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从特朗普近日初步约定邀请进入新团队供职的人选来看，中美关系未来麻烦多多。对中国来说，关键是能否准确找到与特朗普交易的切入点。
发布日期：2024-11-14 20:51
晶科能源董事长李仙德
王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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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多家中国光伏企业的掌门人齐聚温州，举行了一场秘密的闭门会议。会议没有做任何宣传，但从会场流出的纸质材料来看，出席者中包含了起码十多位行业头部人物。激战正酣的对手们抱团取暖，显然是要讨论他们眼下面对的集体困境。
中国光伏业正在经历一场产能过剩带来的严冬。尽管这个行业对产能周期并不陌生，甚至有“五年一周期”之说，但这次低谷仍然来得过于陡峭。从2023年下半年至今，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要环节的市场价格跌跌不休，已经全部击穿成本线，导致全行业普遍亏损，严峻程度前所未见。
晶科能源的董事长李仙德本来是准备参加这场会议的，但在临行前忽然有重要的公务，便委派了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参加。然而，他在千里之外依然有话想说，于是在飞机上用手机敲下了一篇短文。
“不要一边呼吁企业加速淘汰关停落后产能，一边企业采取一点动作就大肆夸大渲染。建议企业家们卸载微信，关掉Wi-Fi，‘不要脸、不着急、不害怕、信自己’，你，稳赢。”他写道。这篇短文于第二天发表在晶科能源的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达到了10万加。
出生于1975年的李仙德在一众“60后”的光伏大佬中是少壮派。他鲜少出席社会活动，但近一两年乐于在社交媒体上阐述自己对行业未来的思考。“稳赢”两个字像是对自己的喊话。晶科在2023年重返光伏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的位置，2024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领先，在公司创立至今的18年里，总出货量达到260吉瓦。而目前全球光伏的总装机量接近2,000吉瓦，也就是说，全球每8块组件中，就有1块来自晶科。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这段话也浓缩了中国光伏业此刻的处境：长期潜力巨大，短期阵痛剧烈。
阵痛在于，产能过剩叠加逆全球化，已经逼出一种共识：不来一场产能的大出清，行业就难以走出困境。但在前几年的光伏狂欢里，企业、资本、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裹挟其中，出清可能变成一场拉锯战，将所有人继续困在价格内卷的泥潭中。
而熬过这场寒冬，有着超越行业本身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爬的优等生，光伏业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紧密交织。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光伏上接轻纺家电、机械电子等传统制造业，下衔以出口“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它实现突围、走向全球市场的努力会给更年轻的锂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带来启示，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熬过寒冬，对胜出者的奖赏也将格外丰盛。
自本世纪初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像光伏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做到了产能和技术的双重领先。
在产能上，中国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98%的硅片、90%以上的光伏电池和85%的组件；在技术上，中国光伏业在过去20年里把光伏发电成本降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在量产产品的光能转换效率上，已经多年保持世界纪录。恰逢人类历史上第三次能源转型拉开序幕，若这种优势能充分释放，中国光伏业就将像一家主流西方媒体所惊呼的那样，“定义”这场人类用可再生能源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大革命。
在李仙德看来，未来是一片星辰大海，比当下的短期波动更重要。他在2006年创立的晶科能源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光伏业近20年发展史上的“四起四落”，可以说，它的竞争力就是在一次次穿越周期的过程中捶打而成。
与这个行业里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一样，晶科是民营企业，出身草根，自诞生之日起没有一刻不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搏击。它早期也曾经粗放经营，一度还因为污染事故而停产，但被竞争压力不断倒逼出效率与技术创新力。凭借胆识和一点运气，它赌对了技术路线上的几次跃迁，踩准了资本布局上的关键时机，得以在劲敌环伺中成为行业龙头。
与这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一样，晶科虽然不直接受到国有资本的荫蔽，但多年来受益于税收、补贴、廉价土地等国家扶植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加速了中国光伏业的崛起，但也极易造成一哄而上、鱼龙混杂的局面，还为这个行业被外部世界质疑为“不公平竞争”提供了口实。
与整个光伏产业一样，晶科要成长为一家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就必须开始思考除了规模和低价之外，还能够靠什么去赢得全球用户心智。有观察者认为，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从“溢出”转向“付出”的时刻，不能再满足于“掀翻”欧美，抢占每一寸市场，而是要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加入能源革命——去到那里，输出技术，提供工作——就像跨国企业曾经在中国所做的那样。
中国光伏业站在十字路口。晶科仿佛是一块切片，通过观察它，我们可以一探这个产业的特质、处境与未来。
产能的“公地悲剧”
与李仙德的采访，约在位于上海虹桥的晶科能源总部大楼。这栋9层高、玻璃与金属质地的建筑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办公楼。走进大门，挑空的大堂正中悬吊着一只巨大的水晶地球仪，显示出晶科征战世界的抱负。
49岁的李仙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有着典型浙商的精干劲儿，口音软糯，但话语中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他曾经自嘲长着一张“不讨喜的严肃脸”。上海总部是他展示公司形象、接待来访的地方，但他真正的战场在别处。
每一天，14家分布在海内外的晶科工厂都能够生产出约300兆瓦的光伏组件，几乎相当于15年前晶科全年的产能。这些组件只需要发电一小时，就可以供13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但如何能够在库存堆积、价格大跌、关税渐涨时，为这些产品找到买家？事实上，即便已经做到了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但晶科在2023年的开工率却只有七成左右，而全行业的整体开工率仅有五成到六成。
在采访前的几周里，晶科好几次登上新闻，它的一举一动被置于放大镜下，作为行业领头羊的风向来解读。可以想象李仙德每天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而在最近几个月里，坏消息比好消息多。
好消息是，他在几周前刚作为中国光伏业的代表，陪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法国，见到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法国商界表达了对中国光伏业挤压当地产业的担忧，中方则表示出了增加沟通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在欧洲再次酝酿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之际，这次出访或许可以建立一些互信，为中国企业再赢得一些时间。
坏消息也不少：今年5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增税一倍至50%，紧接着对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品发起新一轮“双反”调查，矛头显然指向在那些国家设立工厂、企图绕开关税的中国企业，其中就有在越南和马来西亚都设有工厂的晶科。
而离家更近的地方也传来了坏消息。晶科正全力以赴在山西太原建造一个超级生产大基地，一期工程刚建成投产，就在4月底发生了一场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发生在车间屋顶的这场火灾却打乱了晶科对产能爬坡的部署，很可能对全年业绩造成影响。
山西大基地被赋予了“再造一个晶科”的期待。即便在中国光伏业产能扩张近乎疯狂的2023年，它的规模——总投资560亿元，从硅棒到组件的一体化总产能将达到56吉瓦——也令同行们咂舌。它将创造全新的纪录：光伏制造业史上最大的一体化产能、最大的单笔投资。
然而，它也是中国光伏业“兴也产能，殇也产能”的一个绝佳注脚。
起步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光伏业迄今已经经历过四轮周期，每一轮的“故事线”都很相似：先是投资大量涌入，产能快速扩张，直到供给远大于市场消化能力时，价格下跌、工厂停产、行业洗牌。而每一次周期都与国家战略或者政府补贴息息相关。在技术早期，光伏发电的成本远高于煤电等传统发电方式，市场繁荣高度依赖政府补贴，补贴一旦停止，往往立刻造成需求骤降、产能过剩。这一现象不只出现在个别国家，几乎是光伏业起步阶段各国市场的铁律。
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兴起，就要感谢政府补贴，只不过是万里之外的德国政府。2004年，德国推出屋顶光伏新政，上调补贴力度，令需求一夜暴增。中国光伏产品价廉物美，订单接到手软，引发第一轮投资热。这轮热潮持续四年，到2008年时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海外需求急剧下滑而熄火。
此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周期，都始于中国政府为刺激光伏产业而推出的补贴政策。第二轮周期从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金太阳工程”补贴政策开始，到2011年至2012年欧美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而止；第三轮周期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包括度电补贴、光伏电站建设补贴等在内的一系列补贴政策，直到2018年财政吃紧，不得不取消补贴而止。
无数的光伏企业倒在了几轮行业低谷中，包括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被激进扩张拖垮的无锡尚德。晶科幸存下来，并稳步壮大。有观察者认为，这是因为李仙德从不盲目扩张，而这种行事风格或许和他在创业之初就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有关。
李仙德的创业脚步始于浙江省东南部一个名叫玉环的海岛县城。在那里，李家三兄弟接续创业的故事家喻户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李家大哥李仙寿离开工作十年的玉环县文化局下海，投身那时还被称为“太阳能”的事业。四年之后，他的昱辉阳光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最早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之一。
大哥的成功吸引了两个弟弟李仙德和李仙华。时年30岁的李仙德是当地一家建设安装公司的负责人，而二哥李仙华经营着县里最大的汽车维修厂。2006年，李仙德与李仙华分头卖掉生意，归拢资金，在江西省的上饶成立晶科能源，李仙德出任董事长。
此时恰逢中国光伏业的第一次投资热。从给哥哥做“配套”——供应硅料——开始，他们逐渐向产业链下游扩张，在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这三个环节里也各有布局。
2008年，李仙德从客户手里收到2亿元预付款，还得到了深创投等海内外基金的5,500万美元投资，正准备大干一场时，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光伏业进入第一场寒冬，折戟无数。所幸晶科的大规模扩产还没有开始，巨额资金还在手上，李仙德幸运地躲过一劫。
或许是受到这次经历的启示，李仙德一直以稳健内敛知名于业内。他迟至2010年才赴美上市，比好几家当时的头部光伏企业晚了三四年，而且奉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在国内外的产能部署上更谨慎也更平衡。直到第四轮周期开启，全行业打响又一轮扩产竞赛，他也终于按捺不住。2022年，晶科返回A股，在科创板上市，两年间IPO以及可转债各100亿元的融资基本用于运营及扩产，最后甩出山西大基地这个“王炸”。
在这一项目宣布几周后的2023年6月，李仙德发表了一次题为“把硬仗的氛围拉满”的公开讲话，说：“是时候，搞点大的了。”
第四轮周期的发令枪，是中国政府在2020年宣布的“3060”双碳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让新能源板块在一夜之间炙手可热，光伏业再次成为焦点。而与此前几次投资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由于技术的进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与煤电齐平甚至更低，企业无需政府补贴也能够盈利。于是，逐利的资本成为这一轮热潮的驱动力。仅在2023年上半年，光伏行业就有60家企业发起近2,000亿元的再融资，排队上市的光伏企业多达40家，合计募资需求超过1,200亿元。踊跃入局的还有多地的地方政府，它们为了当地GDP卖力招商，甚至亲自下场，投资光伏产能。
几年间，不仅光伏企业动辄投入几十上百亿元资金扩充产能的消息频见报端，大量原本与光伏无关的企业，包括家电厂商、乳制品企业、造车厂，甚至养猪厂，也齐齐涌入了这个赛道。一些上市公司只要发一份进军光伏的公告，股价就能够迎来一波大涨。2023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接近500吉瓦，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可以消纳的光伏组件的总和。
非理性的投资热终于让产能过剩的紧箍咒再次发威，距离上次恰好又是五年。到2023年第四季度，光伏业已经置身于一场惨烈的价格战中，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价格都近乎崩塌，电池片的价格较年初下跌52%，组件下跌46%。大量企业减产、停产和裁员，亏损状态延续至2024年上半年。有外国媒体把这一景象形容为集体扩张导致的“公地悲剧”。
2024年年初，晶科年会，李仙德走上舞台的脚步有点沉重。在一番略显悲情的讲话中，他说，山西大基地是为了顺应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而建，“而今天我们只能感慨它生不逢时”。
从“搞点大的”到“生不逢时”，只用了短短半年。
采访时，山西大基地的大火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晶科对外表示，基地的建设和生产正在按照计划推进，但这个项目仍然受到争议。晶科的资产负债率高达近75%，高于行业平均的60%，引发山西大基地规划过于激进的解读。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山西大基地代表了光伏制造的趋势，它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将为晶科筑起一道更深的护城河。
所谓“垂直一体化”，就是在一个生产基地里完整实现光伏生产的四大环节：将原始硅料通过拉晶制成硅棒、将硅棒切割成硅片、硅片刷上电极制成电池片、将电池片焊接成为光伏组件。
李仙德说，在目前更分散的生产方式下，从买来硅料到做出光伏组件大约需要60天，而山西大基地能够把这个过程缩短至七天。
不仅如此，山西大基地还将生产过程高度数字化，为此晶科专门投资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他解释道，光伏组件由多种不同档位的电池片组合而成，算力可以把每个组件订单所需的大量不同档位的电池片迅速匹配至不同的生产线，以此将库存堆积减到最低。它还能够让晶科做到“数字交付”——客户在下单时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从中能够追踪每一件成品的原料来源、生产进度以及碳足迹。
晶科的规划是，当山西大基地在2025年完全建成时，将包含56吉瓦单晶拉棒、56吉瓦硅片、56吉瓦电池片和56吉瓦光伏组件的综合产能。仅组件这个环节，新增产能就将达到晶科在2023年全年的组件出货量——78.5吉瓦的70%，而且八成以上的出货都是技术更先进、价格更高的N型组件，因此有“再造一个晶科”之说。
对于能否找到足够的买家，李仙德似乎并不担心。他说，晶科一向是先有订单，再去扩充产能，去年年底就已经锁定了2024年订单的90%，现在他更关注的是2025年的销售情况，“2024年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
他预测，由于光伏价格已经下探到足以逼退产能、刺激需求的低位，加上全球能源转型的脚步没有停歇，所以今年全球的光伏需求将比去年增长20%，而晶科的出货量将同比上升30%至40%，有望超过100吉瓦。
晶科最新发布的业绩显示，李仙德的目标正在被不折不扣地执行。2024年上半年，晶科的组件出货量同比上升42%至44吉瓦，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并且拉大了与第二名之间的距离。这主要因为它在一种名为N型TOPCon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这种技术的能源转化率更高，是目前光伏业最为前沿的一种量产技术；也因为它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好过同行们，上半年海外市场出货占比达65%。
但是，受困于持续疲软的市场价格，晶科上半年的营收额同比下降12%，净利润同比大幅滑落69%，突显价格战之惨烈。
对于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产能出清，李仙德的判断是：出清速度可能会比想象得更快。他认为有两种产能会被迅速淘汰：一是因为价格跌穿成本而导致不再盈利的产能，二是没有持续开工能力的产能，因为光伏需要持续生产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危机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会拉开优秀企业与平庸企业的差距。他还认为：“没有周期的行业，只能说不重要，也没有规模。”
