一直强调经济的稳定增长，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和国内结构性问题的加剧，中央政府采取了更加综合和灵活的政策组合，以适应新的挑战。例如，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上更加注重精准调控，通过调节货币供应来刺激实体经济，同时通过财政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民生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支持。这些措施表明中央政府正在以更具针对性的方式，保障经济平稳运行，体现了更强的应变能力。

其次，央地互动模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多以“任务分解”和“指标达成”为主，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自主发行地方债券、吸引社会资本等手段来推动区域发展。此外，中央与地方在环保、扶贫和“新基建”等方面的互动也更加密切和协同。

随着现代的信息、数字等技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深入应用，以及全国各地在人员与物资流通水平的大大提高，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传播与整合、沟通、协调等效率大大提高。这些变化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各层政府之间的“距离”也大大缩小，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纵向统筹、横向协调的新模式，提高了整体政策执行的效率。当然这似乎也应该带来政府规模和结构的一些变化。如果我们用20年的时间来观察，到那时中国政府的结构和现在或许会有显著的差异——比如在有些领域有些部门，原来的五级政府结构可能不需要了。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这些新的执政特征和央地互动变化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首先，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治理体系中的“弹性集中”特征，即在中央集权和地方灵活之间取得平衡，这种模式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对不同区域带来的影响。其次，新的央地互动模式也引发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思考，尤其是如何在中央统一战略下实现地方差异化发展。这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处理“集中与分权”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的总体制度模式，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互动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非常不一样。这造成境外人士观察中国容易找不对方向。当然，对学术界也是挑战——如何理解和研究中国的制度模式与运作方式，并向西方读者讲清楚，目前还有很大空间。当然，多数学者所做的研究都很具体，只涉及中国政治与治理中的很细分的议题或领域，要形成总体性的叙述比较难。而一般情况下以整体性视角描述和解释、介绍中国的治理与政治学者或其他公众人物，也很容易受到从事专门性研究的学者的批评乃至批判。这是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问：您怎么看待美国政府提出的中美脱钩？现实看，包括跨国公司、技术与资本等层面，美国政府均采用行政手段使特定要素与中国市场分割，经济安全化的趋势明显，您认为中美脱钩的走势会如何？其中的一些核心变量会是什么？

王正绪：美国政府提出的“中美脱钩战略”，主要不是经济层面，而是从全球权力竞争的层次来考虑。当然，美国官方坚持不承认美国试图或寻求与中国“脱钩”，但美国的许多行为的确是在试图与中国进行某种“脱钩”。这种“脱钩”一方面是美国推行“经济安全化”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尤其是在技术和关键产业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美国试图利用脱钩来压迫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能力，力求压制中国的发展趋势，乃至彻底摧毁中国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发展前景，以确保中国无法在全球的经济科技商业竞争中对美国形成威胁。

然而，在全球经济深度互联的今天，中美经济之间的关联度非常高，“脱钩”的实现并非易事。从目前来看，美国在技术、资本、供应链等方面实施“脱钩”的主要手段包括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等。美国还鼓励乃至胁迫国内企业将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关于中美“脱钩”的未来走势，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彻底的、全方位的脱钩，而更可能是选择性的、部分领域的“脱钩”。说实话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了。具体来说，美国可能会在一些关键领域加速与中国的“脱钩”，例如半导体、新能源、电动汽车等具有战略性或安全风险的产业领域。然而，在许多传统制造业和消费品领域，完全“脱钩”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制造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虽然可能会考虑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或转移部分生产链，但完全离开中国市场并不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因此许多公司会选择“双轨制”策略，既保留在中国的业务，又在其他地区扩展新市场，以分散风险。

中美“脱钩”走势还取决于几个核心变量：

1.全球经济形势：如果全球经济复苏不稳，跨国公司可能会更加谨慎地评估“脱钩”的风险。高成本的供应链重组可能会因为经济增长乏力而放缓。

2.技术创新与竞争：中美之间在技术上的竞争尤为激烈。随着中国在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加速推进，如果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可能会遇到挑战，从而影响“脱钩”的效果。

