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能否把握住“一带一路”和企业“出海”的黄金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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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学者孙心悦受访表示，在中国企业出海问题上，香港拥有环境及地理优势、成功和经验优势、金融优势、法律优势和营商优势。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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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心悦，拥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学士学位，硕士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具备近十年国际投行及头部买方经验，负责海外投资及业务拓展，与超过30个国家的政府、300家海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客户开展过合作，对中国企业出海、海外投资、大湾区合作等具有非常深入的观察，具有丰富的“金融出海”经验。她长居香港，与香港金融机构、国际关系学者、港府部门、海外驻香港领事及商会等保持着深度交流。

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近年来，关于香港、深圳、新加坡的比较层出不穷，许多人甚至戏称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遗址”，特别是202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出海元年”，但香港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据你的观察，你认为香港没落了吗？在中国企业出海中还存在优势吗？

孙心悦：作为一个在大陆出生，在海外求学工作，在香港生活了近十年的行业观察者，我有幸与众多国际关系学者、港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出海方面的专家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在企业出海方面，香港不仅拥有显著的优势，而且这些优势在新的全球经济格局中愈发显得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优势发挥到极致。先给一个结论，香港目前最大的机遇就是中国企业出海和国际化。香港能不能在这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决定了香港后续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问：你能具体展开阐述吗？

孙心悦：在中国企业出海议题上，香港有五个方面的优势，即环境及地理优势、成功和经验优势、金融优势，其中包括资本、人才、互联互通的优势，另外还有法律优势和营商优势。

从地理优势看，香港位于东亚大陆南端，地处大湾区心脏位置，是亚洲中点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运要冲，也是东南亚乃至世界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从这一点上，香港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货运枢纽之一以及高效的海运码头，能够便捷地链接全球主要城市，这使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从国内角度看，香港现在是大湾区的龙头城市之一，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的开通使广州、深圳等城市与香港之间的通勤时间大大缩短。从广州南站到香港最快的一班只需48分钟，从深圳福田站到香港仅需14分钟。另外，港珠澳大桥的建成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与珠海、澳门间的联系，香港到珠海的车程只需30分钟。

不要小看这个“一小时生活圈”，这使得以香港为圆心的经贸活动可以迅速展开。现在，两地有不少每周乃至每日往返的人流，比如一些金融机构或出海企业的高管，希望能利用香港营商、海外客户、法律、税务上的各种优势，但更偏好住在深圳，当往返时间从一个半小时缩短到14分钟，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重心就会发生质变，机会由此生成。此前，香港的国际商会可能仅局限于金融峰会，但从去年开始，两地商务人士可以便捷地到对方的场地开会、活动、出差，在香港的人士甚至可以到广州、厦门参加广交会、厦洽会等经贸会，如此资本和产业就有了互相了解、融合的空间。

问：我们常说“一叶知秋”，香港传统上是欧美投资者的聚集地，在中美博弈背景下，香港跟欧美的合作是否也在减少？对此你怎么看？

孙心悦：我们经常说，香港市场是中国的基本面与海外流动性的结合，各方的声音都可以在香港市场快速地反映出来。这几年，确实有一些欧美资本从香港渠道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有所减少，但我相信等市场好转的时候，他们也会随之回来。

但我想特别提及东南亚地区，香港在对接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的过程中是非常有优势。

不少人或许没有注意到，香港与东南亚、南亚经济体系、文化体系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如果中国企业想要出海东南亚，香港其实是非常好的选择。首先，香港直通东南亚多个主要城市的航班，曼谷、吉隆坡、马尼拉、河内、胡志明、金边，飞行距离都在2-3个小时。另外，从族群上，香港有8.4%的人口为东南亚裔、南亚裔，所以，实际上，香港不少民众以及品牌已经和东南亚社群建立了相对密切的联系，比如菲律宾人喜爱的炸鸡品牌“快乐蜂”在香港有非常多店铺，铜锣湾一带的印尼小商店、印尼菜都十分正宗，香港九龙区的“小泰国”十分著名。从上世纪60年代起，泰国商人开始来港进行贸易生意，泰商在香港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虽说这些在港的人群多数以海外劳工为主，人均GDP和消费能力比较低，但依然可以从跟他们打交道中，获得对当地市场的认知，以及跨文化沟通的经验。从文化上，香港M+博物馆举办过“南行觅迹：M+藏品中的东南亚”，香港也有不少类似的展览，希望能在文化上解读和东南亚紧密的联系。