不过，在这一轮光伏周期中，站在台前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地方政府。不少业内人士警告称，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亲自下场干光伏，现在很不情愿关停老旧产能，可能会延宕出清的步伐。
在今年7月的温州会面上，这也是大佬们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就在会上说，一些地方政府“入戏过深”，把很多光伏项目搞成了业绩工程。
在为温州聚会所作的随感短文里，李仙德也憋不住要说几句：“在一个剧场里只需要两种人：演员和观众。制造者是演员，使用者是观众，其他的人，那些个无关的，尽快清场，还行业一个纯粹，给企业一个自主。”
被倒逼的全球化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
最近一轮困境中的中国光伏业，既挣扎于产能过剩的内忧，也面对贸易围堵的外患，与12年前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二次危机十分相似。只不过这一次，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竖起的壁垒更高、更宽，不仅再次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增收高额关税，并且一路向上溯源，瞄准了制造环节。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四国生产的光伏产品发起调查，而欧洲通过立法，强制要求40%的新能源产品必须在本土生产。
但相隔12年，中国光伏企业的实力也已经今非昔比。
相比12年前，它们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度显著降低。中国已经多年雄踞光伏第一大国，造的最多，也用的最多。2023年，中国的新增光伏装机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达到216吉瓦，超过全球新增装机量的一半，也消纳掉了中国出货量的近一半。作为对比，这一年整个欧盟的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为56吉瓦，美国为32吉瓦，日本为6.5吉瓦。在历史累计的装机容量上，中国在全球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40%。
在光伏业中，晶科最早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如今把产品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还在其中的120个国家组建了本地化的销售团队。在采访中，李仙德多次提到了晶科在海外市场的营销能力，有点意外的是，带他入行、如今几乎隐身于江湖的哥哥李仙寿在这里重新“现身”。
“我们兄弟的感情非常好，但大家争执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他的理念里，只要把产品做好，肯定就会有人来买，但我会认为一家公司的综合能力很重要。”他说。这种综合能力就包括本地化的营销和服务能力，这种能力让晶科在一些重要市场赢得了更长久、更忠诚的客户。
最近，他到中东拜访一位客户，还没有展开正式的商业谈判，对方就直截了当地说：“未来我公司50%以上的产品，都会从你的晶科采购。”他认为，这是十几年来双方建立的互信的体现。
但这种互信在中国光伏企业与欧美市场打交道时，则日益稀缺，尤其是在中国光伏业把几乎所有竞争对手挤压出局，而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当下。
过去12年间，不论在技术水平、管理成本，还是产业链的完整度上，中国光伏业都形成了明显优势，不仅不再依靠政府补贴，在国际市场上也具备了更高的溢价能力，出口给欧美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要高出很多，导致从业者们普遍抱怨，时至今日欧美还在以“反倾销、反补贴”为名制裁中国光伏业，实属理亏，本质是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主义政策。
12年前的“双反”之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设厂，以规避调查与关税。晶科是其中的先行者，先后在马来西亚和越南成立生产基地，201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5,000万美元设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生产制造的中国光伏企业。2023年4月，晶科向佛罗里达州的工厂追加5,200万美元的投资，改扩建1吉瓦组件生产线。跟随它的脚步，中国前五大光伏企业已经全部在美国设厂。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晶科发现自己夹在了一场无声的战火中。据美国媒体报道，2022年，晶科一大批出口至美国的光伏设备因为被怀疑“涉疆”而在美国边境被扣留，几个月后才被放行；2023年5月，就在晶科宣布在对佛罗里达州的工厂增资扩建后一个月，工厂就受到美国政府部门的突击检查，原因不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中国光伏业的情绪更为复杂，其中既掺杂了最新的地缘政治，也掺杂了历史。
美国是当代光伏技术的起源地，世界上第一块可商用的太阳能电池在1954年诞生于贝尔实验室，此后的数十年，美国一直是光伏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前沿。然而进入21世纪，由于页岩油的发现，以及传统化石能源业的强大游说力，美国政府在新能源政策上一直举棋不定，再加上劳动力昂贵，供应链不完整，美国光伏产业逐渐全面落后于中国。今天排名前十位的光伏制造商里，中国贡献了九家，美国仅剩First Solar一家。在市场规模上，美国也落后于中国和欧洲，2023年中国的光伏组件出口中，大约一半卖给了欧洲，仅有0.03%销往美国。
正因为美国市场既小又不友好，中国光伏业在近期才浮现出一种声音：不妨“能源脱钩”，放弃美国市场，让它们尝尝没有中国光伏的滋味。我问李仙德，他如何看待这种想法？
他皱了皱眉头，立即回应道：“情绪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市场。美国科技在全球的覆盖率，它的长臂管辖，已经让华为吃到很大的苦头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强大，如果你对它过于负面，就将会面临全球金融体系的打压。”
今年，美国市场预计将占到晶科整体销售的5%至10%，但李仙德在采访中说，此时此刻，占据他最多思虑、最难以做出的决定，就是在美国政府开始围剿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能之后，该拿美国市场怎么办。
他表现出了同理心：“你不能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便宜，我就卖给你，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对吧？你要站在欧洲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我给了你市场，然后你把我这个产业的人都打败了——他们怎么能没有危机感？”
一个选择是在东南亚四国之外重新布局产能，另一个选择是去美国进一步扩大产能。但光伏的产业链很长，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地缘政治的问题，货币的问题，当地的经济情况，工业水平，最主要的是当地产业链的能力……”李仙德说，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可能影响产品的竞争力。但他认为，晶科要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企业，就必须从全球销售升级为全球生产和全球投资。
这呼应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近年来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外部的贸易围堵，正在倒逼中国企业告别高度内耗、极限压缩利润空间、对产业长远发展不利的价格竞争，将全球化进程提前展开。这是比上一轮“走出去”更深度的全球化，有学者称之为“跨国化”，需要企业具备塑造品牌、输出技术、利用全球人才、构建跨国产业链的能力。在中国产业重返世界经济大循环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具备了这样的眼界和实力，现在到了拿出魄力的时刻。
就在采访后一个月，李仙德的思考有了答案，晶科落子中东，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建设总投资额达10亿美元的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这是继马来西亚、越南、美国之后，晶科的第四座海外工厂，也是中国光伏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之一，投产后电池及组件的年产能将分别达到10吉瓦。近两年已经有多家中国光伏企业赴中东建厂，有“组团闯中东”之说，而晶科在那里的品牌基础扎实——今年上半年，它在中东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50%。
在直接建厂之外，李仙德也在考虑另一个出海路径——向海外企业输出技术，收取专利与技术使用费。晶科目前已经申请专利近4,200项，在TOPCon技术路线上积攒了462项专利。今年年初，晶科宣布已经允许全球十大光伏企业之一使用它的N型TOPCon相关专利并收取费用。
“既然一定要走出去，那就换一种姿态和姿势走出去。自信一点，你的筹码已经不少。”他在给温州会议的随感里写到。
超越29.43%
1954年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里诞生的第一块可商用太阳能电池，驱动起了一座小小的玩具摩天轮和一台小型无线电发报机。它的太阳能转换效率大约是6%，意味着它每接收到100份太阳光，可以将其中6份转换成电能。
70年后的今天，中国光伏企业已经在大规模量产中普遍实现了24%以上的转换率，在实验室中还能够把这个数值推到更高。受制于物理定律和材料限制，用晶硅制造的光伏电池有一个理论上的效率极值——29.43%。这个其貌不扬的数字在光伏业里却仿佛是一座圣杯，吸引无数企业殚精竭虑，靠着不断的技术迭代和工艺升级向着它无限逼近，不仅为了展示实力，更为了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转换率每提高1%，每度电的发电成本就下降5%至7%。
1954年光伏技术面世时，度电成本大约为300美元；到今天，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部署的光伏电站的度电成本已经低于0.2元，而煤电的度电成本在0.4元至0.5元。在一些光照条件更好的地区，光伏的经济性更加明显。晶科科技2021年在沙特阿拉伯中标的一个600兆瓦项目，就以0.0104美元（约合人民币7分钱）的度电成本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仅过去十年间，全球光伏发电项目的平均度电成本累计下降超过8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几代中国光伏企业的努力。而光伏是一个高负债重资产的领域，企业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无异于豪赌。在李仙德的回忆中，晶科历史上最惊心动魄也最关键的一场押注，发生在2016年放弃多晶转向单晶时。
单晶硅和多晶硅都可以用来制作光伏电池，但在晶体结构上存在差异，有人将前者比喻成整齐排列的阵队，后者则像操场上自由跑动的人群。单晶硅的能源转化率更高，但早期包括晶科在内的中国光伏企业都选择了多晶路线，因为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更低。到2014年时，另一家行业龙头隆基绿能率先突破技术难关，全面转向单晶。跟，还是不跟？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李仙德召集10多位副总裁级别的下属开会，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争论异常激烈，最终由他拍板，押注单晶。“你不做产业很难理解，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等于你要完全推翻自己。我们之后用了两年时间，把所有设备都换成了单晶。”他说。
2023年，晶科在暌违全球组件出货量第一位置两年之后重新登顶，是因为它选择的TOPCon技术逐渐成为主流市场的新宠。这种技术在晶硅电池的背面形成一个极薄的特殊涂层，能够更有效地捕捉光子，减少它们的逃逸和反射，从而实现更高的能源转换率。晶科的TOPCon技术领先行业，转化率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最高达到26.89%。
但光伏业的技术迭代很快，一家企业如果在一时领先的技术上押上全部身家，很可能在三五年后就被更新的技术超越，而自己却已经船大难掉头，因此行业中一直有着“冠军诅咒”一说。眼下业内对TOPCon技术也有争议。老对手、2020年至2022年超越晶科成为全球第一的隆基绿能就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技术，很快将会被替代。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TOPCon技术还有三年到五年的市场空间。他说，在山西大基地建设前，晶科已经预判了未来至少三年的技术路线，而且大基地为技术升级做好了准备：“过去的一条电池产线大概两三百米长，现在八百米长，给未来新设备的导入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一种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也被晶科所看好的前沿技术名为钙钛矿。钙钛矿是一种不同于晶硅的全新材料，比晶硅的光吸收能力更强，转换效率更高。在实验室里，晶科将N型TOPCon技术与钙钛矿相结合的叠层电池的转化率已经达到了33.24%。
这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能源转换率，常常被各家光伏企业在财报和新闻稿里津津乐道，但意外的是，当我提起晶科的多项“世界纪录”时，李仙德却露出了一丝不耐烦：“我反对很多企业拼命地去讲这些技术的故事。”
他解释道，光伏本质上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客户看重的不是炫技，而是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产品。“无论你的组件多便宜，效率功率多高，未来不被需要的产能就是过剩的。”他说。“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产能呢？本地制造的、绿电制造的、有当地服务团队支持的、有光储一站式方案的，这种产能才是被需要的。”
他认为，“光伏+储能”将是未来电力主要的供应模式。由于依赖光照，光伏发电具有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可利用的小时数远低于煤电，需要储能设备来削峰填谷。眼下光伏已经占到中国发电总装机量的23%，但实际发电量却只占总发电量约5%。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在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按照一定比例，比如10%至20%，配置储能。
对光伏业而言，只有把“光伏+储能”的综合度电成本降到比传统煤电更低，才能够实现终极目标：一个100%由太阳能供能的地球。
为此，晶科从2022年起布局储能业务，李仙德称之为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不专一”。在过去两年间，晶科已经有储能项目建成投运，并出资10亿元成立了一只储能产业投资基金。虽然目前储能业务的营收占比不足5%，但已经被确定为公司未来发展的第二大支柱。
过去几年晶科举全公司之力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将整个制造过程变得更清洁环保。2011年，晶科曾经因为一起固废污染事件而登上新闻头条，此后，“用solar生产solar，用绿色制造绿色”被贯彻为公司文化。2019年，晶科宣布加入RE100绿色倡议，承诺到2028年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2021年，晶科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价值链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今年第一季度，晶科推向市场的名为Neo Green的组件产品，已经100%由可再生能源供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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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采访中，李仙德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让我想起他在温州聚会时对同行的喊话：不着急，不害怕。他说，从2006年入行至今，世界对光伏的需求每一年都在增长，不曾有过一次例外，未来也不会逆转，而且光伏本身的竞争力也已经非常明显：不仅是最清洁的能源，而且已经成为最经济的能源，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还会变成最智慧的能源。
一个普遍的行业预期是，世界各国若要实现已经做出的气候转型承诺，到2030年时，全球光伏装机量就将超过5,800吉瓦，大约为目前的三倍。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每年需要新增600吉瓦装机量，这个数字是2023年中国整个光伏行业组件出货量的1.2倍。
这还没有算上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对能源供应提出的新挑战。有专家预测，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至少需要消耗地球已知化石能源储量的两倍，导致很多人惊呼“人工智能的尽头是光伏”。
真实且巨大的需求缺口，就是光伏产业最大的基本盘。它超越了任何资本的、政策的、技术的、贸易环境的周期变化。李仙德因此颇为辩证地说过一句话：“中国和世界一定会和解，而且一定会在新能源上首先和解，因为其他的问题更复杂。”
在采访的最后，我请他畅想20年后的人类将如何使用电。他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和轻松，语速加快，仿佛被问到了一道他真正感兴趣的题。
“我认为改变未来电力供应的一个模式是移动电源。现在我们都是通过光伏发电，充电给电池，然后电池带着汽车跑。如果未来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发电体呢？在它的引擎盖上装一个太阳能，它就能跑，边开边发电，边发电边开，不再需要动力电池，这是光伏才能去实现的未来。”
