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业率再抬升背后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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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菊：中国应尽快多渠道开展青年就业支持计划，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并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采取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裘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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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为全面部署就业优先战略确立了政策框架和方向。这一背景下，本文重点关注青年失业率问题，旨在剖析近期青年失业率抬升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8月份中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8.8%，较7月份上升了1.7个百分点，较年初上升了4.2个百分点。一般而言，受毕业季影响，青年失业率最高点通常出现在7月份，此后转为下行，即便经济状况不佳的年份，例如新冠疫情期间，8月份青年失业率也倾向于同比持平或缓慢下行。综合多个维度的宏观和调查数据，我们认为当前青年失业率攀升不能简单归结为季节性因素。

考虑到青年失业率对经济周期的高敏感性，以及该指标对家庭消费信心和社会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应高度重视该指标抬升背后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并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避免青年失业率再度突破新高，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更多负面影响。

一、青年失业率攀升的风险影响

高青年失业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成为世界性挑战，发达国家的青年失业率普遍攀升，欧盟平均青年失业率达到20%以上，西班牙、希腊等国甚至超过了40%。青年缺少就业机会、对社会不满和对未来生活前景的焦虑成为世界范围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2年的报告《青年就业危机：该行动了》，世界上82个国家的一千多个城市在2011年发生了青年抗议活动，包括由突尼斯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西班牙“愤怒”运动和马德里广场占领运动，希腊的抗议活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色列和智力等国的青年抗议活动等等。

除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有众多研究表明，高青年失业率对相关代际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长疤痕效应”。就个体而言，经历青年失业、求职时间长、长期处于非工作状态会造成个人丧志、对社会信任度降低、以及对未来悲观的预期。这些情绪在家庭、社会群体中积聚和传递，甚至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消费需求，拖累经济增速。

二、当前青年失业率再抬升的原因分析

（一）青年就业对经济调整和转型具有高敏感性

在经济调整和转型时期，由于青年就业者刚刚迈入职场，或处于职业起步阶段，缺少经验或特定的专业技能，在职场的谈判能力弱，且从事临时、合同工或兼职的比例相对较高，往往更容易受到职位消减，以及经济转型、职业技能需求变化的冲击。相较而言，成年人受到经验、劳动合同，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的保护，特别是在岗位相对稳定的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雇佣关系较少受到市场周期的影响。因而，青年失业率随经济情况的波动往往要比成年人失业率的变化更为剧烈。也正因如此，相对成年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在中国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指标，更能反应经济的健康状况、短期波动，以及结构性变化。

（二）私人部门用工收缩和创造就业活动减少

根据2018年的数据，私人部门吸纳了中国80%的城镇就业，创造的就业占每年新增岗位的90%。根据第三方机构发布的《2022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和《2022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显示，53%的本科生和近70%的高职毕业生受雇于私人部门，相应国有部门的就职占比则分别为20%和17%。此外，2020年数据显示，超过40%的16-19岁青年和接近35%的20-24岁青年从事消费相关的服务工作。而中国服务业中，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占比超过一半，特别是生活与消费服务业，民营经济占比超过75%。由此可见，民营经济的景气程度和青年失业率水平会是高度相关的。

2021年以来，尽管中央层面密集推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利好政策，且民营经济部分行业亮点凸出，但整体上看尚没有扭转下行的趋势。凸出表现为私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负增长，私人企业平均用工人数连续数月增长率为负，民营企业占比较高的服务业PMI从业人员指数8月份仅为45.9%，且也是连续数月处于收缩区间。另有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市值最高的100家上市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市值占比已经从2021年同期的55%大幅收缩至33%，反映了市场和投资者对于民营经济的悲观情绪。

此外，私人部门的投资和创新活动也出现了断崖式下降。截至2024年8月底，人民币风险投资基金累计金额仅剩53.8亿美元，而2022年这一数字是884亿美元，2023年是164亿美元。风险投资基金日益枯竭的同时，是私人部门创业活动进入冰冻期。2018年风险投资支持的新创立企业有51302家，而2023年仅有1202家，2024年持续下滑，截至8月底，仅有260家。

作为青年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私人部门用工收缩、投资持续减少、以及创业、创新活动的停滞，无疑会对青年就业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如果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青年失业率预计还将不断攀升。

（三）国有和公共部门吸纳青年就业能力有限且缺少弹性

中国国有部门从业者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12%。高学历人员在国有和公共部门就职比例相对较高，例如20%的本科毕业生就职于国有部门，21%就职于政府和公共机构。国有部门和公共机构就业相对稳定，同时也意味着这些部门就业容量随市场变化的调节能力较弱。在当下私人部门用工减少，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创新高的情况下，国有和公共部门无法灵活吸纳新增的就业需求。更何况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下，中国国有企业的用工数也出现了连续数月的负增长，且收缩幅度甚至要高于民营企业。

（四）经济结构调整放大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

经过多年的高校扩招，一方面，中国人力资源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另一方民，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也给青年就业市场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中国高校培养体系的改革无法跟上经济发展需要，培养了大批仅有高学历却不具备市场适配技能的毕业生。加上近年来自动化、智能化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加剧，造成就业市场常常出现空缺岗位和求职人数双高的局面，诸如研究生学历竞争保安、保洁等岗位，大批外卖员拥有本科学历等新闻也是屡见不鲜，极大打击了青年就业者信心，甚至鼓励一部分青年人成为自愿失业的“躺平”一族。

三、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风险和原因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多渠道开展青年就业支持计划

从国际经验来看，向企业提供青年人雇佣补贴或减税优惠，是可以短期内快速提高青年就业率的办法，例如可以仿效欧盟一些国家，推出“青年就业合同”，并针对这一类的合同设立税费减免或补贴。可以动员公共部门直接创造临时性岗位，用于支持社会服务、福利保障等社会公共项目。即便是临时性岗位且低薪，也将有助于疏解失业压力，并帮助青年人累计工作经验，度过困难时期。此外，应考虑尽快放宽户籍限制，使得青年求职者更少受到地域选择的限制，在全国大市场内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大力支持私人部门创业创新活动，鼓励新就业岗位的创造

解决青年失业率高的问题，根本上还是需要恢复经济活力，特别是吸纳和创造就业能力最强的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力。应持续推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落实，保持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避免政策波动，增强企业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和信心。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企业和企业家的法律安全感。鼓励和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持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市场垄断行为，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健康、有序竞争，共同繁荣中国式现代化。此外，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重点支持创新企业和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推动民营经济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等新质生产力行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服务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建议采取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政策组合

短期建议开展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参与的职业培训计划，以多种形式尽快提升青年求职者的职业技能。例如可以参照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学徒制”，让求职者以“学徒”的形式在企业中接受培训，政府、企业分担培训费用，既可以缓解当前青年失业压力，也可以帮助青年人尽快获得同就业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技能。同时，由政府牵头，联合高校和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在技能提升的同时，为青年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同时发挥匹配工作机会的作用。

长期应持续推动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增强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服务属性。一则，应提升职业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学历的认可程度；二则增强高校和企业、市场的互动和合作对接，将企业实践、实习项目系统化纳入高校培养体系。此外，长期还应建立系统性失业和职业保障体系，为青年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职业培训和再就业等一条龙服务，减少青年失业对个人和社会负面影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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