在历史上，不少东南亚华商把香港当作“中转站”、“避风港”和“商业基地”。几乎各东南亚国家都有华商选择投资香港，香港和这些地区实际上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新加坡黄廷芳的信和集团（Sino Group）、马来西亚郭鹤年的嘉里建设（Kerry Properties）、郭令灿的国浩集团（Guoco Group）、菲律宾陈永栽的裕景兴业（Eton Properties）等等。这些香港公司的创办人皆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的首富。

另外，东南亚金融业、企业与香港投融资、私人银行服务等关联紧密。许多东南亚银行在香港都设有分支机构和业务，比如泰国的盘古银行、新加坡的大华、星展银行、菲律宾国家银行、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银行。这些银行一方面承载在香港东南亚社群的个人开户、汇款需求，一方面承载企业间投融资业务、公司贷款、资产管理等服务。券商和投行也是如此，中国的出海企业也可以在香港通过和这些银行、券商的联系，便利地建立和东南亚市场的关系。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日益成为东盟企业青睐的商贸服务平台和海外上市目标地。截至2021年6月，共有633家东盟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约占香港外国公司总数的7%。截至2022年，共有超过80家总部设于东盟地区的企业在港上市，总市值达153亿美元。2023年东盟与香港地区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446亿美元。无论金融还是贸易都有比较可观的量。

问：近几年有不少报道称外资在规模化地撤离香港，对此你怎么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出海企业能否通过香港渠道拿到海外的融投资呢？香港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那你觉得这方面可以如何对接支持出海企业呢？

孙心悦：整体来看，作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拥有稳健的金融体系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在股票、债券和外汇市场上的活跃表现，这为内地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融资渠道和投资机会。据2023年中国香港证监会的调查显示，香港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31万亿港元，同比增长2%，净资金流入急增342%。为内地企业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融资渠道，同时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内地市场的机会。

香港资本和资产的基本盘还是在的，但是我们要接受的是企业来到香港市场，从资本和定价上要面临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竞争，企业需要在香港检验我们的商业模式，好的商业逻辑还是可以吸引到外资。香港的投资者有这么几种：交易极为频繁、闻风而动的对冲基金和套利投资者；欧美长线投资者；中东、东南亚等地的长线投资者；港资投资者；中资投资者等。当前，一个现象是中国资产只能吸引到港资和中资投资者，对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的长线投资者的吸引力存在不足，但我相信，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商业模式的革新，各方不断地交流碰撞，好的资产一定会被看到并被投资。

当谈到吸引外资，我觉得对外资需求欲强的不仅是中国内地产业，更多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和海外业务板块。我们很多出海企业海外收入依然占比不高，不少企业在国内是巨无霸，但在海外的声浪和影响力比较小，更难去设计和参与制定国际标准。近几年，在地缘政治和中美博弈下，本地化投产的趋势只会越来越明显，这就需要我们广泛吸引外资或共同投资我们在海外的子公司、工厂和商业模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涌现出真正优秀的跨国公司。

另外还有人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人才。我在香港生活，我经常说，在香港需要有四个技能才能更好地生活，即普通话、英文、粤语、专业。香港有一大批在四个技能上都非常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还熟悉国际规则和市场动态，能够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这部分投行员工，在投行、券商打拼多年，具有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能力，同时学历优秀、语言能力强又精通财务，如果想要转型，其实是可以通过对产业、行业、具体业务的学习，在出海企业中担任“出海一号位”、海外销售及研发或从事出海研究等。或在原先的机构，利用资本、信息、研究等优势赋能一些出海企业，这也契合国家金融强国、产业升级的战略，让金融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把更多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

问：你提到了营商和法律，在这些方向香港有没有能帮助中国出海企业的契机？

孙心悦：过去近十年，我的工作一直是吸引外资，向海外客户介绍中国资产、中国企业、中国好的商业模式，每天都在跟国外客户打交道，也会经常问起他们的看法，我发现国际舆论对香港政府、营商效率依然认可度很高。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上升两位至全球第五位。在分项指标中，香港“政府效率”排名全球第三，“营商效率”和“基础建设”排名明显上升，跻身全球前十名。