他还这样畅想未来的“新电网”：“储能像地下天然气、燃气管道一样，一节一节置于地下，连接起来，分布式或集中式光伏发的电往下自发自储自用或作缓冲调节。马路边上，停车场地下无数充放电插口，地下储能管道通过人工智能就把所有停着的车里的电池电量进行匹配，不够电的给充上，多余电的给放出来……”
他的畅想并不算石破天惊。毕竟在近10年前，一家名为汉能的中国能源企业就发布过全太阳能动力汽车，但或许正是因为理念过于超前，汉能在数年后宣告破产。然而李仙德相信技术的力量：“过去10年我们把转化效率提升了七八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趋势，未来15年到20年，我们就可以实现移动电源。”
光伏业英雄迭出，有着“各领风骚三五年”之说，而李仙德似乎不怎么为行业第一的贵冠所累，或许就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穿越到20年后。而且他也足够年轻，完全等的到他所畅想的能源新世界在所有人的面前徐徐展开。
中国光伏业正在经历一场产能过剩带来的严冬。尽管这个行业对产能周期并不陌生，甚至有“五年一周期”之说，但这次低谷仍然来得过于陡峭。从2023年下半年至今，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要环节的市场价格跌跌不休，已经全部击穿成本线，导致全行业普遍亏损，严峻程度前所未见。
晶科能源的董事长李仙德本来是准备参加这场会议的，但在临行前忽然有重要的公务，便委派了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参加。然而，他在千里之外依然有话想说，于是在飞机上用手机敲下了一篇短文。
“不要一边呼吁企业加速淘汰关停落后产能，一边企业采取一点动作就大肆夸大渲染。建议企业家们卸载微信，关掉Wi-Fi，‘不要脸、不着急、不害怕、信自己’，你，稳赢。”他写道。这篇短文于第二天发表在晶科能源的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达到了10万加。
出生于1975年的李仙德在一众“60后”的光伏大佬中是少壮派。他鲜少出席社会活动，但近一两年乐于在社交媒体上阐述自己对行业未来的思考。“稳赢”两个字像是对自己的喊话。晶科在2023年重返光伏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的位置，2024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领先，在公司创立至今的18年里，总出货量达到260吉瓦。而目前全球光伏的总装机量接近2,000吉瓦，也就是说，全球每8块组件中，就有1块来自晶科。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这段话也浓缩了中国光伏业此刻的处境：长期潜力巨大，短期阵痛剧烈。
阵痛在于，产能过剩叠加逆全球化，已经逼出一种共识：不来一场产能的大出清，行业就难以走出困境。但在前几年的光伏狂欢里，企业、资本、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裹挟其中，出清可能变成一场拉锯战，将所有人继续困在价格内卷的泥潭中。
而熬过这场寒冬，有着超越行业本身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爬的优等生，光伏业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紧密交织。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光伏上接轻纺家电、机械电子等传统制造业，下衔以出口“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它实现突围、走向全球市场的努力会给更年轻的锂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带来启示，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熬过寒冬，对胜出者的奖赏也将格外丰盛。
自本世纪初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像光伏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做到了产能和技术的双重领先。
在产能上，中国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98%的硅片、90%以上的光伏电池和85%的组件；在技术上，中国光伏业在过去20年里把光伏发电成本降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在量产产品的光能转换效率上，已经多年保持世界纪录。恰逢人类历史上第三次能源转型拉开序幕，若这种优势能充分释放，中国光伏业就将像一家主流西方媒体所惊呼的那样，“定义”这场人类用可再生能源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大革命。
在李仙德看来，未来是一片星辰大海，比当下的短期波动更重要。他在2006年创立的晶科能源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光伏业近20年发展史上的“四起四落”，可以说，它的竞争力就是在一次次穿越周期的过程中捶打而成。
与这个行业里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一样，晶科是民营企业，出身草根，自诞生之日起没有一刻不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搏击。它早期也曾经粗放经营，一度还因为污染事故而停产，但被竞争压力不断倒逼出效率与技术创新力。凭借胆识和一点运气，它赌对了技术路线上的几次跃迁，踩准了资本布局上的关键时机，得以在劲敌环伺中成为行业龙头。
与这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一样，晶科虽然不直接受到国有资本的荫蔽，但多年来受益于税收、补贴、廉价土地等国家扶植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加速了中国光伏业的崛起，但也极易造成一哄而上、鱼龙混杂的局面，还为这个行业被外部世界质疑为“不公平竞争”提供了口实。
与整个光伏产业一样，晶科要成长为一家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就必须开始思考除了规模和低价之外，还能够靠什么去赢得全球用户心智。有观察者认为，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从“溢出”转向“付出”的时刻，不能再满足于“掀翻”欧美，抢占每一寸市场，而是要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加入能源革命——去到那里，输出技术，提供工作——就像跨国企业曾经在中国所做的那样。
中国光伏业站在十字路口。晶科仿佛是一块切片，通过观察它，我们可以一探这个产业的特质、处境与未来。
产能的“公地悲剧”
与李仙德的采访，约在位于上海虹桥的晶科能源总部大楼。这栋9层高、玻璃与金属质地的建筑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办公楼。走进大门，挑空的大堂正中悬吊着一只巨大的水晶地球仪，显示出晶科征战世界的抱负。
49岁的李仙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有着典型浙商的精干劲儿，口音软糯，但话语中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他曾经自嘲长着一张“不讨喜的严肃脸”。上海总部是他展示公司形象、接待来访的地方，但他真正的战场在别处。
每一天，14家分布在海内外的晶科工厂都能够生产出约300兆瓦的光伏组件，几乎相当于15年前晶科全年的产能。这些组件只需要发电一小时，就可以供13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但如何能够在库存堆积、价格大跌、关税渐涨时，为这些产品找到买家？事实上，即便已经做到了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但晶科在2023年的开工率却只有七成左右，而全行业的整体开工率仅有五成到六成。
在采访前的几周里，晶科好几次登上新闻，它的一举一动被置于放大镜下，作为行业领头羊的风向来解读。可以想象李仙德每天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而在最近几个月里，坏消息比好消息多。
好消息是，他在几周前刚作为中国光伏业的代表，陪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法国，见到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法国商界表达了对中国光伏业挤压当地产业的担忧，中方则表示出了增加沟通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在欧洲再次酝酿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之际，这次出访或许可以建立一些互信，为中国企业再赢得一些时间。
坏消息也不少：今年5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增税一倍至50%，紧接着对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品发起新一轮“双反”调查，矛头显然指向在那些国家设立工厂、企图绕开关税的中国企业，其中就有在越南和马来西亚都设有工厂的晶科。
而离家更近的地方也传来了坏消息。晶科正全力以赴在山西太原建造一个超级生产大基地，一期工程刚建成投产，就在4月底发生了一场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发生在车间屋顶的这场火灾却打乱了晶科对产能爬坡的部署，很可能对全年业绩造成影响。
山西大基地被赋予了“再造一个晶科”的期待。即便在中国光伏业产能扩张近乎疯狂的2023年，它的规模——总投资560亿元，从硅棒到组件的一体化总产能将达到56吉瓦——也令同行们咂舌。它将创造全新的纪录：光伏制造业史上最大的一体化产能、最大的单笔投资。
然而，它也是中国光伏业“兴也产能，殇也产能”的一个绝佳注脚。
起步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光伏业迄今已经经历过四轮周期，每一轮的“故事线”都很相似：先是投资大量涌入，产能快速扩张，直到供给远大于市场消化能力时，价格下跌、工厂停产、行业洗牌。而每一次周期都与国家战略或者政府补贴息息相关。在技术早期，光伏发电的成本远高于煤电等传统发电方式，市场繁荣高度依赖政府补贴，补贴一旦停止，往往立刻造成需求骤降、产能过剩。这一现象不只出现在个别国家，几乎是光伏业起步阶段各国市场的铁律。
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兴起，就要感谢政府补贴，只不过是万里之外的德国政府。2004年，德国推出屋顶光伏新政，上调补贴力度，令需求一夜暴增。中国光伏产品价廉物美，订单接到手软，引发第一轮投资热。这轮热潮持续四年，到2008年时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海外需求急剧下滑而熄火。
此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周期，都始于中国政府为刺激光伏产业而推出的补贴政策。第二轮周期从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金太阳工程”补贴政策开始，到2011年至2012年欧美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而止；第三轮周期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包括度电补贴、光伏电站建设补贴等在内的一系列补贴政策，直到2018年财政吃紧，不得不取消补贴而止。
无数的光伏企业倒在了几轮行业低谷中，包括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被激进扩张拖垮的无锡尚德。晶科幸存下来，并稳步壮大。有观察者认为，这是因为李仙德从不盲目扩张，而这种行事风格或许和他在创业之初就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有关。
李仙德的创业脚步始于浙江省东南部一个名叫玉环的海岛县城。在那里，李家三兄弟接续创业的故事家喻户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李家大哥李仙寿离开工作十年的玉环县文化局下海，投身那时还被称为“太阳能”的事业。四年之后，他的昱辉阳光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最早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之一。
大哥的成功吸引了两个弟弟李仙德和李仙华。时年30岁的李仙德是当地一家建设安装公司的负责人，而二哥李仙华经营着县里最大的汽车维修厂。2006年，李仙德与李仙华分头卖掉生意，归拢资金，在江西省的上饶成立晶科能源，李仙德出任董事长。
此时恰逢中国光伏业的第一次投资热。从给哥哥做“配套”——供应硅料——开始，他们逐渐向产业链下游扩张，在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这三个环节里也各有布局。
2008年，李仙德从客户手里收到2亿元预付款，还得到了深创投等海内外基金的5,500万美元投资，正准备大干一场时，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光伏业进入第一场寒冬，折戟无数。所幸晶科的大规模扩产还没有开始，巨额资金还在手上，李仙德幸运地躲过一劫。
或许是受到这次经历的启示，李仙德一直以稳健内敛知名于业内。他迟至2010年才赴美上市，比好几家当时的头部光伏企业晚了三四年，而且奉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在国内外的产能部署上更谨慎也更平衡。直到第四轮周期开启，全行业打响又一轮扩产竞赛，他也终于按捺不住。2022年，晶科返回A股，在科创板上市，两年间IPO以及可转债各100亿元的融资基本用于运营及扩产，最后甩出山西大基地这个“王炸”。
在这一项目宣布几周后的2023年6月，李仙德发表了一次题为“把硬仗的氛围拉满”的公开讲话，说：“是时候，搞点大的了。”
第四轮周期的发令枪，是中国政府在2020年宣布的“3060”双碳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让新能源板块在一夜之间炙手可热，光伏业再次成为焦点。而与此前几次投资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由于技术的进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与煤电齐平甚至更低，企业无需政府补贴也能够盈利。于是，逐利的资本成为这一轮热潮的驱动力。仅在2023年上半年，光伏行业就有60家企业发起近2,000亿元的再融资，排队上市的光伏企业多达40家，合计募资需求超过1,200亿元。踊跃入局的还有多地的地方政府，它们为了当地GDP卖力招商，甚至亲自下场，投资光伏产能。
几年间，不仅光伏企业动辄投入几十上百亿元资金扩充产能的消息频见报端，大量原本与光伏无关的企业，包括家电厂商、乳制品企业、造车厂，甚至养猪厂，也齐齐涌入了这个赛道。一些上市公司只要发一份进军光伏的公告，股价就能够迎来一波大涨。2023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接近500吉瓦，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可以消纳的光伏组件的总和。
非理性的投资热终于让产能过剩的紧箍咒再次发威，距离上次恰好又是五年。到2023年第四季度，光伏业已经置身于一场惨烈的价格战中，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价格都近乎崩塌，电池片的价格较年初下跌52%，组件下跌46%。大量企业减产、停产和裁员，亏损状态延续至2024年上半年。有外国媒体把这一景象形容为集体扩张导致的“公地悲剧”。
2024年年初，晶科年会，李仙德走上舞台的脚步有点沉重。在一番略显悲情的讲话中，他说，山西大基地是为了顺应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而建，“而今天我们只能感慨它生不逢时”。
从“搞点大的”到“生不逢时”，只用了短短半年。
采访时，山西大基地的大火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晶科对外表示，基地的建设和生产正在按照计划推进，但这个项目仍然受到争议。晶科的资产负债率高达近75%，高于行业平均的60%，引发山西大基地规划过于激进的解读。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山西大基地代表了光伏制造的趋势，它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将为晶科筑起一道更深的护城河。
所谓“垂直一体化”，就是在一个生产基地里完整实现光伏生产的四大环节：将原始硅料通过拉晶制成硅棒、将硅棒切割成硅片、硅片刷上电极制成电池片、将电池片焊接成为光伏组件。
李仙德说，在目前更分散的生产方式下，从买来硅料到做出光伏组件大约需要60天，而山西大基地能够把这个过程缩短至七天。
不仅如此，山西大基地还将生产过程高度数字化，为此晶科专门投资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他解释道，光伏组件由多种不同档位的电池片组合而成，算力可以把每个组件订单所需的大量不同档位的电池片迅速匹配至不同的生产线，以此将库存堆积减到最低。它还能够让晶科做到“数字交付”——客户在下单时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从中能够追踪每一件成品的原料来源、生产进度以及碳足迹。
晶科的规划是，当山西大基地在2025年完全建成时，将包含56吉瓦单晶拉棒、56吉瓦硅片、56吉瓦电池片和56吉瓦光伏组件的综合产能。仅组件这个环节，新增产能就将达到晶科在2023年全年的组件出货量——78.5吉瓦的70%，而且八成以上的出货都是技术更先进、价格更高的N型组件，因此有“再造一个晶科”之说。
对于能否找到足够的买家，李仙德似乎并不担心。他说，晶科一向是先有订单，再去扩充产能，去年年底就已经锁定了2024年订单的90%，现在他更关注的是2025年的销售情况，“2024年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
他预测，由于光伏价格已经下探到足以逼退产能、刺激需求的低位，加上全球能源转型的脚步没有停歇，所以今年全球的光伏需求将比去年增长20%，而晶科的出货量将同比上升30%至40%，有望超过100吉瓦。
晶科最新发布的业绩显示，李仙德的目标正在被不折不扣地执行。2024年上半年，晶科的组件出货量同比上升42%至44吉瓦，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并且拉大了与第二名之间的距离。这主要因为它在一种名为N型TOPCon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这种技术的能源转化率更高，是目前光伏业最为前沿的一种量产技术；也因为它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好过同行们，上半年海外市场出货占比达65%。
但是，受困于持续疲软的市场价格，晶科上半年的营收额同比下降12%，净利润同比大幅滑落69%，突显价格战之惨烈。
