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从关税制裁到矿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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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中美关税冲突已走向常态化，并加速削弱两国政治互信，中美在矿业尤其是关键矿产上的争夺日渐成为中美全球竞争的主轴。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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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特朗普开启美中贸易战以来，中美两国海关进口关税的协调与冲突就一直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坎”。中美相互展开关税制裁不仅存在于疫情期这一特殊时期，在疫情后也没有缓和的迹象。此前的2000年10月，克林顿正式签署予华PNTR法案，对华关税豁免在美国同意中国加入自身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有极大的分量，可以说PNTR的签署是中美建交后两国政治互信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在2017年12月，中国被特朗普界定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实质性逆转。

这种逆转带来的后果是中国诸多商品面临长期出口壁垒，中国经济加速走向“内卷”，尤其是出口型企业，要不选择看不到头的价格战，竞争特定的商品出口市场，要不选择“出海”开拓，接受新的不确定考验。因为中国长期是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美相互祭起关税制裁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紧张关系传导到社会层面，导致中美出现明显的“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政治情感酝酿与激化。

关税战在深层次上动摇了中美两国起初以经济相互依赖塑造政治互信这一相对成熟的路径，尽管双边贸易依然在中美关系中占据较大分量，但其关键性与战略性已经远不如克林顿与奥巴马时期。时下，中美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关税在实际中的影响力并没有理论上那么消极（即中美依然保持6000亿美元级的贸易额），但中美两国政治精英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中国政府使用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方则采用“民主对抗威权”这一措辞，中方强调美国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带来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而美方则偏向界定政治对抗和采取技术围堵，比如以关键技术的“小院高墙”措施推动中美关系竞争和冲突，并在人权与意识形态等方面升级对中国的指控。疫情结束至今，中美围绕芯片、高等级计算设备、人工智能产品展开了激烈的博弈，一系列冲突深刻地改变了中美关系走向，两国在产业领域的竞争与相对分离亦随即展开。

在疫情及中美关系变革压力下，中国在产业上其实早有准备，中国政策界和产业界认准新能源变革的核心在于动能改变，其中的汽车动力革新性价比最高的是锂电，中国在政府和产业层面对电池业态下了重注，并长期经营以获取优势。当然，硅基太阳能、储能等均是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但其影响力以及规模均无法与锂电池产业链相媲美。欧美均尝试在低碳领域有所作为，欧洲实施立法，推动包括钢铁企业等向亚洲国家转移，以实现欧盟内产业升级；美国则加大对风能以及电池领域外国直接投资的补贴。在这一波全球主要工业大国的新能源革命中，中国结合锂电产业优势迅速推动工业锂电化，这包含了对传统燃气车的电池化改造，无人机以及其他设备的电池化、信息化的复合。中国锂电优势结合信息化优势，在诸多产品上具有显著竞争力，这突出表现为电动汽车以及支撑电动汽车量产的锂电池及其组件的规模化生产，无人机和类人机器人等产品的量产，以及出口优势的形成。

电动汽车塑造了中国新出口优势。由锂矿、稀土、石墨等塑造的电动车优势迅速崛起，并实现对日本汽车制造业地位的赶超取代；而镓等金属构造的中国特种制造业的优势更为突出。中国控制了包括镓和稀土金属在内的供应端，并以此反击美国在芯片及先进军工等领域对中国的制裁。现实是，任何工业生产都离不开矿业原料以及由特定矿产构成的特殊组件。尽管美国在技术上存在较大优势，但特定的矿产以及规模性和持续性获取能力在客观上已成为美国的短板。