为什么排名会怎么高呢？这里有三个因素，香港存在低税率、简单税制、透明度高。香港的企业所得税，首200万港元的税率为8.25%，200万以上税率为16.5%，相较于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处于较低水平，香港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同样具有竞争力。薪俸税采用分级累进税制，但整体税率相对较低，最高边际税率一般不超过17%，实际征收时往往低于这一水平。此外，香港不征收增值税、消费税、资本增值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间接税，这意味着企业在香港经营过程中可以节省大量税费支出。这种无间接税的政策使香港成为商品和服务交易的理想地，能够促进城市国际贸易和投资。在此同时，香港税制相对简单，税种较少，主要税种包括利得税、薪俸税和物业税三种直接税以及少量的应课税品税（如烟草、酒类等特定商品的消费税）。这种简单的税制结构降低了企业的税务合规成本，提高了税务处理效率。

对出海企业来讲，由于香港税制简单且税率低，企业在税务筹划方面拥有较大的空间。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务安排降低税负，提高盈利能力。此外，香港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重税收协定，避免了企业在跨境经营中的双重征税，这进一步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香港税制透明度高，税法规定明确且易于理解。香港税务局也提供了完善的税务咨询和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遵守税法规定。这种高透明度的税制环境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

此外，香港的公司治理规则也更为灵活。例如，与新加坡相比，在香港注册公司并不需要委任一名香港居民作为董事，任何国籍地区的人都可以担任香港公司董事。这种灵活性不仅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还提高了管理效率，使企业能够更快速地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企业出海之路并不容易，除了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外，资本、法律、会计、咨询、人力资源管理这些要素都非常重要。香港业已积累了大量高水准的国际化专业化服务机构和人才团队，可以提供高水平的法律服务。

香港是大中华区唯一采用普通法的地区，和英国、中东等地的法系是相同的，这种法律架构使欧美投资者对香港的信任度较高，并易于接纳。香港的涉外律师数量和经验在国际法律服务领域中具有显著的优势。截至2024年3月，香港共有约1.1万名执业律师和1600名执业大律师。此外，还有来自31个司法管辖区的约1400名注册外国律师以及70家注册外国律师事务所。另外，香港拥有优秀的争议解决法律框架，并且是国际商事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目前在积极建设打造国际仲裁中心，在2021年的《国际仲裁调查报告》中，中国香港被评为“全球第三最受欢迎仲裁地”。

问：后续香港应该怎么样发挥优势呢，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孙心悦：香港定位为国际超级联系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创科中心、国际航运贸易中心。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特别是“法联通”的作用。

希望香港政界、招商局能够积极宣传香港在其中的优势。202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出海元年”，几乎每个城市都在频繁举办企业出海活动，但香港却很少。一旦没有实时了解出海企业的实际需求，没有资本和产业的交流，那么香港这些优势就无法被看到，无法被出海企业运用起来。

另外，特别是香港市场非常临近东南亚地区，也有数量庞大的东南亚、南亚人口，“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南亚的机会一定要抓得住，在此基础上，逐步发掘在中东、非洲、中东欧合作的机会。

还有一点近几年也有希望突破，大家的传统印象是香港只有金融从业者、律师和医生，但是香港凭借服务业发展较为成熟的优势，可以在资金、技术、人才、经验上为内地企业发展高增值服务。例如，香港的“孵化器”和投资团队在过去五年间已成功孵化并“毕业”了900多家企业，这为内地创科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支持。科学园区目前常驻人口2万人，有很多都是大陆企业，他们提到在这里，科学园会提供资本、人才、税收、产业多方面的支持，让他们在香港研发，成功出海。

此外，结合香港优势，需要用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对待海外投资者。上个月我和比利时-卢森堡商会的负责人交流，他精通十国语言，聊到新加坡和香港最近在吸引外资上的表现，他说近期大陆和香港的客户都问他，怎么才能更好地吸引外资？他说要“Be cool”，更多用外国人喜欢的方式对待他们。他开了一个玩笑说目前新加坡很多负责招商引资的政府人员，已经穿着衬衫，卷起裤边，跟老外客户说老哥，“Let’s rock it”了，而香港的不少政府官员还停留在西装革履，念政策的阶段。

近期，香港举办了一些邀请欧美投资者到香港的活动，主打来到香港不仅能一站式投资中国，也能投资东南亚，这对欧洲及中国出海企业来说，都是好事情，各方能够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平台，进行思想、资本、业务的碰撞和交流。

我认为，每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是一座能不断抓住机遇的“聪明之城”。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企业出海的浪潮，香港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通过深化与内地的合作，加强与东南亚及全球的联系，香港不仅能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有望成为全球创新和商贸的重要枢纽。展望未来，香港可以继续发挥其“超级联系人”的角色，积极拥抱变化，不断创新，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全球挑战，为推动区域乃至全球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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