对于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产能出清，李仙德的判断是：出清速度可能会比想象得更快。他认为有两种产能会被迅速淘汰：一是因为价格跌穿成本而导致不再盈利的产能，二是没有持续开工能力的产能，因为光伏需要持续生产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危机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会拉开优秀企业与平庸企业的差距。他还认为：“没有周期的行业，只能说不重要，也没有规模。”
不过，在这一轮光伏周期中，站在台前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地方政府。不少业内人士警告称，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亲自下场干光伏，现在很不情愿关停老旧产能，可能会延宕出清的步伐。
在今年7月的温州会面上，这也是大佬们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就在会上说，一些地方政府“入戏过深”，把很多光伏项目搞成了业绩工程。
在为温州聚会所作的随感短文里，李仙德也憋不住要说几句：“在一个剧场里只需要两种人：演员和观众。制造者是演员，使用者是观众，其他的人，那些个无关的，尽快清场，还行业一个纯粹，给企业一个自主。”
被倒逼的全球化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
最近一轮困境中的中国光伏业，既挣扎于产能过剩的内忧，也面对贸易围堵的外患，与12年前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二次危机十分相似。只不过这一次，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竖起的壁垒更高、更宽，不仅再次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增收高额关税，并且一路向上溯源，瞄准了制造环节。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四国生产的光伏产品发起调查，而欧洲通过立法，强制要求40%的新能源产品必须在本土生产。
但相隔12年，中国光伏企业的实力也已经今非昔比。
相比12年前，它们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度显著降低。中国已经多年雄踞光伏第一大国，造的最多，也用的最多。2023年，中国的新增光伏装机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达到216吉瓦，超过全球新增装机量的一半，也消纳掉了中国出货量的近一半。作为对比，这一年整个欧盟的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为56吉瓦，美国为32吉瓦，日本为6.5吉瓦。在历史累计的装机容量上，中国在全球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40%。
在光伏业中，晶科最早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如今把产品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还在其中的120个国家组建了本地化的销售团队。在采访中，李仙德多次提到了晶科在海外市场的营销能力，有点意外的是，带他入行、如今几乎隐身于江湖的哥哥李仙寿在这里重新“现身”。
“我们兄弟的感情非常好，但大家争执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他的理念里，只要把产品做好，肯定就会有人来买，但我会认为一家公司的综合能力很重要。”他说。这种综合能力就包括本地化的营销和服务能力，这种能力让晶科在一些重要市场赢得了更长久、更忠诚的客户。
最近，他到中东拜访一位客户，还没有展开正式的商业谈判，对方就直截了当地说：“未来我公司50%以上的产品，都会从你的晶科采购。”他认为，这是十几年来双方建立的互信的体现。
但这种互信在中国光伏企业与欧美市场打交道时，则日益稀缺，尤其是在中国光伏业把几乎所有竞争对手挤压出局，而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当下。
过去12年间，不论在技术水平、管理成本，还是产业链的完整度上，中国光伏业都形成了明显优势，不仅不再依靠政府补贴，在国际市场上也具备了更高的溢价能力，出口给欧美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要高出很多，导致从业者们普遍抱怨，时至今日欧美还在以“反倾销、反补贴”为名制裁中国光伏业，实属理亏，本质是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主义政策。
12年前的“双反”之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设厂，以规避调查与关税。晶科是其中的先行者，先后在马来西亚和越南成立生产基地，201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5,000万美元设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生产制造的中国光伏企业。2023年4月，晶科向佛罗里达州的工厂追加5,200万美元的投资，改扩建1吉瓦组件生产线。跟随它的脚步，中国前五大光伏企业已经全部在美国设厂。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晶科发现自己夹在了一场无声的战火中。据美国媒体报道，2022年，晶科一大批出口至美国的光伏设备因为被怀疑“涉疆”而在美国边境被扣留，几个月后才被放行；2023年5月，就在晶科宣布在对佛罗里达州的工厂增资扩建后一个月，工厂就受到美国政府部门的突击检查，原因不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中国光伏业的情绪更为复杂，其中既掺杂了最新的地缘政治，也掺杂了历史。
美国是当代光伏技术的起源地，世界上第一块可商用的太阳能电池在1954年诞生于贝尔实验室，此后的数十年，美国一直是光伏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前沿。然而进入21世纪，由于页岩油的发现，以及传统化石能源业的强大游说力，美国政府在新能源政策上一直举棋不定，再加上劳动力昂贵，供应链不完整，美国光伏产业逐渐全面落后于中国。今天排名前十位的光伏制造商里，中国贡献了九家，美国仅剩First Solar一家。在市场规模上，美国也落后于中国和欧洲，2023年中国的光伏组件出口中，大约一半卖给了欧洲，仅有0.03%销往美国。
正因为美国市场既小又不友好，中国光伏业在近期才浮现出一种声音：不妨“能源脱钩”，放弃美国市场，让它们尝尝没有中国光伏的滋味。我问李仙德，他如何看待这种想法？
他皱了皱眉头，立即回应道：“情绪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市场。美国科技在全球的覆盖率，它的长臂管辖，已经让华为吃到很大的苦头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强大，如果你对它过于负面，就将会面临全球金融体系的打压。”
今年，美国市场预计将占到晶科整体销售的5%至10%，但李仙德在采访中说，此时此刻，占据他最多思虑、最难以做出的决定，就是在美国政府开始围剿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能之后，该拿美国市场怎么办。
他表现出了同理心：“你不能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便宜，我就卖给你，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对吧？你要站在欧洲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我给了你市场，然后你把我这个产业的人都打败了——他们怎么能没有危机感？”
一个选择是在东南亚四国之外重新布局产能，另一个选择是去美国进一步扩大产能。但光伏的产业链很长，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地缘政治的问题，货币的问题，当地的经济情况，工业水平，最主要的是当地产业链的能力……”李仙德说，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可能影响产品的竞争力。但他认为，晶科要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企业，就必须从全球销售升级为全球生产和全球投资。
这呼应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近年来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外部的贸易围堵，正在倒逼中国企业告别高度内耗、极限压缩利润空间、对产业长远发展不利的价格竞争，将全球化进程提前展开。这是比上一轮“走出去”更深度的全球化，有学者称之为“跨国化”，需要企业具备塑造品牌、输出技术、利用全球人才、构建跨国产业链的能力。在中国产业重返世界经济大循环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具备了这样的眼界和实力，现在到了拿出魄力的时刻。
就在采访后一个月，李仙德的思考有了答案，晶科落子中东，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建设总投资额达10亿美元的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这是继马来西亚、越南、美国之后，晶科的第四座海外工厂，也是中国光伏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之一，投产后电池及组件的年产能将分别达到10吉瓦。近两年已经有多家中国光伏企业赴中东建厂，有“组团闯中东”之说，而晶科在那里的品牌基础扎实——今年上半年，它在中东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50%。
在直接建厂之外，李仙德也在考虑另一个出海路径——向海外企业输出技术，收取专利与技术使用费。晶科目前已经申请专利近4,200项，在TOPCon技术路线上积攒了462项专利。今年年初，晶科宣布已经允许全球十大光伏企业之一使用它的N型TOPCon相关专利并收取费用。
“既然一定要走出去，那就换一种姿态和姿势走出去。自信一点，你的筹码已经不少。”他在给温州会议的随感里写到。
超越29.43%
1954年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里诞生的第一块可商用太阳能电池，驱动起了一座小小的玩具摩天轮和一台小型无线电发报机。它的太阳能转换效率大约是6%，意味着它每接收到100份太阳光，可以将其中6份转换成电能。
70年后的今天，中国光伏企业已经在大规模量产中普遍实现了24%以上的转换率，在实验室中还能够把这个数值推到更高。受制于物理定律和材料限制，用晶硅制造的光伏电池有一个理论上的效率极值——29.43%。这个其貌不扬的数字在光伏业里却仿佛是一座圣杯，吸引无数企业殚精竭虑，靠着不断的技术迭代和工艺升级向着它无限逼近，不仅为了展示实力，更为了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转换率每提高1%，每度电的发电成本就下降5%至7%。
1954年光伏技术面世时，度电成本大约为300美元；到今天，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部署的光伏电站的度电成本已经低于0.2元，而煤电的度电成本在0.4元至0.5元。在一些光照条件更好的地区，光伏的经济性更加明显。晶科科技2021年在沙特阿拉伯中标的一个600兆瓦项目，就以0.0104美元（约合人民币7分钱）的度电成本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仅过去十年间，全球光伏发电项目的平均度电成本累计下降超过8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几代中国光伏企业的努力。而光伏是一个高负债重资产的领域，企业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无异于豪赌。在李仙德的回忆中，晶科历史上最惊心动魄也最关键的一场押注，发生在2016年放弃多晶转向单晶时。
单晶硅和多晶硅都可以用来制作光伏电池，但在晶体结构上存在差异，有人将前者比喻成整齐排列的阵队，后者则像操场上自由跑动的人群。单晶硅的能源转化率更高，但早期包括晶科在内的中国光伏企业都选择了多晶路线，因为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更低。到2014年时，另一家行业龙头隆基绿能率先突破技术难关，全面转向单晶。跟，还是不跟？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李仙德召集10多位副总裁级别的下属开会，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争论异常激烈，最终由他拍板，押注单晶。“你不做产业很难理解，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等于你要完全推翻自己。我们之后用了两年时间，把所有设备都换成了单晶。”他说。
2023年，晶科在暌违全球组件出货量第一位置两年之后重新登顶，是因为它选择的TOPCon技术逐渐成为主流市场的新宠。这种技术在晶硅电池的背面形成一个极薄的特殊涂层，能够更有效地捕捉光子，减少它们的逃逸和反射，从而实现更高的能源转换率。晶科的TOPCon技术领先行业，转化率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最高达到26.89%。
但光伏业的技术迭代很快，一家企业如果在一时领先的技术上押上全部身家，很可能在三五年后就被更新的技术超越，而自己却已经船大难掉头，因此行业中一直有着“冠军诅咒”一说。眼下业内对TOPCon技术也有争议。老对手、2020年至2022年超越晶科成为全球第一的隆基绿能就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技术，很快将会被替代。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TOPCon技术还有三年到五年的市场空间。他说，在山西大基地建设前，晶科已经预判了未来至少三年的技术路线，而且大基地为技术升级做好了准备：“过去的一条电池产线大概两三百米长，现在八百米长，给未来新设备的导入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一种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也被晶科所看好的前沿技术名为钙钛矿。钙钛矿是一种不同于晶硅的全新材料，比晶硅的光吸收能力更强，转换效率更高。在实验室里，晶科将N型TOPCon技术与钙钛矿相结合的叠层电池的转化率已经达到了33.24%。
这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能源转换率，常常被各家光伏企业在财报和新闻稿里津津乐道，但意外的是，当我提起晶科的多项“世界纪录”时，李仙德却露出了一丝不耐烦：“我反对很多企业拼命地去讲这些技术的故事。”
他解释道，光伏本质上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客户看重的不是炫技，而是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产品。“无论你的组件多便宜，效率功率多高，未来不被需要的产能就是过剩的。”他说。“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产能呢？本地制造的、绿电制造的、有当地服务团队支持的、有光储一站式方案的，这种产能才是被需要的。”
他认为，“光伏+储能”将是未来电力主要的供应模式。由于依赖光照，光伏发电具有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可利用的小时数远低于煤电，需要储能设备来削峰填谷。眼下光伏已经占到中国发电总装机量的23%，但实际发电量却只占总发电量约5%。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在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按照一定比例，比如10%至20%，配置储能。
对光伏业而言，只有把“光伏+储能”的综合度电成本降到比传统煤电更低，才能够实现终极目标：一个100%由太阳能供能的地球。
为此，晶科从2022年起布局储能业务，李仙德称之为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不专一”。在过去两年间，晶科已经有储能项目建成投运，并出资10亿元成立了一只储能产业投资基金。虽然目前储能业务的营收占比不足5%，但已经被确定为公司未来发展的第二大支柱。
过去几年晶科举全公司之力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将整个制造过程变得更清洁环保。2011年，晶科曾经因为一起固废污染事件而登上新闻头条，此后，“用solar生产solar，用绿色制造绿色”被贯彻为公司文化。2019年，晶科宣布加入RE100绿色倡议，承诺到2028年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2021年，晶科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价值链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今年第一季度，晶科推向市场的名为Neo Green的组件产品，已经100%由可再生能源供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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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采访中，李仙德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让我想起他在温州聚会时对同行的喊话：不着急，不害怕。他说，从2006年入行至今，世界对光伏的需求每一年都在增长，不曾有过一次例外，未来也不会逆转，而且光伏本身的竞争力也已经非常明显：不仅是最清洁的能源，而且已经成为最经济的能源，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还会变成最智慧的能源。
一个普遍的行业预期是，世界各国若要实现已经做出的气候转型承诺，到2030年时，全球光伏装机量就将超过5,800吉瓦，大约为目前的三倍。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每年需要新增600吉瓦装机量，这个数字是2023年中国整个光伏行业组件出货量的1.2倍。
这还没有算上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对能源供应提出的新挑战。有专家预测，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至少需要消耗地球已知化石能源储量的两倍，导致很多人惊呼“人工智能的尽头是光伏”。
真实且巨大的需求缺口，就是光伏产业最大的基本盘。它超越了任何资本的、政策的、技术的、贸易环境的周期变化。李仙德因此颇为辩证地说过一句话：“中国和世界一定会和解，而且一定会在新能源上首先和解，因为其他的问题更复杂。”
在采访的最后，我请他畅想20年后的人类将如何使用电。他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和轻松，语速加快，仿佛被问到了一道他真正感兴趣的题。