3.政治与外交关系：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直接影响“脱钩”进程。如果两国能够缓和关系，重建一定程度的信任，那么“脱钩”的强度可能会有所减弱。相反，如果紧张局势加剧，“脱钩”的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4.国际合作：中美“脱钩”不仅是两国间的问题，它也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美国在推动“脱钩”时，会试图拉拢其他盟友共同对华采取措施，但这些国家并不完全愿意与中国“脱钩”。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在“脱钩”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它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因此不会轻易响应美国的全面“脱钩”策略。

总体而言，中美“脱钩”将是一个长期的、多维度的过程，它既不会迅速发生，也不会彻底结束。未来，随着中国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并进一步开放市场，中美经济关系将出现新的复杂动态。这一过程中，中美双方将不得不在全球化和经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这也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变量。

问：目前的大国竞争中，美国采取对中国的压制策略并联合盟友挤压弱化中国的产业空间，俄罗斯则采取武力吞并邻国的冒险政策、欧盟越发走向自主、印度则积极展开与中国的竞争。整体看，各国越发关注本国在全球的战略资源获取能力以及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塑造，如果从未来30年展望，您怎么看待未来的国际秩序的整体性走向？

王正绪：首先，你对目前全球这几个主要力量的行动的描述，我不完全同意。比如，印度的全球战略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什么？用“积极展开与中国的竞争”来表述它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否准确呢？又如，“欧盟越发走向自主”，这个判断恐怕也很有争议。而俄罗斯的总体战略是什么，也不能用它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来代表或概括。就俄乌冲突而言，俄罗斯也没有“吞并”某个邻国，虽然的确自2022年以来它占领了乌克兰的一些领土，而目前俄乌之间存在相互占领对方一些领土的情况。你对美国目前对华策略的概括，倒的确是比较准确的。

无论如何，未来30年的国际秩序总体上还很难确定。恐怕我们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目前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才会有明显的消退。总体上看，大国竞争、区域冲突以及全球资源争夺将持续，各国都将更加注重对本国战略资源的掌控，以及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全球面临很多共同的挑战，各国如何协调和形成统一的行动，成为建设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巨大挑战。

首先，多极化趋势愈发显著。冷战结束后，美国曾短暂地处于全球主导地位，但如今这种单极霸权正在迅速瓦解。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全球层面上深刻地塑造国家间、区域间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依然凭借其在军事和能源上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而印度、欧盟等地区性大国也在寻求更多的战略自主性。未来几十年，随着更多国家崛起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大国，全球的格局很难形成一种固定的局面。

其次，全球治理机制可能进一步“碎片化”。现有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于受到大国之间的分歧影响，已经难以高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地区冲突、南方国家的发展与安全、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崩坏等问题，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则削弱了合作意愿。这种情况下，各国可能更多地依赖小范围的联盟、区域性组织甚至是临时性的多边合作机制，以解决具体问题。因此，未来的全球治理将会更具灵活性，但同时也更具不稳定性。以“金砖+”为代表的新兴全球治理的协调平台，具有巨大的潜力——最近又有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提出或考虑提出加入金砖集团的申请。而南方国家内部的合作意愿较强，使我们有信心对未来抱有一定的乐观情绪。

在产业和科技竞争方面，各国都将更加注重经济安全和产业链的独立性。美国对中国采取压制策略，包括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等手段，反映出对技术优势的极端重视。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加剧，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欧盟也在推动“战略自主”，以减少对美中技术依赖，推动本土技术创新。未来，技术和产业政策将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各国将争夺科技霸权，以确保国家安全并提升全球竞争力。

从资源争夺的角度看，各国的战略资源布局也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秩序。随着气候变化和全球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能源以及稀土等战略资源将变得愈加重要。大国之间应当共同努力，发展资源和能源替代性技术，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例如，在电力的生产和传输方面，有可能产生“game changer”级别的技术创新，彻底改变人类能源图景。当然，新技术的出现到可以民用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常常会面对巨大的困难。无论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十分紧迫。