美国政治精英在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出口和贸易进行全球围堵的过程中，当然意识到了矿业在维续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囿于美国本土矿业开发政策以及环保需要，尤其是美国矿业企业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普遍衰落，美国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就矿业和采掘业发展进行有效的政治与产业动员。在拜登政府加大发展环保产业的法案《降低通胀法》实施并对太阳能、风能、锂电等产业进行补贴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对矿产的开拓就更加缺乏动力。由于贸易战，中美双方均使用关税制裁手段，关税的效应实际是促成商品以更大的成本实现流通，这一手段很容易在冲突激化之际转变为禁运，比如中国对美国在稀土、镓、高级石墨、天然砂等方面展开了禁运，这在客观上给美国在通讯、制导武器、芯片等方面造成一定困难。从本土角度看，美国政府在短期内难以重启相关矿产的规模性开采，唯一能寄希望的就是采取美国经济外交中比较擅长的联盟战术，并在中国存在优势的金属领域展开预防性削弱措施，主要的目标是弱化中国持续获取金属矿物上的供应链网络和产业优势。

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挪威、瑞典、英国和欧盟都是美国主导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成员。美国拟通过各类渠道和发展融资、出口信贷机构与私营企业合作支持“关键矿产项目”，力图保持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的一系列矿业投资与贸易和矿源获取上长期存在的优势。同时，在经济外交上，美国积极通过各种手段推动对特定矿业的投资，包括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甚至拟采取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这一特殊手段。

冲突来源于中国存在的压倒性优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企业控制着全球90%的稀土加工能力以及半数以上的钴、镍和锂矿加工能力（这些金属被用于制造电动汽车电池）。中国政府鼓励特定的矿业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一带一路”金融项目和基建项目换取特定对象国家的矿产权益。无论是中国国内的矿业加工还是远洋运输能力，均助推中国可以规模性地加工各类矿石，比如中国的粗钢和铝锭出口，以质优价廉量大而著称，这种出口能力是惊人的，富有国际竞争力。而美国的经济长期依赖外包，并大量进口矿物初加工产品及原料，本土的采掘业则因立法、环保以及联邦与州政府的矛盾而较难在短期内展开。在国内难以实现有效产业动员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更偏向进行国际拓展盟友在矿务上的合作，这些盟友国家中有一些拥有世界影响力的矿业公司，比如印度的韦丹塔资源公司、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BHP Group Limited）、英国的Anglo American PLC、加拿大的巴里克黄金等；中国著名矿业企业包含了神华能源有限公司、兖矿、紫金矿业、江西铜业、赣锋锂业、国轩高科等，尤其在新能源所涉金属以及金矿等领域，中国的优势是显著的。

现实看，中美两国均在布局对全球矿业的争夺，只不过中国较早地利用在稀土矿方面的优势并在国内和国际展开锂矿开拓，聚焦新能源电池领域产能突破，并迅速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尽管美国政府并不完全排斥新能源，但其规模、控制力和影响面远不如中国。美国政府的优势在于善于动员盟友组建“关键矿产联盟”，而中国一方面以“一带一路”作为合作契机，推动对非洲、南美洲等地的矿业开发，甚至在关键矿业比如锂矿和镍矿上，通过商业收购或长期经营等方式实现对若干国家矿产近乎控制的效果。

中美在科技层面已走向相对封闭，科技要素流通渠道日益逼仄，产业竞争业已指向规模化的生产和贸易，无论是中国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还是美国的“再工业化”，归根结底都得依靠制造（工）业为基础，这就需要大规模的矿业作为支撑。在中美两国竞争都同步强调军民两用工业作为后盾的背景下，尤其是中美两大军事大国面临战争风险的现实下，军工企业的生产就更需要包括铁矿、铜、镍、钨、锌等金属加持，而金融与货币稳定性的竞争又离不开黄金储备，这就需要足够的矿山和矿藏、供应渠道及稳定的供应商，而特定原料的生产国和地区权重显然会被抬升。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基于产业而形成的商业关系的冲突正在深刻地影响中美关系。

中美关税冲突已走向常态化，并加速削弱两国政治互信，中美在矿业尤其是关键矿产上的争夺日渐成为中美全球竞争的主轴。关税冲突和矿业冲突表明，美国正试图弱化中国的出口优势，中美全力争夺新一轮工业化基础原料并由此展开全球矿务竞争的趋势已越发明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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