“我认为改变未来电力供应的一个模式是移动电源。现在我们都是通过光伏发电，充电给电池，然后电池带着汽车跑。如果未来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发电体呢？在它的引擎盖上装一个太阳能，它就能跑，边开边发电，边发电边开，不再需要动力电池，这是光伏才能去实现的未来。”
他还这样畅想未来的“新电网”：“储能像地下天然气、燃气管道一样，一节一节置于地下，连接起来，分布式或集中式光伏发的电往下自发自储自用或作缓冲调节。马路边上，停车场地下无数充放电插口，地下储能管道通过人工智能就把所有停着的车里的电池电量进行匹配，不够电的给充上，多余电的给放出来……”
他的畅想并不算石破天惊。毕竟在近10年前，一家名为汉能的中国能源企业就发布过全太阳能动力汽车，但或许正是因为理念过于超前，汉能在数年后宣告破产。然而李仙德相信技术的力量：“过去10年我们把转化效率提升了七八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趋势，未来15年到20年，我们就可以实现移动电源。”
光伏业英雄迭出，有着“各领风骚三五年”之说，而李仙德似乎不怎么为行业第一的贵冠所累，或许就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穿越到20年后。而且他也足够年轻，完全等的到他所畅想的能源新世界在所有人的面前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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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5 06:24
商业与经济
阳光下的较量：70后晶科能源董事长李仙德的光伏风云
阳光下的较量：70后晶科能源董事长李仙德的光伏风云
要去往星辰大海，先要涉过眼下的泥沼。
晶科能源董事长李仙德
王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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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多家中国光伏企业的掌门人齐聚温州，举行了一场秘密的闭门会议。会议没有做任何宣传，但从会场流出的纸质材料来看，出席者中包含了起码十多位行业头部人物。激战正酣的对手们抱团取暖，显然是要讨论他们眼下面对的集体困境。
中国光伏业正在经历一场产能过剩带来的严冬。尽管这个行业对产能周期并不陌生，甚至有“五年一周期”之说，但这次低谷仍然来得过于陡峭。从2023年下半年至今，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要环节的市场价格跌跌不休，已经全部击穿成本线，导致全行业普遍亏损，严峻程度前所未见。
晶科能源的董事长李仙德本来是准备参加这场会议的，但在临行前忽然有重要的公务，便委派了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参加。然而，他在千里之外依然有话想说，于是在飞机上用手机敲下了一篇短文。
“不要一边呼吁企业加速淘汰关停落后产能，一边企业采取一点动作就大肆夸大渲染。建议企业家们卸载微信，关掉Wi-Fi，‘不要脸、不着急、不害怕、信自己’，你，稳赢。”他写道。这篇短文于第二天发表在晶科能源的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达到了10万加。
出生于1975年的李仙德在一众“60后”的光伏大佬中是少壮派。他鲜少出席社会活动，但近一两年乐于在社交媒体上阐述自己对行业未来的思考。“稳赢”两个字像是对自己的喊话。晶科在2023年重返光伏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的位置，2024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领先，在公司创立至今的18年里，总出货量达到260吉瓦。而目前全球光伏的总装机量接近2,000吉瓦，也就是说，全球每8块组件中，就有1块来自晶科。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这段话也浓缩了中国光伏业此刻的处境：长期潜力巨大，短期阵痛剧烈。
阵痛在于，产能过剩叠加逆全球化，已经逼出一种共识：不来一场产能的大出清，行业就难以走出困境。但在前几年的光伏狂欢里，企业、资本、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裹挟其中，出清可能变成一场拉锯战，将所有人继续困在价格内卷的泥潭中。
而熬过这场寒冬，有着超越行业本身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爬的优等生，光伏业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紧密交织。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光伏上接轻纺家电、机械电子等传统制造业，下衔以出口“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它实现突围、走向全球市场的努力会给更年轻的锂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带来启示，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熬过寒冬，对胜出者的奖赏也将格外丰盛。
自本世纪初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像光伏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做到了产能和技术的双重领先。
在产能上，中国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98%的硅片、90%以上的光伏电池和85%的组件；在技术上，中国光伏业在过去20年里把光伏发电成本降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在量产产品的光能转换效率上，已经多年保持世界纪录。恰逢人类历史上第三次能源转型拉开序幕，若这种优势能充分释放，中国光伏业就将像一家主流西方媒体所惊呼的那样，“定义”这场人类用可再生能源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大革命。
在李仙德看来，未来是一片星辰大海，比当下的短期波动更重要。他在2006年创立的晶科能源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光伏业近20年发展史上的“四起四落”，可以说，它的竞争力就是在一次次穿越周期的过程中捶打而成。
与这个行业里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一样，晶科是民营企业，出身草根，自诞生之日起没有一刻不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搏击。它早期也曾经粗放经营，一度还因为污染事故而停产，但被竞争压力不断倒逼出效率与技术创新力。凭借胆识和一点运气，它赌对了技术路线上的几次跃迁，踩准了资本布局上的关键时机，得以在劲敌环伺中成为行业龙头。
与这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一样，晶科虽然不直接受到国有资本的荫蔽，但多年来受益于税收、补贴、廉价土地等国家扶植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加速了中国光伏业的崛起，但也极易造成一哄而上、鱼龙混杂的局面，还为这个行业被外部世界质疑为“不公平竞争”提供了口实。
与整个光伏产业一样，晶科要成长为一家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就必须开始思考除了规模和低价之外，还能够靠什么去赢得全球用户心智。有观察者认为，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从“溢出”转向“付出”的时刻，不能再满足于“掀翻”欧美，抢占每一寸市场，而是要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加入能源革命——去到那里，输出技术，提供工作——就像跨国企业曾经在中国所做的那样。
中国光伏业站在十字路口。晶科仿佛是一块切片，通过观察它，我们可以一探这个产业的特质、处境与未来。
产能的“公地悲剧”
与李仙德的采访，约在位于上海虹桥的晶科能源总部大楼。这栋9层高、玻璃与金属质地的建筑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办公楼。走进大门，挑空的大堂正中悬吊着一只巨大的水晶地球仪，显示出晶科征战世界的抱负。
49岁的李仙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有着典型浙商的精干劲儿，口音软糯，但话语中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他曾经自嘲长着一张“不讨喜的严肃脸”。上海总部是他展示公司形象、接待来访的地方，但他真正的战场在别处。
每一天，14家分布在海内外的晶科工厂都能够生产出约300兆瓦的光伏组件，几乎相当于15年前晶科全年的产能。这些组件只需要发电一小时，就可以供13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但如何能够在库存堆积、价格大跌、关税渐涨时，为这些产品找到买家？事实上，即便已经做到了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但晶科在2023年的开工率却只有七成左右，而全行业的整体开工率仅有五成到六成。
在采访前的几周里，晶科好几次登上新闻，它的一举一动被置于放大镜下，作为行业领头羊的风向来解读。可以想象李仙德每天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而在最近几个月里，坏消息比好消息多。
好消息是，他在几周前刚作为中国光伏业的代表，陪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法国，见到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法国商界表达了对中国光伏业挤压当地产业的担忧，中方则表示出了增加沟通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在欧洲再次酝酿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之际，这次出访或许可以建立一些互信，为中国企业再赢得一些时间。
坏消息也不少：今年5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增税一倍至50%，紧接着对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品发起新一轮“双反”调查，矛头显然指向在那些国家设立工厂、企图绕开关税的中国企业，其中就有在越南和马来西亚都设有工厂的晶科。
而离家更近的地方也传来了坏消息。晶科正全力以赴在山西太原建造一个超级生产大基地，一期工程刚建成投产，就在4月底发生了一场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发生在车间屋顶的这场火灾却打乱了晶科对产能爬坡的部署，很可能对全年业绩造成影响。
山西大基地被赋予了“再造一个晶科”的期待。即便在中国光伏业产能扩张近乎疯狂的2023年，它的规模——总投资560亿元，从硅棒到组件的一体化总产能将达到56吉瓦——也令同行们咂舌。它将创造全新的纪录：光伏制造业史上最大的一体化产能、最大的单笔投资。
然而，它也是中国光伏业“兴也产能，殇也产能”的一个绝佳注脚。
起步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光伏业迄今已经经历过四轮周期，每一轮的“故事线”都很相似：先是投资大量涌入，产能快速扩张，直到供给远大于市场消化能力时，价格下跌、工厂停产、行业洗牌。而每一次周期都与国家战略或者政府补贴息息相关。在技术早期，光伏发电的成本远高于煤电等传统发电方式，市场繁荣高度依赖政府补贴，补贴一旦停止，往往立刻造成需求骤降、产能过剩。这一现象不只出现在个别国家，几乎是光伏业起步阶段各国市场的铁律。
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兴起，就要感谢政府补贴，只不过是万里之外的德国政府。2004年，德国推出屋顶光伏新政，上调补贴力度，令需求一夜暴增。中国光伏产品价廉物美，订单接到手软，引发第一轮投资热。这轮热潮持续四年，到2008年时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海外需求急剧下滑而熄火。
此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周期，都始于中国政府为刺激光伏产业而推出的补贴政策。第二轮周期从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金太阳工程”补贴政策开始，到2011年至2012年欧美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而止；第三轮周期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包括度电补贴、光伏电站建设补贴等在内的一系列补贴政策，直到2018年财政吃紧，不得不取消补贴而止。
无数的光伏企业倒在了几轮行业低谷中，包括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被激进扩张拖垮的无锡尚德。晶科幸存下来，并稳步壮大。有观察者认为，这是因为李仙德从不盲目扩张，而这种行事风格或许和他在创业之初就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有关。
李仙德的创业脚步始于浙江省东南部一个名叫玉环的海岛县城。在那里，李家三兄弟接续创业的故事家喻户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李家大哥李仙寿离开工作十年的玉环县文化局下海，投身那时还被称为“太阳能”的事业。四年之后，他的昱辉阳光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最早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之一。
大哥的成功吸引了两个弟弟李仙德和李仙华。时年30岁的李仙德是当地一家建设安装公司的负责人，而二哥李仙华经营着县里最大的汽车维修厂。2006年，李仙德与李仙华分头卖掉生意，归拢资金，在江西省的上饶成立晶科能源，李仙德出任董事长。
此时恰逢中国光伏业的第一次投资热。从给哥哥做“配套”——供应硅料——开始，他们逐渐向产业链下游扩张，在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这三个环节里也各有布局。
2008年，李仙德从客户手里收到2亿元预付款，还得到了深创投等海内外基金的5,500万美元投资，正准备大干一场时，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光伏业进入第一场寒冬，折戟无数。所幸晶科的大规模扩产还没有开始，巨额资金还在手上，李仙德幸运地躲过一劫。
或许是受到这次经历的启示，李仙德一直以稳健内敛知名于业内。他迟至2010年才赴美上市，比好几家当时的头部光伏企业晚了三四年，而且奉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在国内外的产能部署上更谨慎也更平衡。直到第四轮周期开启，全行业打响又一轮扩产竞赛，他也终于按捺不住。2022年，晶科返回A股，在科创板上市，两年间IPO以及可转债各100亿元的融资基本用于运营及扩产，最后甩出山西大基地这个“王炸”。
在这一项目宣布几周后的2023年6月，李仙德发表了一次题为“把硬仗的氛围拉满”的公开讲话，说：“是时候，搞点大的了。”
第四轮周期的发令枪，是中国政府在2020年宣布的“3060”双碳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让新能源板块在一夜之间炙手可热，光伏业再次成为焦点。而与此前几次投资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由于技术的进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与煤电齐平甚至更低，企业无需政府补贴也能够盈利。于是，逐利的资本成为这一轮热潮的驱动力。仅在2023年上半年，光伏行业就有60家企业发起近2,000亿元的再融资，排队上市的光伏企业多达40家，合计募资需求超过1,200亿元。踊跃入局的还有多地的地方政府，它们为了当地GDP卖力招商，甚至亲自下场，投资光伏产能。
几年间，不仅光伏企业动辄投入几十上百亿元资金扩充产能的消息频见报端，大量原本与光伏无关的企业，包括家电厂商、乳制品企业、造车厂，甚至养猪厂，也齐齐涌入了这个赛道。一些上市公司只要发一份进军光伏的公告，股价就能够迎来一波大涨。2023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接近500吉瓦，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可以消纳的光伏组件的总和。
非理性的投资热终于让产能过剩的紧箍咒再次发威，距离上次恰好又是五年。到2023年第四季度，光伏业已经置身于一场惨烈的价格战中，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价格都近乎崩塌，电池片的价格较年初下跌52%，组件下跌46%。大量企业减产、停产和裁员，亏损状态延续至2024年上半年。有外国媒体把这一景象形容为集体扩张导致的“公地悲剧”。
2024年年初，晶科年会，李仙德走上舞台的脚步有点沉重。在一番略显悲情的讲话中，他说，山西大基地是为了顺应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而建，“而今天我们只能感慨它生不逢时”。
从“搞点大的”到“生不逢时”，只用了短短半年。
采访时，山西大基地的大火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晶科对外表示，基地的建设和生产正在按照计划推进，但这个项目仍然受到争议。晶科的资产负债率高达近75%，高于行业平均的60%，引发山西大基地规划过于激进的解读。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山西大基地代表了光伏制造的趋势，它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将为晶科筑起一道更深的护城河。
所谓“垂直一体化”，就是在一个生产基地里完整实现光伏生产的四大环节：将原始硅料通过拉晶制成硅棒、将硅棒切割成硅片、硅片刷上电极制成电池片、将电池片焊接成为光伏组件。
李仙德说，在目前更分散的生产方式下，从买来硅料到做出光伏组件大约需要60天，而山西大基地能够把这个过程缩短至七天。
不仅如此，山西大基地还将生产过程高度数字化，为此晶科专门投资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他解释道，光伏组件由多种不同档位的电池片组合而成，算力可以把每个组件订单所需的大量不同档位的电池片迅速匹配至不同的生产线，以此将库存堆积减到最低。它还能够让晶科做到“数字交付”——客户在下单时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从中能够追踪每一件成品的原料来源、生产进度以及碳足迹。
晶科的规划是，当山西大基地在2025年完全建成时，将包含56吉瓦单晶拉棒、56吉瓦硅片、56吉瓦电池片和56吉瓦光伏组件的综合产能。仅组件这个环节，新增产能就将达到晶科在2023年全年的组件出货量——78.5吉瓦的70%，而且八成以上的出货都是技术更先进、价格更高的N型组件，因此有“再造一个晶科”之说。