未来30年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逐步提升其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南方”国家的声音愈发重要，它们将通过多边平台、经济合作等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并提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可能会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具包容性。

在这方面，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包含着很好的内容。这三大倡议应当为全球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问：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白宫正在制定计划，设立一个能够在战略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美国主权财富基金，这一举措打破了华盛顿的经济正统观念，旨在与财力雄厚的地缘政治对手竞争。这是否意味着在全球化竞争中，美国将采取类似“权力集中”式的“计划经济”手段以在国内实施政治动员？据您的观察，与中国的竞争带来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塑造和冲击主要有哪些？

王正绪：白宫设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计划，好像前几天《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种现象表明，美国长期以来奉行和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在美国试图了在战略领域内与竞争对手抗衡，正在被抛弃或修改。其核心就是，通过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美国政府可以在特定领域集中投入资源，加速本土产业的升级，尤其是在科技、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

总体而言，为了遏制中国、压制中国，使美国经济政策正逐步向“产业政策”范式倾斜。为应对中国的经济竞争，美国要力求在半导体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加大投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试图压制中国。同时，国家安全议题在美国内部日益突出。美国政府在供应链安全、数据隐私等方面加强对外资和技术的管制。

此外，中美竞争激发了美国的“政治动员”氛围，跨党派的强硬对华政策激励了“美国制造”等口号，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态度逐渐趋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加剧。美国以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为基础，加强对科技和媒体的审查，控制信息流动。最后，中国崛起促使美国调整全球化战略，深化亚太和欧洲盟友合作以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因此，美国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的计划反映了在与中国竞争背景下的政策转向。美国由原来高举“自由市场”旗帜向国家主导的经济技术发展的模式发生了明显的转移。

在我看来，中国的崛起和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的确，美国迄今还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和政治强国，而且经济总量依然居世界第一，但不能否认中美之间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所带来的不仅是美国对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国际和外交政策上出现了变化，还包括全球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场域的重要变化。简而言之，美国自冷战末期以来所依赖的将全球分为“民主国家”和“威权、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版图，正在逐步失去解释力和说服力。究竟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好政府这样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将会形成新的定义和争论方向。

事实上，20世纪以来，全球的话语和价值观竞争，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围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来进行的。社会主义代表了公平与公正、照顾弱势群体利益、缩小贫富差距、人民权利等价值与理想，而资本主义表面是强调自由市场、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实际是保护资本（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权力。美国的意识形态场域，成功地将一套“资本主义”叙事转变成了一套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的叙事。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也将社会主义叙事扭转成“国家干预”和“一党制”没有政治竞争与自由的“独裁”“专制”“威权”的叙事。这样一来，美国就成了自由与民主的象征和理想国（灯塔），令其他国家多少识几个字、能读一点美国和西方来的书籍和报刊的人心驰神往、趋之若鹜。尽管如此，在美国和西方，依然很少有人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美国的政治人物很难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立场，但也很少有人能明白地攻击社会主义，而只能具体地攻击所谓国家干预。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在美国和欧洲，也很少有人能公开为资本主义张目，而只能用“自由”“市场”等概念来移目接花。美国和西方，就是这样将全球的话语竞争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轨道扭转到“民主-专制”的轨道上。

但是，人类思想史和叙事史上这些重要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的情境影响形成的。“民主”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代表的是群氓统治，如今却是全世界公认的一个美丽词汇。究竟用哪个词汇来代表人类的政治与社会理想，在人类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很可能是一些偶然的瞬间决定的。就全世界和全人类而言，是否应该将“主题词”聚焦到和平、发展、秩序、文明或其他概念，还是西方长期主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是成了一个真实的问题。或许，若干年后，“民主”就不再是国家间话语竞争的一个重要词汇或话语场域，而全球的话语竞争会围绕其他的词汇或概念来进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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