对于能否找到足够的买家，李仙德似乎并不担心。他说，晶科一向是先有订单，再去扩充产能，去年年底就已经锁定了2024年订单的90%，现在他更关注的是2025年的销售情况，“2024年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
他预测，由于光伏价格已经下探到足以逼退产能、刺激需求的低位，加上全球能源转型的脚步没有停歇，所以今年全球的光伏需求将比去年增长20%，而晶科的出货量将同比上升30%至40%，有望超过100吉瓦。
晶科最新发布的业绩显示，李仙德的目标正在被不折不扣地执行。2024年上半年，晶科的组件出货量同比上升42%至44吉瓦，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并且拉大了与第二名之间的距离。这主要因为它在一种名为N型TOPCon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这种技术的能源转化率更高，是目前光伏业最为前沿的一种量产技术；也因为它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好过同行们，上半年海外市场出货占比达65%。
但是，受困于持续疲软的市场价格，晶科上半年的营收额同比下降12%，净利润同比大幅滑落69%，突显价格战之惨烈。
对于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产能出清，李仙德的判断是：出清速度可能会比想象得更快。他认为有两种产能会被迅速淘汰：一是因为价格跌穿成本而导致不再盈利的产能，二是没有持续开工能力的产能，因为光伏需要持续生产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危机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会拉开优秀企业与平庸企业的差距。他还认为：“没有周期的行业，只能说不重要，也没有规模。”
不过，在这一轮光伏周期中，站在台前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地方政府。不少业内人士警告称，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亲自下场干光伏，现在很不情愿关停老旧产能，可能会延宕出清的步伐。
在今年7月的温州会面上，这也是大佬们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就在会上说，一些地方政府“入戏过深”，把很多光伏项目搞成了业绩工程。
在为温州聚会所作的随感短文里，李仙德也憋不住要说几句：“在一个剧场里只需要两种人：演员和观众。制造者是演员，使用者是观众，其他的人，那些个无关的，尽快清场，还行业一个纯粹，给企业一个自主。”
被倒逼的全球化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
最近一轮困境中的中国光伏业，既挣扎于产能过剩的内忧，也面对贸易围堵的外患，与12年前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二次危机十分相似。只不过这一次，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竖起的壁垒更高、更宽，不仅再次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增收高额关税，并且一路向上溯源，瞄准了制造环节。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四国生产的光伏产品发起调查，而欧洲通过立法，强制要求40%的新能源产品必须在本土生产。
但相隔12年，中国光伏企业的实力也已经今非昔比。
相比12年前，它们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度显著降低。中国已经多年雄踞光伏第一大国，造的最多，也用的最多。2023年，中国的新增光伏装机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达到216吉瓦，超过全球新增装机量的一半，也消纳掉了中国出货量的近一半。作为对比，这一年整个欧盟的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为56吉瓦，美国为32吉瓦，日本为6.5吉瓦。在历史累计的装机容量上，中国在全球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40%。
在光伏业中，晶科最早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如今把产品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还在其中的120个国家组建了本地化的销售团队。在采访中，李仙德多次提到了晶科在海外市场的营销能力，有点意外的是，带他入行、如今几乎隐身于江湖的哥哥李仙寿在这里重新“现身”。
“我们兄弟的感情非常好，但大家争执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他的理念里，只要把产品做好，肯定就会有人来买，但我会认为一家公司的综合能力很重要。”他说。这种综合能力就包括本地化的营销和服务能力，这种能力让晶科在一些重要市场赢得了更长久、更忠诚的客户。
最近，他到中东拜访一位客户，还没有展开正式的商业谈判，对方就直截了当地说：“未来我公司50%以上的产品，都会从你的晶科采购。”他认为，这是十几年来双方建立的互信的体现。
但这种互信在中国光伏企业与欧美市场打交道时，则日益稀缺，尤其是在中国光伏业把几乎所有竞争对手挤压出局，而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当下。
过去12年间，不论在技术水平、管理成本，还是产业链的完整度上，中国光伏业都形成了明显优势，不仅不再依靠政府补贴，在国际市场上也具备了更高的溢价能力，出口给欧美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要高出很多，导致从业者们普遍抱怨，时至今日欧美还在以“反倾销、反补贴”为名制裁中国光伏业，实属理亏，本质是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主义政策。
12年前的“双反”之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设厂，以规避调查与关税。晶科是其中的先行者，先后在马来西亚和越南成立生产基地，201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5,000万美元设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生产制造的中国光伏企业。2023年4月，晶科向佛罗里达州的工厂追加5,200万美元的投资，改扩建1吉瓦组件生产线。跟随它的脚步，中国前五大光伏企业已经全部在美国设厂。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晶科发现自己夹在了一场无声的战火中。据美国媒体报道，2022年，晶科一大批出口至美国的光伏设备因为被怀疑“涉疆”而在美国边境被扣留，几个月后才被放行；2023年5月，就在晶科宣布在对佛罗里达州的工厂增资扩建后一个月，工厂就受到美国政府部门的突击检查，原因不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中国光伏业的情绪更为复杂，其中既掺杂了最新的地缘政治，也掺杂了历史。
美国是当代光伏技术的起源地，世界上第一块可商用的太阳能电池在1954年诞生于贝尔实验室，此后的数十年，美国一直是光伏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前沿。然而进入21世纪，由于页岩油的发现，以及传统化石能源业的强大游说力，美国政府在新能源政策上一直举棋不定，再加上劳动力昂贵，供应链不完整，美国光伏产业逐渐全面落后于中国。今天排名前十位的光伏制造商里，中国贡献了九家，美国仅剩First Solar一家。在市场规模上，美国也落后于中国和欧洲，2023年中国的光伏组件出口中，大约一半卖给了欧洲，仅有0.03%销往美国。
正因为美国市场既小又不友好，中国光伏业在近期才浮现出一种声音：不妨“能源脱钩”，放弃美国市场，让它们尝尝没有中国光伏的滋味。我问李仙德，他如何看待这种想法？
他皱了皱眉头，立即回应道：“情绪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市场。美国科技在全球的覆盖率，它的长臂管辖，已经让华为吃到很大的苦头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强大，如果你对它过于负面，就将会面临全球金融体系的打压。”
今年，美国市场预计将占到晶科整体销售的5%至10%，但李仙德在采访中说，此时此刻，占据他最多思虑、最难以做出的决定，就是在美国政府开始围剿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能之后，该拿美国市场怎么办。
他表现出了同理心：“你不能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便宜，我就卖给你，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对吧？你要站在欧洲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我给了你市场，然后你把我这个产业的人都打败了——他们怎么能没有危机感？”
一个选择是在东南亚四国之外重新布局产能，另一个选择是去美国进一步扩大产能。但光伏的产业链很长，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地缘政治的问题，货币的问题，当地的经济情况，工业水平，最主要的是当地产业链的能力……”李仙德说，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可能影响产品的竞争力。但他认为，晶科要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企业，就必须从全球销售升级为全球生产和全球投资。
这呼应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近年来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外部的贸易围堵，正在倒逼中国企业告别高度内耗、极限压缩利润空间、对产业长远发展不利的价格竞争，将全球化进程提前展开。这是比上一轮“走出去”更深度的全球化，有学者称之为“跨国化”，需要企业具备塑造品牌、输出技术、利用全球人才、构建跨国产业链的能力。在中国产业重返世界经济大循环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具备了这样的眼界和实力，现在到了拿出魄力的时刻。
就在采访后一个月，李仙德的思考有了答案，晶科落子中东，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建设总投资额达10亿美元的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这是继马来西亚、越南、美国之后，晶科的第四座海外工厂，也是中国光伏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之一，投产后电池及组件的年产能将分别达到10吉瓦。近两年已经有多家中国光伏企业赴中东建厂，有“组团闯中东”之说，而晶科在那里的品牌基础扎实——今年上半年，它在中东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50%。
在直接建厂之外，李仙德也在考虑另一个出海路径——向海外企业输出技术，收取专利与技术使用费。晶科目前已经申请专利近4,200项，在TOPCon技术路线上积攒了462项专利。今年年初，晶科宣布已经允许全球十大光伏企业之一使用它的N型TOPCon相关专利并收取费用。
“既然一定要走出去，那就换一种姿态和姿势走出去。自信一点，你的筹码已经不少。”他在给温州会议的随感里写到。
超越29.43%
1954年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里诞生的第一块可商用太阳能电池，驱动起了一座小小的玩具摩天轮和一台小型无线电发报机。它的太阳能转换效率大约是6%，意味着它每接收到100份太阳光，可以将其中6份转换成电能。
70年后的今天，中国光伏企业已经在大规模量产中普遍实现了24%以上的转换率，在实验室中还能够把这个数值推到更高。受制于物理定律和材料限制，用晶硅制造的光伏电池有一个理论上的效率极值——29.43%。这个其貌不扬的数字在光伏业里却仿佛是一座圣杯，吸引无数企业殚精竭虑，靠着不断的技术迭代和工艺升级向着它无限逼近，不仅为了展示实力，更为了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转换率每提高1%，每度电的发电成本就下降5%至7%。
1954年光伏技术面世时，度电成本大约为300美元；到今天，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部署的光伏电站的度电成本已经低于0.2元，而煤电的度电成本在0.4元至0.5元。在一些光照条件更好的地区，光伏的经济性更加明显。晶科科技2021年在沙特阿拉伯中标的一个600兆瓦项目，就以0.0104美元（约合人民币7分钱）的度电成本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仅过去十年间，全球光伏发电项目的平均度电成本累计下降超过8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几代中国光伏企业的努力。而光伏是一个高负债重资产的领域，企业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无异于豪赌。在李仙德的回忆中，晶科历史上最惊心动魄也最关键的一场押注，发生在2016年放弃多晶转向单晶时。
单晶硅和多晶硅都可以用来制作光伏电池，但在晶体结构上存在差异，有人将前者比喻成整齐排列的阵队，后者则像操场上自由跑动的人群。单晶硅的能源转化率更高，但早期包括晶科在内的中国光伏企业都选择了多晶路线，因为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更低。到2014年时，另一家行业龙头隆基绿能率先突破技术难关，全面转向单晶。跟，还是不跟？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李仙德召集10多位副总裁级别的下属开会，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争论异常激烈，最终由他拍板，押注单晶。“你不做产业很难理解，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等于你要完全推翻自己。我们之后用了两年时间，把所有设备都换成了单晶。”他说。
2023年，晶科在暌违全球组件出货量第一位置两年之后重新登顶，是因为它选择的TOPCon技术逐渐成为主流市场的新宠。这种技术在晶硅电池的背面形成一个极薄的特殊涂层，能够更有效地捕捉光子，减少它们的逃逸和反射，从而实现更高的能源转换率。晶科的TOPCon技术领先行业，转化率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最高达到26.89%。
但光伏业的技术迭代很快，一家企业如果在一时领先的技术上押上全部身家，很可能在三五年后就被更新的技术超越，而自己却已经船大难掉头，因此行业中一直有着“冠军诅咒”一说。眼下业内对TOPCon技术也有争议。老对手、2020年至2022年超越晶科成为全球第一的隆基绿能就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技术，很快将会被替代。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TOPCon技术还有三年到五年的市场空间。他说，在山西大基地建设前，晶科已经预判了未来至少三年的技术路线，而且大基地为技术升级做好了准备：“过去的一条电池产线大概两三百米长，现在八百米长，给未来新设备的导入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一种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也被晶科所看好的前沿技术名为钙钛矿。钙钛矿是一种不同于晶硅的全新材料，比晶硅的光吸收能力更强，转换效率更高。在实验室里，晶科将N型TOPCon技术与钙钛矿相结合的叠层电池的转化率已经达到了33.24%。
这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能源转换率，常常被各家光伏企业在财报和新闻稿里津津乐道，但意外的是，当我提起晶科的多项“世界纪录”时，李仙德却露出了一丝不耐烦：“我反对很多企业拼命地去讲这些技术的故事。”
他解释道，光伏本质上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客户看重的不是炫技，而是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产品。“无论你的组件多便宜，效率功率多高，未来不被需要的产能就是过剩的。”他说。“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产能呢？本地制造的、绿电制造的、有当地服务团队支持的、有光储一站式方案的，这种产能才是被需要的。”
他认为，“光伏+储能”将是未来电力主要的供应模式。由于依赖光照，光伏发电具有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可利用的小时数远低于煤电，需要储能设备来削峰填谷。眼下光伏已经占到中国发电总装机量的23%，但实际发电量却只占总发电量约5%。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在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按照一定比例，比如10%至20%，配置储能。
对光伏业而言，只有把“光伏+储能”的综合度电成本降到比传统煤电更低，才能够实现终极目标：一个100%由太阳能供能的地球。
为此，晶科从2022年起布局储能业务，李仙德称之为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不专一”。在过去两年间，晶科已经有储能项目建成投运，并出资10亿元成立了一只储能产业投资基金。虽然目前储能业务的营收占比不足5%，但已经被确定为公司未来发展的第二大支柱。
过去几年晶科举全公司之力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将整个制造过程变得更清洁环保。2011年，晶科曾经因为一起固废污染事件而登上新闻头条，此后，“用solar生产solar，用绿色制造绿色”被贯彻为公司文化。2019年，晶科宣布加入RE100绿色倡议，承诺到2028年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2021年，晶科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价值链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今年第一季度，晶科推向市场的名为Neo Green的组件产品，已经100%由可再生能源供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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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采访中，李仙德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让我想起他在温州聚会时对同行的喊话：不着急，不害怕。他说，从2006年入行至今，世界对光伏的需求每一年都在增长，不曾有过一次例外，未来也不会逆转，而且光伏本身的竞争力也已经非常明显：不仅是最清洁的能源，而且已经成为最经济的能源，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还会变成最智慧的能源。
一个普遍的行业预期是，世界各国若要实现已经做出的气候转型承诺，到2030年时，全球光伏装机量就将超过5,800吉瓦，大约为目前的三倍。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每年需要新增600吉瓦装机量，这个数字是2023年中国整个光伏行业组件出货量的1.2倍。
这还没有算上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对能源供应提出的新挑战。有专家预测，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至少需要消耗地球已知化石能源储量的两倍，导致很多人惊呼“人工智能的尽头是光伏”。
真实且巨大的需求缺口，就是光伏产业最大的基本盘。它超越了任何资本的、政策的、技术的、贸易环境的周期变化。李仙德因此颇为辩证地说过一句话：“中国和世界一定会和解，而且一定会在新能源上首先和解，因为其他的问题更复杂。”
在采访的最后，我请他畅想20年后的人类将如何使用电。他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和轻松，语速加快，仿佛被问到了一道他真正感兴趣的题。
“我认为改变未来电力供应的一个模式是移动电源。现在我们都是通过光伏发电，充电给电池，然后电池带着汽车跑。如果未来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发电体呢？在它的引擎盖上装一个太阳能，它就能跑，边开边发电，边发电边开，不再需要动力电池，这是光伏才能去实现的未来。”
他还这样畅想未来的“新电网”：“储能像地下天然气、燃气管道一样，一节一节置于地下，连接起来，分布式或集中式光伏发的电往下自发自储自用或作缓冲调节。马路边上，停车场地下无数充放电插口，地下储能管道通过人工智能就把所有停着的车里的电池电量进行匹配，不够电的给充上，多余电的给放出来……”
他的畅想并不算石破天惊。毕竟在近10年前，一家名为汉能的中国能源企业就发布过全太阳能动力汽车，但或许正是因为理念过于超前，汉能在数年后宣告破产。然而李仙德相信技术的力量：“过去10年我们把转化效率提升了七八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趋势，未来15年到20年，我们就可以实现移动电源。”
光伏业英雄迭出，有着“各领风骚三五年”之说，而李仙德似乎不怎么为行业第一的贵冠所累，或许就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穿越到20年后。而且他也足够年轻，完全等的到他所畅想的能源新世界在所有人的面前徐徐展开。
中国光伏业正在经历一场产能过剩带来的严冬。尽管这个行业对产能周期并不陌生，甚至有“五年一周期”之说，但这次低谷仍然来得过于陡峭。从2023年下半年至今，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要环节的市场价格跌跌不休，已经全部击穿成本线，导致全行业普遍亏损，严峻程度前所未见。
晶科能源的董事长李仙德本来是准备参加这场会议的，但在临行前忽然有重要的公务，便委派了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参加。然而，他在千里之外依然有话想说，于是在飞机上用手机敲下了一篇短文。
“不要一边呼吁企业加速淘汰关停落后产能，一边企业采取一点动作就大肆夸大渲染。建议企业家们卸载微信，关掉Wi-Fi，‘不要脸、不着急、不害怕、信自己’，你，稳赢。”他写道。这篇短文于第二天发表在晶科能源的微信公众号上，阅读量达到了10万加。
出生于1975年的李仙德在一众“60后”的光伏大佬中是少壮派。他鲜少出席社会活动，但近一两年乐于在社交媒体上阐述自己对行业未来的思考。“稳赢”两个字像是对自己的喊话。晶科在2023年重返光伏组件出货量全球第一的位置，2024年上半年继续保持领先，在公司创立至今的18年里，总出货量达到260吉瓦。而目前全球光伏的总装机量接近2,000吉瓦，也就是说，全球每8块组件中，就有1块来自晶科。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这段话也浓缩了中国光伏业此刻的处境：长期潜力巨大，短期阵痛剧烈。
阵痛在于，产能过剩叠加逆全球化，已经逼出一种共识：不来一场产能的大出清，行业就难以走出困境。但在前几年的光伏狂欢里，企业、资本、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裹挟其中，出清可能变成一场拉锯战，将所有人继续困在价格内卷的泥潭中。
而熬过这场寒冬，有着超越行业本身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爬的优等生，光伏业的命运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紧密交织。在中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中，光伏上接轻纺家电、机械电子等传统制造业，下衔以出口“新三样”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它实现突围、走向全球市场的努力会给更年轻的锂电池和电动汽车行业带来启示，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熬过寒冬，对胜出者的奖赏也将格外丰盛。
自本世纪初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像光伏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做到了产能和技术的双重领先。
在产能上，中国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98%的硅片、90%以上的光伏电池和85%的组件；在技术上，中国光伏业在过去20年里把光伏发电成本降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在量产产品的光能转换效率上，已经多年保持世界纪录。恰逢人类历史上第三次能源转型拉开序幕，若这种优势能充分释放，中国光伏业就将像一家主流西方媒体所惊呼的那样，“定义”这场人类用可再生能源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大革命。
在李仙德看来，未来是一片星辰大海，比当下的短期波动更重要。他在2006年创立的晶科能源几乎完整经历了中国光伏业近20年发展史上的“四起四落”，可以说，它的竞争力就是在一次次穿越周期的过程中捶打而成。
与这个行业里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一样，晶科是民营企业，出身草根，自诞生之日起没有一刻不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搏击。它早期也曾经粗放经营，一度还因为污染事故而停产，但被竞争压力不断倒逼出效率与技术创新力。凭借胆识和一点运气，它赌对了技术路线上的几次跃迁，踩准了资本布局上的关键时机，得以在劲敌环伺中成为行业龙头。
与这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企业一样，晶科虽然不直接受到国有资本的荫蔽，但多年来受益于税收、补贴、廉价土地等国家扶植政策。这类产业政策加速了中国光伏业的崛起，但也极易造成一哄而上、鱼龙混杂的局面，还为这个行业被外部世界质疑为“不公平竞争”提供了口实。
与整个光伏产业一样，晶科要成长为一家真正的世界级企业，就必须开始思考除了规模和低价之外，还能够靠什么去赢得全球用户心智。有观察者认为，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从“溢出”转向“付出”的时刻，不能再满足于“掀翻”欧美，抢占每一寸市场，而是要帮助其他国家一起加入能源革命——去到那里，输出技术，提供工作——就像跨国企业曾经在中国所做的那样。
中国光伏业站在十字路口。晶科仿佛是一块切片，通过观察它，我们可以一探这个产业的特质、处境与未来。
产能的“公地悲剧”
与李仙德的采访，约在位于上海虹桥的晶科能源总部大楼。这栋9层高、玻璃与金属质地的建筑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办公楼。走进大门，挑空的大堂正中悬吊着一只巨大的水晶地球仪，显示出晶科征战世界的抱负。
49岁的李仙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有着典型浙商的精干劲儿，口音软糯，但话语中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他曾经自嘲长着一张“不讨喜的严肃脸”。上海总部是他展示公司形象、接待来访的地方，但他真正的战场在别处。
每一天，14家分布在海内外的晶科工厂都能够生产出约300兆瓦的光伏组件，几乎相当于15年前晶科全年的产能。这些组件只需要发电一小时，就可以供13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但如何能够在库存堆积、价格大跌、关税渐涨时，为这些产品找到买家？事实上，即便已经做到了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但晶科在2023年的开工率却只有七成左右，而全行业的整体开工率仅有五成到六成。
在采访前的几周里，晶科好几次登上新闻，它的一举一动被置于放大镜下，作为行业领头羊的风向来解读。可以想象李仙德每天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而在最近几个月里，坏消息比好消息多。
好消息是，他在几周前刚作为中国光伏业的代表，陪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法国，见到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法国商界表达了对中国光伏业挤压当地产业的担忧，中方则表示出了增加沟通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在欧洲再次酝酿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之际，这次出访或许可以建立一些互信，为中国企业再赢得一些时间。
坏消息也不少：今年5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增税一倍至50%，紧接着对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品发起新一轮“双反”调查，矛头显然指向在那些国家设立工厂、企图绕开关税的中国企业，其中就有在越南和马来西亚都设有工厂的晶科。
而离家更近的地方也传来了坏消息。晶科正全力以赴在山西太原建造一个超级生产大基地，一期工程刚建成投产，就在4月底发生了一场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发生在车间屋顶的这场火灾却打乱了晶科对产能爬坡的部署，很可能对全年业绩造成影响。
山西大基地被赋予了“再造一个晶科”的期待。即便在中国光伏业产能扩张近乎疯狂的2023年，它的规模——总投资560亿元，从硅棒到组件的一体化总产能将达到56吉瓦——也令同行们咂舌。它将创造全新的纪录：光伏制造业史上最大的一体化产能、最大的单笔投资。
然而，它也是中国光伏业“兴也产能，殇也产能”的一个绝佳注脚。
起步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光伏业迄今已经经历过四轮周期，每一轮的“故事线”都很相似：先是投资大量涌入，产能快速扩张，直到供给远大于市场消化能力时，价格下跌、工厂停产、行业洗牌。而每一次周期都与国家战略或者政府补贴息息相关。在技术早期，光伏发电的成本远高于煤电等传统发电方式，市场繁荣高度依赖政府补贴，补贴一旦停止，往往立刻造成需求骤降、产能过剩。这一现象不只出现在个别国家，几乎是光伏业起步阶段各国市场的铁律。
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兴起，就要感谢政府补贴，只不过是万里之外的德国政府。2004年，德国推出屋顶光伏新政，上调补贴力度，令需求一夜暴增。中国光伏产品价廉物美，订单接到手软，引发第一轮投资热。这轮热潮持续四年，到2008年时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海外需求急剧下滑而熄火。
此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周期，都始于中国政府为刺激光伏产业而推出的补贴政策。第二轮周期从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金太阳工程”补贴政策开始，到2011年至2012年欧美对中国产品发起“双反”调查而止；第三轮周期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推出了包括度电补贴、光伏电站建设补贴等在内的一系列补贴政策，直到2018年财政吃紧，不得不取消补贴而止。
无数的光伏企业倒在了几轮行业低谷中，包括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被激进扩张拖垮的无锡尚德。晶科幸存下来，并稳步壮大。有观察者认为，这是因为李仙德从不盲目扩张，而这种行事风格或许和他在创业之初就与一场危机擦肩而过有关。
李仙德的创业脚步始于浙江省东南部一个名叫玉环的海岛县城。在那里，李家三兄弟接续创业的故事家喻户晓。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李家大哥李仙寿离开工作十年的玉环县文化局下海，投身那时还被称为“太阳能”的事业。四年之后，他的昱辉阳光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最早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之一。
大哥的成功吸引了两个弟弟李仙德和李仙华。时年30岁的李仙德是当地一家建设安装公司的负责人，而二哥李仙华经营着县里最大的汽车维修厂。2006年，李仙德与李仙华分头卖掉生意，归拢资金，在江西省的上饶成立晶科能源，李仙德出任董事长。
此时恰逢中国光伏业的第一次投资热。从给哥哥做“配套”——供应硅料——开始，他们逐渐向产业链下游扩张，在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这三个环节里也各有布局。
2008年，李仙德从客户手里收到2亿元预付款，还得到了深创投等海内外基金的5,500万美元投资，正准备大干一场时，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光伏业进入第一场寒冬，折戟无数。所幸晶科的大规模扩产还没有开始，巨额资金还在手上，李仙德幸运地躲过一劫。
或许是受到这次经历的启示，李仙德一直以稳健内敛知名于业内。他迟至2010年才赴美上市，比好几家当时的头部光伏企业晚了三四年，而且奉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在国内外的产能部署上更谨慎也更平衡。直到第四轮周期开启，全行业打响又一轮扩产竞赛，他也终于按捺不住。2022年，晶科返回A股，在科创板上市，两年间IPO以及可转债各100亿元的融资基本用于运营及扩产，最后甩出山西大基地这个“王炸”。
在这一项目宣布几周后的2023年6月，李仙德发表了一次题为“把硬仗的氛围拉满”的公开讲话，说：“是时候，搞点大的了。”
第四轮周期的发令枪，是中国政府在2020年宣布的“3060”双碳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让新能源板块在一夜之间炙手可热，光伏业再次成为焦点。而与此前几次投资热不同的是，这一次，由于技术的进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与煤电齐平甚至更低，企业无需政府补贴也能够盈利。于是，逐利的资本成为这一轮热潮的驱动力。仅在2023年上半年，光伏行业就有60家企业发起近2,000亿元的再融资，排队上市的光伏企业多达40家，合计募资需求超过1,200亿元。踊跃入局的还有多地的地方政府，它们为了当地GDP卖力招商，甚至亲自下场，投资光伏产能。
几年间，不仅光伏企业动辄投入几十上百亿元资金扩充产能的消息频见报端，大量原本与光伏无关的企业，包括家电厂商、乳制品企业、造车厂，甚至养猪厂，也齐齐涌入了这个赛道。一些上市公司只要发一份进军光伏的公告，股价就能够迎来一波大涨。2023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接近500吉瓦，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可以消纳的光伏组件的总和。
非理性的投资热终于让产能过剩的紧箍咒再次发威，距离上次恰好又是五年。到2023年第四季度，光伏业已经置身于一场惨烈的价格战中，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价格都近乎崩塌，电池片的价格较年初下跌52%，组件下跌46%。大量企业减产、停产和裁员，亏损状态延续至2024年上半年。有外国媒体把这一景象形容为集体扩张导致的“公地悲剧”。
2024年年初，晶科年会，李仙德走上舞台的脚步有点沉重。在一番略显悲情的讲话中，他说，山西大基地是为了顺应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而建，“而今天我们只能感慨它生不逢时”。
从“搞点大的”到“生不逢时”，只用了短短半年。
采访时，山西大基地的大火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晶科对外表示，基地的建设和生产正在按照计划推进，但这个项目仍然受到争议。晶科的资产负债率高达近75%，高于行业平均的60%，引发山西大基地规划过于激进的解读。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山西大基地代表了光伏制造的趋势，它的“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将为晶科筑起一道更深的护城河。
所谓“垂直一体化”，就是在一个生产基地里完整实现光伏生产的四大环节：将原始硅料通过拉晶制成硅棒、将硅棒切割成硅片、硅片刷上电极制成电池片、将电池片焊接成为光伏组件。
李仙德说，在目前更分散的生产方式下，从买来硅料到做出光伏组件大约需要60天，而山西大基地能够把这个过程缩短至七天。
不仅如此，山西大基地还将生产过程高度数字化，为此晶科专门投资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他解释道，光伏组件由多种不同档位的电池片组合而成，算力可以把每个组件订单所需的大量不同档位的电池片迅速匹配至不同的生产线，以此将库存堆积减到最低。它还能够让晶科做到“数字交付”——客户在下单时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从中能够追踪每一件成品的原料来源、生产进度以及碳足迹。
晶科的规划是，当山西大基地在2025年完全建成时，将包含56吉瓦单晶拉棒、56吉瓦硅片、56吉瓦电池片和56吉瓦光伏组件的综合产能。仅组件这个环节，新增产能就将达到晶科在2023年全年的组件出货量——78.5吉瓦的70%，而且八成以上的出货都是技术更先进、价格更高的N型组件，因此有“再造一个晶科”之说。
对于能否找到足够的买家，李仙德似乎并不担心。他说，晶科一向是先有订单，再去扩充产能，去年年底就已经锁定了2024年订单的90%，现在他更关注的是2025年的销售情况，“2024年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
他预测，由于光伏价格已经下探到足以逼退产能、刺激需求的低位，加上全球能源转型的脚步没有停歇，所以今年全球的光伏需求将比去年增长20%，而晶科的出货量将同比上升30%至40%，有望超过100吉瓦。
晶科最新发布的业绩显示，李仙德的目标正在被不折不扣地执行。2024年上半年，晶科的组件出货量同比上升42%至44吉瓦，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并且拉大了与第二名之间的距离。这主要因为它在一种名为N型TOPCon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这种技术的能源转化率更高，是目前光伏业最为前沿的一种量产技术；也因为它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好过同行们，上半年海外市场出货占比达65%。
但是，受困于持续疲软的市场价格，晶科上半年的营收额同比下降12%，净利润同比大幅滑落69%，突显价格战之惨烈。
对于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产能出清，李仙德的判断是：出清速度可能会比想象得更快。他认为有两种产能会被迅速淘汰：一是因为价格跌穿成本而导致不再盈利的产能，二是没有持续开工能力的产能，因为光伏需要持续生产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危机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会拉开优秀企业与平庸企业的差距。他还认为：“没有周期的行业，只能说不重要，也没有规模。”
不过，在这一轮光伏周期中，站在台前的不仅是企业，还有地方政府。不少业内人士警告称，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亲自下场干光伏，现在很不情愿关停老旧产能，可能会延宕出清的步伐。
在今年7月的温州会面上，这也是大佬们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名誉理事长王勃华就在会上说，一些地方政府“入戏过深”，把很多光伏项目搞成了业绩工程。
在为温州聚会所作的随感短文里，李仙德也憋不住要说几句：“在一个剧场里只需要两种人：演员和观众。制造者是演员，使用者是观众，其他的人，那些个无关的，尽快清场，还行业一个纯粹，给企业一个自主。”
被倒逼的全球化
历史总是不断地重演。
最近一轮困境中的中国光伏业，既挣扎于产能过剩的内忧，也面对贸易围堵的外患，与12年前中国光伏业经历的第二次危机十分相似。只不过这一次，欧美对中国光伏产品竖起的壁垒更高、更宽，不仅再次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增收高额关税，并且一路向上溯源，瞄准了制造环节。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四国生产的光伏产品发起调查，而欧洲通过立法，强制要求40%的新能源产品必须在本土生产。
但相隔12年，中国光伏企业的实力也已经今非昔比。
相比12年前，它们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度显著降低。中国已经多年雄踞光伏第一大国，造的最多，也用的最多。2023年，中国的新增光伏装机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达到216吉瓦，超过全球新增装机量的一半，也消纳掉了中国出货量的近一半。作为对比，这一年整个欧盟的新增光伏装机容量为56吉瓦，美国为32吉瓦，日本为6.5吉瓦。在历史累计的装机容量上，中国在全球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40%。
在光伏业中，晶科最早在海外建立营销网络，如今把产品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还在其中的120个国家组建了本地化的销售团队。在采访中，李仙德多次提到了晶科在海外市场的营销能力，有点意外的是，带他入行、如今几乎隐身于江湖的哥哥李仙寿在这里重新“现身”。
“我们兄弟的感情非常好，但大家争执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在他的理念里，只要把产品做好，肯定就会有人来买，但我会认为一家公司的综合能力很重要。”他说。这种综合能力就包括本地化的营销和服务能力，这种能力让晶科在一些重要市场赢得了更长久、更忠诚的客户。
最近，他到中东拜访一位客户，还没有展开正式的商业谈判，对方就直截了当地说：“未来我公司50%以上的产品，都会从你的晶科采购。”他认为，这是十几年来双方建立的互信的体现。
但这种互信在中国光伏企业与欧美市场打交道时，则日益稀缺，尤其是在中国光伏业把几乎所有竞争对手挤压出局，而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当下。
过去12年间，不论在技术水平、管理成本，还是产业链的完整度上，中国光伏业都形成了明显优势，不仅不再依靠政府补贴，在国际市场上也具备了更高的溢价能力，出口给欧美的价格比国内的价格要高出很多，导致从业者们普遍抱怨，时至今日欧美还在以“反倾销、反补贴”为名制裁中国光伏业，实属理亏，本质是对本国产业的保护主义政策。
12年前的“双反”之下，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设厂，以规避调查与关税。晶科是其中的先行者，先后在马来西亚和越南成立生产基地，201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5,000万美元设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生产制造的中国光伏企业。2023年4月，晶科向佛罗里达州的工厂追加5,200万美元的投资，改扩建1吉瓦组件生产线。跟随它的脚步，中国前五大光伏企业已经全部在美国设厂。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晶科发现自己夹在了一场无声的战火中。据美国媒体报道，2022年，晶科一大批出口至美国的光伏设备因为被怀疑“涉疆”而在美国边境被扣留，几个月后才被放行；2023年5月，就在晶科宣布在对佛罗里达州的工厂增资扩建后一个月，工厂就受到美国政府部门的突击检查，原因不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中国光伏业的情绪更为复杂，其中既掺杂了最新的地缘政治，也掺杂了历史。
美国是当代光伏技术的起源地，世界上第一块可商用的太阳能电池在1954年诞生于贝尔实验室，此后的数十年，美国一直是光伏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前沿。然而进入21世纪，由于页岩油的发现，以及传统化石能源业的强大游说力，美国政府在新能源政策上一直举棋不定，再加上劳动力昂贵，供应链不完整，美国光伏产业逐渐全面落后于中国。今天排名前十位的光伏制造商里，中国贡献了九家，美国仅剩First Solar一家。在市场规模上，美国也落后于中国和欧洲，2023年中国的光伏组件出口中，大约一半卖给了欧洲，仅有0.03%销往美国。
正因为美国市场既小又不友好，中国光伏业在近期才浮现出一种声音：不妨“能源脱钩”，放弃美国市场，让它们尝尝没有中国光伏的滋味。我问李仙德，他如何看待这种想法？
他皱了皱眉头，立即回应道：“情绪解决不了问题。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它的市场。美国科技在全球的覆盖率，它的长臂管辖，已经让华为吃到很大的苦头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强大，如果你对它过于负面，就将会面临全球金融体系的打压。”
今年，美国市场预计将占到晶科整体销售的5%至10%，但李仙德在采访中说，此时此刻，占据他最多思虑、最难以做出的决定，就是在美国政府开始围剿东南亚四国的光伏产能之后，该拿美国市场怎么办。
他表现出了同理心：“你不能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便宜，我就卖给你，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对吧？你要站在欧洲的立场、美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我给了你市场，然后你把我这个产业的人都打败了——他们怎么能没有危机感？”
一个选择是在东南亚四国之外重新布局产能，另一个选择是去美国进一步扩大产能。但光伏的产业链很长，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地缘政治的问题，货币的问题，当地的经济情况，工业水平，最主要的是当地产业链的能力……”李仙德说，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可能影响产品的竞争力。但他认为，晶科要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企业，就必须从全球销售升级为全球生产和全球投资。
这呼应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近年来国内市场的饱和，以及外部的贸易围堵，正在倒逼中国企业告别高度内耗、极限压缩利润空间、对产业长远发展不利的价格竞争，将全球化进程提前展开。这是比上一轮“走出去”更深度的全球化，有学者称之为“跨国化”，需要企业具备塑造品牌、输出技术、利用全球人才、构建跨国产业链的能力。在中国产业重返世界经济大循环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已经有不少中国企业具备了这样的眼界和实力，现在到了拿出魄力的时刻。
就在采访后一个月，李仙德的思考有了答案，晶科落子中东，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建设总投资额达10亿美元的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基地。这是继马来西亚、越南、美国之后，晶科的第四座海外工厂，也是中国光伏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之一，投产后电池及组件的年产能将分别达到10吉瓦。近两年已经有多家中国光伏企业赴中东建厂，有“组团闯中东”之说，而晶科在那里的品牌基础扎实——今年上半年，它在中东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50%。
在直接建厂之外，李仙德也在考虑另一个出海路径——向海外企业输出技术，收取专利与技术使用费。晶科目前已经申请专利近4,200项，在TOPCon技术路线上积攒了462项专利。今年年初，晶科宣布已经允许全球十大光伏企业之一使用它的N型TOPCon相关专利并收取费用。
“既然一定要走出去，那就换一种姿态和姿势走出去。自信一点，你的筹码已经不少。”他在给温州会议的随感里写到。
超越29.43%
1954年在美国贝尔实验室里诞生的第一块可商用太阳能电池，驱动起了一座小小的玩具摩天轮和一台小型无线电发报机。它的太阳能转换效率大约是6%，意味着它每接收到100份太阳光，可以将其中6份转换成电能。
70年后的今天，中国光伏企业已经在大规模量产中普遍实现了24%以上的转换率，在实验室中还能够把这个数值推到更高。受制于物理定律和材料限制，用晶硅制造的光伏电池有一个理论上的效率极值——29.43%。这个其貌不扬的数字在光伏业里却仿佛是一座圣杯，吸引无数企业殚精竭虑，靠着不断的技术迭代和工艺升级向着它无限逼近，不仅为了展示实力，更为了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转换率每提高1%，每度电的发电成本就下降5%至7%。
1954年光伏技术面世时，度电成本大约为300美元；到今天，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部署的光伏电站的度电成本已经低于0.2元，而煤电的度电成本在0.4元至0.5元。在一些光照条件更好的地区，光伏的经济性更加明显。晶科科技2021年在沙特阿拉伯中标的一个600兆瓦项目，就以0.0104美元（约合人民币7分钱）的度电成本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仅过去十年间，全球光伏发电项目的平均度电成本累计下降超过8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几代中国光伏企业的努力。而光伏是一个高负债重资产的领域，企业对技术路线的选择无异于豪赌。在李仙德的回忆中，晶科历史上最惊心动魄也最关键的一场押注，发生在2016年放弃多晶转向单晶时。
单晶硅和多晶硅都可以用来制作光伏电池，但在晶体结构上存在差异，有人将前者比喻成整齐排列的阵队，后者则像操场上自由跑动的人群。单晶硅的能源转化率更高，但早期包括晶科在内的中国光伏企业都选择了多晶路线，因为成本和技术要求都更低。到2014年时，另一家行业龙头隆基绿能率先突破技术难关，全面转向单晶。跟，还是不跟？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李仙德召集10多位副总裁级别的下属开会，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争论异常激烈，最终由他拍板，押注单晶。“你不做产业很难理解，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等于你要完全推翻自己。我们之后用了两年时间，把所有设备都换成了单晶。”他说。
2023年，晶科在暌违全球组件出货量第一位置两年之后重新登顶，是因为它选择的TOPCon技术逐渐成为主流市场的新宠。这种技术在晶硅电池的背面形成一个极薄的特殊涂层，能够更有效地捕捉光子，减少它们的逃逸和反射，从而实现更高的能源转换率。晶科的TOPCon技术领先行业，转化率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最高达到26.89%。
但光伏业的技术迭代很快，一家企业如果在一时领先的技术上押上全部身家，很可能在三五年后就被更新的技术超越，而自己却已经船大难掉头，因此行业中一直有着“冠军诅咒”一说。眼下业内对TOPCon技术也有争议。老对手、2020年至2022年超越晶科成为全球第一的隆基绿能就认为它只是一种过渡技术，很快将会被替代。
但李仙德坚持认为TOPCon技术还有三年到五年的市场空间。他说，在山西大基地建设前，晶科已经预判了未来至少三年的技术路线，而且大基地为技术升级做好了准备：“过去的一条电池产线大概两三百米长，现在八百米长，给未来新设备的导入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一种逐渐进入主流视野，也被晶科所看好的前沿技术名为钙钛矿。钙钛矿是一种不同于晶硅的全新材料，比晶硅的光吸收能力更强，转换效率更高。在实验室里，晶科将N型TOPCon技术与钙钛矿相结合的叠层电池的转化率已经达到了33.24%。
这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能源转换率，常常被各家光伏企业在财报和新闻稿里津津乐道，但意外的是，当我提起晶科的多项“世界纪录”时，李仙德却露出了一丝不耐烦：“我反对很多企业拼命地去讲这些技术的故事。”
他解释道，光伏本质上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客户看重的不是炫技，而是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产品。“无论你的组件多便宜，效率功率多高，未来不被需要的产能就是过剩的。”他说。“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产能呢？本地制造的、绿电制造的、有当地服务团队支持的、有光储一站式方案的，这种产能才是被需要的。”
他认为，“光伏+储能”将是未来电力主要的供应模式。由于依赖光照，光伏发电具有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可利用的小时数远低于煤电，需要储能设备来削峰填谷。眼下光伏已经占到中国发电总装机量的23%，但实际发电量却只占总发电量约5%。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在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按照一定比例，比如10%至20%，配置储能。
对光伏业而言，只有把“光伏+储能”的综合度电成本降到比传统煤电更低，才能够实现终极目标：一个100%由太阳能供能的地球。
为此，晶科从2022年起布局储能业务，李仙德称之为公司历史上的“第一次不专一”。在过去两年间，晶科已经有储能项目建成投运，并出资10亿元成立了一只储能产业投资基金。虽然目前储能业务的营收占比不足5%，但已经被确定为公司未来发展的第二大支柱。
过去几年晶科举全公司之力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将整个制造过程变得更清洁环保。2011年，晶科曾经因为一起固废污染事件而登上新闻头条，此后，“用solar生产solar，用绿色制造绿色”被贯彻为公司文化。2019年，晶科宣布加入RE100绿色倡议，承诺到2028年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2021年，晶科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价值链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今年第一季度，晶科推向市场的名为Neo Green的组件产品，已经100%由可再生能源供能制造。
*****
在整个采访中，李仙德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让我想起他在温州聚会时对同行的喊话：不着急，不害怕。他说，从2006年入行至今，世界对光伏的需求每一年都在增长，不曾有过一次例外，未来也不会逆转，而且光伏本身的竞争力也已经非常明显：不仅是最清洁的能源，而且已经成为最经济的能源，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还会变成最智慧的能源。
一个普遍的行业预期是，世界各国若要实现已经做出的气候转型承诺，到2030年时，全球光伏装机量就将超过5,800吉瓦，大约为目前的三倍。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每年需要新增600吉瓦装机量，这个数字是2023年中国整个光伏行业组件出货量的1.2倍。
这还没有算上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对能源供应提出的新挑战。有专家预测，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至少需要消耗地球已知化石能源储量的两倍，导致很多人惊呼“人工智能的尽头是光伏”。
真实且巨大的需求缺口，就是光伏产业最大的基本盘。它超越了任何资本的、政策的、技术的、贸易环境的周期变化。李仙德因此颇为辩证地说过一句话：“中国和世界一定会和解，而且一定会在新能源上首先和解，因为其他的问题更复杂。”
在采访的最后，我请他畅想20年后的人类将如何使用电。他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和轻松，语速加快，仿佛被问到了一道他真正感兴趣的题。
“我认为改变未来电力供应的一个模式是移动电源。现在我们都是通过光伏发电，充电给电池，然后电池带着汽车跑。如果未来汽车本身就是一个发电体呢？在它的引擎盖上装一个太阳能，它就能跑，边开边发电，边发电边开，不再需要动力电池，这是光伏才能去实现的未来。”
他还这样畅想未来的“新电网”：“储能像地下天然气、燃气管道一样，一节一节置于地下，连接起来，分布式或集中式光伏发的电往下自发自储自用或作缓冲调节。马路边上，停车场地下无数充放电插口，地下储能管道通过人工智能就把所有停着的车里的电池电量进行匹配，不够电的给充上，多余电的给放出来……”
他的畅想并不算石破天惊。毕竟在近10年前，一家名为汉能的中国能源企业就发布过全太阳能动力汽车，但或许正是因为理念过于超前，汉能在数年后宣告破产。然而李仙德相信技术的力量：“过去10年我们把转化效率提升了七八个百分点，按照这个趋势，未来15年到20年，我们就可以实现移动电源。”
光伏业英雄迭出，有着“各领风骚三五年”之说，而李仙德似乎不怎么为行业第一的贵冠所累，或许就是因为他的目光已经穿越到20年后。而且他也足够年轻，完全等的到他所畅想的能源新世界在所有人的面前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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